高展

【摘 要】 本文拟探讨中苏友好关系隐藏之下的两国深层次矛盾，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借鉴历史和文化因素浅析中苏友好关系的脆弱意识基础，并为当前中俄关系的发展提出建议：以建设性战略性的眼光发展两国关系；我们要继续提升公共外交水平，建立立体层面上的中俄关系，提升民族之间的友好感；我们应当考虑建立一种高层果断决策、总领全局与注重民意基础的综合式决策方式。从而减少中俄关系中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

【关键词】 中苏友好；脆弱基础；历史问题；民族因素；个人层面；建议

上古纪五十年代建国初，中国便在毛泽东“一边倒”政策的指引下大力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全面倒向社会主义大家庭使得中国与苏联的友好关系逐步发展，《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使其达到了一个高潮阶段，全国范围内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制度歌功颂德。在社会层面，从上到下成立各级中苏友好协会，各地刊登大量歌颂苏联的歌词、鼓词、二人转、诗歌、快板、春联等文艺作品，在全国各地也纷纷树立学习苏联的典范，宣传苏联模范，宣传学习苏联的成果。在这段时间内，中苏关系可以说进入了“蜜月期”。

但是，这样一种友好互助、不分你我的对中苏关系的意识并不如标语、徽章、大字报那样牢不可破，它的建立是基于一种行政命令及现实利益的刺激，归根结底还存在其脆弱性。它来源于国家层面的历史因素，社会层面的民族理念以及个人层面的决策范式。

一、国家层面：复杂的历史问题

1、直接鲸吞中国领土

中国与苏联同为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又兼具绵长的陆地国界。在长久的对外交往中，不可避免要有交集。作为一个极具扩张性、竭力寻找出海口的帝国，沙皇俄国于17世纪便因领土需求与当时的大清王朝交战，虽然并未讨得好处，但在1689年，根据《中俄尼布楚条约》，沙俄获得了贝加尔湖以东到尼布楚一带原属中国的土地。1727年，沙俄又根据《中俄布连斯奇条约》和《中俄恰克图条约》进一步获得了贝加尔湖东南和叶尼塞河上游一带的土地。进入19世纪，清王朝羸弱式微，沙俄对中国领土进入大规模吞并时代。1858年和1860年，沙皇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了中国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其中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约40万平方公里。在中国西部，《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又使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斋桑泊以东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尽归沙俄，此外，在强占中国伊犁10年后，沙皇俄国于1881年和1884年，先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和一系列勘界议定书，割占了中国7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2、通过间接手段分割中国

在十月革命推翻封建王朝，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后，苏联并没有遵守其对外政策的准则。反而积极策动中国边疆地区的独立活动。通过另一种形式扩大苏联势力范围。首先是1921年，苏俄红军以支援东方被压迫人民解放斗争的名义开进唐努乌梁海，在扫清当地俄国白党之后并未退出，反而积极推行当地的苏维埃进程，鼓动甚至强压唐努乌梁海并入蒙古；其次是苏联对于日本扶持的伪满朝廷的官方支持等同于承认了中国东北的陷落；最后是在雅尔塔秘密协定中，斯大林要求承认外蒙的独立地位，并将库页岛并入苏联。这种通过秘密协定的方式分割中国领土的行为，也是中苏关系中难以割舍的历史问题之一。

3、中苏友好关系中的不平等

中苏友好条约确立的中苏关系之下也存在很多阴影，例如，在友好条约签订后，苏联又迫使中国签订了《补充协定》，这实质上是想长期控制中长铁路和旅顺口，把中国的东北、新疆作为两个势力范围；其次，在建立中苏合营公司时，苏联断然拒绝中国方面为利于掌握控制权而多占一点股份的提议；其三，苏联以一般必需性物资援华，但却要求换取中国的稀有金属等战略物资；其四，在签订橡胶协议时，苏联还要求中方在未生产出橡胶前须从国外购买再转给苏联，而价格不得超过国际市场价格，若不能如约供应，就减少对华汽车援助等。其五，1950年，中苏按照东欧模式设立了一些合营股份公司，以开发新疆的矿业和建立苏联工业发展急需的配套产业为主，这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体现了苏联强调建设本国工业而牺牲他国农业，不顾中国具体国情的做法。在若干不平等规定之下，尽管中国基本接受并做出了妥协让步，但这是在建国初期中国百废待兴急需外援的情况下的不得已而为之，在经历了十余年的发展之后，原本的不平等做法必然成为两国关系龃龉的一大诱因。

二、社会层面：矛盾的民族对外理念

中华民族的对外理念深受传统的华夷秩序所影响。这个秩序有着它的历史的与社会的局限性，归根结底，作为古代阶级社会的对外关系产物，它深深打着古代中华封建帝国对外职能中不平等的阶级烙印。诚然，“华夷秩序”是和平的。但它的“和”是有先决条件的，这就是所谓“一”，即由中华帝国及其统治者皇帝来大一统，“一统华夷”。彼此之间，是“治与奉”的关系，是“抚驭与事大”的关系。从出发点上讲，中华帝国就将自己摆在与其他一切邦国不平等的基础上。中华民族始终居于一种居高临下、凌驾一切的地位。因此，费正清认为，在处理自己的对外关系时，一有机会，中华帝国那种傲然自大的大国主义的意识，就会在它的各种运作上打下深深的烙印。中国的这一传统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新中国建国初虽然外交上是倒向苏联，但中共不会成为苏联的傀儡，她还具有极强的自主性与自尊感。

相较于中华民族，俄罗斯民族历来具有沙文主义色彩和理想化情节。首先是其自恃与众不同的文化特殊化思想。恰达耶夫曾写到：我们从来没有和其他民族走到一起，我们不属于任何一个人类种族的某个家庭，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没有这样和那样的传统。[1]这样一种思想，结合东正教的专制色彩和俄罗斯民族历来唯上是从，崇拜英雄的传统，就容易导致沙文主义情节。其次是理想化色彩，东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俄国的宗教思想家就努力想把俄国树立成为新的东正教世界中心。1510年，普斯科夫修道院院长菲洛费依向伊凡三世的继任者瓦西里三世写信说道：“第三个新的罗马——你的强大帝国，是全体神圣信徒的都会……在普天下你是唯一的基督教沙皇……看啊，两个罗马衰落了，第三个罗马在屹立着而第四个不会出现。”[2]此外，俄罗斯文化中还具有独特的“弥赛亚救世意识”。“第三罗马”的表述奠定了萌芽时期俄罗斯思想的基本内容，“弥赛亚意识”则整合了俄民族的传统文化与东正教的特殊救世思想。这两种思想结合所产生的“救世主义”思想对俄罗斯民族产生了极大影响，使得其整体思想具有理想化色彩。

两种文明具有截然不同的民族特性，一个是内敛但具有极强尊严感，另一个外向并兼具理想化，这影响到两国整体社会之间的关系，使其并不会铁板一块，而是在表面光鲜下隐含着对彼此的不理解与不信任。

三、个人层面：不稳定的领导者关系

中苏之间的关系受两国领导性政党共产党的决定性影响，而两国政党又基本受最高领导决策层控制。这就导致了中苏关系具有极强的不稳定性，容易为决策者个人喜恶所影响。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之间不同的经历和性格造成了两人间沟通交流的困难，毛泽东是富有理想主义思想、极强民族自尊感和封建领导人性格的领导者，而赫鲁晓夫则未受过良好教育，性格毛躁，这就造成了两者之间的矛盾。赫鲁晓夫在很多场合的行为都令毛泽东感到不满，首先是在公开场合有失检点，信口开河，例如，1959年10月，在他访华时教训中国为了一片寸草不生的荒山——西藏而同印度发生冲突很不值得，还指责中国激化了中美关系。1960年10月，他又当面对邓小平叫嚷：“你知道的，高岗是我们的一位好朋友，可你们中央却清除了他，这就是对我们不友好。你们不是喜欢莫洛托夫吗？你们把他拿去好了，我们把他送给你们。”[3]此外，他还攻击毛泽东为“好斗的公鸡”、“破套鞋”。这种对中国的不尊重不仅令中国不满，甚至苏联本国高层也觉得不妥。其次是赫鲁晓夫爱出风头，经常站在第一前线，使中苏很多问题失去转圜余地。最后，赫鲁晓夫在上台前后表现得判若两人，显示了极度虚伪的政客形象，这也令毛泽东感到不满。

转观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在性格上是一个很易于激动和情绪化的人，此外，由于领导中国获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国际社会地位极高，也滋长了他的自满情绪，对于对自身的批评也逐渐无法接受。例如，1959年7月18日，赫鲁晓夫在波兰访问时对中国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了公开批判。7月21日，苏联《真理报》对此作了公开报道。赫鲁晓夫说：“可以理解，把个体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这是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曾碰到过不少困难。在国内战争一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公社是组织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群众的觉悟。结果是大家都想生活过得好，而在公共事业上又想少花些劳动。正所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就令毛泽东十分不快。面对两者的矛盾，毛泽东在处理中往往依靠自己的经验和主观臆断而不是客观分析，赫鲁晓夫也缺乏化解矛盾的能力，只能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来解决。这就使两人都无法正确理解对方发出的信息，同时也激发了两国之间的冲突。

四、结语

由于中苏两国在个人、社会、国家层面都存在未能解决的矛盾冲突，这就导致中苏友好的关系犹如建立在易于坍塌的沙堆之上，极具不稳定性。这也使得中苏关系的破裂存在必然性。

历史上中苏友好关系的脆弱性为我们建立当前中俄友好关系也提供了经验与启发。首先，中俄两国妥善处理了全部领土划界问题，这就使得历史问题对两国关系的掣肘有所减弱。但是，两国依旧要正确认识历史问题，在不忘记过往的屈辱历史的前提下，我们应该将中俄关系放在新的国际大环境下看待，以建设性战略性的眼光发展两国关系。其次，中俄两国要继续加强两个民族之间的联系与了解，我们要继续提升公共外交水平，在落实官方手段的同时支持辅助民间非政府组织的对俄交往，建立立体层面上的中俄关系，提升民族之间的友好感。最后，在对外决策方式上，我们不应实行简单的集权机制，但也不能全盘采纳西式民主决策，让民意左右对外政策尽管有符合国家整体利益的好处，但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一来我国当前的公民社会发展程度还没有达到要求。二来，过分的民主容易受到恶性挟持。三来，历史上的秘密外交、少数人的外交也未尝不是一种良性选择，梅特涅、俾斯麦与塔列朗在这方面都能够长袖善舞，最大限度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因此，我们应当考虑建立一种高层果断决策、总领全局与注重民意基础的综合式决策方式。从而减少中俄关系中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

【注 释】

[1] 徐佳妮.论东正教对俄罗斯精神的影响[J].西伯利亚研究，2006.33（4）.

[2] [俄]M.P.译齐娜等著，刘文飞、苏玲译.俄罗斯文化史[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3] 徐晓天等.新中国与苏联的高层往来（下）[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613.

【参考文献】

[1] 蒲国良.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性格冲突与中苏大论战[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5）.

[2] 冯春龙.论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J].求索，2003.3.

[3] 何芳川.“华夷秩序”论[J].北京大学学报，1998.35（6）.

[4] 张龙平.费正清关于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战略未能持久原因研究[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12.14（1）.

[5] 沈影.苏联领土扩张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6] 张彬，张广亮.浅析中苏同盟关系破裂的历史原因和影响[J].人文论坛，20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