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柳（河南大学文学院　河南开封　475000）



“我”的故事：第三性视角下的《对面》

杨柳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0）

摘要：《对面》是一个意义丰富的文本，铁凝借助了男性视点来完成自己“第三性视角”写作的实践，真实把握了女性乃至人类的生存困境，极大拓展了女性文学的精神空间。同时也正是因为这种超越性别话语约束力的叙述角度，打破了“阳台”的空间呆滞，从两性对立、对抗走向阔大“原野”下的融会和谐，具有探索与建构的意义。

关键词：《对面》；窥视；第三性视角

《对面》是铁凝发表于1993年的中篇小说，不同于她以往的女性第一人称或超性别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对面》采用的是男性观照方式，也正是这种与众不同，赋予了《对面》独特的文本意义。铁凝也曾明确表示过：“我本人在面对女性题材时，一直力求摆脱纯粹女性的目光，我渴望获得一种双向视角或者叫作‘第三性’视角，这样的视角有助于我更准确地把握女性真实的生存景况”[1]。因此，根据男性叙述者目光所及，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女性隐蔽世界，完全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风靡一时的“裸呈”式女性叙事话语的自我暴露，而重在从两性视野的双重凝望下展现人类的生存困境。

一、被放逐的爱情

小说从一开始就传达出了一种“逃跑者”的语气，“我”从北门市搬到南门市是为了逃离肖禾的追逐，或者说，逃离肖禾赤裸的欲望。肖禾作为“我”爱情故事的第一个女主角，拥有“高大蓬勃的身材和手臂上浓密的金色汗毛，以及微微上翘的圆屁股”，特别是吮大拇指的“坏毛病”，使“我”心中突然像多了点累赘。面对肖禾不加掩饰的勾引，“我”的心中升起了不可遏制的欲望，然而在偷尝禁果之后，“我”却对她产生了憎恨，憎恨这次“做事”的模仿与做作，憎恨“她的手段使我领略了也丧失了我应该体味和享受的一切：细致的顾盼，美妙的暗示，彼此相见时那心花怒放的情绪，甚至平淡无奇的琐碎对话。”总之，美好的爱沦为了明白的欲望和粗鲁，即使与肖禾还有第二次的亲密接触，也不过是因为战胜对方的渴望，“肖禾就是啤酒，我必得通过这啤酒来挽回从前的手忙脚乱，从前的羞涩腼腆，从前那一声虚假做作之至的‘亲爱的’”。事后肖禾夸奖了“我”并对“我”表现出死心塌地，甚至提出结婚以证明她并不在乎“我睡过”多少女人，但这种坦率却使“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了:“我”不要这个女人。爱情并不仅仅是肉体的满足，尽管肌肤相亲过，却无法面对面地交流，所以“我”花了两年的努力，从北门市逃离到南门市。

在南门市设计院，“我”遇见了林林，一个温婉单纯的女子，这个会在僻静的地方，伸手从白大褂兜里摸零食吃的女孩吸引了“我”的注意，使“我”产生了想要把她拥入怀里，喂她吃点什么的冲动。也正是因为这种保护欲的产生，“我”与林林有了交往的可能。然而这段纯洁的感情却在仅仅两次的正式接触中消融了，林林眼里的爱情是日常生活的琐碎，是传统女子对待丈夫的忠诚以及无以复加的体贴，这种爱情不可避免地使生活走向庸俗，“我们刚正式接触过两次,再过几天她说不定就要替我领工资还得限制我一天抽多少烟”。

与陌生女孩的浪漫邂逅发生于“我”大学假期里的一次旅游，当“我”看完她的第一眼，就断定两个人之间注定要发生点什么。女孩身上有一股好闻的气味，像青草，像小溪撞在石子上的凉味，这使得我对她产生了向往，并且第一次真正品味到了幸福的琐碎，完全不同于和肖禾在一起时的粗鲁虚假。但令我感到失望甚至又一次产生憎恨的是，女孩不过是把“我”当做道具，用以模仿一本小说的情节，与“我”成为一对相爱却不能相守的恋人，并用她故意遗落的发卡当做对这段凄美爱情的永久追思。“我”沉醉于其中的浪漫不过是一个虚假的圈套，甚至比肖禾的模仿更让我感到愤懑，于是“我”原谅了自己给她制造的“麻烦”，丢掉了发卡，庆幸自己连她的名字也没问。

念大三时“我”有过一次正式的恋爱，女孩名叫尹金凤，有着出众的外貌，“我”对她的注意来自于她主动掏下水道的行为。但是，这个来自于大山的“金凤”并没有香雪式的简单纯净，或者说，她比香雪走的更远。尹金凤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小时候贫穷的日子成了她一生的梦魇，所以她“很少参加校内娱乐活动，整天泡在图书馆看书”，利用我对她的爱和馈赠，作为她接近权力中心的阶梯，处心积虑地讨好“一比四”，只为嫁给她爸爸做市长太太。尹金凤的爱，是为权力而生。在与尹金凤的故事里，“表妹”是另一个重要人物，她爱“我”的方式就是不停地为“我”花钱，“我”送给尹金凤的东西其实也大部分是“表妹”的馈赠，当她花八千块给我买了一条24k蓝宝石项链用以求爱时，“我”简直是做了一回“男妓”，爱情沦为一场可笑的逢场作戏。

“我”以拒绝的姿态对待这五段爱情经历，明确传达爱情不是欲望、婚姻、浪漫、权力或金钱，“我”追求自然人性，一如林林偷吃零食、陌生女孩身上的青草味以及尹金凤毫不做作地掏水道，这些自然而然，没有虚伪，没有表演的真正人性。谢克纳指出，任何被设计、上演、强调或展示的行动都属于人类表演。[2]“我”与肖禾几次的亲密，与陌生女孩按照剧本的邂逅，以及喂林林吃桃子的刻意，无一不显示人类生存状态的虚假，生活变成了一个大舞台，消解了“我”同这些女性面对面交流的可能，以真实为基础的爱成了虚妄，爱情本身成了一个悖论。

二、“窥视”的实质是男性欲望

主人公“我”与“对面”的遇见，源自于“我”对阳台上的女体、隐私的窥视。“对面”是一个体态“很棒”的女人，同时，因为她并不知道自己正处在别人的窥视下而表现得自在、本真，而这种自然正是“我”所寻而不得的。男主人公面对“对面”，常常有怦然心动的感觉，但“奇怪的是我并没有要结识她本人的打算”，只是满足于远距离的凝视，领略“人在逃离了人类注视时那份无可比拟的自如的魅力”。阳台象征着女性的私人空间，本来是应该被设置成女性完成自我的领地，然而在男主人公摄像头式的窥视下，它变得毫无屏障。尤其是“我”这种经过挫折、逃离，正在寻求重建的男性视角，“对面”的身体和性完全成为“我”所观看的固定焦点。按照小说文本的叙事顺序，陌生旅伴和尹金凤的故事是穿插在这正在进行的窥视中，在这两段往事里，“我”处在绝对的被动地位，一次是被人当做故事里的道具，一次是为博红颜一笑而做了一回“男妓”，作者颇有深意地让“我”成为女性借以实现自身欲望的媒介，构成“我”男性主导地位丧失的焦虑，从而，对于“对面”的窥视就成了主人公男性视角受挫的补偿。

对面的阳台是作为女性实践身体与性而存在的空间，王宇说过：“文本对女性的欲望化描述最突出地表现在空间的隐喻上。”[3]“我”之所以愿意生活在黑暗里，是为了能无所顾忌地观看那个自以为是的裸体女人，因此，阳台在这里的空间本质被消解，它只是一个男性的欲望符号和女性的身体标志。事实上，作为人，社会性与自然性并驾齐驱，女性成长速度越快便意味着与社会越分离，回归私人空间正是一种对社会性反抗和对自然性的归驱。在“我”眼里，对面并不具有社会性，或者说“我”并不愿深究她的社会身份，男主人公心心念念寻找的自然性在这里获得，但代价却是以窥视者的身份“摧毁了一个女人最后一个个人的角落”，这直接导致了女性性别空间的被剥夺。“对面”作为被看的他者，她的极具隐私的行为满足了窥视者“我”的叙述需要，这里面掩藏着复杂的权力关系，“对面”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被描述的对象，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她的一切都是由“我”来进行转述或猜测的，换句话说，“我”掌握着话语编码的权力，对面的阳台实际上为男性充分实现对女性的想象、占有及利用提供了空间，女性自我的表达变成了一场可笑的表演，反而成为偷窥者眼里的自我暴露。

在“我”的观看角度下，女主人公一系列与性有关的活动都被打上了极具侵犯性的男权伦理标记，高个子男人和矮个子男人的交替造访使我观看“对面”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毕竟，在男权伦理的范畴里，与一个男人交往是自然情感的需要，而同时与两个男人的互动便必然涉及到欲望和伪装。如果说在刚开始“我”发现了对面的女人，并用不少的文字去赞美其“很棒”的体态还带有一丝欣赏态度的话，那如今的各种窥视活动就成了“我”男性欲望的载体，既然对面扼杀了“我”的幻想，所谓女神不过是想象，那么占有的种子便茁壮成长。肖禾的再次到访，使“我”意识到了“我”对于“对面”的欲望，“我的胸膛紧贴着她那汗津津的充满弹性的脊背，我想起这姿势分明是从对面那个高个子男人那儿学来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模仿他的姿势，只感到这模仿的必要”。肖禾的身体被解构、置换，使我在对高个子的艳羡中完成了想象中对“对面”的占有。当然，这种占有的欲望也会有膨胀到无法遏制的一天，因为“对面”接纳了矮个子男人过夜。在“我”的意识里，“男人和女人能睡在一起终归是不易的”，那意味着真实、坦然的面对，或许只有“我”而不是那个猥琐的矮个子男人才配得上和“对面”睡觉，“我感到周身热血沸腾就仿佛对面和这男人一道欺骗了我”，原本“我”所沉醉的“美景”成了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的“鬼混”。萨特说：“冲突是为他之存在的原意。”[4]因此，其他人的自由是对我的世界的霸权的挑战，于是，“我”如同一个丧失帝位的暴君，怀着无比的愤懑用突然的巨大光明和刺耳音乐去惊吓或者报复对面的男人女人，直接导致了“对面”的香消玉殒。

三、“原野”的呼唤

美“对面”的猝死是一种性别意义上的死亡，她的裸呈一定程度上是女性自由的表达，然而很显然，这种自由永远也无法得到男性的认同，就像“我”为自己偷窥行为所辩护的：“招致对面厄运的只能是对面自己，即使窥视本身就是低下的犯罪行为，可谁让她自己给我提供了窥视的可能呢？”女性的自我表达在“我”的眼里，只不过是为窥视提供了可能，这一方面说明了男性在窥视这个问题上的自私与残忍，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女性个人生存空间的逼仄。在小说中，对面女人的死亡是一种被迫的对生命的弃权，与其说是死于惊恐惊吓，倒不如说是死于隐私突然曝光的羞耻，以肉体的终结完成对自己被赏玩命运的最后拒绝，这种惨烈的反抗方式无疑是性别间压力的具现。与此同时，“对面”的死亡也是“我”窥视的终结和自我反省的开始。在“我”知道“对面”的真正死因正是我的蓄意报复后，“我”的心理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情不自禁地对自己进行拷问，“那么我究竟是谁呢？当我有意惊吓她时，与其说是要张扬正义不如说是出于私欲，我是什么？我不过是在那一高一矮两个男人后面，对她充满欲望的第三个男人罢了”，“我”从责怪“对面”为自己提供窥视可能到转向揭发自己内心潜藏的私欲，从而使“对面”的死亡成为男性反省自己的契点，铁凝正是以这样的叙事策略来探索两性和谐的可能，从而使紧张分裂的男女关系得以进入面对面交流的境界。

铁凝以男性的全新视角叙述“我”的故事，但其眼光依然包含对女性的解读与关怀，于是《对面》便有了这种超越性别话语约束之外的力度和质感。铁凝并不是仅从单性的角度出发，而是试图传达整个人类的生存困境，无论是“我”对爱情的解构逃离，还是“对面”被侵犯后的决绝反抗，都充斥一种压抑、焦虑的情绪和剑拔弩张的两性对峙。文本中男主人公共有三次空间的转移。第一次是从北门市到南门市，主要原因是为逃离肖禾的追逐，“我”并不想成为欲望的俘虏，自然不能成为肖禾的“啤酒”。第二次是从设计院宿舍到仓库，因为“我”无法忍受赵欣的怪癖，却又不能面对面解决，于是一场临时起意的暴力行动使“我”将自己放逐到仓库。人与人之间紧张的对立使“我”不得不选择逃避，生存空间的日益逼仄，对虚伪人际的厌恶，再加上偷窥的本能，“我”对“对面”便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兴趣，“她在无意中教我学会了欣赏和疼爱生活中那些不为人知的自然。这一切其实是从她的背后而得，虽然她每天与我面对着面。原来人类之间是无法真正面对着面的”。最终的无法面对面源自于“对面”的死亡，于是，“我”的视线从阳台挪开了，生存空间也转向了阔大的原野，这第三次的物理空间变化似乎是作者给予文本的隐喻式处理：无论是寻找生命本真还是探索女性自我都应该有一个更大的视域空间。亨利·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它往往蕴含着某种意义。[5]因此，空间不仅仅指向物质占有，更需要关注的是空间的心里延伸意义。广袤的原野，打破了各种圈定的文化空间，这里没有偷窥，没有敌视，没有各种欲望造成的紧张对峙，原野的无限暗示着人类生存空间的无限，在这无限的生存广度下，必定能消解对抗式的两性话语，就如同“我”在原野看到的，“地边的垄沟上盛开着淡紫色的小喇叭花和金黄色的矢车菊，有两辆自行车并排倒在垄沟边上，一辆男车压着一辆女车。小花青草簇拥着它们，在朦胧的光线里我听见远方有鸟儿啼鸣……”

《对面》将男性放置前台，用以探讨新型的两性审美关系的构建可能，而潜藏在男主人公背后的作者，则以不动声色的关怀凝视着“我”与女性之间的对峙，死亡的女体暗示着女性自我获得的脆弱，但在铁凝的观照下这也成为男性观照、思考自身与女性他者之间关系的起点。原野上农妇的指点和男车女车的和谐并置为读者提供了一幅光明的前景之图，这昭示着男性主动逃离狭隘的窥视视角，指向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和利于交流的和谐天地。铁凝将男人女人共同归于“人”的范畴来进行意义上的探讨，也正是借助了男性视点来完成自己“第三性视角”的创作实践。

参考文献：

[1]铁凝.铁凝文集·玫瑰门·写在卷首[Z].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1-2.

[2]谢克纳.人类表演学系列——谢克纳专辑[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9.

[3]王宇.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索解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叙事文本[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166.

[4]加里·古廷.20世纪法国哲学[M].辛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77.

[5]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85.

[责任编辑王占峰]

作者简介：杨柳（1990-），女，安徽阜阳人，河南大学文学院2014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收稿日期：2015-11-13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438（2016）03-006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