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鼎

[摘 要]淞沪抗战爆发后，大批难童流离失所，上海民间难童救济机构纷纷建立，与中共上海地方组织的难民工作紧密结合。探究中共上海地方组织领导下的上海难童工作，可以管窥这一时期党的难民工作和统战工作。

[关键词]抗战时期；中共上海地方组织；难童工作

[中图分类号] K265.9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04-0005-03

“八一三”事变后，大量流离失所的难民聚集租界，其间也包括了大批难童。此时，上海社会各界组织的难童救济机构应运而生，并与中共上海地方组织领导下的难民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在中共上海地方组织的领导下，这些难童救济机构不仅妥善地解决了难童教养问题，并且被打造成为隐蔽的抗战堡垒，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探究中共上海地方组织领导下的上海难童工作，可管窥这一时期党的难民工作和统战工作。

一、中共上海地方组织的

难民工作与具有代表性的难童救济机构

（一）成立难委，加强对难民工作的领导。1937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成立。时值淞沪沦陷，战线西移，大量难民涌现。按照“根据（难民）不同的阶层，不同的要求，教育他们，组织他们，并且争取他们里面的优秀分子到抗日团体和党里来”[1]的工作方针，中共江苏省委即于同年12月成立难民工作委员会（难委），由省委组织部部长王尧山统筹负责，以加强党对难民工作的领导。通过努力，在上层人士中，中共有了许多可靠的朋友，如上海市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慈联会）的赵朴初，公共租界工部局的陈鹤琴等。通过他们，中共上海地方组织团结了包括国民党进步分子、宗教界人士、民族工商业者、社会名流等一大批抗日爱国力量，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力地支持和掩护了难民工作。

中共上海地方组织通过文化界救亡协会吴大琨，中共党员许幸之、许晴、焦明等人与赵朴初建立合作共事关系，尔后又调派曹荻秋、刘述周、陈国栋、韩念龙等中共党员转入难委系统，进入难民收容所负责行政领导和事务管理工作。在难委和赵朴初等的努力下，慈联会及其难民委员会前后共建立难民收容所50多个，累计收容难民约50万人次，成为抗战初期上海规模最大、收容难民最多、时间最长、办得最好的一个救济团体，同时也成为中共上海地方组织领导难民工作的重要阵地。[2]由于各收容所正副所长90%是中共党员，且与难民同吃、同住、同活动、共甘苦，为难民的利益而斗争，将他们紧密地团结在周围。这为难委领导慈联会50个收容所的工作，贯彻党的难民工作决策，创造了条件。

总体看来，抗战初期，中共上海地方组织将难民工作与统战工作相结合，取得了突出成绩，同时也为中共领导下的难童救济机构的建立和难童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二）中共上海地方组织领导的代表性难童救济机构。抗战时期，上海难民救济机构数量庞大，多数机构内男女老幼聚集。具有代表性的以难童为主体的救济机构，一是净业教养院。1940年初，上海佛教净业社副社长关絅之接收上海国际救济会移交的无法遣散的孤儿难童80余名，连同本社收容所遗留难童共百余人，建立净业教养院，由赵朴初主持院务。院址设在赫德路（今常德路）418号觉园内。二是工华难童收容所。1938年，赵朴初与工部局华员总会李伯龙、张菊生倡议举办难童教育，在各难民收容所中遴选一批11至15岁左右的优秀难童，成立工华难童收容所。1940年难民工作接近尾声时，工华难童收容所在各方支持下，决定秉承“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成立上海幼幼教养院，继续难童救济工作。三是慈联中学。1939年12月，慈联会主办了一所难童中学，取名慈联中学，学生来自各难民收容所，先后入学有二三百人。四是大慈妇孺收容所。1937年12月间，慈联会收容股下属恒顺、卿云、葆壬3个难民收容所合并为大慈妇孺收容所，专门收容救济难童和妇女。

上述难童救济机构，都是在中共上海地方组织领导下展开活动的，在这些机构内建立党小组和党支部，在发展党员、壮大党的队伍的同时，逐步加强对难童工作的领导。净业教养院由中共党员段力佩、马崇儒、计淑人等人担任领导骨干，负责具体的管理和教育工作；工华难童收容所历任所主任均由中共党员担任，且于1938年4月建立党支部，党员共计11人；慈联中学由职协党团成员、时任神州职业夜校校长许德良兼任校长；大慈妇孺收容所于1937年12月建立党小组，1938年4月建立党支部，该支部两年内共发展党员27人。

二、中共上海地方组织领导的难童工作的两大特点

（一）重视难童进步的文化教育。中共上海地方组织领导下的难童救济机构，不仅把难童暂时收容起来，免除他们流离失所、啼饥号寒之痛苦，而且教导难童做人道理和文化知识，“故曰教育难童，比救济为更要也”[3]。通过上层统战工作，争取到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的支持，成立了上海难民教育委员会，申请领取教育经费，使难童文化教育列入收容所的工作范围之内。[4]

计淑人、段力佩等中共党员管理下的净业教养院，在进行难童教育过程中，将做人道理与读书识字有效结合起来。一方面，为了增加难童正确的知识，将全体院生分为两教室四组，教授国语常识和算术，一年分四个学期，并与儿童图书馆联系，定期借来若干册书籍供院生轮流阅看。[5]另一方面，教养院教师认为，真实的教育，其范围本不应仅限于书本之中、课堂之内，而应当广及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一言一动，无不是教育的题材；一时一处，无不是教育的机会。教育难童，并不是采用威吓或责打的方法，而是借重感化和说服。把做人的道理，融化到他们的书本里，他们的日常生活里，乃至教师本身的态度言语里。揆诸实际，这种教育方法，在当时来说，已然具备了进步意义。即使是抗战胜利后，净业教养院迁至宝山成立的“上海少年村”，依然“以精神感化为原则，务使个个儿童培养成为一个健全的公民”[6]，延续着净业教养院进步的教育方针。

（二）组织难童开展形式各样的生产自救活动。难委领导难民收容机构坚持文化教育与生产自救相结合的工作方针，组织“发挥难民一技之长，自己动手改善生活”的生产自救活动。[7]在这当中，大慈妇孺难民收容所根据难童的特长，从几家内衣厂、服装厂拿来边角料，编织加工成手提袋，送到商店代销。上海幼幼教养院实行半工半读制，院中设有编织、摇袜、藤工和磨粉部，按院生的年龄、性别适当分配劳动项目等。

同上述做法相类似，净业教养院根据社会需求，在日常生活中向难童传授成为工场工人的技能。“学习技能用自己的劳力换饭吃”，成为净业教养院在生产工作中的信条。教养院工艺组下设养兔、西服、皮鞋、成衣等七个小工场，根据全体院生的年龄、能力和兴趣分派在各工场学习，由各工场技师或管理该工场的先生指导并分配工作。经过学习，院生“皆粗具技能”，制作商品因“取费低廉，交货迅速”[8]而深受顾客好评。这种生产自救活动不仅贴补了教养院的救济经费，改善了院生生活，而且有利于发挥难童的创造力，较好地贯彻了“得有一技之长，克以自立于社会”[9]的目标。

三、难童救济机构成为隐蔽的抗战堡垒

在抗战时期的难民工作中，中共中央给中共上海地方组织布置了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坚持上海的城市工作，积极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积聚力量；另一方面，输送力量到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中共上海地方组织积极贯彻执行这两项任务，不仅是在难民工作的三年中，还一直延续到了抗战胜利，将民间难民救济机构从单纯的社会收容场所，转化为党开展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培养抗日生力军的大学校。党组织联合社会各界爱国统战力量，将民间难童救济机构打造成为隐蔽的抗战堡垒，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对难童进行抗日救亡和爱国主义思想的灌输，使难童救济机构成为抗战力量的“输油管”。难委在全市50余所难民收容所开展工作，组织近50万难民进行抗日宣传教育。[10]收容所内的教育工作一般采取文化教育和抗日救亡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内容大多围绕着抗日救亡这一主题。具体措施如：引导难童读战时书籍，使他们正确地明了抗战的意义；组织歌咏队，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办墙报、贴标语，介绍抗战形势，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等。由于难童救济机构的行政领导大都由中共党员担任，抗战救亡思想教育也因有了组织保证而得以顺利实施。如慈联中学寓政治思想教育于课程设置、文化教育和各项学生活动中，以抗日救国为中心，密切联系形势，提高学生的抗日救国意识，并相应地培养学生从事社会实践，参加敌后战场革命斗争的独立工作能力。净业教养院教师经常将抗战救亡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贯穿于难童日常教育之中。比如，为什么会成为难童？为什么要遭受苦难？用各种办法来提高院生的认识和觉悟。通过晚饭后睡觉前与院生三三两两谈心，努力让他们都能担负起一份抗日救国的责任，使他们都能成为抗战中灵活而英勇的战斗员。此外，教养院还通过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模拟军事演习、战地救护、文艺表演、纪律思想教育、唱抗战歌曲、讲爱国故事，不定时举行时事讲座，揭露日军暴行等，让院生潜移默化地接受抗战救亡思想的洗礼。

经过抗战救亡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难童，在中共上海地方组织和社会统战力量的引导下，逐步成长为一股激昂蓬勃的抗战力量。1938年夏，难委根据八路军驻沪办事处要求，以为难胞进行技术教育的名义，创办无线电报务员培训班，挑选各难民收容所中表现较好、具备相当小学毕业程度的难童作为学员。由中共上海地方组织和赵朴初负责具体工作。培训班前后共开办两期，两期合格结业的学员中有38人由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秘密送往新四军根据地。慈联中学虽然规模不大，存在时间不长，却在短期内为抗战培训了大量后备力量，全校在册学生295人，先后参军的就有112人。[11]净业教养院虽然招收的难童不多，但也是倾力培养，为支援抗战贡献一份力量。据段力佩回忆，教养院培养出来的院生有一部分自主选择赴苏北、浙东参加新四军和四明山区游击队，从此走上抗战救国的道路。

（二）利用慈善机构的宗教背景作为掩护，将难童救济机构打造成为抗战力量的“避风港”和抗战物资的转运站。中共上海地方组织积极联合佛教界统战力量，利用佛教慈善机构的牌子作为掩护，秘密开展地下斗争。1937年12月，恒顺、卿云、葆壬3个难民收容所合并为一所，取名大慈妇孺难民收容所。此名由赵朴初所取，寓意大慈大悲。之所以改名带有佛教色彩的“大慈”，即是便于掩护。与大慈收容所性质相同，净业教养院规模不大，工作人员也较少，对外挂的也是佛教慈善事业的牌子，很少为日伪所注意，因此有利于抗战工作的开展。

正是得益于此，一方面，以净业教养院为代表的难童救济机构成为抗战力量的“避风港”。中共上海地方组织与赵朴初紧密合作，将遇到危险的中共党员，如焦明，马崇儒、万流一等，转到教养院来隐蔽；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必要时也会来此隐蔽，比如，皖南事变后有方南君等百余名新四军小战士曾驻足于教养院，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转移到苏北抗日根据地。

另一方面，以净业教养院为代表的难童救济机构成为抗战物资的转运站。赵朴初在慈联会从事难民工作时期，中共上海地方组织就曾与他秘密合作，操作过根据地战略物资转运事宜。例如，1938年至1940年初，上海党组织募集到的几批医疗器械和西药，在赵朴初的掩护下，秘密存放于仁济堂慈联会办公楼内。随后由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派人分批取走，送往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共上海地方组织在赵朴初主持净业教养院期间，与他延续着这种合作。据教养院院生王成根回忆，当时日军明令禁止战略物资流入根据地，在赵朴初的帮助下，惠群布厂厂长陈诚中（中共党员）冒着风险把拆开的织布机送到净业教养院内隐藏，尔后陆续转运到新四军根据地；作为赵朴初难民工作时期的老同事，吴大琨也曾把收发报机等稀缺物资放置于教养院内，随后再通过可靠途径送交新四军，为支援抗战贡献了一份力量。一定程度上说，上述史实也是抗战时期中共统战工作的一种成功体现。

参考文献

[1]关于新环境下上海组织工作的决定[Z].上海档案馆存，1937-12-29.

[2][7][10]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上海史（1920-1949）（下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036.1041.999.

[3]上海救济难民儿童教养院新屋落成纪念册[R].上海图书馆藏，1939.2.

[4]中共上海党志编纂委员会.中共上海党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214.

[5][9]流浪儿童教养问题——净业教养院第一次报告[R].上海图书馆藏，1942.22.2.

[6]申报[N].上海图书馆藏.1946-07-15.

[8]申报[N].上海图书馆藏.1942-01-20.

[11]李晓兰，黄亦君.“八一三”事变后中共在上海的难民工作[J].兰台世界，2009（5）.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静安区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卞吉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