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荣博（商洛学院 语言文化传播学院，陕西商洛　726000）



论莫言的“生命书写”及其文本策略
——以《生死疲劳》为例

李荣博
（商洛学院 语言文化传播学院，陕西商洛726000）

摘 要：“生命书写”是将生命作为人类一切价值的前提和基石的哲学态度投射到文学领域后，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学书写范式。生命书写至少包含着哲学意蕴、文本策略、小说批判性的根基和立场这几个主要的层面，其中文本策略是其中较为复杂的层面。《生死疲劳》中，莫言通过全方位性、参与性的语言，生命化的隐喻、复调等表现手法，对比叙述中荒诞狂放的文本风格等诸多文本策略，构造了一个充满生命辉光的小说世界，可以被看作生命书写的文本策略上的典型范例。

关键词：生命书写；莫言；《生死疲劳》；文本策略

启蒙哲学以来，对人自身价值的尊崇已渐成共识。在康德那里，人自身即是终极目的，本身不可被当成工具使用，人的尊严和自由是人之目的最重要方面；不过，康德却忽视了更为本源的生命问题。对尊严、自由等人类一切价值而言，生命却是先在和超越的，是一切价值和意义的基石。后来，直到尼采，才把生命对一切价值的先在性揭示出来。在他看来，“生命的价值是不能被评估的”［1］14。相反，“当我们谈论价值的时候，我们是在生命的激励之下、通过生命的镜头谈论的：生命迫使我们制定价值；当我们制定价值的时候，是生命本身通过我们进行评价……”［1］36此时，“生命实际上是人类的逻辑原点，从这个原点出发，人的一切行为和追求才获得价值和意义”［2］。故此，作为人类一切价值的前提和基石，不可被毁损，不可被以各种名义剥夺，也不应被置于价值评判之中；相反，其应该成为一切价值和行为的出发点。这种哲学上思想的转换，投射到文学领域，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叙写范式。以如此生命立场和生命态度、以生命为原点进行的文学书写范式，可谓之为“生命书写”。有别于以生命为对象的书写模式。将生命作为描写的对象，呈示生之可贵，生之艰难，生之可恋可叹，是人类意识清明以来，很自然的自发行为。或许有某种程度的自觉，形成了生命意识，但还没达到以生命为逻辑原点的哲学高度。生命书写却是达到这种哲学高度后自觉地书写模式，不仅以生命为对象，而且以生命为价值评判的基石，同时，将书写的各个层面，如语言，叙事，图景和意象，意境和情节，都以丰沛的生命力加以灌注，使文本从局部到整体，从表层到深层，都闪耀着生命的辉光，体现着对超越人类一切价值的生命之尊崇。就小说这种文学体裁而言，生命书写至少包含着哲学意蕴、文本策略、小说批判性的根基和立场这几个主要的层面，其中文本策略是其中较为复杂而多姿的层面。能在这几个层面上进行生命书写的作家并不多，而莫言恰好就是比较典型、却为人所忽视的一位。

莫言开敞出的小说世界，是以生命为根基的，其所有的故事和叙述，都氤氲在生命的辉光里。在评论家刘再复眼中，“他是生命，他是顽皮地搏动在中国大地上赤裸裸的生命，他的作品全是生命的血气与蒸气”［3］。在作家王安忆眼中，“莫言世界里的生命，仿佛金石迸裂，石破天惊，将个好端端的天地又推进蛮荒，这蛮荒不是那蛮荒，那蛮荒是文明之前，这蛮荒却是文明之后，所有的人工全又断成碎片，重新化成混沌”［4］。“混沌”是“道”的形态，莫言的混沌的生命世界远远超越了“生命意识”的范畴，构成了在“小说”与“大道”两极之间幽玄神秘的场域，具有了形而上的功能。莫言小说的“生命”问题，在1988年9月6日至8日于莫言故乡高密县城举行的莫言创作研讨会上已经作为一个议题（“莫言小说的生命意识”），直到2011年9月25日在山东省高密市举办的“莫言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蛙》研讨会”上，依然被多位与会者关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同类著述更加丰富，但对莫言生命意识在这部作品中的呈现方式的研究尚无。在我国当代文学艺术领域，以生命意识为关键词的论述已有很多，例如强调文艺作品创作要注意强化“生命意识”“重返生命意识”“论某某作品的生命意识”等等，说法模糊纷纭。而这里所说的生命意识，实际上还是仅仅关注到作家将生命作为书写对象，而没有注意到，作家已将生命作为一切价值的逻辑原点和价值评判的根基。在对《蛙》的评论中，已有论者明示出莫言将生命作为一切价值的逻辑原点和价值评判根基的哲学高度，而对其生命化的文本策略，尚未论及［5］。莫言的《生死疲劳》，却不失为解读其生命化的文本策略的一个典型文本。以其为研究个案，可以较好地理清生命书写的文本策略，也可以给当代文学创作呈示一种可操作的书写模式。

一、莫言生命书写的语言层面

莫言小说世界的营构，最突出、最直观地表现在语言中蕴含的生命张力，他通过汪洋恣肆的语言创造了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生命形象和充满生命质感的小说世界。他的语言，是全方位的，而不是仅限于视听感官；是参与性的，而并非疏离的审视和冷静的描述；即便由语言节奏形成的叙述节奏，也饱含着生命的在场体验、移入的情绪和感觉以及波动起伏的肌肉感和力量感。从各个方面，将生命力和体证似的肉身感灌注进语言的流变生成之中。

莫言的语言感知是全方位性的，他不仅从视觉、听觉，还从包括味、触、意等诸多肉体感官出发，对作品人物、场景、感受、最细微的情绪、最隐秘的心理进行全方位描写，最复杂最肉感最立体地刻画人物，叙写情节，描绘场景。此时读者的想象、联想，被迫与语言同步，生命感、力量感、最细微的情绪也为读者身受神识，小说营构的生命世界故此是“色香味俱全”、是包含着人的所有感官和意念的，并且也同化着读者，将读者吸引入这个巨大的生命张力场中。如《生死疲劳》的结尾，蓝解放和黄互助得知庞凤凰正在车站广场旅店的地下室里分娩，“在这样的时刻，他们找不到人帮助，他们也不想找人帮助。他们相互搀扶着向车站广场奔跑。……他们心急如焚，但他们快不了。雪花飘到他们头上，脸上。雪花在灯光中飞舞着，犹如杏花纷谢时。西门家大院里杏花纷谢，西门屯养猪场里杏花纷谢。那些杏花都飘到县城里来了，全中国的杏花都飘到高密县城里来了啊！”［6］539用意识的流动将高密县广场、西门大院、西门屯、全中国等空间重叠在一起；以雪的清爽气味和杏花清新的芳香这类肉身感的嗅觉和肤觉联想，将现时的冰冷和记忆中的温暖美好混杂在一起，同时也以脸上的凉、与心里的热，刻画出复杂的身心感觉。这里涉及到视觉的、触觉的、记忆联想的、意识流动的，时间拼接的、空间叠加的众多感应方式。将记忆中的过去种种和当下心情叠印在一起；将心底的一丝温暖和现实的冰冷熔铸在一起。从肉身出发的、全方位的感知，让读者在感同身受的同时，进入他们幽微难明的内心世界，将记忆和现实交织而成的、悲喜交加的、曾历沧海的生死疲劳感传达给读者。

莫言的语言是参与性的，一方面是语词运用力求参与到作品中人物的世界中去；另一方面也让读者参与到小说世界中去，参与到人物内心及命运和情节的展开中去，获得一种高度的在场感和身历感，使读者有一种同体大悲、生死疲劳的感觉。知识人常从自身世界的经验和思维出发对另外生活世界加以描摹，赋予另外的生活世界以诗意的或悲悯的目光，实际上并未真正进入他们所描绘的那个世界及人物内心里去。如诗人眼中的采莲女们是“低头弄莲子”，在劳作中饱含的是恋情与相思，但劳作中的人所思的可能更多的是生计和丰收。诗人以悲悯的眼光看待“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但锄禾的农人可能不觉其苦而沉湎于丰收的希冀与生计的筹划。此时，作者始终游离于他所描绘的那个世界，只是借助它来建构自己的诗思、抒发自己的情感；他所描绘的世界很扁平很干瘪，那个世界中的人物都是木偶或影子。这种情况一直到19世纪文学中心理化倾向的出现，才始有改观。而莫言的语言运用，弃绝了保持距离旁观式的描写和叙述，始终契合了也丰满了作品中人物的世界，叙述始终在那个世界之中，而不在那个世界之外。

如西门闹从雪地捡回蓝脸后，“我本想点火烤他，但富有经验的长工头老张说，东家，万万烤不得。那冻透了的白菜萝卜，只能缓缓解冻，放到火边，立刻就会化成一滩烂泥。……但不管你是不是干儿子。都得给我下力气干活。连我这个当东家的也得下力气干活。……这小子无名无姓，左脸上有巴掌大的一块蓝痣，我随口说，你小子就叫蓝脸吧。这小子说，干爹，我要跟着你姓，姓西门，名蓝脸，西门蓝脸。我说这可不行，西门，不是随便可以姓的，好好干吧，干上二十年再说。”［6］11用“冻透了的白菜萝卜”来说明道理；干儿子也得好好干活，干上二十年再看能不能姓西门。诸如此类的语词运用与叙写，都是围绕西门闹的日常生活世界进行的，雕刻出人物的生活经验、价值认定及命运机理，从而呈现“活着”的人物外围的生活世界和内在的心理世界，以此，人物与其世界水乳交融，密不可分。读者由此也参与到人物内心及命运和情节的展开中去。再如“黄合作烙饼泄愤怒”中狗小四观察到“她把绿豆拢成一堆，尖尖的一堆，宛如一个精巧的坟墓。她盯着这绿豆坟墓，发一会儿呆，脸上又挂了泪。她猛然抓起一把绿豆扬出去，……探身将簸箕拖过来，将那堆绿豆，一捧一捧地捧进去。……困难地站起来，走到案板前，又揉了几把面，又搅了几下馅，然后便撕开面团，制作馅饼”［6］412-413。这里用“撒了绿豆—和面—收拢绿豆—扬绿豆—扫绿豆—做馅饼”一系列动作的转换，将黄合作在遭到丈夫的抛弃后内心的慌乱无助、愤怒、悲痛、矛盾与挣扎细致传神地刻画出来。把收拢起来的“绿豆”比喻成“坟墓”，喻示着对既往的埋葬；撒绿豆丢绿豆，喻示着痛定后决绝的丢弃，情绪的平复。虽未直叙人物内心情感，但语言描写深深参与到人物复杂内心的世界，同时也使读者在细致的刻画中身历了人物的内心历程，获得了同体的感受。莫言参与性的语言叙述，使读者阅读《生死疲劳》后，会有曾历生死的虚脱、虚无、疲惫和绝望的感觉。

在《生死疲劳》中，莫言的语言节奏以及叙述节奏也是生命化的。语言的节奏，与作品中人物情感流动和读者因应的情感感受完成了同构同步。情感情绪的起伏波动，势必外化为语言的节奏和韵律，正所谓“情深而文明”；而语言的节奏、韵律亦可通过身体反应形成的感觉而催发情感和情绪，故此文字与语言可动人心魄直致“摇曳性情”；故此古人追求“声情并茂”，双向的过程实际具有一种同构关系。莫言深得其中奥秘，以语言的疾徐，肌肉感的强弱，来呈示人物内心的情感涨落起伏，其语言流动中氤氲着情绪情感，并以之牵引读者的情感波动，从而形成读者的身历感。在情感节奏的流动中，语感与情感紧密融合，叙述语言随着情绪节奏的起伏，达到节奏和情感上的同构和共振。还不仅如此，他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语言节奏中饱蕴着肉身激情，并非由刻意的选词造句匠心而为，却是源于鲜活生命力的生命呐喊和尽力伸张，所以是自然的，活泼的。一如跃动的生命体本身，是生命的挥洒、呼告、控诉和讴歌，是生命自身在舞蹈，而非让生命隐藏在文字的帷幕之后，他的语言与生命没有间隔没有距离，不是通过文字来叙写、言说，而是生命自身叙述言说：此时，文字即生命，生命即文字，文字的工具性似乎被消除了。《生死疲劳》中的叙述语言多用排比，句子随情感起伏时长时短，句式间隔亦随情感起伏时长时短。如“庞春苗挥洒珍珠泪，蓝解放初吻樱桃唇”中，“我用力吮吸着、品咂着她丰满而小巧的嘴唇……我感到她的心脏像小鸟一样在我胸前扑腾……我把天下事忘到了脑后……我感到身体已失去重量……我看到她仰在沙发上……我用面巾纸……我站起来时……我都听到……我知道……我抓住她的手”［6］393-394等以“我”开头的句式与以“她”开头的句式平行穿插、混杂，将蓝解放与庞春苗紧张、冲动的情绪刻画的淋漓尽致，句式和语速构成的叙述节奏使读者的呼吸、心跳、肌肉紧张感与情节推进同步，与人物的身心感受同步，使小说的虚拟情景中的生命感觉移植到读者肉身和心理之中，使小说的意境和格调从语言流动中肉身化，让读者置身于巨大的文学空间中，有着切肤直接的代入感。

二、莫言生命书写的表现手法层面

生命书写所用的表现手法，具有自身独特的特点，并非传统表现手法的简单重复。莫言虽使用多种表现手法，但是都是基于生命的，肉身化的或者说是具有生命特征的。换言之，是以生命为根基的，以生命为原点的。比如为人所熟知的意识流手法，莫言并非刻意模仿或者刻意安插，而是由人物的情感涨落和境遇变幻驱动的，是很自然而然的，不着痕迹，往往给人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感觉。他的由情绪、感情、感觉牵引而致的意识流动，与西方意识流出于哲学立场转换和技法创新而使用的意识流相较，更为高妙自然。

再如他对隐喻手法的运用。隐喻手法的巧妙使用使作品的能指空间巨大，可以营造更为深邃的文本意蕴。莫言设置人物姓名往往具有深刻的内涵，如《檀香刑》中的赵甲、钱丁等，以“甲乙丙丁”隐喻人物生命状态和生存命运悲剧的普遍性和“不够资格做人”的道德评判。更为独特的是，他以生命化的方式来建构隐喻。《生死疲劳》中的“蓝脸”就是这样，以生理特征为名，莫言以此赋予了“蓝脸”强烈的隐喻性和区别性。为什么偏偏是“蓝脸”而不是“红脸”？当时的中国处在红旗漫卷西风的激进年代，要“只争朝夕”地跑步进入社会主义，要消灭私有制进入公有制，“红”是象征性的中国的颜色；而保有农民的梦想、坚持保留自己的土地、抵制公有化宁愿一个人单干的“蓝脸”，当然是蓝色的，是红色的对立面。公社耕地的中间的一亩六分自留地，与脸上的蓝色胎记，形成了同构性的隐喻。在《生死疲劳》50年的小说时间里，红色代表“激情”“狂热”“理想状态”“官方意识形态”；而蓝色代表“冷静”“执着”“现实理性”“个人欲求”。以“蓝脸”与整个红色年代红色中国的颜色对比，“蓝脸”喻示着农民现实的欲求与狂热的红色大潮之间根本的冲突，也进一步预示着个体生命的权利诉求与剥夺因素之间的根本冲突。在这种冲突中，个体的合理正当欲求及权利被无视、被褫夺，个体生命的选择被群体的非理性所湮灭，甚至不惜以暴力毁损个体生命的尊严、权利，直至最后的生存权。基于这种历史现实，莫言的大声疾呼“把所有人当人”，才显得尤为意味深长。

西门闹灵魂轮回转生所处的不同历史阶段及生命形态，也是重要的隐喻。互助组时期的西门驴，帮着蓝脸获得丰收，远超了集体土地亩产，确证了“单干”并不比集体劳作效率低下。人民公社时期转世为猪，成为公社养猪计划中的主角，喻示着农民与土地开始剥离，农业道路的偏离。再轮回为狗，跟随蓝解放进入县城，此时与土地已基本没有关系。再轮回为猴，在社会上四处游荡，靠滑稽表演度日，彻底脱离了土地。西门闹轮回转生的不同生命样态，隐喻着五十年间社会变迁及其中的农民生存状态和身份转换，刻画出这一群体，被逐渐与土地剥离，丧失自身身份的命运轨迹。曾经了历史浮沉，“折腾”“犟劲”“撒欢”“精神”之后，原本安身立命于土地的农民，成了居无定所的“猴”，西门闹、蓝脸们立身于土地的农民梦想逐渐破灭了。文本通过隐喻，将历史洪流的迷失、残暴和价值虚无，投射在西门闹六道轮回的漫长生命体验中。不是作为整体社会的细胞和分子，不是作为历史的动力或工具，而是作为“人”的农民，对土地、粮食、自由、爱情等的生命诉求，是如何“非人”地被压抑被损害被剥夺的，以宏大的隐喻方式被呈现出来。五十年“折腾”的历史，带给他们的不仅是生存的苦难和悲痛，不仅使他们无法为自己活着，保有自己的尊严和梦想，而且最终使其丧失了自己理所应当的身份。莫言以生命为根基，评判50年“折腾”的历史对生命权利、尊严、诉求和命运的戕害与贬损，通过隐喻，刻画出农民群体和个体清晰的命运轨迹，蕴含着沉痛的生命关怀。创作时期与此大致同时的贾平凹的《秦腔》，也具有颇为类似的关注焦点和立场。这是具有共识的作家，经由深沉思考后，对推广时代生命的理解和希冀。

除了意识流、隐喻手法，莫言在《生死疲劳》中，还使用了“复调”手法，更好地呈示了不同生命态度和生命立场的冲突。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明确指出：“复调的实质恰恰在于不同声音在这里仍保持各自的独立，作为独立的声音结合在一个统一体中，……复调结构的艺术意志，在于把众多意识结合起来，在于形成事件。”［7］莫言的《生死疲劳》以西门闹轮回转生后的动物之眼和思维，来观照、体察社会现实并以其轮回转生的遭际，及内心世界的激烈斗争，评判50年社会变迁中的种种，以动物性衡量着人性，构成了审视人世的另一个维度。《生死疲劳》的复调手法，还表现为，莫言以脱胎于“元小说”手法而设置的小说人物“莫言”，代表主流意识形态论调，与西门闹的思维和评判尺度对比叙述，构成复调对话的两极。以此挑战了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性，构建出一个充盈着多元观念冲突的生命世界，使得传统表现手法下被忽视的复杂内心世界得以彰显。借由“复调”构成的压抑与挑战的两极对话，一方面，莫言写出了农民因为土地上演的悲剧，及命运逐渐与土地剥离的过程；另一方面，也表达了生命权利、生命尊严等正当合理诉求应该被满足的立场。在诉求与现实的对立中，其间不同的生命态度和立场对话冲突，建构了开放而引人深思的文本，也引发了读者基于生命体验的思考。

三、生命书写的文本风格层面

以生命为原点的书写策略，不仅展现在语言层面和表现手法层面，也展现在文本风格层面。莫言上承古典文学中的“志怪至异”（尤其是《聊斋志异》）传统，借由恢谲诡怪、荒诞离奇之言谈，曲折表达其欲求与愤懑，缔造而成的荒诞狂放的文本风格，也是文本生命化的表征。既表征着对生命力的强盛、丰沛、挥洒的生命状态的向往，表征着对生命自由、尊严等权利的期许；也表征着对不理想生存状态的批判。曲笔为文，嬉笑怒骂，识者会心，自悟妙处。

与古人类同，《生死疲劳》中莫言通过描写狂放自由的动物世界来表达自己对生命理想状态的希冀。西门驴智勇双全斗恶狼，展示了自己的智慧与勇气；猪十六生来非同凡响，拥有奇技，赢得尊重，善用智慧进行斗争，勇斗而成为沙洲猪王、引退让贤、仗义地给野猪们报仇、义救落水儿童等；狗小四也非凡，护送开放上学、忠诚待主，领导全市的狗开月光Party。动物的形体融入了人的灵魂后，抛却了人类社会的种种禁锢，活出了人活不出的精彩，比人更具有“人应该是的样子”，彰显着人类灵魂深处的欲求。人的理想和向往在历史和社会中毁损破灭，但在动物界却得以实现，莫言正是通过如此的荒诞叙述，引发对生命状态的审视、对生命困境的思考、对“人之为人”的警醒，也整肃了不把人当人的生命态度。相对于动物世界的狂放自由与高大，人的世界则是荒诞虚无而卑微的。在《生死疲劳》中，莫言一如既往地描绘了人世的众多怪诞。以批斗县长陈光第这一场面描写为例。大喇叭夸张的声响，让看热闹的农妇受惊流产，狂奔的猪撞墙昏厥，母鸡惊叫，狗吠哑了喉咙。红卫兵的口号，惊落了一群大雁。批斗大会瞬间演变成了“抢雁大会”，最先抢到手的人，手中的大雁便瞬间被周围的无数只手扯住，大雁瞬间被肢解，人们被挤扁了、踩倒了。混乱变成了武斗。批斗会场面的荒诞化处理，人们言行的无厘头，将政治运动的严肃性和重大性，消解得无影无踪，既戏谑了庄严的历史和被崇高化的社会，也呈示了此种历史语境中人的无意义的、卑微的生存状态。以动物世界狂欢化的生命理想状态，与荒诞人世场景相对比并置，对比叙述，摒却一切掩饰，刻画出现实中的生命困境，既启发着生命之思，也蕴含着从生命立场出发的深刻的批判与哀叹［8］。莫言以复归文学传统的方式，以轻松而引人入胜的荒唐，叩问历史现实，将所喻所寄，直指生命根基，深远而沉痛。

四、结语

一直以来，莫言的文字都表达着他对生命的关注和忧思，对生命理想状态的向往，对生命现实困境的哀叹和愤怒。在《生死疲劳》这部作品中，他通过全方位性、参与性的文本语言营造出汪洋恣肆、仪态万方的叙述效果，赋予文本以极大的生命张力空间；将意识流、隐喻、复调等表现手法赋予生命立场；通过对狂欢的动物世界与荒诞的人类社会的对比叙述，

引发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和审视。呈示了生命个体的欲求，完成了生命的欲望化表达，也灌注了愤激的生命批判，最终营造出切身可感“生死疲劳”的生命世界。他不是仅仅将生命问题作对像，而是以之为出发点、为根基进行文学叙写的。这其中包含着他以生命为一切价值逻辑原点的哲学态度，也包含着从生命立场出发的价值评判，更包含着生命化的文本策略，具体地呈示了一种新的写作范式——生命书写。摆脱了单薄而肤浅的“讴歌生命”“敬畏生命”式的叙写模式，以文本构造了一个充满生命辉光的小说世界。世界思想领域的推进，已将生命问题置于超越人类一切价值的崇高地位上，已使这一问题成为在世界范围内应被关注的最深沉的问题，而将之放置在中国语境中，其意义则更为重大。只是，中国虽不乏以“生命”为至上主题的作家，但创作中如何有机地生命化表达，如何将生命作为根基灌注到文本的方方面面，在其具体操作和实践的方式上，的确还存在着一系列的困难。而莫言的小说，通过语言、表现手法、文本风格等文本策略，展示的书写范式，可以被看作生命书写的典型范例。

参考文献：

［1］尼采.偶像的黄昏［M］.李超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李荣博.论莫言《蛙》的生命哲学与生命自觉［J］.小说评论，2012（6）：20.

［3］刘再复.再说“黄土地上的奇迹”（附文一）［J］.华文文学，2012（6）：7.

［4］王安忆.喧哗与静默［J］.当代作家评论，2011（4）：14.

［5］李荣博.论莫言《蛙》的生命哲学与生命自觉［J］.小说评论，2012（6）：20.

［6］莫言.生死疲劳［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

［7］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白春仁，顾亚铃，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50.

［8］杜慧琦.人性与世俗的博弈——从《怀抱鲜花的女人》看莫言创作的人性抒写［J］.商洛学院学报，2015：29（1）：41-43.

（责任编辑：李继高）

中图分类号：I20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033（2016）01-0026-05

doi：10.13440/j.slxy.1674-0033.2016.01.006

收稿日期：2015-09-02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2013JK0287）；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5J004）

作者简介：李荣博，男，山东荷泽人，硕士，讲师

On Mo Yan's"Life Writing"and Its Textual Strategy——With 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 an Example

LI Rong-bo
（College of Language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s，Shangluo University，Shangluo 726000，Shaanxi）

Abstract:"Life writing"is a new paradigm of literary writing，which appeared after philosophy attitude taking life as the premise and foundation of all human value projected into the literary field.At least，life writing contains several main level，the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text writing strategy，the foundation of critical of the novel，and so on.Text strategy is one of more complex level.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in which，Mo Yan through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participation of language，metaphors of expression of life，polyphonic technique，absurd and orgiastic text style caused by Comparing the narrative，and many other text strategy，constructs a novel world teeming with life glow，which can be regarded as a typical example of textual strategy of life writing.

Key words:life writing；Mo Yan；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textual strate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