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功为

(1.邵阳学院　湖南省区域经济研究中心， 湖南　邵阳　422000；2.山东大学　经济研究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产业结构演进高度化研究述评

肖功为1,2

(1.邵阳学院湖南省区域经济研究中心， 湖南邵阳422000；2.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现代经济增长方式本质上是以产业结构变动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式。“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顺利转变，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升级将成为中国未来30年经济发展的主线。为此，文章从产业结构演进高度化的内涵及演变模式、动因、测度方法及其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合理化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评述。

关键词：产业结构演进； 高度化； 合理化

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本质上是由其要素结构升级和变动从而引起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升级和变动的过程。从产业经济学角度来说，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就是产业结构从低水准向高水准推进的持续的结构高度化过程，产业结构高度化是指一个国家产业结构重心沿着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依次升级变化的过程(即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及其发展阶段与方向。“高度化”是1955年后日本为赶超美英等发达国家提出的产业政策之一，但并没有对其论述。国外最早有关研究产业结构演进理论的学者有威廉·配第、科林·克拉克、西蒙·库兹列茨、钱纳里、霍夫曼、阿瑟·刘易斯、费景汉和古斯塔·拉尼斯等。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由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我国经济学者曾对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方面进行过一项有很大规模和影响的研究，研究学者主要有马洪、孙尚清、杨坚白、李京文、宋则仁等。20世纪80年代是国内学者引进国外产业结构理论的高峰期，90年代西方产业结构理论被全面翻译介绍进来，并迅速地被我国学者所接受。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较早研究产业结构演进高度化的学者主要有刘伟、郭克莎、宋泓明、周振华、张培刚、林毅夫等，他们的研究成果影响较大。

一、产业结构演进高度化的内涵及演变模式

国外最早有关研究产业结构演进高度化内涵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和科林·克拉克的“配第—科林·克拉克定律”和恩格尔的“恩格尔定律”，他们都是从社会经济学入手，通过分析国民经济总量指标以及某些部门总量在经济增长各阶段的变动数据来衡量和描述动态经济结构的演进过程。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列茨在“克拉克定律”基础上，更深入地论证了三次产业结构演进规律，更恰当地描述了经济结构演变各阶段的特征以及它们所反映的不同时期生产力性质。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费景汉和古斯塔·拉尼斯等则从研究初始条件及经济制度相似的一组国家来探索经济结构变化和高度化进程。

国内学者对产业结构演进理论相对较晚，刘伟等(1987)从三次产业之间、产业类型之间和产品之间等三个方面的比重变化来描述产业结构高度化内涵是根据经济发展的历史和逻辑序列顺向演进的过程：(1)沿着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优势路径依次演进；(2)沿着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依次占优路径演进；(3)沿着制造初级产品→中间产品→最终产品的产业占优路径演进。随着其研究深入,刘伟(2008)认为产业结构高度化内涵应该包含量的维度(即比例关系的提高)和质的维度(即劳动生产率提高)两个层面，且量的比例服从于质的内涵，如果只有量的内涵而没有质的内涵，只能说是产业结构的“虚高度”，这样才能真正抓住产业结构高度化本质内涵。郭克莎认为这样概括产业结构内涵仍然不够，他又提出需要从产值结构高度化、资产结构高度化、技术结构高度化、就业结构高度化等四个方面概括产业界结构高度化的内涵，并指出上述四个方面是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的，其中，产值结构高度化是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价值表现，是由后三者共同决定的：资产结构高度化是中心，技术结构高度化是动力，就业结构高度化是基础。郭克莎还将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表现形式概括为结构规模逐步扩大，结构水平渐次提高，结构关联愈有序(1990)。宋泓明(2003)指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实质内容包括：结构规模由小变大；结构水平由低变高；结构联系由松变紧。伦蕊(2005)从产业间结构高度和产业链结构高度以及产业结构升级转换能力高度等三个维度来概括产业结构高度化内涵。王珏将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特征概括为：一是产业结构的合理与先进；二是第三产业的相对完整化、系统化和高效化；三是经济生活高度国际化。

至于产业结构高度化演进的具体模式，笔者主要归纳为以下8种：(1)“二元经济结构模式”。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演进进行了开拓性研究，指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必须实现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转变；(2)资本深化和资本浅化模式。费景汉和古斯塔·拉尼斯则对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和深化，指出发展中国家可通过资本深化和资本浅化两种不同的产业结构演进方式使二元经济结构逐渐消失；(3)雁行形态发展模式。这种模式1960年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提出，指后起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参与国际分工，从而真正实现其产业结构高级化，就应该走“进口—国内生产—出口相继更替的演进模式；(4)美国学者弗农提出产品循环发展模式：工业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演进沿着本国新产品开发—国内市场形成—出口—资本和技术出口—进口—开发更新的产品等这种循序不断循环上升；(5)跳跃式发展模式：后起发展中国家主要依靠引进先进国家的成熟技术，来缩短甚至直接越过某一经济发展阶段，加速产业结构升级，赶上和超过经济发达国家；(6)同时开发模式。这种模式是后起的经济发达国家，在发展技术集约型产业中所采取的一种主要模式，日本是这种成功模式的典范；(7)李京文提出平推式、倾斜式和协调—倾斜式等产业结构高级化演进模式；(8)林毅夫教授提出后起发展中国家提出应根据其自身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来决定产业升级的时间和顺序，中国的不同省份可分别可以采用按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或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等两种模式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但对于数目众多的发展中小国，第一种模式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二、产业结构演进高度化的动因

一般说来，收入效应和相对价格效应是影响产业结构演进高度化的两个主要动因。鲍莫尔认为，不同产业间的替代弹性以及各部门的产出增长速度是影响产业结构演进高度化的主要因素。埃斯莫格卢等人认为，部门间要素密集度的差异是决定产业结构转化的主要因素，主张资本劳动比是其核心变量。Lin认为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其要素禀赋结构(即相对丰裕程度)决定着要素相对价格和最优产业结构，决定结构变迁的根本动力是要素禀赋由较低水平向较高水平的资本和劳动力比率的提升( Lin，2003 )。徐朝阳在埃斯莫格卢等人模型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三部门双层CES生产函数的产业结构变迁模型。

国内一些经济学者从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企业创新投入、消费者需求结构、FDI、经济增长速度、政府行为、人力资本和技术选择等影响因素对产业结构转型进行实证研究。林毅夫、刘明兴认为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高度化演进过程中，应坚持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并实证检验了这一战略是中国近30年来产业结构演进高度化成功的关键。孙军构建了一个在封闭条件下内含需求因素的产业结构演进模型，研究发现，如果一个国家有效需求不足，技术创新能力就无法形成，产业结构最终会被锁定。干春晖等人认为，我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复杂性直接导致其经济增长的明显阶段性特征；刘宇认为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影响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胡向婷认为：政府的投资行为将会促进产业结构的演进，而一个奉行地方保护主义的政府将会阻碍本地区产业结构的转型。张国强分别从国家和区域两个层面分析人力资本及其结构直接影响产业结构转型：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在国家层面对由农业向制造业的产业结构转型有显著促进作用。辜胜阻等阐述了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高度化之间的关系。周振华(2004)认为产业结构融合的高度化主要表现产业结构信息化。黄茂兴认为当存在合理的技术选择以及资本深化时，就能够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于泽通过构建包含部门技术进步差异和收入提高以及资本深化的不平衡增长模型，发现需求方面的人均收入上升和供给方面的资本深化是我国产业结构转型的主要动因，且资本深化更为重要，并明确指出，我国产业结构中的某些特征主要来自资本深化。

三、产业结构高度化与经济增长关系

理论研究与实践表明：一方面，产业结构演进高度化会促进经济总量增长；另一方面，经济总量增长反过来又会加速产业结构演进。在现代经济增长中，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作用日益凸显。

1940年的科林·克拉克《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可以说是真正研究产业结构的开始，“克拉克大分类法”提出了劳动力从第一产业渐次向第二、三产业流动的规律。自20世纪40年代后，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分别得到相对独立的发展，产业结构理论从依附于经济增长的研究开始走向独立，但二者仍处于分合的临界状态。

西蒙·库兹列茨在科林·克拉克的基础上，更完整地论述了三次产业结构演进规律，并首次明确提出，在经济增长要素中，总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可从产业结构中得到部分诠释，这一论点已成为经济增长中崁入结构因素的重要起点。爱德华·丹尼森把库兹列茨的产业结构因素分析得更为深入，他将资源配置的改善归结为产业结构的变动(《1929—1969年美国经济增长的核算》，1974)。钱纳里和塞尔昆1975年在《发展的模式》(1950—1970)一书中成功地分析了101个国家(地区)20年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演进历史。帕西内蒂在《结构转变与经济增长》(1981)中考察了经济增长的三个模型，其中第三个模型就是由结构变化引致经济增长的模型，并证明此模型最符合现实(周振华，2014)。

传统经济理论始终把产业结构因素排除在经济增长源泉之外，主要原因是其前提假设为竞争均衡市场。但这种理论假设与实际常相悖。Pasieti指出，只要产业结构的变化能适应需求的变化，不同产业之间的生产率增长速度和需求扩张程度往往是不同的。Fan等对中国的实证研究同样证明了结构调整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起到重要作用。刘伟(2008)通过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国际比较发现，产业结构高度的演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呈明显的正相关。丁逸宁(2007)认为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的单向因果关系。干春晖(2011)认为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明显阶段性特征。刘伟(2015)认为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新趋势，也是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影响因素，产业结构高度及其变化反映了工业化进程所处的阶段。嘉蓉梅(2012)通过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国际比较分析发现，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高度化密切相关，但不是严格正相关。

总之，西方经济学者对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二者相互影响关系的研究，大多是带有经验总结的性质，而并非纯理论性的。虽然大多数研究表明二者存在密切关联，但对于产业结构怎样变迁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经济增长，理论界一直争论不休。

四、产业结构演进高度化的测度方法

由于产业结构演进高度化进程会受到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至于具体运用哪些方法以及选取哪些指标来测度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等级和程度，理论界至今仍没有取得共识。目前，对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进行实证分析和测度的理论模型和方法很多，刘伟将其大致可归纳为三大类。

1.静态比较判别法。这种方法主要将发达国家的产业比例关系即所谓的“标准结构”做参考值，来对照评价其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通常采用的参照系有库兹列茨的“标准结构法”、钱纳里的“产业结构标准模式”、钱纳里—塞尔奎因模型，即他们通过经验和实证总结出工业化进程中不同阶段的产业结构高度的典型特征，并以此作为“标准”被用来衡量所考察经济的产业结构高度。

2.动态比较判别法。这种方法通过建构某些特定的量化指标,用另一个经济的产业结构系统作为参照系对所考察经济的产业结构高度进行判别。这类方法以结构相似性系数和结构变化值最为典型,有两种典型类型:一是相似判别法,即根据两个产业结构系统的“相似程度”测度其产业结构高度；二是距离判别法,即根据两者的“离差程度”判定其产业结构高度。

3.具体指标法。上述两种方法虽然操作简单便捷、直观性强，但只能用于定性和离散的判断，无法深入产业结构内核层次。且两种方法都要求选择适当的参考系，但参照国的产业结构仅能反映其自身的要素禀赋优势，而不能作为普实性地区的标准产业结构。具体指标法恰恰纠正了前两者的缺点,它可被用于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的连续的、定量的分析。该法通过建构一种或多种指标测度某个经济区域的产业结构高度。程如轩(2001)、马涛(2004)、宋国宇和伦蕊(2005)等学者引入了智力密集型产业产值比重、产业高加工度系数等指标，建立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的指标体系，使其测度方法更科学。伦蕊(2005)分别从产业链结构高度、产业间结构高度和产业结构升级转换能力三个维度构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刘伟(2013)主张产业结构高度的测度需要从量(即比例关系提高)和质(即劳动生产率提高)两个维度来统一考量，将比例关系和劳动生产率的乘积作为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综合测度指标值。

上述基于不同视角的测评方法虽有一定合理性，但仍有各自不同程度的缺陷。程如轩等人的研究均以产业间结构高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导致对产业链结构高度重视不足，如果完全忽略产业结构升级转换能力，很可能导致测评结果的短期化和片面化。伦蕊的研究过分强调上述三个方面的相关指标,却没有考虑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其他影响因素，如产业组织高度化以及高度化过程中的可持续发展等因素，研究不是很全面，还有使用指标方法略显简单,诸如指标权重的设计比较随意,缺乏科学性。

总之，从研究现状来看,至今尚没有一种被普遍认可的、通用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评价模型。现在人们不断运用新理论、新工具来对产业结构高度化进行测度和综合评价，使得其评价体系不断健全、科学，评价方法逐步完善，从最初浅层次的评分评价法、组合指标法、功效系数法，再到后来的多元统计法、模糊评价法以及层次分析法和灰色关联法等，最近还出现了人工神经网络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等(李军，2009)。

五、产业结构高度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

产业结构合理化包含各产业及其内部的比例要相互适应、各产业及各产业之间增长的速度要相互协调、各产业部门的联系、变动和流向要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等主要内涵。合理化的内涵也是动态和变化的。

高度化与合理化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两个主要目标和重要内容。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合理化是高度化的前提基础，高度化是合理化的过程与结果，脱离合理化的高度化只能是一种“虚高度化”(杨盛，1997)。可以说，合理化是在任何经济发展阶段政府对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目标，而高级化则是产业结构合理化到一定程度后才成为结构调整的目标。

张世贤(2000)认为我国产业结构演进高度化不必要遵循世界一般规律，主张把产业投资的资本边际效率相作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标准等。潘之卿等构建了以产业结构关联技术矩阵为基础的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水平的定量测算模型。

六、结语

综上所述，西方经济学者在研究产业结构高度化理论历史中，首先关注产业结构的演进形态，其次关注产业结构演进原因，再次是产业结构演进结果。从产业结构演进历史看，在产业结构理论形成期，学者们主要关注产业结构本身的形态变化，到了20世纪40年代后，学者们更多关注的是其变化的原因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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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Review of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Evolution

XIAO Gong-wei1，2

(1.Hunan Province Regional Economic Research Center of Shaoyang， Shaoyang University，Shaoyang 422000，China；2.The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of 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China)

Abstract：Modern economic growth mode takes the chang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s its core by nature. The smooth transition of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mode in New Normal depends greatly on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which will become the thread of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ext 30 years. This paper therefore makes a research review of the connotation， evolution mode， causes， measuring methods of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ts relation with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Key words：evolu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rationalization

收稿日期：2016-04-1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4YJA790012)；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13YB296)；湖南省高校创新平台开放基金项目(14K088)

作者简介：肖功为(1973—)，男，湖南洞口人，邵阳学院湖南省区域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山东大学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F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12(2016)03—008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