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雷　安徽大学



县域城镇化中的地方文化影响机制：来自于河南某县产业区工厂的实践

朱富雷安徽大学

摘要：从尊重地方性知识与实践过程的角度出发，我们将看到中部地区下一轮县域城镇化的基本格局，那就是地方性文化与工业化力量的相互作用。本文聚焦于刚刚起步但是发展迅速的某地产业区工厂实践，发现该地工业化实际展开中处处体现了地方实用主义色彩，它作为城镇化的积极影响力量，连接着本地社会文化与市场，而且可为本地的现代化的展开提供有价值资源。

关键词：县域城镇化江村经济

一、背景与问题

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中曾写到“中国经济生活变迁的真正过程，既不是从西方社会制度直接转渡的过程，也不仅是传统的平衡受到了干扰而已。目前形势中所发生的问题是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下的产物不会是西方世界的复制品或者传统的复旧，其结果如何，将取决于人民如何去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1]这一问题意识被马林诺夫斯基称之为现代生活最难以理解的一面，即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如何变迁。1935年的江村是当时中国千万个村庄面貌的缩影，它们都面临的同样的艰难处境，费先生把它归结于普遍贫困，认为解决之道来自于新历史阶段的新事物，即取代传统手工业的现代机器工业。

历史或许不会循环，但是相似的情况再一次发生了，与江村在1935年的地理历史地位相比，地处中国中部欠发达地区的河南X县当下的产业开发区建设几乎拥有同样的作为工业化城镇化起始点的意义。

城镇化进程的本义是指通过工业化和人口聚集实现经济社会以及人的现代化这一过程。

我国从1978年开启的高速工业化城镇化道路至今已经蔚然大观，2014年底，我国居民城镇化率超过54%，并且继续以高速增长，但是由于人的现代化才是城镇化过程的根本目的和最终落脚点，“居民城镇化率”这一来自于人口统计学的数据显然无法刻画出现代文化与乡土文化的此消彼长的过程与机制。以就地城镇化角度来说，到距离家乡不远处工厂“上班”的农民工在现代科层制度与文化影响下会不会导致行为选择上有所改变？几年前的村庄摇身一变成为了高楼林立的开发区，流淌在村庄农民身上的乡土文化基因在工厂实践影响下会怎样走向未来？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笔者展开了考察。

本文聚焦的是一个国家“中部崛起”战略下快速迈进其步伐的县域工业化城镇化个案，它县在2009年之前几乎没有工业化底子，通过招商引资建设开发区，在短短几年内将城镇化率由22%提高到35%。[2]随着工厂化实践的马不停蹄的展开和深入，城镇化过程不可逆转地改变着当地的经济与社会面貌。跟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变成国际大都市的模式，上海以海派文化融入国际化大都市模式等东部地区城镇化过程都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以下方面。

第一，本地产业化中所能吸引到的人口劳动力9成都是该县的农民或农民工，这与大都市能够吸引大量优秀异质性人口大不相同。本地工厂实践中劳动力聚集过程中的人口同质性特点，使得工厂实践在当地人文化心理上造成的影响，并不像简单设想的现代科层制的管理文化深入人心以及当地农民的市民化。反而是迅速加强了县域方言圈文化。我们可以推想未来，不管以后本地的城镇化率提高到多少，建设了多少工厂和高楼大厦，都只不过是地域文化在继续蔓延生长。

第二，在所面对的外部环境上，东部地区城镇化过程中的面对的是国际化企业“与世界接轨”，而该地所面对的是上述作用的产物“中国制造”向中西部腹地的产业转移。这就使得中部崛起战略下的县域城镇化过程出现了不同与改革30年东部地区的城镇化过程的特点。它更像是中国式的“非正规经济”在中国腹地的进一步扩展和延续。

那么，快速实践中的以地方文化加强和非正规经济扩展为主要特点的县域城镇化过程之中，我们不禁要问带有浓厚地域色彩的地方文化到底构成了本地城镇化过程的阻力还是动力？“非正规经济”的扩展对于对本地社会结构与文化变迁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二、理论回顾与研究方法

论述近代城镇化过程的经典框架是“市场、社会与国家”三方互相作用过程。本文的切

入点属于其中市场与社会作用中的一部分，即：市场与社会文化的作用过程。或许是上个世纪开启的发展中国家城镇化过程发展速度太快的缘故，导致了描述此类过程的细致理论的乏善可陈。虽然学术界关于该过程的讨论可以在政策建言或问题批判等方面无限展开，但是对于该领域核心关切的正面回应并不多见。比较富有成效的例如美国人类学家James C. Scott在东南亚开展的研究，他利用生存安全法则的逻辑来解释村庄农民的表现为互惠原则的道义经济，认为当该伦理被外来的市场力量所冲击，不可避免的是两者的激烈冲突。[3]

国内较主流的问题意识是采取结构功能主义的立场，来分析中国改革以来经济实践的成功原因或者说制度的社会合理性，如徐勇“农民理性”促成中国经济的腾飞[4]；夏柱智认为“半工半耕”模式维护乡村社会结构并提供城市化人口红利等等。[5]

本文将尝试运用人类学“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6]与黄宗智先生“实践的历史过程”的基本视角。[7]倡导地方性知识的阐述人类学认为，边缘的意义世界所取得的成就，与正在不断扩张的主流文化所取得的成就一样，具有自身的价值。黄宗智更进一步地认为，实践与实践历史可以是合理的，并可能作为中国追求自己现代性的一种资源，但也可能是不合理的，是违背原先追求的道德价值的。例如中央集权下的“法律的儒家化”或“基层治理的简约主义”体现着东方的实践智慧，为其未来现代化提供着可能有用的资源。

另外，需要交待的是本文采用的调查方法是人类学传统的田野作业的方法。本人通过熟人介绍进入该地开发区L工厂，采取参与观察法，与企业工人同住同劳动，打成一片。采用自由聊天等无结构访谈的方式获取资料，捕捉到了典型案例和若干细节。

三、L工厂的地方化实践

笔者所调查的L工厂隶属于总部位于沿海城市的总厂，它是在中部地区所开设的分厂，在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背景支撑下，该地政府开展“招商引资”计划，以低地价，低人力成本，和区位物流成本等优势吸引发达地区产业转移。是资本“逐底竞争”在中国内地的新一轮展开。

（一）地方化的“非正规经济”

名为“河南L有限公司”的L工厂，像大多数中国内地劳动密集型产业工厂一样普遍性存在着周六无偿加班，不签订劳动合同（或者签的只是形式上应付政府检查的用工合同），部分不购买社会保险（上班距离较远的处于安全考虑会购买工伤保险，因为这样各方面利益都能兼顾到）这些非正规经济的特点。

然而工厂所有人都默默接受了这一状况，它也作为人们心中的避而不谈和约定俗成的东西。例如，员工小李提到加班一事说：“刚进工厂的时候，公司就把做六休一这些事给你说过了，这里的这类型的工厂都是这样的”。

另外一个能体现地方化色彩的例子就是工厂在农忙时期的“农忙假”。由于本地秋季庄稼收获需要较多劳动力，如果当时的公司订单需求不紧急的话，公司一般会为此放假，因为即使你不放假，有部分人也会请假去收庄稼。此时公司可能会采取加班的方式来保证生产。

从上面论述的公司在该地的实际运作过程可以看出，除了中国式的“非正规经济”特点之外，最显著的就是为当地情况做的灵活妥协。

（二）地方文化与现代工业文化的作用机制

在笔者调查期间还有幸遇到了员工小杨与部门领导王部长冲突案。

根据笔者与小杨的接触，小杨本人性格活泼爱开玩笑，但是他们这些来自村庄的农民在王部长看来缺乏正规就业工作的经验，没有上下级意识。

“说话是要分场合的，有些话该说不该说，讲话之前要有所判断”。

小杨原本与王部长之间亦庄亦谐，互加微信好友，后来在王部长检查工作时，小杨说了句有失尊敬的玩笑，当时王部长收起了平时的温和，严肃批评了小杨，小杨哭了觉得受了委屈，后来小杨所在组李组长劝阻了她，后来在有次小组会议上李组长讲到：

“王部长本身是个领导，我们不管他有什么想法，领导有领导的架子，我们对其说话要注意分寸，另外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我们齐心协力把工作做行了，我们是一个团队，要团结”李组长此处担当了科层制管理理念与农民价值观的协调作用，达成两方统一的利益诉求，并且凭借务实干练的作风很好解决了难题，赢得了尊敬。她在此处扮演的就是开放的地方性文化的杰出代言人。

另外一个能表现地方文化的特点就是该工厂通行语言问题，毫无疑问的是通行语言是本地方言，因为讲本地方言的人占据公司9成以上人数，只有几个沿海总厂引进的领导在开会时才说普通话，当然本地人都能听懂也会说普通话，但是在家乡，就算是在工厂大家还是把这里当成是家乡的一部分看待。

概括来讲，工厂在实际运作中，工厂员工的行为选择实际上联系和沟通着地方文化与工业文化。

在水平维度上，通过村庄共同体人情关系的基本形式为核心，能够逐步编织其扩展形式，构成其在县域城镇化过程中的差序格局。

在垂直维度上，通过一个崛起的本地工厂精英阶层，连接着本地文化与科层文化。生成一个指向未来的，经过本地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不断地相互配合和相互适应过程的现代化的本地文化。

四、地方性文化对于工厂实践的积极影响

概括地讲，地方性文化对于工厂实践的积极影响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第一，更进一步地完善着地方社会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贺雪峰曾经将“半工半耕”模式理解为家庭分工式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农民工本地就业能够与家人团聚，使得村庄中的“留守”问题得到缓解，进而有效促进社会稳定，反过来加强半工半耕的结构化。

第二，根据市一级政府的数据，本地富余劳动力275万，劳动力转移就业252万，充裕的劳动力资源构成了本地工业化的人口红利，它能为工厂的利益作出很大贡献，当然这也为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外出的农民提供了在家乡附近的就业机会。

第三，更为关键的是沿海地区由于劳动力紧缺导致了“逐底紧张式”高强度管理方式，而在本地工作中人们可以通过工作间隙的人情往来能够有效缓解科层制管理方式的固有的理性化牢笼困境，增进员工的幸福感。

第四，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工外地打工的社会融入问题。

五、结论：地方化与全球化

本文很赞同黄宗智先生尊重 “实践历史过程”的逻辑来连接无限复杂的经验和简洁的形式理论的做法，本文的实证个案也体现出了实践的包容性和草根性。

关于地方化与全球化的关系，经济领域有学者曾提出中国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县域经济之间的市场竞争与合作。政治上中国历史上有著名的论断“郡县治,天下安”，中央集权时代建立的行政遗产格局至今依然，我们知道帝国瓦解之前是由“士绅阶层”扮演着链接外部力量与民间社会的“第三领域”发挥着纽带作用。

站在地理民情的角度讲，我们考察的个案显现出了浓烈的地方性差异，本地“人多地少”的基本县情，导致它在未来城乡发展趋势上的表现或许并不同于中部其他省份，甚至不同于同一省份的不同县市的状况。本地农民工之所以进入本土工厂的原因更是体现了传统文化和情感因素的反扑。

当问及为何不愿去去外地工作选择家乡工厂工作时，有员工说道：

“外出打工赚钱不就为了小孩吗，现在能就近打工，也能照顾小孩，虽然工资少点，但是还是很乐意”。

这些都说明不同地方对待同一种的制度模式的差异性。体现了“地方性知识与文化”在市场与民间社会之间所开辟的“第三领域”。虽然它可能并不表现为实体化的固定阶层，更多地体现为共同的县域方言文化圈所编织的想象共同体。

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回答说，由于各地县情的巨大差异导致了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实践中所面临实际条件的千差万别。这一逻辑过程可以称之为“地方实用主义”，由于具体的实践是贴近和来源于实际的，所以实践的历史过程常常体现着理念设想与行动间的相互妥协或适应。它存放着当地人们的实用智慧和道德理念，以地理方言文化圈为边界作为地方性社会文化资源，在实际的县域城镇化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沟通连接着地方社会与市场、地方化与全球化过程。

参考文献：

[1]费孝通，江村经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8.

[2]河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eb/ol]. http://www.henan.gov.cn/zwgk/ system/2015/03/16/010535765. shtml.2015–03–16.

[3]詹姆斯·C .斯科特,2001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程立昱、刘建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4]徐勇，农民理性的扩张:“中国奇迹”的创造主体分析——对既有理论的挑战及新的分析进路的提出[J].中国社会科学,2010：01.

[5]夏柱智, 论“半工半耕”的社会学意涵[J].人文杂志,2014:07.

[6]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宣译[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1-15页。

[7]黄宗智, 中国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J].开放时代,2008: 07.

作者简介：朱富雷，男，河南濮阳市，硕士，研究方向：社会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