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华

（商洛学院 语言文化传播学院，陕西商洛　726000）



贾平凹与商洛文化

程华

（商洛学院 语言文化传播学院，陕西商洛726000）

摘要：贾平凹的故乡商洛山地，既有中原文化的儒性平和，还有楚文化的神秘浪漫，影响到贾平凹的文艺气质，就非单纯“慷慨悲壮”之北方气质，也非单纯“柔美宛转”之南方风格，有多元文化的影响。地域文化影响文学创作，具体到贾平凹与商洛文化的关系方面，商洛自然地理环境影响贾平凹的艺术气质，使其禀赋中自有一种风流俊秀的飘逸之美；贾氏小说世界充满魔幻和神秘意味，这又与广布商洛民间的巫术崇拜有关；贾氏在小说中大量运用民间方言和古语，不仅仅是为了抵制语言的流俗和粗鄙，而是借助方言的运用，彰显着民族语言文化的特点。

关键词：贾平凹；商洛文化；文学风格；精神气质；方言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文学领域中掀起轰轰烈烈的寻根思潮，其实就是借助文学形式，开掘和表现民族文化内容，是文学的自觉发展。文化是个大命题，阿城在《文化制约着人类》中强调，人类创造了文化，但文化反过来又制约着人类。文学作为文化的审美形态，根植于文化之中，正是因为各民族在文化表现方面的不同，才产生出绚烂多彩的世界文学样态。贾平凹具有自觉的文学寻根意识，其最初的创作就是通过对故乡地域文化的呈现，赋予作品独特的个性，贾平凹对地域文化的开掘，是用文学形式对民族文化精神的批判继承和发展。贾平凹和地域文化的关系，让我们看到，正是商洛地域文化的丰富和博大，成就了作者的文学个性，但同时，贾平凹也受到了地域文化的制约，其性格气质、个人观念、文学风格等都受到地域文化的制约。地域文化在创造一个富有个性的作者的同时，也制约着作者的创作，这也就是文学风格丰富多姿的原因。

一、地域文化影响文学风格

作者写作时间愈久，地域文化因素对作者的影响就愈鲜明。这里的地域文化因素，主要指人文地理环境，包括作者出生地的自然风光，该地所处区域的文化传统以及由此形成的风俗习惯，作者耳濡目染的当地的文化艺术风气，以及浮现于当地人言谈举止之中的文化价值观念等，这些作者最初接触到的地域文化因素，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作者的性格，影响作者的文学艺术气质，左右作者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地域文化类似文学基因，深深地镌刻在每一个作者身上。但凡优秀的作者，其身上地域文化的因素都会很鲜明，比如鲁迅之于浙江绍兴，鲁迅先生的犀利文笔源自“浙东地区有仇必报的血性型地域文化”［1］；沈从文散文化的抒情笔墨，与湘西文化远离儒家文明的道德规范，强调人的天性、张扬人的野性有关；莫言作品的气势磅礴与山东齐文化的浪漫恣肆有关，与燕齐之地崇尚慷慨悲歌的英雄志士有关。

贾平凹自开始写作，就致力于以商洛为基地，建造商州艺术世界。贾平凹的商州艺术世界中，人物的神气语言、事件的因缘结局、方言俗语的运用等，都有商洛特色和地域味道。贾氏在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地域和文学风格的关系，在《“卧虎”说》中，贾平凹初看到这只“卧虎”，就敏感地认识到，“一个人的文风与性格统一了，才能写得得心应手；一个地方的文风和风尚统一了，才能写得入情入味。”［2］455这段话说明山川地理和地域文化塑造作者性格，性格的差异会导致文风的殊异，文学风格受制于地方的风俗文化。真正好的作家，往往是文化风俗与个人性格以及文学风格的一致。地域文化影响文学风格，古来有之。《诗经·秦风·无衣》中写道“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歌颂的是同仇敌忾，英勇善战的秦地士兵，这是因为秦地地理环境“迫近戎狄”而要修习战备；《楚辞》“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是地方文化、个人性格和文学风格融为一体的代表作品。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也阐明了地域与文学风格的关系：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周社会之影响特甚焉［3］。

贾平凹地处的商洛山地，南北文化兼具，既有秦文化的奋发进取，中原文化的儒性平和，还有楚文化的神秘浪漫，多元文化影响贾平凹的文艺气质，其白描化的文学语言多韵味，多想象，这恰如秦岭南麓的山水，变幻多姿，既有刚硬的思想交流，也有婉转的似水柔情；其笔下的人物，男子多憨厚质朴、性格固执，这恰如山地人因物质的贫瘠造成的坚持的个性；其笔下的女子，柔美居多，这是清明山水的外化。贾平凹的小说世界充满魔幻和神秘意味，这与商洛重祭祀、信鬼神的楚文化遗存有关；贾氏的文学语言多方言古语，这也是商洛风兼秦楚，人杂南北地域文化的赐予。地域文化如同血脉遗传，影响和制约着贾氏的文学创作。

二、自然地理与作家的艺术气质

商洛，是一个潜藏在历史深处的边隅城市。就其地理位置而言，它北通秦晋，南接荆襄，沟通长江和黄河两大板块，是南北文化交汇的长廊，斯地青山绵延，绿水迢迢，水随山走，山水相依，巴楚山地的气候与它来说，过于湿润，陕西关中的气候对它来说，过于干燥，究其自然环境而言，兼有山之雄水之秀，钟灵毓秀的环境能激发人的想象力，也能培养人的悟性。贾氏性格敏感多情，其质源于商洛山川地理之赋予。这种天性中对自然的亲近，对个人性情的体悟，使得贾氏早期作品远离主流文学思潮，评论家称其作品的风格形成得益于故乡的山水与明月，周政保在《忧柔的月光——贾平凹散文的阅读笔记》中用“忧柔的月光”［4］来说明贾氏文学作品的抒情特色，贾氏在处理诸如时代改革和历史发展等现实题材时，渗透着作者主观的个人情感和体悟，如忧柔的月光弥漫。贾氏早期作品抒情性鲜明，我们略举其早期散文中的几段描写水与月的段落，即可感受到他作品中缠绵旖旎的水月风格。

这里的山，不是那北方的土山，但又不是南方的峻岭，它就是它的，秀丽的，玲珑剔透的，完全是一个性格外露的少年形象了［5］16-17。

漫山到处便是竹子……远远看去，一山都是绿，绿得浅，也绿得深。没有风的时候，绿得庄重，温柔，像端坐在堂上的少妇。微风掠过，就打一个酥酥的惊悸，一山都在羞怯怯地颤［5］17。

这竹子从土里一长出来，就是一株歌子，它从地里吸收七个音儿，就长出一个节来，随便砍一截儿来做个箫儿吹吹，就发出无穷无尽的音乐的……竹林里闪出一个姑娘，一捻儿的腰身，那一双小巧的脚一掂，站在了我的面前……月亮已经淡淡地上来，那竹在淡淡的融，山在淡淡的融，我也在月和竹的银里、绿里淡淡地融了［5］18-20。

“月亮是每个人的”，奶奶说。我们就仰起头来看那天上的月亮，月亮白光光的，在天空上。我突然觉得，我们有了月亮，那无边无际的天空也是我们的了：那月亮不是我们按在天空上的印章吗［2］3-4？

贾平凹研究者费秉勋先生较早发现贾平凹性格气质里的地域文化因素。费老先生认为：

贾平凹有着文秀温雅的南国气质，也具备关中人厚道的一面。商山丹水培育了他诗人的气质，经黑龙口流入的关中民俗也制约着他的情思……他虽然是一个小说作者，但就实质来说，他乃是一个诗人，他富有诗人的心肠和才情［6］。

陕师大教师梁颖也认为，因为长江水系下南方文化的浸染，商州人相比关中人，更多南人的阴柔之气，这样的群体性格特质，折射到贾平凹身上，便是他比较擅长、也更有兴趣书写一己的喜怒哀乐，艺术感觉细腻生动，情感丰富柔婉，属主观型、表现型作家。

贾氏的文学观念里，也强调文学、书法和绘画一样，最高境界都是表达情绪和思想。若和陕西作家陈忠实和路遥相比，贾平凹善于在小说作品中提炼意象，借象达意；陈忠实透入到历史文化的深处，塑造人物性格；路遥长于在时代变革中，思考人生的出路。三个作者三种不同的风格，若从地域文化的影响来分析，陈忠实地处中原，无山脉横立，中原文化风俗厚朴凝重，积淀深厚，不论作者还是作品人物，其性格都和沉郁凝重的地域文化相谐和；路遥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刚劲旷远，不论作者或作品人物都具有阳刚力量，恰于地方风物一致。贾平凹地处陕南山地，山地环境贫瘠，山民性多固执能忍耐，缺乏阳刚蓬勃的力量，却展示出一种自我奋斗的姿态，作者和作品人物阴柔大于阳刚，有一种以柔克刚、刚柔相济的艺术魅力，这与商洛山地兼具南北的文化特征是分不开的。

同时，贾平凹性格中厚道实在、坚韧强毅的一面，与悠远奋进的秦文化和凝重质实的中原文化的熏陶分不开的，贾平凹20岁以后，久居长安，酷爱茂陵的“卧虎”，喜读碑林的碑帖，向往大海的开阔，陶醉于大漠的苍茫，这些后天的文化熏陶，使贾氏多了些北方文学的厚重意味。贾氏的厚重在《废都》之后的作品中表现较鲜明，贾氏自觉剔去性格中的灵秀与柔媚，在散文中倡导大散文理论；在书画中主张去掉匠气和浮华，多一些厚重和苍茫；在小说中，贾平凹强调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担当意识。愈到后期，贾氏愈关注国计民生，愈强调知识分子要参与到现实生活中，作品的主题也多现实的意味。《怀念狼》从批判现代性角度反思现代文明对传统朴素自然的农耕文化的破坏，《秦腔》和《高兴》则是作者在农耕文化衰落的当代背景下对农民命运的忧虑，对民族心理和个体人性失却文化根基的反思［7］。在文学表现手法上，质实有余而灵动不足，这恰是北方文学自古以来的文学遗传。孙郁先生在《贾平凹的道行》中谈到：“不能从乡土世界飞腾出来，有时还趴在地下，灵动的传神的语境未能得到开掘”［8］。若从这方面看，地域文化有时候也会制约作者的艺术想象力。

三、民间巫术崇拜与人鬼神共通的艺术世界

商洛山地庙宇众多，贾平凹的家门口就有两座并排的寺庙，一是二郎庙，一是关帝庙，在棣花周围，还有火神庙、土地庙、龙王庙、娘娘庙、山神庙，众多的寺庙，恰恰反映了这个地方民间宗教信仰尤盛。除了民间老百姓的英雄崇拜之外，这些民间信仰中多表现出山民对日、月、水、火、土等原始自然物象的崇拜，是古楚国巫祝文化在民间的遗存。古楚国先后建都于丹阳与荆山，正如石泉先生考证，丹阳为丹水上游，即商洛境内。西周时期，楚国被称为荆蛮之族，地处江汉荆楚一带，地势呈山川泽国，自然环境旖旎氤氲。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上）就记载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楚歌、楚舞最初是在祭祀、巫术中发展起来的。楚人的思想意识中信奉神可通人，祭祀鬼神可获多福而灾祸不兴的观念，楚地歌舞浪漫、奔放、飞跃、流动，容易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商洛山地大山阻隔，原始神秘文化盛行，人们尤其信鬼崇神，这或许是远古巫楚文化的遗留。这种悠远神秘的文化深深影响着贾平凹的文学创作，也是贾氏作品感情丰富，想象卓越的源头。

战国时期，秦楚文化交融，古秦国所具有的法家思想，其鲜明的理性精神很快被汉王朝替代，在李泽厚看来，“汉文化就是楚文化”［9］114，信奉人、神、兽可以和谐相处，我们能从马王堆出土的彩绘帛画、汉代的画象砖和画象石、铜镜和瓦当，以及气势宏大、富丽堂皇的汉赋中可以看到，“刘汉王朝承袭了秦代体制，但在意识形态方面，依然保存着南楚故地的乡土本色。”［9］113“那里有蛇身人首的女蜗、伏羲，有专门捉恶鬼去喂老虎的神人神荼和郁垒，有射日的后羿，有奔月的嫦娥，有境处‘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牛郎织女，还有虎齿豹尾、面目狰狞可怕的西王母，以及她身边的三足鸟、九尾狐、玉兔、蟾蜍、还有众多灵兽神物：龙、凤、龟、蛇、虎、鹿、熊、鹤等等。”［10］在商洛，这种反理性的神秘巫文化影响人们的意识世界和思维观念，在人们的内心世界里，认为神魔鬼魅、奇禽异兽和人类生活在同一世界，再加之商洛地域封闭，神秘文化以至传统文化不容易被异域文化冲击。贾平凹也曾在作品中自述：“我从小就听见过和经历过相当多的奇人奇事，比如看风水、卜卦、驱鬼、祭神、出煞、通说、气功、攘治、求雨、观星、再生人呀等等，培养了我的胆怯、敏感、想入非非、不安生的性情。”［11］在贾平凹的观念里，神是被敬奉的鬼，鬼是被驱赶的神，神鬼是人意识世界的产物。尊重与敬奉神鬼是贾平凹自儿时便耳濡目染，已渗透到其精神世界中，也利于贾氏创造物我合一、神鬼同在的文艺世界。人鬼神兽在人们的意识世界中并行存在，容易滋生神奇鬼魅的文学和艺术想象。从文学审美来看，巫文化如同孔子所语的“怪力乱神”，它是反传统理性精神的，是浪漫主义文学艺术的源头，“充满了鲜艳而又深沉的情感”［9］113，人鬼神一体的神秘世界、诡异而又勃发的想像力、浓郁浪漫的感情气息，这恰是文学的特质。

这样的环境背景和成长经验，有利于贾平凹浪漫抒情的文学气质的养成。首先，这种民间风习，为他提供了取之不竭的题材来源，强化了他作品中的地域文化色彩；其次，这种因自然地理环境而衍生的富于神秘浪漫的地域文化特质也培养了其主观、灵动、富于想象的表现性文学艺术气质；再次，当小说中大量书写这些崇神、信巫、畏鬼的神秘性故事，它就弥漫于故事之中，产生独特的审美味道，造成似幻似真的魔幻氛围，使文本极具神秘色彩和诡魅格调。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是贾平凹，1985年以降的寻根作家，倾向于神秘叙事，鬼神文化本身具有的人鬼神的变异现象，更有利于营造一个似真实幻、似幻实真的超越现实的魔幻世界，神秘叙事强化了作者的写意趋向，以神鬼文化躯壳去表达自我情怀，这在贾平凹的《太白山记》以及《废都》之后的作品中表现尤为突出。

贾氏的神秘叙事由最初对故乡神秘事项的记载到借鬼神灵异事件寄寓内心的情感和思想，由对故乡神秘文化的反映到借助故乡神秘文化传达更丰富博大的心灵世界，他已经由一个地方志的书写者变成了一个出色的小说创作者，这是他对神秘文化自觉体认的结果。贾氏早期作品中对商州世界原始生命力的彰显，《太白山记》借助神秘灵异之事寄寓多重的主题和思想，《秦腔》《古炉》《老生》中，他的作品总是以现实生活或社会历史为背景，但其叙事却总能超越于现实之上，这也归功于其设置了一个灵魂能出入于人鬼神世界中的灵异视角，也恰因这些灵异视角的设置，贾氏的文学世界因而超越了现实与历史，赋予了作品多重主题，提供给读者多向度的阐释。

四、方言土语与文学语言的根柢

了解地域文化，最便捷的方式就是了解这个地方的方言，也可以这样说，方言散落在民间，表现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方言中蕴含着文化的因素。民间语言即方言土语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如章太炎先生所说，是有“根柢”的语言。有“根柢”方言能否成为文学语言，既与作者对方言的掌握情况有关，也与作者的文化立场与文学立场有关。

从文学语言的发展过程来看，漫长的封建社会，文学语言的发声权力在知识分子身上，知识分子创造了文言文，用文字遮蔽了言语，扼杀了老百姓发声的可能。鲁迅等五四时代的作家意识到要启蒙国人的思想，必须要接近老百姓的声音，在文字的运用上，就要选择更贴近老百姓的发声方式，即白话语言。但是鲁迅的白话文向着“纯书面、案头读物”方向发展，“是个人化的知识分子式的发声方式”［12］，鲁迅语言非是从老百姓生活中来，有知识分子腔调。寻根文学以来，随着民间世界在文学写作领域的扩大，作家们纷纷进入到乡野田间寻找文学语言的源头，莫言《檀香刑》、李锐《无风之树》、张炜《丑行与浪漫》和贾平凹《秦腔》等，都是方言意义上的写作。作家们信赖方言、俚语和俗语，“从几乎无意识地依靠一种混合型的语言背景撤退到有意识地依靠某种旗帜鲜明的单一的所谓民间语言传统”［13］，其实是作者语言选择的自觉表现。方言，这个生活语言的“根柢”，也成为文学语言的“根柢”，这表明文学写作者文化立场和文学立场的转变，知识分子普遍向老百姓的生活靠拢，普遍向老百姓发声方式的靠拢，将民间生活语言纳入到知识分子的写作过程中，随着民间世界在创作中越来越深入的展现，语言和语言所表现的对象才能够融合。

贾平凹是当代作家中为数不多用方言进行日常交流和沟通的作者。贾平凹的日常用语除了久居西安，有西安本地方言，更多的是自儿时就耳濡目染的商洛方言。方言代替普通话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从文学写作者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是情感的纽带，方言与故乡、童年等等过去生活的联系，是怀旧情结的表现，贾氏喜欢简朴生活、喜欢故乡的饮食洋芋糊汤等就是明证；其次，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不需要将方言转换成知识分子的语言，方言直接成为贾氏观察社会、审视人生、表现生活的手段，日常的生活语言和文学语言之间不需要转化和过渡，这样更能贴近老百姓的情感和生活，是贾氏民间语言立场的体现；第三，贾平凹自写作伊始，其文学世界始终以商洛作为写作的基础，商洛地方方言也能够更好的呈现地方的文化和地方人的情感和生活。最重要的一点，贾氏坚持用方言写作，恰说明其有清楚的语言观念和意识，在1985年后文学向民间挺进的过程中，贾氏对方言的认识和运用，是他积极拓展现代汉语写作的边界，为新文学白话语写作注入生机和活力。

具体从贾平凹的文学创作来看，贾氏早期的商州系列小说中，非常注意小说语言的生活化特点，那些真正来自生活的题材，方言味就比较浓厚，比如作者写作于1983—1987年间的商州系列小说，诸如《小月前本》《黑氏》《鸡窝凹的人家》《商州》，近乎张新颖所说，“是用民间语言来表现民间”，写于1988—1992年间的商州系列传奇小说，比如《五魁》《美穴地》《白朗》《晚雨》，其人物面貌相对复杂，故事情节也远离现实，有方言腔，也有文人腔，类于“用融入了民间语言因素但整体上仍基本规范的现代汉语来表现民间”［14］，这说明，贾氏早期写作已经具有明显的语言意识，语言不仅仅是结构材料的工具，语言的选用与小说的题材有很大关系，用语言勾连情节，用语言表现人物性格。我们略举一例来说明贾氏早期作品中的方言特点：

第二天一早，才才将材料交给那公社干部了，公社干部看了看，又和他说起来，他自然是能少说就少说，实在不说不行了，就说说事情的经过，结结巴巴的，出了一头的汗。送走了公社干部，他就可怜起门门来，想去给门门说些宽心话，但又考虑自己笨嘴笨舌的，便掮了锄又到地里去看苞谷去了。

苞谷得了水，精神的喜人。格吧格吧响着拔节的声，才才就不觉念叨起门门的好处。回来路过门门的地边，见那地边的草很多，心里就说：女人锅沿子，男人地堰子，这门门地边的草长成这个样子，怪不得人说他不务正业呢。就帮着锄起来，一直收拾的能看过眼了，才慢吞吞走回来［15］。

这一段并不是贾氏作品中特别具有方言典型的事例，却能说明贾氏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人物的语言、心理和整个环境描写是融为一体的，遵循这一写作观念，作品中诸如“宽心话”“苞谷”“掮”“格吧格吧”“念叨”“收拾”“看过眼”“女人锅沿子，男人地堰子”等方言和俗语，真实地表现了土农民才才和土地的亲密关系。作品中才才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生活的基本环境未离开过农村和土地，这些方言，散发着土气，是当地老百姓的口头语言。语言是人物性格的表达，这些词汇表现了才才独有的心理和性格：山民不善言谈，但善良；山民有较分明的男女意识；才才喜欢务弄庄稼，所以能听到苞谷拔节的声音，用方言能更贴近人物的性格心理以及地域文化的特点。

不仅如此，翻开贾氏的作品，类似老百姓生活中的方言土语、俗语被贾氏运用到作品中，和商洛的地理、文化以及人物性格紧密的结合起来。“猴翻”（小孩调皮捣蛋）、“二杆子”“二楞”（说话做事易冲动）、“吃马虎”（不细心的人）、“婆娘”（已婚女子的俗称）、“大尾巴狼”（办事马虎）、“冰锅冷灶’（长期不生火做饭）、”搊”（扶）、”箅梳”（细齿的梳子）、“主张”（主意）、“聒”（说话声大）、“恁”（那么）、“过事”（办婚丧嫁娶等事）、“列石”（过河时踩踏的石头）、“錾磨子”（凿磨子）、“谋乱”（心烦）、“软处好取土，硬处好打墙”（欺软怕硬）、“木里木囊”（行动迟缓）、“抠掐”（吝啬）、“屹崂”（山沟脑）、“拐角”（房子的旮旯角）、“清闲”（闲着）、“疙瘩云”（厚云）、“捻绳”（搓绳）、“塄畔”（地边沿、山边沿）、“扯”（拉开）、“日娘捣老子”（骂人）、“艳乍”（艳丽）、“闹腾”（折腾）、“日塌”（坏事）、“疯张”（人来疯）、“疯长”（长得快）、“言语”（言传、说话）、“细法”（过日子细致）、“泼人”（泼辣之人）、“紧紧巴巴”（不富裕）、“油棰子”（逛山）、“忌恨”（怨恨）、“脚底”（地面）、“黑漆半夜”（夜里）等，这些方言词汇散落在贾氏的作品中，不胜枚举。

这些方言词语，贾氏开发它的本意，再借助词类活用、词语转化等方式，使方言语言文学化。比如：“夏天的中伏，太阳像膨胀了许多，长久地在头顶上辉煌，直至天已经黑下来，热气还不肯退去。”［16］这里也是用了辉煌的本意，形容光芒耀眼灿烂。辉煌在这里是形容词作动词用，一方面体现出作者运用语言的收束自由，另一方面，膨胀的太阳与耀眼的光辉意义也很契合。商洛古地秦楚文化杂糅，散落在民间的方言土语，在当时是文雅之词，诸如，团结、糟糕、囫囵、滋润、言语、忌恨、殷实、英武、恓惶、日月等，贾氏搜集山地的方言土语，注意对词语本意的开发。在他后期的作品中，将方言词语与人物性格和话语情境很好地结合起来，形成独具特色的贾体语言，比如“他突然瞭见店门外斜对面的一户人家门口坐着一个女子卖豆芽。女子十八九岁，给买家称豆芽时一手提了秤杆，一手捏着三棵豆芽。身子微微倾斜，伸一条长腿挡住跑近的一只鸡，鸡就啄鞋面上的绣花。王世贞觉得太艳丽”［17］。这里的“瞭”，从目从尞，本意为眼珠明亮，《孟子·离娄上》写道“心中正，则眸子瞭焉”，瞭即明亮之意。商洛民间会说某人长得好看，也说长得瞭，也是瞭的本意。在贾氏作品里，突出了“瞭”字的本意，这一瞭，也就决定了四风的命运。诸如此类，这些词语被贾氏合理的镶嵌在句子中，语言的节奏和意义的合理搭配，语句和情境的融合，赋予现代语言多重意义。

方言土语是老百姓的生活语言，凝聚着千百年的乡野情趣，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是丰富的语言资源。贾氏意识到汉语语言的丰富性，借助古汉语和方言，传达古语中未曾被发现的具有丰富文化韵味的另一面。在贾氏的早期创作中，方言是其摆脱现代文人腔调的手段，方言土语散落在作品的字里行间，和作者笔下神秘悠远的商洛风情一起，成为贾氏早期小说的一道风景。以《秦腔》为例，贾平凹的写作可称为陕西方言写作，其小说《高老庄》《秦腔》《高兴》《古炉》《带灯》《老生》中，方言土语自然成为其结构小说、叙述生活细节、表现人物的一部分，朴拙、自然的方言叙述，成为贾氏的语体风格。

贾氏使用的方言多是陕西方言，陕西方言是也是汉民族语言的源头，其对地方方言和土语的改造和运用，拓展和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表现力。方言土语作为与民间生活紧密联系的语言，拥有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其活力在于方言具有文化表征的价值和意义，通向的是远古的历史和深邃的民间，是作者借助文学手段传播汉语思维特点和文化特点的写作，彰显着民族语言文化的特点。用方言写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仅是对自五四以来知识分子话语中翻译腔调的摈弃，方言写作是作者借助文学手段传播汉语思维特点和文化特点的写作，是在世界文学视野下，彰显中国文化和具有中国经验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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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继高）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033（2016）01-0001-06

doi：10.13440/j.slxy.1674-0033.2016.01.001

收稿日期：2015-04-16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5J059）

作者简介：程华，女，陕西韩城人，硕士，副教授

Jia Pingwa and Shangluo Culture

CHENG Hua
（College of Language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s，Shangluo University，Shangluo726000，Shaanxi）

Abstract:Shangluo mountain area，the hometown of Jia Pingwa，with both the peace and Confucianism of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and the mystery and romance of the Chu Culture，affected Jia Pingwa's literary temperament which can neither simply be expressed as"solemn and generous"of North quality，nor the South quality's"soft beauty and mild"，it is influenced by cultural diversity.Regional culture has the effect on the literary creation，as for the specif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Jia Pingwa and Shangluo culture，Shangluo's natur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influenced the artistic temperament of Jia Pingwa in ways that made his nature endowment possess the beauty of romantic and elegant；and impacted by witchcraft worship around Shangluo folks，Jia's novel fulfilled with magic and mystery，a large number of folk dialect and old saying were used in Jia's novel，which resisted the language vulgar and coarse，and revea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thnic language and culture by using the dialect.

Key words:Jia Pingwa；Shangluo Culture；literary temperament；spiritual ethos；dial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