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秉元

在社会科学里，经济学是唯一设有诺贝尔奖的学科。由一九六九年开始，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总是经济学者茶余饭后的话题。而且，不只如此，对于得奖者固然臧否褒贬，对于一再擦身而过、终生没有得奖的学者，更是有诸多揣测臆度。戈登 ·塔洛克被公认是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学派的两位创始人之一。布坎南（J. Buchanan，1919-2013）于一九八六年荣获桂冠，塔洛克却失之交臂。根据经济学者们的口耳相传，在往后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岁月里，塔洛克多次表达不解、不豫和不满 ！

塔氏和我隔得很远，我们只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是他在一九八八年前后访问台北，我们曾碰面谈话；第二次，是不久之后在香港，晚餐时意外发现他和一友人正在邻桌。我趋前致意，表示前不久刚在台北碰过面。他回应：“当然，我记得 ！”很客气的社交礼仪。然而，学术上的影响，不一定要靠频繁往来，或关系密切。在这篇短文里，对于塔洛克的其人其文，我将以后学和仰慕者的身分，略作回顾。以下的内容，主要分成三部分：公共选择、塔洛克和中国的关系以及他为学时极为特别的个人风格。一言以蔽之，在经济学的主题（subject matter）和研究方法（analytical approach）上，塔洛克都大有可观。

公共选择

《同意的计算》（The Calculus of Consent，1962），由布坎南和塔洛克合著，是公共选择学派的奠基之作；而且，被誉为二十世纪政治学里重要的巨著之一，早已是经典中的经典。

记得二十余年前，我在台湾大学任教时，曾经连续多年在研究所里开 “公共选择 ”这门课；一年的课程，上下学期都有。毫无例外，我把《同意的计算》当教科书，每周一章；等整本书教完，才开始研读其他的论文。当时有两点清晰的感受，现在还历历在目：这本书的论述扎实有据，从头到尾二十章，加上两位作者分别执笔的两个附录，章章精彩，每章都有亮点。另一方面，作者利用很简单的架构，循序渐进，把投票规则和代议制的特质，提纲挈领、一以贯之的论述。每教一次，自己就从头到尾读一次；而每读一次，智识上总有新的体会。用赞叹佩服来形容，毫不为过。

当时，还有一个小发现：哲学家罗尔斯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于一九七一年问世，书中所提出的 “无知之幕 ”（veil of ignorance）享誉中外。然而，《同意的计算》于一九六二年出版，书中所介绍 “未来的不确定 ”（future uncertainty）的概念，和“无知之幕 ”其实无分轩轾。而且，罗尔斯也在书中以脚注说明，这个概念引自《众论》。可惜，“无知之幕 ”这个名词，当然要比 “未来的不确定 ”生动有趣得多。莎士比亚的名言 —“名字何有哉？玫瑰换个名字依然芳香 ！”—显然也有例外 ！

此外，记得当年还许下一个心愿：当自己年过六十，生产力较弱、时间较多时，可以把一两本英文的经典翻译为中文。而首要的一本，就是这本《同意的计算》。最近在中国大陆的经验，更让我重拾旧梦。过去这几年，我在近二十所大陆著名的法学院（许多都是 “九八五 ”和

“二一一 ”的高校）担任法律经济学的密集课程。其中一堂，介绍政治过程的特性：法律，是由政治过程而来；了解政治过程的特性，才更能体会法律的意义。“投票代议，可能会导致多数服从少数 ”，“选票交换（vote trading），是民主代议的常态 ”等，半个世纪前就在《同

意的计算》里有图文并茂的阐释，早已是社会科学里的常识。

中式关系

在诺贝尔级的经济学者里，和中国有密切关系的并不多，最广为人知的当属寇斯（Ronald Coase，1910-2013）；他和张五常（Steven Cheung）的友谊以及学术上的往还，通过他在香港《信报》的专栏，而广为人知。然而，终其一生，寇斯没有到过中国。相形之下，塔洛克和中国的关联，是经济思想史上一个有趣的脚注，却少为人知。具体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塔洛克被美国国务院派到中国大陆，在美国驻天津领事馆任职。多年之后，他对天津的回忆依然鲜活生动（Tullock，1989，chapter 10）。他发现，天津的租界，原来是天津市外的郊区，但是却已经发展成天津最繁华富庶的区域。许多富人住在租界里，终年不踏出租界一步。还有，在租界边上往外看，所有租界外的建筑，似乎都突然硬生生地被切去一段，比租界里矮了一截。他觉得很奇怪，华人都很聪慧勤奋，在艺术文化上有非凡的成就；唐宋以来，一七五○年之前，国势和西方并驾齐驱，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他触目所见，却是经济落后，民生凋敝，多数人生活贫困。甚至有乞丐自残手脚肢体，以博取同情和施舍。

而且，人们花费大量的心思和气力，去经营人际关系。“当时，我认为那是贪污腐化；现在，我知道那些是竞租！”塔洛克看到，“人们尽心尽力经营人际关系，希望因而得到特殊利益。”他认为，这就是竞租。

塔洛克身历其境的观察，加上慧眼独具的解读，后来在学术上衍生出两种研究。第一，“竞租 ”的现象（rent seeking），是公共选择理论里极其重要的部分，几乎已经成为日常用语。第二，华人社会 “关系”（guanxi）的探索，除了经济学之外，也已经在政治、社会、管理等领域里，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对于 “关系 ”这个主题，塔洛克深切体会，是华人社会无所不在的潜规则。至于为什么重要，并没有成为他的用力所在。学界的通说是 ：“因为华人社会以儒家为主流，所以很重视人际关系。”然而，这种立场，只是把问题往后推了一步，因为，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儒家成为华人文化的主流？

“为什么关系很重要 ？”这是个有趣而且有助于了解华人社会的问题。对于这个大哉问，我尝试提出理论上的解释。而且，就是在 “生物经济学论丛 ”主编慧眼之下，于二○一一年正式成为经济学文献的一环 ！

经济慧眼

在法学和经济学界都享有盛名的波斯纳教授 /法官（Judge Richard A. Posner）―到目前为止，是另一位诺贝尔的陪榜者 ―尝言：“经济学的精髓，在于慧见，而不是技巧。”当然，慧见有很多种，即使是繁复的数学模型，核心的精髓也很可能就是一点特殊的洞见 ！

在布坎南和塔洛克身上，却散发着另一种经济学者的洞悉力。他们往往由日常生活里，在一些不起眼的小事上，捕捉了特别的题材。而后，经由分析论证，得到启人深思的智慧结晶。例子之一，是布坎南对工作伦理（work ethic）的体会。和许许多多的美国人一样，布氏喜欢看美式足球，特别是季后赛。一场球正式比赛的时间，只有六十分钟；可是，频繁地换场、伤停、暂停、中场休息等等，打完一场球，大概要三个小时左右，花三个小时看一场球，他觉得很耗费时间。为了减轻心中的罪恶感，他从后院采了一大桶核桃；一边看球，一边敲核桃，挑核桃仁。他很好奇：为什么花三个小时看足球，会有罪恶感呢？经过琢磨，他得到简单但发人深省的体会：长时间逸乐，不但自己没有生产力，其他的人，也无法透过生产和交换，互蒙其利。因此，基督新教 “克己敬业的工作伦理 ”，其实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驱动力（Buchanan，1990）！

同样的，塔氏才华横溢，脑海里的新点子像山泉一样，不择地皆可出。平凡无奇的问题经他一处理，总有令人眼睛一亮的新意。而且，他的论著也自成一格 —不但不用吓唬人的数学式子和统计图表，论理叙事时用的也尽是身边信手拈来的事例。布坎南说：塔洛克才是天生的经济学家！就某种意义来说，确实如此。他的许多论述，都是不折不扣、由自己生活所闻所见开始，然后演绎归纳、分析综合，成为学术论著。

塔氏关于 “组织理论 ”（Autocracy，1987）的一本论著，就再一次让人见识到他挥洒自如、谈笑用兵的功夫。书里一开始他先提出一些问题，像“为什么要有组织 ”、“哪种组织结构比较有效率 ”、“怎么样诊断一个组织的好坏 ”等等；然后，他就由盖自己家房子的那家建筑公司谈起，再讲到当地的警察编制（和警长是怎么选出来的）；接着是他过去在美国国务院驻外单位服务时，所看到和听到的人、事……这一连串的故事讲下来，读者不但对组织的特性得到很多启示，也更清楚地感受到塔洛克小处着眼、道不远人的敏锐观察力。

布氏和塔氏由生活中萃取（经济）智慧的做法，除了是学术思想上的美谈之外，事实上有重要的含义。具体而言，至少有两点值得稍作发挥。首先，援用经济分析，可以改善决策者（decision-makers）的决策质量，已经是社会科学里众议佥同的常识。然而，亿万个寻常百姓，也是如假包换的决策者。如果让社会大众，都能像经济学者般地思考，显然善莫大焉。因此，相比经济学教科书里的效用函数、极大 /极小化等等，布氏和塔氏的经济智慧，可能更有说服力。他们由生活经验推导出的经济思维，值得向一般社会大众宣传推广。

其次，如果阐释得宜，由实际生活提炼出的经济智慧，其实有很强的说服力。让证据来说话：二○一五年六月底，在中国浙江中部的金华市（面积一万平方公里，人口八百万），有一个为期一周、名为“法律经济与司法实务 ”的特别营。由金华市近五千位法官、检察官、公安干警中，挑选出四十八位精英，接受有系统的法律经济课程。在大陆及港澳台，这是第一次由经济学者主导，向公检法精英宣扬法律的经济分析。他们所依恃的，当然不是方程式或微积分，而是布塔两氏般的论述：把经济分析的核心精髓，用晓白生动的语言，在实际案例中运用和展现！由参与者的心得可以清楚地看出，成果惊人。资深的法官、检察官（包括院长），毫不犹豫地表示：过去一二十年的法学思维，几乎在瞬间崩塌；而且，经过怀疑和挣扎，现在深深喜爱经济分析。

这个特别营，我是主要的策划者之一，也担任一部分的课程。所有授课经济学者所念兹在兹的，就是舍弃专有名词和技术细节，把经济分析的特殊视角，传递给在第一线的司法精英。至少，对我而言，布氏和塔氏的作风，长期以来是我借鉴的标杆和榜样 ！

对于教练的评价，往往是他督战的最后一场比赛。对于一个小说家的评价，生前通常是以最坏的小说为准；身后，却以他最好的小说为度。对于经济学者，除了诺贝尔奖、克拉克奖和各种重要奖项之外，还有诸多评价尺度。有两个平实的标准，明确可恃：这位学者的学说，是不是成为经济学主流学说的一部分？或者，他所引发的特别研究，是否已经成为经济学日常用语的一部分？就塔洛克而言，他和布坎南奠定的 “公共选择 ”，毫无疑问是二十世纪经济研究最耀眼的明钻之一。和他密不可分的 “竞租 ”，也早已成为经济学日常用语之一。虽然塔洛克没有得到诺贝尔奖，但他是经济学里的巨人之一，毫无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