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刚

对古埃及文明了解甚少，没有亲眼见过的金字塔，以及在域外的数家博物馆看到过的古埃及的大量文物，只给我留下了一个强烈的印象：古埃及人活着的时候，似乎全部劲头都用来思考和应对死亡了。前些时来华讲学的德国知名埃及学家、文化记忆理论的奠基者扬 ·阿斯曼（Jan Assman）的一席话，倒似乎是印证了这一点。在阿斯曼看来，古埃及人全部活动的中心议题，归纳起来无外乎两个： “如何得到后人永久的回忆 ”和“以什么样的形式记忆先人 ”。

死亡让所有的生命，不断地成为过去。寻常情况下，过往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难免坠入忘川。正像济慈的诗句所云：“人的一生，不过是把名字写在水上。”被人遗忘是自然的，被后人的记忆所眷顾，反而是特殊的和异常的。可是，“人过留名，雁过留声 ”，想要被别人想起、被后人记住，又仿佛是人心中最常见不过而近乎本能一样顽固的愿望。在中国，要按《吕氏春秋》的说法，夏禹的时代，就开始了 “功绩铭乎金石 ”的传统。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从神庙到墓地，从城市到山间，到处都有各种各样的碑铭，要让自身的成就在后人的记忆中获得永恒的存在。

近年来，历史记忆、社会记忆、文化记忆这样一些概念，在学界和更加宽泛的文化生活中成为热点。在历史学界内，甚至有人称之为 “记忆的转向 ”。这一现象的出现，与“自下而上的史学 ”的兴起颇有关联。历史学开始更多地关注普通人在过往生活中的经历，

关心他们吃什么样的食物，他们的穿着如何，他们日常活动的范围、彼此交往的方式，他们的家庭生活，他们怎么看待性和死亡。一句话，历史学开始重视人们生活在某个特定的过去是什么样的情形。尽管史学观念的变化，大大拓宽了史料的范围，绘画、墓志、账本、教会名册、法庭审判记录等等，都成了史家搜罗考察的对象。但过往历史上，更有能力和机会留下自己活动的各种痕迹的，毕竟不会是 “沉默的大多数 ”，比之精英而言，要追索民众的过去，终究还是更多史料不足的缺憾。可是，如果探究的对象是距今未远的时代，不就有着当事人对其经历的鲜活记忆可以凭借了吗？“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的口述史（oral history），就是由此发展起来的。

常识上，我们总觉得，人们对于自己过往的经历，固然也有 “事如春梦了无痕 ”的情形，但是，它们一旦进入了人们的记忆，就得到了保存。记忆的内容就仿佛储存在仓库里的物品。虽然难免会有磨损甚至朽烂，但不管怎样，人们的记忆总是或多或少地保存了过去的真相。当然，如果你想从记忆中知道过去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你对于人们的记忆需要保持警惕。可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史学家法和史家技艺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对文字史料的勘定稽核。文字史料和记忆，不也一样要经受史家的考验和拣选吗？

最早从事口述史的人们，大致就有着这样的期待：过去的经历就尘封在采访对象的脑海深处，等待着被人唤醒。可是，几乎是在同样的时间，不同领域不同国度的口述史的实践者们，都发现了同样的现象，让人们很难再继续以这样的方式来看待记忆。人们发现，即便是在没有理由怀疑受访者主观用心的情形下，也可能出现各种各样出人意料的情形。有的时候，受访者会把他在事后才可能得知的信息，掺杂到自己对特定往事的回忆之中。有的时候，受访者把自己不同时段不同经历中的各种元素，重新组装成了一桩实际并未发生的事情。脑科学和心理学对记忆的研究，更多地揭示了记忆作为人们应对当下的工具的一面。口述史的实践也似乎印证了这一点。人们往往在对往事的讲述中，有意无意地抬高自己的地位，过度强调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常常把自己解释得清白无辜，而让别人承担更大的责任。而且，就同一件事情采访同一个当事人时，不同的询问方式或者不同的采访时间，都会导致不同版本的回忆。

一个有趣的事例，出现在意大利学者波特利（Alessandro Portelli）的研究中。一九四九年，意大利一家钢铁厂的一名工人，在参加反对意大利加入北约的游行示威活动时，在冲突中被警察枪杀。可是在二十年后波特利对诸多亲历者的采访中，很多人把此事记错了，将事情发生的背景，记成了是在一九五三年反对资本家解雇和开除工人的抗议活动中。美国心理学家奈瑟（Ulric Neisser）则专门研究了 “水门事件 ”后尼克松身边白宫工作人员狄恩（John Dean）在参议院做证会等场合提供的证言。与别的研究相比，奈瑟的研究有着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狄恩所回忆的诸多场景，都有着当时留存下来的录音带可供比对。两相对照，很容易发现，狄恩的证言，常常会把事后甚至是 “水门事件 ”成为公众关注的丑闻后才可能得知的信息，合并到他对当时发生的事情的记忆中，也经常把本来处于边缘位置的自己的作用加以放大。记忆如此靠不住，让我们想要从中找寻过往真相的企图大打折扣，当然让人沮丧。可是，事情还有另一面。比如，波特利就发现，比起把枪杀事件和北约联系起来，工人与资本家、与作为资本家代理人的国家的对抗，对受访者来说，才是更加广泛、更有意义的经历，也更能把他们战后的经历解说为融贯的一体。人们对往事的记忆会受到当下的影响，要服务于当下的需要。波特利得出的结论就是，口述史料告诉我们的，不仅是人们做了什么，而且还有他们想要做什么，他们相信自己在做什么，以及现在他们认为自己做了什么。美国犹太裔历史学家彼得 ·诺维克（Peter Novick）对有关大屠杀的历史记忆的研究，也很可佐证这一点。

诺维克曾经写过《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那样一部精彩纷呈的史学史著作，他另外一部著作《美国生活中的大屠杀》（此书的欧洲版另有一个书名《大屠杀与集体记忆》）也堪称才华横溢之作。大屠杀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半段，可是纽伦堡审判结束之后，战后很长时期，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欧美其他国家，大屠杀很少被人提及，有关大屠杀的记忆，在施害者、受难者、旁观者那里似乎都被湮没了。我自己去年听过一位研究大屠杀的法国犹太裔女学者的讲演，她就谈到，自己的亲人中有不止一位大屠杀的遇难者，可在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她从来没有听到自己的父母说起过这个话题。大屠杀成为热点问题，有关大屠杀的纪念馆、各种形式的纪念物、电影、图书大量出现，见证者的言说被人采集和倾听，这一现象，主要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的美国发生的。诺维克的著作想要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对大屠杀的记忆成为热潮，为何是在 “此时 ”—距离大屠杀的发生已经四十余年，在亲历者已经风烛残年日渐稀少之时？为何是在 “此地 ”—不是在大屠杀发生地的大洋彼岸的欧洲，而是在美国（犹太人占美国人口总数不过百分之二左右，其中与大屠杀有直接关联者更是为数甚少）？粗略说起来，对于有关大屠杀的记忆在 “二战 ”之后沉寂多年，诺维克提供的解释因素与别人并无太大分别：“二战 ”结束不久，分裂的东西德分别成为冷战中两大敌对阵营中的成员，国际政治的格局让大屠杀的话题变得不合时宜了；精神分析学说让我们知道，人们总是倾向于压抑难以承受的创伤记忆；作为受害者的犹太人对于自身遭遇的屈辱感，让他们觉得难以启齿等等。但诺维克对后来的大屠杀热潮的解说，倒是引起了犹太人群体的反弹和愤怒。在他看来，以华盛顿的大屠杀纪念馆、波士顿等地的大屠杀纪念碑、众多的纪录片和音像材料所象征着的这个热潮，原因当然很复杂。比如，从前的美国文化向来是崇拜西部牛仔一般的英雄硬汉的，可后来有一种将社会政治劫难的受难者在道德上纯洁化、偶像化的受难者文化（victim culture）逐渐得势，这就使得大屠杀受难者的形象，不再具有让人尴尬或者产生耻辱感的成分了。诺维克更加强调的是，此时的美国，犹太人的社会政治影响力前所未有地强大的同时，犹太人群体的身份认同却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离开故土，离散了两千年的犹太人，是靠着对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传统的顽强依附，靠着自己的血缘纽带，才维系了犹太民族的身份认同的。而如今，宗教和文化传统在日益世俗化的社会中，越来越难以充当有效维系犹太人群体的因素；十九世纪以来曾经激励过众多犹太人的犹太复国主义梦想，在以色列建国以后也不复具备它从前的功能；越来越普遍的与异族的通婚，使得犹太民族的血统也越来越混杂。这一切不免让一些犹太人忧心忡忡，到了担心犹太民族会最终融化消失、让希特勒功成于身后（posthumous victory）的地步。在诺维克看来，犹太教信仰、犹太文化特征和犹太复国主义，都无法支撑当下的美国犹太人群体的身份认同。这个时候，他们唯一的共同之处是，如果不是他们的曾祖父母、祖父母、他们的上一辈移民美国的话，他们就会同样经受欧洲犹太人的命运。“这就成了那个不断被重复而在经验上又相当可疑的口号 ‘我们是一体 的历史基础。”在诺维克看来，对大屠杀的历史记忆成为美国生活中的热潮，是因为它成了二十世纪后期美国犹太人身份认同的唯一共同指标，而且，这样造就的历史记忆未必对美国犹太人群体、对以色列就有利。可以想见，诺维克这样的论点，当然会在犹太人群体中引起轩然大波，足以让他被有的人视作犹太人内部的叛卖者。诺维克的论点未必就能被很多人完全接受，但他却有力地表明，记忆与当下的相关性，不亚于它与过去的相关性。

简单地说，对于历史，人们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过去不断累积变化，以至于现在，当下乃是过去的结果；另一种则可以借用克罗齐著名的命题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来表达，那就是，过往的历史是一片幽暗，只有当下的关切和兴趣，才有如探照灯一样，照亮那片幽暗中的某个部分、某些面相，过去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当下建构出来的。对于记忆，也可作如是观。人们经历和经验了过去，他们的记忆就是过去的经历遗存到了现在，是过去经历留下的痕迹，这是一种看法。另一种看法则是，记忆是人们从当下的视角出发、受到当下诸多因素影响的对于过去经历的建构。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堪称研究记忆问题的先驱而很久之后才又受到重视。他就最直白地断言过：从过去剩下来的，只是从当下的角度能够建构起来的东西。记忆和当下的相关性，可以找到太多的例证。一份对早前巴黎面包师的口述史研究，关注的是他们对当年的学徒生涯的回忆。后来自己也成了面包坊主人的 “成功人士 ”，往往乐于把当年的艰辛，看作后来成功的必要代价。未能 “成功 ”的，则更多地记得当年的辛劳、屈辱和辛酸，把这看作人生经历社会不公平的开端。中国的类似情形，也可以在知青的回忆中看到。声称 “青春无悔”，知青经历帮助了自己磨练意志、了解国情的，大致都是如今人们爱说的各领域内的 “人生赢家 ”。而对于该上学时下了乡、返城以后失了业（“待业 ”）、有了饭碗却又下了岗的更多数人来说，或许那更是一连串人生不如意事中的一环。

人们对于过往的记忆，究竟是 “遗存 ”还是 “建构 ”，目下的潮流，似乎更偏向这后一种视角。阿斯曼夫妇则更多地强调，记忆是过去对现在发出的呼唤。这个说法，在我看来有着双重的内涵。一方面，记忆中毕竟有着过去留下的痕迹，即便扭曲和变形难以避免，记忆帮助我们了解过去的功能，终究不能取消，也无可替代；另一方面，记住过去，既是人类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前提，又是后人对前人所负有的道德义务。换言之，这其中既涉及记忆的真实性、记忆对于历史学了解过去所具有的价值，又涉及与记忆相伴随着的伦理问题。

就着这个话题，我们再回到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目前，世界上有三个主要的收集大屠杀相关证人证言的机构。在以色列的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和耶鲁大学之外，名导演斯皮尔伯格在拍完《辛德勒的名单》之后，也建立了一个从事同样工作的私人机构。如今世界上的诸多地方，都有类似的收集、采访二十世纪诸多社会政治劫难亲历者经历的活动，其中一个重要的缘故，就是奥斯维辛、南京大屠杀、古拉格等等，都离我们越来越远，见证者日渐凋零，人们都不免会提出与阿莱达 ·阿斯曼（Aleida Assman，她与其丈夫同为文化记忆理论的奠基者）相似的问题：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解放七十年后的今天，“在没有幸存者和亲历者作为支撑的情况下，有关大屠杀的记忆如何持续到将来？”于是，抢救记忆、保存见证者证言的工作就显得越发紧迫。单单在斯皮尔伯格的主持下，就有超过五万份见证材料得到采集和保存。史学研究中的情形固然是，任何一份相关的材料都可能丰富、修正甚或扭转我们对某一历史面相的认识。但就实际情形而论，在历史研究中这些口述材料恐怕未必具有那么大的效用。以纳粹大屠杀来说，普里莫 ·莱维（Primo Levi）在他的《被淹没的与被拯救的》一书中一再强调，像他这样的还能够讲述奥斯维辛经历的人，是有着太多的特殊原因（比如他本人是个有着帮助他活下来的技能的化学家）、太多的侥幸，甚而是道德上的欠缺，才能成为幸存者，而他们是无法代表那些被淹没了的绝大多数受难者的。另外，见证者讲述自己的经历，是在事情发生半个世纪之后，而我们已经知道，口述的记忆即便在表面看起来最真实不妄的时候，也往往不是真相的保障。过于看重这些见证的史料价值，反而会带来人们未必愿意看到的结果。欧洲否认纳粹大屠杀的那些专业的或者半吊子的修正派历史学家们，除了爱弹一些老调（比如，没有确凿无疑的文字史料，表明是希特勒本人启动了一场针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之外，最常用的手法，就是在纳粹灭绝营幸存者的证言中，找出各种大大小小的瑕疵，来质疑证言本身的可靠性。这也是日本右翼否认南京大屠杀时常用的手法。因此，有的学者倒更愿意强调，倾听、保存受难者的记忆，本身就是一桩具有道德价值意味的事情。更有人认为，采集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是因为这些证言已经具有了某种神圣的遗迹的性质。倾听、记录这些见证者的声音，就成为具有神圣意味的政治行为和道德举动。

二十世纪这一 “极端的年代 ”里，世界范围内发生了太多社会政治的劫难，诸多的群体和个人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创伤。记住这一切，尤其是受难者难以名状的哀伤痛楚和身心代价，成了我们和后人的一桩道德义务。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米沃什（Czeslaw Milosz）的话来说就是：“活着的人从那些死去而永远沉寂下去的人们那里得到了一条诫命：保存有关过去的真相。”从伦理角度来说，记住是义务，但人们的记忆又注定了是选择性的，不可能全盘记住从伦理角度看来该记住的一切。现代信息储存技术的发展，似乎为最大可能地保存记忆带来了希望，但这并非记忆问题的解决之道。靠 Google搜索得到的信息，并不足以构成鲜活的文化和道德资源。就仿佛案边常备的《全唐诗》，并不能够像记诵在心的 “三百首 ”那样，让人随时受用。何况，从尼采到现代社会理论家卢曼，都强调没有遗忘，个体和社会就无法有效地选择和行动。

从现实政治角度来说，似乎也有同样的困局。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之后，成立了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专门调查和处理从前因为种族压迫和种族歧视而造成的具体事件。“二战 ”之初苏联军队杀害两万余名波兰战俘的卡廷森林惨案，迟至二○一○年俄罗斯官方才公布了相关的档案材料。在这些情形下，无论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族群之间，还是不同国家之间 ，要达成 “和解 ”，追索 “真相 ”仿佛就都成了一个必要的前提。可是，美国学者梅吉尔也提出过别样的情形：在北爱尔兰、巴尔干半岛，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很大程度上人们所面临的困局，却是受制于关于过去的太多记忆，关于过往千百年来宗教和种族间连绵不断的彼此冲突和相互杀戮的记忆。这样一来，有的时候，我们所熟悉的 “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 ”，就真的是为着 “团结一致向前看 ”的目标，所需要采取的政治策略了。

“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 ”，类似的警句是我们所有人都耳熟能详的。但有一则俄罗斯谚语，说的却是另外一种意思：“谁记得太多，谁就感到沉重。”如何从历史记忆中了解过去，历史记忆怎样形成，该如何传承，又负载着什么样的伦理和政治的蕴含？无论在学理上还是公共生活中，这都是暧昧复杂而又无从回避的问题。

（《文化记忆》，扬·阿斯曼著，金寿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一五年版；《美国生活中的大屠杀》，彼得 ·诺维克著，王志华译，译林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