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代诗人对汉水女神文化的开拓

2016-04-12梁中效

陕西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6年1期

关键词：唐代形象诗人

梁中效

(陕西理工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陕西汉中 723000)

试论唐代诗人对汉水女神文化的开拓

梁中效

(陕西理工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陕西汉中 723000)

[摘要]唐代开放进取、富庶豪迈，在民族融合背景下女性地位较高，因而在唐代诗人的笔下，汉水女神是高贵而美丽的化身。唐人的一系列诗词创作，全方位展示了水天一色背景下华贵而美丽的汉水女神形象；同时也使汉水女神走出神殿，与“荡舟游女”、“渚边游女”、“竹枝游女”、“菱歌汉女”等民间美女相联系，使神女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普通男女“双影相伴，双心莫违”的偶像，变成了永作同心人的“鸳鸯鸟”形象，呈现更加平民化的美好意境。

[关键词]唐代；诗人；汉水女神；形象

汉水女神是中国最早的江河女神。她最先出现在《诗经》和《楚辞》两大文化经典之中，被北方的周秦和南方的荆楚共同尊崇、祭祀和传承，对中国江河女神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2]隋唐时期，随着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东移南迁，汉水流域成为沟通南北与东西部经济文化的大动脉，特别是汉水中游号称“南船北马”、水陆要冲的襄阳，跃升为闻名全国的大都市和汉水流域的中心城市，使这里的汉水女神文化被文人墨客所接受，并进一步开拓和传承，从而在唐诗中形成了颇为壮观迷人的汉水女神文化，对后世产生了广泛影响。

汉水女神不仅出现在《诗经》、《楚辞》文化系统之中，也存在于春秋、战国以来的祭祀文化系统之中。汉水女神最早出现在《诗经·汉广》中，她被称为汉水游女，是以一个樵夫心上人的身份出现的。汉代以来，汉水游女的形象慢慢开始被神化。据前秦人王嘉的《拾遗记》记载，汉水女神是两位美丽而多情的女子延娟、延娱，她们出现于西周中期前后，与周昭王南征有关。此二人辩口丽辞，巧善歌笑，步尘上无迹，行日中无影。后二女与昭王乘舟，同溺于汉水。死后二女化为神女。春秋时期，汉水女神被演化成为晋人郑交甫所遇汉皋之游女。刘向在《列仙传·江妃二女》中云：“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游于江汉之湄，逢郊交甫，见而悦之，不知其神也。”战国时期，屈原在汉北，则第一个将汉水女神转化为“湘君”、“湘夫人”，纳入文学的畅想之中，借咏神女以抒发寄托自己对楚王忠贞不二的情怀。屈原之后，文学作品中的汉水女神形象绵延不绝。汉代学者在他们的汉赋诗作中丰富了汉水女神的形象。魏晋以降，汉水女神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更加光彩夺目。汉水女神活动的中心是襄阳。虽然在汉水上游的汉中盆地和下游的湖北天门都留下了汉水女神活动的遗迹，但汉水女神钟爱的地方是襄阳“汉皋”，即万山之麓、汉水之滨。至迟到两汉，学者们已将汉水女神与汉皋联系在一起。西汉大儒韩婴在其《韩诗内传》中、东汉博学多才的张衡在《南都赋》中，都将汉水女神遇郑交甫之地定位在“汉皋”。《南都赋》说：“游女弄珠于汉皋之曲。”据《南都赋》注引《韩诗内传》载：春秋时，“郑交甫将适楚，遵彼汉皋台下，乃遇二神女，佩两珠，大如荆鸡之卵”。他不知二女是汉江女神，便上前挑逗说：“愿请子之佩。”二女含笑不语，解下佩珠相赠。郑交甫喜不自禁，以为得到了定情信物，接过宝珠，藏于怀中。行约数十步，回望二女，杳无踪迹，伸手探怀，已失佩珠，方悟遇到了汉水女神，不禁怅然。由郑交甫汉皋之艳遇，产生了“神女弄珠”、“汉皋解佩”、“解佩授珠”等一系列与襄阳汉皋台相联系的成语典故和一系列相关的文献记载。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沔水注》中说：“沔水又东迳万山北”，“山下水曲之隈，云汉女昔游处也。故张衡《南都赋》曰：游女弄珠于汉皋之曲。汉皋，即万山之异名也”。这是地志文献中较早记录汉水女神与汉皋关系的文献。习凿齿《襄阳耆旧记》云：“万山北隔沔水，父老相传即交甫见游女弄珠之处。”唐代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也说：“万山，一名汉皋山，在县西十一里，与南阳郡邓县分界处。古谚曰：‘襄阳无西’，言其界促近。”[3]528李吉甫虽未提汉水女神，但汉皋山的记载确凿。北宋乐史在《太平寰宇记》中记载：“万山，在县西八里，一名汉皋山。”[4]2814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襄阳府》载：“解珮渚，在襄阳县西十里。《皇朝郡县志》云：‘即交甫见二女之所。’弄珠滩，在城北津。”[5]2827宋朝两部全国性地理总志，进一步明确了汉水女神在襄阳的活动遗迹。明朝天顺《重刊襄阳郡志》记载：“万山，在县西南十里下，有解珮渚。”“阿头山，在县西九里，下有曲隈，相传即晋郑交甫遇龙女解珮处是也。”[6]48又据明万历《襄阳府志》载：“万山之西有曲隈，为解佩渚，乃郑交甫遇神女处。”明朝两部襄阳地方志，更加清晰的记录了汉水女神在襄阳的活动地点，更进一步印证了南北朝及隋唐以来汉水女神与襄阳的关系。

一、唐代诗人笔下的汉水女神形象

唐代的襄阳，是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通向江汉大地的咽喉，“岘山作镇，汉水通津”，“江陵唇齿，天下喉襟”，“田土肥良，桑梓野泽”。[5]2826唐人杜佑在《通典》卷一百七十七《州郡七》中指出：襄阳“田土肥良，桑梓遍野，常为大镇。北接宛、洛，跨对楚、沔，为鄢、郢北门，部领蛮左。齐、梁并因之，亦为重镇。”[7]2452在此基础上，唐代的襄阳文化繁荣，“是号奥区，又称胜槩。羊叔子之事业，方为用武之邦；庾元规之风流，更是徵文之地”[5]2856。因此，隋唐时期襄阳人才之盛、诗人之众超过前代，对汉水女神文化的开拓和提升也前所未有。

美国已故著名唐代文化与文学研究专家薛爱华指出：“汉水是中国著名河流之一。‘汉’这个名称之所以出名表现在几个方面，其中最突出的是它曾作为一个伟大国家的名号，在西元纪年初期，刘氏王朝曾统治过这个国家。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汉水之神是个备受尊崇的神，但这个期待却落空了。”“这个小神女﹙她看上去是这样﹚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发展。由于缺乏由杰出作家创作的、完全为纪念她而写的一篇举足轻重的赋颂或者叙事作品，她已经退居到了文学史的壁橱和角落之中，变成了无人注意的流浪者和日渐凋亡的幽灵。我们不必费心去追踪她在唐代文学中的苍白形象。”[8]79-81我们钦佩薛爱华先生研究中国江河神女的睿智，但我们不同意他对唐代汉水女神形象的武断。

唐代诗人以其生花妙笔还原了汉水女神的本来形象。唐诗中常将汉水女神称为“游女”、“神女”、“汉女”等，但美丽迷人的形象是统一的。梁洽《观汉水》：“发源自嶓冢，东注经襄阳。一道入溟渤，别流为沧浪。求思咏游女，投吊悲昭王。水滨不可问，日暮空汤汤。”这是唐人所有的歌咏汉水女神的诗篇中，最接近汉水女神原始状态的一首诗。“求思咏游女，投吊悲昭王”，形象地反映了汉水女神与周昭王的关系。除此之外，襄阳孟浩然，是唐代诗人中最熟悉汉水女神的一位大诗人。孟浩然《初春汉中漾舟》：“漾舟逗何处，神女汉皋曲。雪罢冰复开，春潭千丈绿。轻舟恣来往，探玩无厌足。波影摇妓钗，沙光逐人目。倾杯鱼鸟醉，联句莺花续。良会难再逢，日入须秉烛。”他的《陪独孤使君同与萧员外证登万山亭》：“万山青嶂曲，千骑使君游。神女鸣环佩，仙郎接献酬。遍观云梦野，自爱江城楼。何必东南守，空传沈隐侯。”《大堤行寄万七》：“大堤行乐处，车马相驰突。岁岁春草生，踏青二三月。王孙挟珠弹，游女矜罗袜。携手今莫同，江花为谁发。”《登安阳城楼》：“楼台晚映青山郭，罗绮晴娇绿水洲。向夕波摇明月动，更疑神女弄珠游。”[9]1624-1657孟浩然的这四首诗，虽然不是在一时一地完成，但都借“神女”或“游女”的美丽形象，即“神女汉皋曲”、“神女鸣环佩”、“游女矜罗袜”、“神女弄珠游”，来抒发青年男女之间、山水之间或主客之间的纯真感情，继承发展了《诗经·汉广》以来诗咏汉水女神的传统。郑锡《襄阳乐》：“春生岘首东，先暖习池风。拂水初含绿，惊林未吐红。渚边游汉女，桑下问庞公。磨灭怀中刺，曾将示孔融。”诗中将“汉女”与“庞公”、“习池”相对应，展示襄阳的人文之美。韦应物《鼋头山神女歌》：“湘妃独立九疑暮，汉女菱歌春日长。始知仙事无不有，可惜吴宫空白首。”诗中“汉女”与“湘妃”相对，展示美妙意境。李白《南都行》：“陶朱与五羖，名播天壤间。丽华秀玉色，汉女娇朱颜。清歌遏流云，艳舞有馀闲。遨游盛宛洛，冠盖随风还。走马红阳城，呼鹰白河湾。谁识卧龙客，长吟愁鬓斑。”诗中的“汉女”也是丽华秀色、朱颜迷人。杜甫《美陂行》：“湘妃汉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无。”李绅《新楼诗二十首·重台莲》：“绿荷舒卷凉风晓，红萼开萦紫菂重。游女汉皋争笑脸，二妃湘浦并愁容。自含秋露贞姿结，不竞春妖冶态秾。终恐玉京仙子识，却将归种碧池峰。”这两首诗虽是出于杜甫、李绅两人之手，但两首诗中不约而同的将“湘妃”与“汉女”一致对应，李绅更将“汉女笑”与“湘妃愁”相比较，以表现女神之美。但“湘妃”与“汉女”相对却完全一致。李群玉《临水蔷薇》：“堪爱复堪伤，无情不久长。浪摇千脸笑，风舞一丛芳。似濯文君锦，如窥汉女妆。所思云雨外，何处寄馨香。”诗中“汉女妆”与“云雨外”，传承了巫山神女以来的意象，将万绿丛中一点红视为最美的汉水女神妆容。李珣《南乡子》：“乘彩舫，过莲塘，棹歌惊起睡鸳鸯，游女带花偎伴笑，争窈窕，竞折田荷遮晚照。”词中的“游女带花”与“竞折田荷”，展示了美丽如画的形象。李德玉《鸳鸯篇》：“君不见昔时同心人，化作鸳鸯鸟。和鸣一夕不暂离，交颈千年尚为少。二月草菲菲，山樱花未稀。金塘风日好，何处不相依。既逢解佩游女，更值凌波宓妃。精光摇翠盖，丽色映珠玑。双影相伴，双心莫违。淹留碧沙上，荡漾洗红衣。”这首诗是标准的借汉水女神传递男女感情的佳作，诗中“解佩游女”与“凌波宓妃”相对应，进一步喧染了“丽色映珠玑”的氛围，强化了男女“双心莫违”的意境。元稹《襄阳为卢窦纪事》：“帝下真符召玉真，偶逢游女暂相亲。素书三卷留为赠，从向人间说向人。风弄花枝月照阶，醉和春睡倚香怀。依稀似觉双环动，潜被萧郎卸玉钗。莺声撩乱曙灯残，暗觅金钗动晓寒。”[10]1548诗中的“逢游女”与“双环动”，也是汉水女神形象的时代变化。毛文锡《摊破浣溪沙》：“春水轻波浸绿苔，枇杷洲上紫檀开。晴日眠沙鸂鶒稳，暖相偎。罗袜生尘游女过，有人逢著弄珠回。兰麝飘香初解佩，忘归来。”词中的“罗袜生尘游女过”与“弄珠回”、“初解佩”相联系，全方位展示了汉水女神的美丽形象。张登《上巳泛舟得迟字》：“令节推元巳，天涯喜有期。初筵临泛地，旧俗祓禳时。枉渚潮新上，残春日正迟。竹枝游女曲，桃叶渡江词。风鹢今方退，沙鸥亦未疑。且同山简醉，倒载莫褰帷。”诗中的“游女曲”、“渡江词”与“山简醉”相联系，展现了山水人文之美。储光義《送人寻裴斐》：“柱史回清宪，谪居临汉川。迟君千里驾，方外赏云泉。路断因春水，山深隔暝烟。湘江见游女，寄摘一枝莲。”诗中有“临汉川”与“见游女”的呼应，表达了早日寻到裴斐的心情。刘禹锡《相和歌辞·采菱行》：“白马湖平秋日光，紫菱如锦彩鸾翔。荡舟游女满中央，采菱不顾马上郎。争多逐胜纷相向，时转兰桡破轻浪。”诗中“荡舟游女”与“紫菱如锦”相联系，“彩鸾翔”与“马上郎”相对应，营造出了水天一色、男女欢畅的美好景象。

唐代诗人的一系列创作，以江湖之水为背景，以襄阳汉皋为标识，以春、秋两季美景为画面，以汉女与湘妃、宓妃联系为手段，以“矜罗袜”、“鸣环佩”、“弄珠游”为特征，全方位展示了水天一色背景下华贵而美丽的汉水女神形象；同时也使汉水女神走出神殿，与“荡舟游女”、“渚边游女”、“竹枝游女”、“菱歌汉女”等民间美女相联系，使神女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普通男女“双影相伴，双心莫违”的偶像，变成了永作同心人的“鸳鸯鸟”形象，呈现更加平民化的美好意境。美国学者薛爱华指出：汉水女神，“她无疑是美丽的，但是，除了高贵的名字，她没有什么明确的特征，无法显示她的与众不同。她似乎需要一个伴侣，才能从别人那里借一点光彩。因此，我们经常看到她与一个形象发展得较为充分的水神一起出现。”[8]130实际上，由以上叙述可知，薛爱华的定性有失偏颇。唐代诗人笔下的汉水女神形象光彩而夺目，丰满而迷人，特征鲜明，与众不同。

二、唐人女神歌咏的意蕴

唐代诗人极为关注“汉皋游女”的“弄珠解珮”。牛希济《临江仙》：“柳带摇风汉水滨，平芜两岸争匀。鸳鸯对浴浪痕新。弄珠游女，微笑自含春。轻步暗移蝉鬓动，罗裙风惹轻尘。水精宫殿岂无因。空劳纤手，解佩赠情人。”词起源于隋，到中唐之后被文人垂青。牛希济就是唐末五代词人的代表，风格自然清新。此词丰富了汉水女神文化的内容，用汉水女神的典故“弄珠解珮”，表达人间男女纯真的情意。李百药《渡汉江》：“东流既瀰瀰，南纪信滔滔。水激沉碑岸，波骇弄珠皋。”诗中的“弄珠皋”与“沉碑岸”相对，展示襄阳人文景象。李白《岘山怀古》：“访古登岘首，凭高眺襄中。天清远峰出，水落寒沙空。弄珠见游女，醉酒怀山公。感叹发秋兴，长松鸣夜风。”李白《感兴其二》：“洛浦有宓妃，飘摇雪争飞。轻云拂素月，了可见清辉。解佩欲西去，含情讵相违。香尘动罗袜，绿水不沾衣。陈王徒作赋，神女岂同归。好色伤大雅，多为世所讥。”李白这两首诗从不同的侧面描写汉水女神，前者强调了汉水女神与襄阳的关系，后者则将汉水女神与洛水女神﹙宓妃﹚并提。王適《江滨梅》：“忽见寒梅树，开花汉水滨。不知春色早，疑是弄珠人。”此诗将迎着风雪怒放的寒梅，比作汉水女神。张子容《相和歌辞·春江花月夜二首》：“交甫怜瑶佩，仙妃难重期。沉沉绿江晚，惆怅碧云姿。初逢花上月，言是弄珠时。”诗中将郑交甫与女神的艳遇，比喻为天地之间最美妙的事情，是春天花好月圆时最美的意境。李贺《恼公》：“莫锁茱萸匣，休开翡翠笼。弄珠惊汉燕，烧蜜引胡蜂。醉缬抛红网，单罗挂绿蒙。数钱教姹女，买药问巴賨。”诗人将女神与汉代赵飞燕相联系。徐昌图《河传》：“秋光满目，风清露白，莲红水绿。何处梦回，弄珠拾翠盈盈，倚阑桡，眉黛蹙。”诗人将秋景之美与汉水女神之美相联系，拓展了诗词的意境。襄阳妓《送武补阙》：“弄珠滩上欲销魂，独把离怀寄酒尊。无限烟花不留意，忍教芳草怨王孙。”这首“襄阳妓”的诗，不仅借弄珠滩上的女神典故表达情真意切的惜别之意，而且妓女能诗并与文人密切交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襄阳的文化水平。罗虬《比红儿诗(并序)》：“红儿不向汉宫生，便使双成谩得名。疑是麻姑恼尘世，暂教微步下层城。天碧轻纱只六铢，宛如含露透肌肤。便教汉曲争明媚，应没心情更弄珠。共嗟含恨向衡阳，方寸花笺寄沈郎。不似红儿些子貌，当时争得少年狂。”诗中借女神弄珠，来说明红儿之美。李瀚《蒙求》诗中有“交甫解佩”，至少说明在唐人的童蒙读物中，汉水女神已是唐人发蒙的内容之一。孙光宪《南歌子》：“解佩君非晚，虚襟我未迟。愿如连理合欢枝，不似五陵狂荡，薄情儿。”魏承班《菩萨蛮》：“罗裾薄薄秋波染，眉间画得山两点。相见绮筵时，深情暗共知。翠翘云鬓动，敛态弹金凤。宴罢入兰房，邀人解佩珰。罗衣隐约金泥画，玳筵一曲当秋夜。声颤觑人娇，云鬟袅翠翘。”这两首词已完全将女神典故生活化、平民化与女性化。王勃《相和歌辞·采莲归》：“佳人不兹期，怅望别离时。牵花怜共蒂，折藕爱连丝。故情何处所，新物徒华滋。不惜南津交佩解。”孟浩然《万山潭作》：“垂钓坐盘石，水清心亦闲。鱼行潭树下，猿挂岛藤间。游女昔解佩，传闻于此山。求之不可得，沿月棹歌还。”张九龄《杂诗五首》：“湘水吊灵妃，斑竹为情绪。汉水访游女，解佩欲谁与。同心不可见，异路空延伫。浦上青枫林，津傍白沙渚。行吟至落日，坐望只愁予。神物亦岂孤，佳期竟何许。”李商隐《拟意》：“解佩无遗迹，凌波有旧游。曾来十九首，私谶咏牵牛。”以上四首诗恰好贯通了大唐初、盛、晚三个阶段，虽然有时间上的差异，但对游女解佩的神往和想象则是一致的，以孟浩然诗中的意境更美，以张九龄诗中的女神形象更妙。《玉华仙子歌》：“上元夫人宾上清，深宫寂历厌层城。解佩空怜郑交甫，吹箫不逐许飞琼。”韩偓《别锦儿(及第后出京，别锦儿与蜀妓)》：“一尺红绡一首诗，赠君相别两相思。画眉今日空留语，解佩他年更可期。临去莫论交颈意，清歌休著断肠词。出门何事休惆怅，曾梦良人折桂枝。”这两首诗词虽然题材不同，但对女神与郑交甫之间弄珠解佩的美好形象则一致肯定和神往，尤其是韩偓更期望自已能象郑交甫那样再次见到锦儿与蜀妓。水府君《与郑德璘奇遇诗》：“物触轻舟心自知，风恬烟静月光微。夜深江上解愁思，拾得红蕖香惹衣。纤手垂钩对水窗，红蕖秋色艳长江。既能解佩投交甫，更有明珠乞一双。”水府君的江上艳遇，希望在月夜弄珠与解珮兼得。耿湋《奉和元承杪秋忆终南旧居》：“白玉郎仍少，羊车上路平。秋风摇远草，旧业起高情。乱树通秦苑，重原接杜城。溪云随暮淡，野水带寒清。广树留峰翠，闲门响叶声。近樵应已烧，多稼又新成。解佩从休沐，承家岂退耕。恭侯有遗躅，何事学泉明。”戴叔伦《南野》：“茂树延晚凉，早田候秋熟。茶烹松火红，酒吸荷杯绿。解佩临清池，抚琴看修竹。此怀谁与同，此乐君所独。”这两首诗完全将解珮平民化，自然而清新，山水田园，格外迷人。孟迟《兰昌宫》：“宫门两片掩埃尘，墙上无花草不春。谁见当时禁中事，阿娇解佩与何人。”白居易《酬刘和州戏赠》：“钱唐山水接苏台，两地褰帷愧不才。政事素无争学得，风情旧有且将来。双蛾解佩啼相送，五马鸣珂笑却回。不似刘郎无景行，长抛春恨在天台。”徐夤《和仆射二十四丈牡丹八韵》：“帝王城里看，无故亦无新。忍摘都缘借，移栽未有因。光阴嫌太促，开落一何频。羞杀登墙女，饶将解佩人。蕊堪灵凤啄，香许白龙亲。素练笼霞晓，红妆带脸春。”这三首诗的解珮虽然作者和吟咏的对象不同，但都具有贵族气质。张循之《巫山》：“流景一何速，年华不可追。解佩安所赠，怨咽空自悲。”薛馧《赠郑女郎(一作郑氏妹)》：“艳阳灼灼河洛神，珠帘绣户青楼春。能弹箜篌弄纤指，愁杀门前少年子。笑开一面红粉妆，东园几树桃花死。朝理曲，暮理曲，独坐窗前一片玉。行也娇，坐也娇，见之令人魂魄销。堂前锦褥红地炉，绿沈香榼倾屠苏。解佩时时歇歌管，芙蓉帐里兰麝满。晚起罗衣香不断，灭烛每嫌秋夜短。”这两首诗虽然分别是歌咏巫山神女与洛神的诗歌，但运用了汉水女神的典故。何光远《与何光远赠答诗(何光远伤春吟)》：“檐上檐前燕语新，花开柳发自伤神。谁能将我相思意，说与江隈解佩人。”何光远《与何光远赠答诗(光远答龙女)》：“澹荡春光物象饶，一枝琼艳不胜娇。若能许解相思佩，何羡星天渡鹊桥。”何光远的两首诗风格相近，内容相同，皆为春天花好月圆之时，以女神弄珠解珮寄情思。武平一《杂曲歌辞·妾薄命》：“有女妖且丽，徘徊湘水湄。水湄兰杜芳，采之将寄谁。瓠犀发皓齿，双蛾颦翠眉。红脸如开莲，素肤若凝脂。绰约多逸态，轻盈不自持。常矜绝代色，复恃倾城姿。子夫前入侍，飞燕复当时。正悦掌中舞，宁哀团扇诗。洛川昔云遇，高唐今尚违。幽阁禽雀噪，闲阶草露滋。流景一何速，年华不可追。解佩安所赠，怨咽空自悲。”这首诗几乎囊括了先秦以来的所有美女形象，既有《诗经》中的“硕人”，褒姒的“倾城”，卫子夫与赵飞燕等形象，更有湘妃、洛神、巫山神等女神之美艳，但时光飞逝，芳颜不在，解珮何赠，怨悲自生。这首诗以“妾薄命”为题，以兰杜喻美女，以“采之将寄谁”点题，以汉水女神解珮无所赠结尾，流露出淡淡的悲伤情调，既是对千百年来女性命运的浩叹，也是作者对个人命运的感怀！

上文唐人诗词中对汉水女神“弄珠解珮”的歌咏大概有五种类型：一是对襄阳万山等处“汉皋游女”的怀古抒怀，“波骇弄珠皋”、“交甫怜瑶佩”、“游女昔解佩”等皆属此类；二是将汉水游女与湘妃、洛神联系在一起的畅想，赞美人面桃花相映红的迷人春色，“汉水访游女”、“灼灼河洛神”、“湘水吊灵妃”等皆属此类；三是将“弄珠解珮”视为天地间最令人神往的浪漫爱情与真情，“解佩赠情人”、“解佩君非晚”、“解佩他年更可期”等皆属此类；四是对年华不可追，“解佩安所赠”的感叹，“仙妃难重期”、“弄珠滩上欲销魂”、“解佩欲谁与”、“解佩安所赠”等皆属此类；五是将“弄珠解珮”的神话传说平民化，“解佩从休沐”、“解佩临清池”、“阿娇解佩与何人”等皆属此类。这些方面结合起来，全方位的展现了唐人对汉水女神文化的开拓。

小结

总之，“7～8世纪的中国把佛学和律诗研究发展到了顶峰”。“中国欢迎从外国传给它的一切，它对于亚洲的大部分地区也施加了某种深刻影响。中国的光芒无疑从未如此光辉灿烂过。”[11]212“唐朝的中国人眼界格外开阔，对其他文化广采博收。”“长安和洛阳的文化极富国际色彩。”“2200位唐代诗人遗留下48900首诗，其常见的主题是友人的离情别意，这或许是因为官吏常被调至外省，而帝国疆域辽阔，旅途艰险，一旦分手便再难相见，所以每次离别都显得难解难分。”[12]76-86唐人诗词中对汉水女神“弄珠解珮”的歌咏，恰好是离愁别意的最好主题，这也是女神形象在唐代光彩夺目的一个主要原因。

唐代开放进取、富庶豪迈，在民族融合背景下女性地位较高，因而在唐代诗人的笔下，汉水女神是高贵而美丽的化身，唐人的一系列诗词创作，全方位展示了水天一色背景下华贵而美丽的汉水女神形象；同时也使汉水女神走出神殿，与“荡舟游女”、“渚边游女”、“竹枝游女”、“菱歌汉女”等民间美女相联系，使神女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普通男女“双影相伴，双心莫违”的偶像，变成了永作同心人的“鸳鸯鸟”形象，呈现更加平民化的美好意境。

美国学者薛爱华指出：“在著名的江河神女中，作为一个文学形象，汉女最受冷落。她的个性形象根本没有得到全面的塑造。”[8]130实际上，唐代诗人对汉水女神文化的开拓与女神形象的塑造，确乎超出了薛爱华先生的印象与评价，这也是笔者完成拙稿的主要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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