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晚明时期宦官传记类文献的编辑与流传

2016-04-13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16年7期

周 保 明

(华东师范大学 图书馆,上海 200241)

晚明时期宦官传记类文献的编辑与流传

周 保 明

(华东师范大学 图书馆,上海 200241)

摘要:晚明时期,汇辑刊刻历代宦官传记文献一度盛行,其政治社会背景深刻,颇受朝野关注。以《中鉴录》《貂珰史鉴》为代表的宦官传记文献汇编,成书时代集中,直接或间接地对当时宦官教育起到了积极作用,传后所附评论文字则成为辑录者政治思想的某种表达,保留了珍贵的宦官史研究资料。

关键词:晚明;宦官传记;文献辑录;《中鉴录》;《貂珰史鉴》

宦官专权是明代政治的一大特色,晚明时期更加突出。由于宦官“身份”的特殊性,在宦官史研究可资利用的史料中,历代宦官传记文献汇编无疑是最重要者。因为它们不仅仅是可法、可戒事迹的辑录,而且多附有大量极具思想倾向的评论文字。学界对此无专门论及,本文从辑录背景、辑录概况、影响及意义等三方面展开论述。

一、宦官传记文献辑录的时代背景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可以考见的宦官传记资料辑录工作集中于晚明,确切地说是在万历朝。这种情况的发生自有其深刻的政治社会背景。

首先,宦官教育本身发展的需要。明代的宦官教育经历了逐步制度化的过程,太祖时,“内官不过仅识数字,不谙文理,时未有教习专官也”[1]卷1《西台疏草·请法祖制用人疏》。随着宦官日益介入朝政大事的各个环节,不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这一状态都难以维持。永乐时开始大量使用有文化的宦官入侍东宫,宦官于内廷学习的记载亦越来越多,出现了“令听选学官入教小内侍”[2]84、“始以听选教授领其职”[1]卷1《西台疏草·请法祖制用人疏》等情况。

仁、宣时票拟制度形成,对宦官的识字能力、个人修养及政务处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司礼监始设内书堂,“内书堂者,授小内使读书之堂也”[3]2596。关于内书堂的设立情况及目的,王畿有云:“内学堂之制,相传谓起于宣德年间,选集小侍敦朴颖敏者三四百人群聚其中,外取翰林五六品以上官六员教之,内设司礼监一员提督之,每日轮班入主教事,教之写字读书,谨其礼节,开其知见,随其根性高下乘其机而导之,敦朴者务为疏通,颖敏者务于笃厚,悟疾徐于甘苦之外,使之潜消默化,习与性成,日入于善而不自知。”[4]卷1《中鉴答问》第11则

嘉、隆之际,在内书堂教习的选择上,内阁首辅徐阶“特用资浅者为之”,以防止二者互相“援引”。徐阶认为,“资深词臣交游广,又或分校礼闱、典试两畿,著录称门徒者众,诸大奄、中奄恒缘而请托,势不得固辞,因以为名行累,又有阶而媒进者”[5]441。是以有隆庆二年戊辰科榜眼黄凤翔被授翰林院编修并领命教习宦官,即史载“故事,皆翰林资深者充之,至是以委新授翰林”[3]2596。黄氏曾辑录“前史宦官行事可为鉴戒者”汇为一书,“命诸小奄时时习读,间呼而问之”[5]442。这是所见最早辑录宦官传记资料用于宦官教育的记载。

其次,引导宦官向善从而正面引导皇帝的需要。正如《中鉴录》的辑录者王畿所说:“今日年少之中官,即他日所用之近侍也。”[4]卷1《中鉴答问》第11则他认为“内馆之设,事几若微,于圣躬得养与否,所系匪浅”[6]285-286,所以方以智就指出,《中鉴录》“非以备中官之鉴,以备人主之鉴也”[7]472。可见辑录宦官传记资料,除了针对宦官教育外,更重要的是借以正面引导皇帝。历代针对皇帝、大臣、地方官等的官箴文献和对历史上党派斗争文献的搜集整理层出不穷,加之其时内阁首辅张居正作《帝鉴图说》(书分上下两篇,上篇讲述历代帝王的励精图治之举,下篇剖析历代帝王的倒行逆施之祸)进呈甫登帝位的万历皇帝,已投身讲学事业的思想家王畿对此颇为感慨,从而产生了汇集宦官事迹的动议。正如他向友人所说:“凡我大小臣工,守令有鉴,台谏有鉴,辅相有鉴,迩者复有帝鉴,独中官未有所鉴,似为缺典。”因此才“纂辑春秋以下历代诸史宦官传,得其淑与慝者若干人,分为三册”[6]256-257。

再次,争取宦官教育话语权、争夺宦官势力的需要。晚明朝政纷争,党派林立,争取宦官势力,既可接近皇权,又能约束皇权。要达到这个目的,朝野人士认为,辑录刊刻宦官传记文献并以自己的思想渗透宦官教育是一条可行途径。

为了拉拢宦官势力,文人官僚们不惜“放低姿态”。例如王畿希望通过《中鉴录》,让充任教习的翰林官员讲授教养之法,使小宦官们知道自爱,“亦以信吾辈之为可亲,而不欲自外于缙绅”[4]卷1《中鉴答问》第11则。有的则特别注意在宦官事迹评价方面的尺度拿捏。耿定向曾写信给徐用检,希望他在推广《中鉴录》方面出力,但也指出该书“外史氏曰”“中语似多峻厉不中肯綮者”,称“往在都邸,侧闻此辈实是中有贤哲,或博雅攻古文词,或亦好砥砺名行,或抱逸趣慕玄学佛者,不为无人”,世易时移,现今仍以“刑余”视之颇为不妥,“若令此辈省观,须婉曲令睹者欣然慕惕然悚可也”,因此还建议其向徐阶请教,“更得存翁阁老一商尤佳,念存翁当国久,此辈情状得之最深,其语必中肯綮也,惟丈图之”[8]140-141。

正是在以上背景下,晚明时期形成了一股辑录宦官传记文献的热潮。从这些背景的形成也可看出,朝野上下逐渐接受宦官专权的事实,值得给予特别关注。

二、宦官传记文献辑录概况

宦官传记文献的辑录,主要集中在万历朝。现据万斯同《明史》与《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著录考察如下。

《中鉴录》(《中官中鉴录》)7卷,王畿纂辑。王畿字汝中,山阴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官至南京兵部主事,不久罢归。“畿既废,益务讲学”,“年八十余不肯已”[9]7274。这部书在《千顷堂书目》卷9“史部·典故类”有载,雍正《浙江通志》卷244“经籍四·史部下·传记”据以著录,祁承爜《澹生堂藏书目》“史部下”则云“中官中鉴七卷”。卷1为“中鉴答问”和“古今沿革”,卷2至卷7分忠、贤、让、劳、能、准、逆、乱、奸、横、贪、残12类辑录91人之事迹,总曰善、恶两类,绝大多数宦者的事迹后都附有“外史氏曰”加以评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此书,现存则至少三部,即故宫博物院藏明刻本、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毛利高标旧藏)明万历三十九年刘成跋刊本和日本前田育德会“尊经阁文库”明刻本,然而学界每以为佚[10 ]169-178。

《思齐录》(卷次不明,已佚),李贵撰。李贵字廷良,丰城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官至四川按察司副使。“贵素有声史局,特命董内书堂教,集古阉寺可法者名《思齐录》,令诵法。”[11]25《思齐录》亦称《中官思齐录》《丰乘思齐录》,光绪《江西通志》(卷106)和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58)均有载;万斯同《明史》卷134、《千顷堂书目》卷9小字注“集古宦寺可法者以训示内书堂中官”。吕光洵《四川按察司副使李先生贵墓志铭》云:“所著赋、讼、序、记、表、志、论议、诗词、读经史杂记合若干卷藏于家,《丰乘思齐录》及五先生(指周濂溪、程明道、张横渠、朱晦庵和陆象山)政迹俱梓行于世。”[12]4337

《貂珰史鉴》4卷,张世则纂辑。张世则字准斋,诸城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备兵安绵时纂《貂珰史鉴》[13]8页b-9页a,“效迁史之常例,述事编年,法通鉴之遗规,故名史鉴”[14]后序。万历十三年前后书成,二十年进献,内容包括主君、弼臣、妍范、媸戒、国祚、沿革等。沈德符云《貂珰史鉴》“盖采掇载籍而有评、有考、有论,又为赞、为箴、为诗,其中备列善恶”[15]822。《四库全书》以两淮盐政采进本收入存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62指出:“宦寺贤者,万中不得一二,世则方指陈炯戒,将以启迪君心。”同时对该书的价值取向有所批评:“所列《妍范》一条,如勃鞮之斩袪、缪贤之荐士、裴寂之宫人私侍、高力士之赞立太子,皆目为佳事,殊多谬戾。又列及明代寺人,而以阮安预其间,益不可训矣。”[16]368《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据国家图书馆藏万历刻本影印,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版心及目录页题名“貂珰史鉴御览”)。

《中贵芳摹》1卷,已佚,张世则撰。《千顷堂书目》卷9“史部·典故类”、《澹生堂藏书目》史部下有录,内容不详。

《历朝珰鉴》4卷,已佚,徐学聚纂辑。徐学聚字敬舆,兰溪人,万历十一年(1593)进士,官至副都御史、巡抚福建。该书辑录历代宦官事迹,自周秦以迄于明,分“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二种,而于明代纪载尤详,“第所录仅至世宗朝而止,则仍不免有所避忌。又元李邦宁,即尝入太学代祀孔子,致大风灭烛之异者,其狂妄可知,乃入之善可为法中,进退亦未甚允也”[16]369。《历朝珰鉴》以编修汪如藻家藏本收入《四库全书》存目,《千顷堂书目》卷9、《(雍正)浙江通志》卷244、《续文献通考》卷165“经籍考”、《续通志》卷159“艺文略”、万斯同《明史》卷134等均有著录。

《历代内侍考》14卷,毛一公撰。毛一公字震卿,遂安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官至给事中。书取古来阉寺事迹辑为一编,自春秋及宋,以时代次之,止于元代。万历四十三年(1615)所作“自叙”曰:“上稽春秋史汉并各史列传,旁及藩方裔国诸阉,悉为论次其得失,以资法戒,即不无遗佚,其大较可睹已。”[17]433该书辑录200余人史事,每传后附以“论曰”,各序其善恶而加以论断,大旨褒少而贬多。《千顷堂书目》卷9(未注卷数)、《(雍正)浙江通志》卷244“经籍四·史部下·故事·杂传”(10卷)、《续文献通考》卷165“经籍考·史·传记下”(10卷)、《续通志》卷159“艺文略·列传”(10卷)均有著录。《续修四库全书》据浙江图书馆14卷清抄本影印,《四库存目丛书》据中科院图书馆藏14卷清抄本影印,另有北大图书馆藏7卷本,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14卷。

《宦寺考》8卷,李腾芳撰,弟骈芳同校。李腾芳字子实,湘潭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改庶吉士。丁仁《八千卷楼书目》卷5“史部传记类总录之属”载《宦寺考》8卷为明刊残本。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曰:经眼这部书明刊本“九行二十字,前有吴道行序,其书辑录历代宦官事迹,自春秋列国寺人貂起,至元代李帮宁、朴不花止,大率钞自史籍,用为劝诫。卷中有圈点有评语,不脱明人习气。有李若农文田先生手跋”[18]335。另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天启间渤海吴氏刻本。

《明珰彰瘅录》1卷,顾尔迈撰。顾尔迈,淮安人。《四库全书》以两淮盐政采进本存目,《总目提要》云:“是书采撮《实录》、《宪章录》、《中官考》诸书,而各加论断。所记止成化中汪直擅政之事,似非完本,抑或于世近者有所讳欤。”[16]352其实内容除采自前述三书外,还有《昭代典则》《资治通纪》两种,也就是这五种书中有关汪直成化十四年间事迹的汇辑,“各加论断”,末附“淮南野史氏曰”一则。《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据扬州图书馆藏清抄本影印。

《内臣昭鉴录》(卷次不明,已佚),胡良臣著。胡良臣字翼明,山阴人,著《四书诗经义》《广四十八孝》诸书[19]45页a。据说胡曾为魏忠贤心腹[20]92,似可为其创作《内臣昭鉴录》的旁证。

另见存目者尚有徐乾学《传是楼书目》“史部·杂史”载《娟珰杂记》1册、《魏珰诸案》1册和《千顷堂书目》卷5“别史类”、万斯同《明史》卷134载《天启虐熖录》(1卷)、《媚珰录》等,惜详情已不可考。

三、宦官传记文献辑录的影响及意义

以上宦官传记资料的辑录与刊刻流传,有着共同的目的和相似的特点,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第一,宦官传记资料的辑录对当时宦官教育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作用。

辑录人的出发点首先是从课堂内外影响宦官教育,如《中鉴录》作者称“此辈但蔽于欲沿于习,由之而不自知耳”,而编辑此书就是要“援古证今,指其是非之良,疏其利害之端”[4]卷1《中鉴答问》第8则。或云“开其是非之本心,警以利害之隐机,使知所惩发”[6]240。或云“开其是非利害,使知所劝阻”[6]304-305,“兴其善念,拂其邪心”[6]224。此点不论是对小幼黄门,还是对年长内侍,其影响是相同的。

万历七年,翰林修撰张元忭任内书堂教习,时任福建巡抚耿定向致友人云:“顷承贵乡龙溪翁见惠《中鉴录》一部,云缘为阳和(张元忭)殿撰近教内书堂编者。”[8]140-141张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正如朱赓《阳和张公行状》所说:“子荩(张元忭)曰:此辈他日在天子左右,关主德不细,奈何不预教之?乃观《中鉴录》,亲为条解,用示劝惩。”[21]436不久,张元忭“既膺起居之命,内馆主教势不得兼”,王畿无比担忧,表示:“不知相继主教者能悉领此意,不作寻常套数挨过否?”[6]285-286

《貂珰史鉴》甫成书(万历十三年前后),南京吏部尚书丘橓“犹手订数字”,并给予高度评价。几年以后,作者张世则奏进朝廷,礼部复疏云:“我朝自宣德以来,始立内书堂,专用翰林院官以教习之,其所诵读者,有《忠鉴录》一书,法戒昭然已备。”称该书“实与《忠鉴录》相发明”,恳请万历皇帝“置之座右,留神省览,如果所言可采,乞敕该监缮写翻刻,印发内书堂,人给一帙,俾与《忠鉴录》俱定为课程,日夜诵读,庶几口诵心惟,或可迁善而改过,内侍将有得人之庆矣”[14]703,699-700。

第二,宦官传记资料的辑录是朝野人士争取宦官势力,希望以之影响皇权的思想表达。

以《中鉴录》为例。书成时作者王畿已76岁,仍表现出了相当的兴奋,托王阳明子龙阳将之带至京城,或让在京同道前去索览,或让龙阳登门奉送,先后寄信邹聚所、朱越峥、耿定向、赵濲阳等,或“可亟索观,或誊写数幅,请正诸同志”[22]402,或“可留意披抹,与同志相参,以广其传”,或“须吾丈以数言弁首,刻布以传”,或“吾弟可细细披抹笔削,以润色之。若以为有补世教,梓而行之,与诸鉴并传”[6]256-257,240,288-299,种种不一而足。足见王畿确是“身处江湖而不忘廊庙”,他相信“若得此辈(宦官)回心向主,比之外廷献替,功可百倍”,,“吾人欲引君于道,舍中官一路,无从入之机”[6] 240,288-289。

王畿的种种努力表明,编辑《中鉴录》是一个手段,拉拢宦官势力是一种途径,而希望自己的思想、王门的学说能扩大对朝政的影响则为根本目的。与之不同,《貂珰史鉴》“鉴中正条,一皆以经史、《通鉴纲目》为据”,“褒贬断制皆引用先儒之格言,正论未敢以臆说杜撰,其间有缺略而意未尽者,乃窃以己意附于后,更着评论字于其端”[14]凡例,充分展示了作者的意图,即“指陈炯戒,将以启迪君心”。不难看出,通过辑录者的思想表达,宦官传记资料的辑录,已上升到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正如此处所反映出的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之间的较量。

第三,宦官传记资料的辑录保存和丰富了历代宦官史料,有助于宦官史、晚明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拓展和深入。

晚明宦官传记文献的纂辑者,有些是在朝官僚,有些是在野士人,有的本身是宦官,有的为依附阉党者。他们的劳动成果希望被宦官本人、朝臣、皇帝甚或友朋所认可,因此除了文献本身的史料价值、对保留保存为人所不齿的“阉党”史料作出了贡献外,编辑者为数不少的评论文字,相当有价值,既是时评,又是一种政治思想观点的集中表达,完全可作为拓展和深入宦官史研究和晚明政治思想研究的重要资料,值得珍视。

四、余论

如前所述,《中鉴录》作者为其出版传播费尽心力,但所见史料显示其刊刻工作主要为内廷经厂负责,先后有著名宦官孙隆、刘成责其成。《貂珰史鉴》成书后,御史中丞李世达寄信作者称,“可刻可传门下,试以数帙付之仆,当觅中珰有意气者托以锓梓,俾人人诵法”,“诸珰一见此帙,有默者,有怒形于言者”[14]后序。正是由于此类书籍所载为阉宦之事,又为宦官递相传刻,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传布和影响的扩大。“盖天禄、石渠之任而以寺人领之,此与唐鱼朝恩判国子监何异!……明政不纲,此亦一端,而当时未有论及之者。”[16]794叶德辉也曾说:“世所传经厂大字本《五经》、《四书》,颇为藏书家所诋斥,非尽谓其校勘不精也。夫以一代文教之事,以奄人主之,明政不纲,即此可见。”[23]103

另外,在当时统治者的意识中程朱理学仍然占统治地位,王畿毕竟是心学传人,其学说不能不引起正统思想家们的警惕,如前引耿定向给徐鲁源的信中即说“编中须隐编者姓氏为得”,极有可能就是顾及此点。因此,此类文献中《中鉴录》的影响较大,是因为作者王畿是王阳明的得意门生、著名思想家;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其思想学说与传统主流有异,从而导致《中鉴录》传播的半遮半掩,这是它与《貂珰史鉴》的不同。

参考文献:

[1]李邦华.李忠肃先生文集[M].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清道光二十三年刻本.

[2]黄瑜.双槐岁抄[M].北京:中华书局,1999.

[3]何乔远.闽书[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

[4]王畿.中鉴录[M].日本内阁文库藏明万历三十九年刘成跋刊本.

[5]黄凤翔.田亭草[M]//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44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6]吴震.王畿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7]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编[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8]耿定向.耿天台先生文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1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9]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0]周保明.《中鉴录》的编辑、刊布与存藏[J].文献,2016(1).

[11]王家杰.丰城县志[M].清同治十二年刻本.

[12]焦竑.国朝献征录[M].扬州:广陵书社,2003.

[13]宫懋让.诸城县志[M].清乾隆二十九年刊本.

[14]张世则.貂珰史鉴[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98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15]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

[16]纪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7]毛一公.历代内侍考[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07册. 济南:齐鲁书社,1997.

[18]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9]徐元梅.山阴县志[M].民国二十五年绍兴县县志委员会校刊铅印.

[20]刘若愚.酌中志[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21]朱赓.朱文懿公文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9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22]邹德涵.邹聚所先生外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7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23]叶德辉.书林清话[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韦琦辉】

收稿日期:2016-03-12

作者简介:周保明(1974—),男,甘肃文县人,副研究馆员、博士,主要从事明清文献研究。

中图分类号:K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600(2016)07-004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