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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战争书写及其范型意义

2016-04-12崔春雨

关键词:三国演义

雷 勇 , 崔春雨

(陕西理工学院 三国文化研究所, 陕西 汉中 723000)



《三国演义》战争书写及其范型意义

雷勇 ,崔春雨

(陕西理工学院 三国文化研究所, 陕西 汉中 723000)

[摘要]《三国演义》以描写战争见长,作者广泛吸收了史传文学和民间创作在战争书写方面的成功经验,经过自己的精心熔铸,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战争书写模式,为战争题材小说创作提供了一种范型。小说能紧紧抓住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要素来展现作战双方力量的对比、兵力的部署、战略战术的运用、战争形势的转化以及战争结果,重在对战争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作者以人物为中心,善于在战争中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从而使人物形象生动、鲜明。在战争叙事中坚持以“智谋”为核心,注重对哲理性内容的阐发,能给读者一种经验性的示范效应。描写战争的方法灵活多变,善于根据不同的战争状况作出不同的艺术处理,因此,作品中的战争千变万化,丰富多彩。

[关键词]《三国演义》; 战争书写; 范型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三国演义》以描写战争见长。全书120回,所写大小战役多达40余次,其中有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这样波澜壮阔的大战役,有濮阳之战、街亭之战等激烈的中小型战役,还有勇将间刀枪相见的搏杀;既写了重大的战略决策,又写了丰富的战术运用,其中有火攻,有水淹,有设伏,有劫营,有围城,有打援,有车战,有马战,有攻心,甚至还有间谍与反间谍战……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战役和战斗场面都写得精彩纷呈、引人入胜。可以说,在战争书写方面,《三国演义》为后人树立了样板,此后的小说家在战争描写方面或多或少都受到了《三国演义》的影响,有的借鉴,有的模仿,有的干脆直接移植一些具体的情节,但却没有一部小说能够真正超越《三国演义》。因此,总结《三国演义》战争书写的经验,探讨其范型意义,在当今仍有重要的意义。

一、 “全景”式地展示战争,重在经验教训的总结

作者主观上有总结战争经验的目的,因此,他描写战争与一般战争题材小说千篇一律地重复两军如何安营扎寨、对阵交锋的程式化写法不同,而是善于根据战争的不同情况作不同的艺术处理。作者不注重写战斗场面,而着重写战略战术上的较量,书中的大小战役,尤其是几次大战,都是把“人谋”放在首位,紧紧抓住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要素,展现作战双方力量的对比、兵力的部署、战略战术的运用、战争形势的转化以及战争结果,从而揭示出决定战争胜负的原因。

官渡之战是袁、曹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一次大决战,决定这场战争胜负的关键是“粮”,作者就围绕粮做了大量的文章。从战前形势来看,袁绍拥兵70万,曹军只有7万,数量上相当悬殊,对袁绍十分有利。交战之初,袁绍兵多粮足,稍稍占据上风,但曹军上下一致,奋力拼搏,因此双方很快形成一种僵持状态,从八月起至九月终,这种僵局持续了两个月。曹操因军力、粮食消耗过大,有点难以支撑,甚至想撤军回许昌,在关键时刻,曹操听了谋士荀彧的建议,一方面命令将士死守,另一方面积极行动,拦截了袁绍的粮草,于是双方再次处于僵持状态。此后曹操军粮告竭,急派使者去许昌叫荀彧“作速措办粮草”,不料使者被袁绍谋士许攸抓获。许攸当即拿着曹操催粮的信来见袁绍,并建议道:“曹操屯军官渡,与我相持已久,许昌必然空虚;若分一军星夜掩袭许昌,则许昌可拔,而操可擒也。今操粮草已尽,正可乘此机会,两路击之。”[1]第30回许攸之计,可以说是置曹操于死地的关键性一着,可是“好谋无断”的袁绍不但不采纳其计,反而以许攸在冀州时曾“滥收民间财物,且纵令子侄辈多科税搜刮民财,钱粮入己”的过错,把许攸大骂一通后赶出帐外。许攸被逐,羞恨之情难以诉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奔了曹操。许攸与曹操相见后就给他出了火烧袁绍军粮的主意,曹操当即采纳,并亲自率兵烧了乌巢之粮,使袁绍大军人心惶惶。曹操又用许攸之计,趁袁绍仓促分兵之机突然攻击,结果大获全胜。在这场大战中,作者详细描述了曹、袁两人在战略决策上的较量,袁绍没能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关键时刻一错再错,于是优势变劣势,只能以失败告终。

赤壁之战的主战场在长江上,周瑜等一开始就确定了火攻的战略,火攻是战略核心,但成败的关键却是“风”,因此,作者就紧紧抓住“火”与“风”大做文章。曹军号称“百万”,但北兵不习水战,水寨全依仗荆州降将蔡瑁、张允,周瑜在“群英会”后借机诱使蒋干盗书,借曹操之手杀了“深得水军之妙”的蔡、张两位“水军都督”,削弱了曹军的实力[1]第45回。水上交兵必须用船,曹操虽有战船千只,但却都是小舟,加上“北兵不惯乘舟”,江上风急浪大,小舟“颠簸”,曹军“俱生呕吐之疾”。为了给火攻创造条件,庞统受周瑜之托给曹操献了“连环”计,将小舟连锁在一起,变成可以在上面跑马的大船,看似解决了曹军的难题,但一旦“一船着火”,余船“被铁环锁住,无法逃避”,这为火攻的成功奠定了基础[1]第47回。在江上用火攻必须借助火船,而且还得有接近对方战船的机会,于是周瑜和老将黄盖精心策划了两场戏,即黄盖的苦肉计和阚铎“密献诈降书”,使曹操对黄盖带船来降深信不疑。对周瑜而言,这时候已是“万事具备”,但唯一没有考虑的是风向问题,“方今隆冬之际,但有西风北风,安有东风南风耶?”曹军“居于西北之上”,孙刘联军“皆在南岸”,若用火攻,只能是“烧自己之兵”。[1]第48回曹操因此高枕无忧,周瑜则为此急得“口吐鲜血,不省人事”,于是又有了“七星坛诸葛祭风”这场戏。诸葛亮施展“夺天地造化之法,鬼神不测之术”,终于“借”来三日“东南风”。经过这一系列精心的安排,曹军一步步陷入圈套,优势变为劣势,孙刘联军则由弱变强。赤壁大战正式展开,黄盖“乘一天顺风,望赤壁进发”,一接近曹营,“前船一齐发火,火趁风威,风助火势,船如箭发,烟焰障天”,随后“二十只火船,撞入水寨,曹寨中船只一时尽着;又被铁环锁住,无处逃避。隔江炮响,四下火船齐到,单间三江面上,火逐风飞,一派通红,漫天彻地。”同时岸上也有“几处烟火”,曹军整个陷入一片火海之中[1]第49回。

总之,在战争书写方面《三国演义》突破了简单化的战争逻辑思维,即不是为写战争而写战争,而是将战争交融在政治、外交等各种复杂的背景中去展示,在各种复杂的关系中去探究战争胜败的原因,总结战争的经验和教训,堪称“全景军事文学”[2]76。

二、 以人物为中心,通过战争来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

文学是人学,人物形象塑造是叙事文学创作的中心任务。《三国演义》作者写战争的一个特点就是“没有为情节而情节,而是在人物性格的冲突中构成矛盾,展开情节,又在情节的发展中铸造人物性格。”[3]260作者始终把对人物的刻画放在中心位置,通过战争来展现人的灵魂,“让人物性格、神态通过战争充分地反映出来”[4],因而既使战争描写起伏跌宕,又使人物形象生动、鲜明。

如上所述,官渡之战是袁、曹两大军事集团的一次决战,但小说的重点却是塑造两大集团首领的形象。作者从一开始就将袁绍和曹操进行对比,写出了两人的性格差异,也揭示了战争胜败的原因。袁绍“好谋无断”,不能珍惜与重用人才。在决定是否进行这次决战时不听谋士田丰的意见,贸然发动了战争;在决定决战的战略方针时又不采纳诅授“坚守不出,让曹军粮尽,不战自败”的建议[1]第30回;在战争进行中又不听审配和许攸的意见,审配被调走,许攸则被逼投了曹操;用人又不当,让醉鬼淳于琼守乌巢,以致乌巢失守,粮草被烧;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又不听张郃的意见,而听信郭图的谗言,迫使张郃、高览降曹,这就导致了袁绍的彻底失败。正如作者所评论的:“河北栋梁皆折断,本初焉不丧家邦!”[1]第32回而曹操在进行战略决策时,虚心听取荀攸、荀彧的意见;听说许攸来降,“操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之”,表示了隆重的礼遇。对许攸烧乌巢的建议深信不疑,并亲自率军奇袭乌巢;张郃、高览来降,立即重用,并让他们当先锋追击袁绍的溃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整个官渡之战,围绕曹、袁两个集团首领是否珍惜人才、正确使用人才来写,揭示出了这场战争胜负的主要原因。官渡之战结束后作者还加了极为精彩的一笔:一边是袁绍杀了提出正确意见的田丰,忌贤妒能,摧残人才;一边是曹操焚书不问,胸怀博大,宽宏大量。一场大战结束了,两个主人公的形象也就这样鲜明地树立在读者面前。

夷陵之战也是如此,作品写的是刘备伐吴的经过和结果,但实际上重点却是陆逊,他位贱名寡,却以慎重、机变战胜了德高望重但急躁轻敌的刘备。

战争的组织与策划离不开人,每一次战争的成功和失败也都和指挥者息息相关,人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三国演义》正是通过一次次具体的战争把众多人物写得活灵活现,塑造了许多性格鲜明的英雄形象,也创造了一批具有特征化性格的艺术典型,如奸诈雄豪的曹操、忠义勇武的关羽、浑身是胆的赵云、谋略超人的诸葛亮、心地狭窄的周瑜、忠厚老实的鲁肃、老奸巨猾的司马懿,等等,这些艺术典型都有鲜明的个性,而他们的个性也主要是在战争这一特殊的环境和场合中释放和表现出来的。

三、 以“智谋”为核心,重在对哲理性内容的阐发

与我国其它古典长篇小说相比,《三国演义》对读者还有一种独特的吸引力,这就是除了文学审美的魅力之外,还能满足读者益智求知的欲望,这也是小说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明清两代笔记杂著中关于从《三国演义》中学兵法、权谋的记载颇多,如邱炜萲《菽园赘谈》中记载,康熙皇帝曾下诏刻印《三国志演义》一千部,颁赐满州、蒙古诸路统兵将帅,以当兵书。明清时期的义军领袖如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等也把《三国演义》当成“账内唯一之秘本”,从中借鉴“攻城略地、伏险设防”之法,因此有人认为它具有“实验战术学之价值”[5]748。但正如鲁德才、陈洪两位先生所说:“书中真正有价值的是蕴含在战争描写中的哲理性内容,即矛盾抗争中双方消长之道。”[6]

《三国演义》的智慧主要通过五花八门的各种“计”来体现的,如连环计、苦肉计、美人计、反间计,等等,中国古代兵法中所谓的三十六计在小说中大多都得以再现,而且“给读者的印象,比哪部兵书上的都深刻”[7]。

反间计在作品中多次写到,其中写得最精彩的当属曹操离间韩遂、马超一事。韩遂、马超联兵反曹,大小数战之后,战局开始不利于韩、马,为确保彻底胜利,曹操在决战前夕设计了一个巧妙的反间计:先是在阵前与韩遂单独会见,“只把旧事细说,并不提起军情”,从而使马超“心甚疑,不言而退”;然后又亲笔写一封信给韩遂,其中却多有涂抹、含混之处,马超见到越发疑心;最后又使曹洪当面指实,使韩遂难以置辩,终于使韩遂与马超反目,曹操则乘其内哄一击成功。[1]第59回这件事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有记载,并不是罗氏的凭空虚构,但罗贯中的艺术加工却使本来简短的一段文字变成了复杂、生动的心战战例,使读者不能不为之叫绝。

还有空城计。小说第九十五回写道:诸葛亮兵出祁山,大军到处,捷报频传。不料马谡失掉街亭,诸葛亮不得不全线撤退。退兵时,又分派众将带兵而出狙击魏军,身边只剩两千五百士兵和一班文官。这时,司马懿十五万大军忽然杀到,众人大惊失色。在这危急关头,诸葛亮却下令偃旗息鼓,大开四门,每门用二十名军士扮作百姓,洒扫街道,自己则坐在琴楼上焚香弹琴。司马懿见状大疑,说道:“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于是传令退军,诸葛亮和众人转危为安。这一幕是诸葛亮北伐中最险的一幕,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会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但史学研究表明,诸葛亮根本就没有用过什么空城计,这个故事来自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在《诸葛亮传》注中引了《蜀纪》记载的晋人郭冲所说的诸葛亮五事,其中第三事就是空城计。裴松之在引了这段资料后就大加驳斥,认为空城计一事无中生有,而且根本不可能有。但这个故事实在太精彩,也太富有戏剧性,非常适合表现诸葛亮超凡的胆略和智慧,因此,罗贯中毫不犹豫地将这段故事拿过来,又做了一些艺术发挥,使整个故事更加合情合理。空城计是诸葛亮和司马懿之间的一场心理较量,司马懿兵临西城,面对意外的空城,他的心理活动是:诸葛亮平生不肯弄险,所以空城定非险招,必有伏兵在内。在这里,司马懿运用了反推的方法,根据对对手的了解做出了判断。而诸葛亮的反推则多了一层,即在“料敌”的基础上进一步推测对手如何“料我”,于是做出这样的决定:司马懿对我的判断是谨慎,我则反其道而冒险。在敌我双方的反推较量中,诸葛亮心多一窍,故笑到了最后。《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是对古代军事史上众多空城计战术的形象概括,作品中对司马懿心理的描写突出了诸葛亮的知己知彼,比较好地揭示了运用这一战术的根本原则,因此,虽出于文学虚构,但却比任何兵书中的记载更深刻、更形象。

《三国演义》叙述了汉末三国时期的百年征战,最大限度地描写了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战争形态,尤其是集中笔墨去写战争谋略,写将帅谋臣运筹帷幄的神机妙算,可以说是古代战争智慧的集大成者,“是一部形象的中国古代军事百科全书”[8]85。与一般兵书只写抽象的战争经验,见计不见事、见智不见人不同,《三国演义》将种种计谋的实施与具体战例结合起来,在战争描写中蕴含了丰富的哲理性内容,同时又能与将帅谋臣的性格、气质、风度相结合,于是将这些智谋故事写得出神入化,从而给读者一种经验性的示范效应,因而在读者群中有其特殊的魅力。

四、 从各个角度审视战争,相“犯”而“不犯”

20世纪初,随着西方小说的大量翻译、传入,不少学者开始将中国古典小说与西方小说进行比较,其中不少学者对《三国演义》在战争书写方面的成就产生了怀疑。如:解弢认为,“《三国演义》叙战最为下乘……西洋小说叙战事真切活泼,最为有神,较吾国为胜”[9]130;太冷生认为:“《三国》叙战过多,自易流于板滞”[10]140;著超认为:“西说之善写战者,以其简也,……至于中国写战小说,如《三国》一百二十回,写战之回目浮于回数。以一人手笔而写战至百数十次,此其不能生色一也;西国军事奇巧,炮焰弹声,多渲染资料,中国古无军火,不写战则已,一写战便是一刀一枪,至用水攻火攻,能事已竭,不能生色二也。”[11]137这虽然说到了古代小说战争书写的通病,但对《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而言,却多少有些偏颇。《三国演义》的确写了很多类似的战役和战斗,但由于作者的精心设计,基本上做到了同中见异,各具特色。

“火攻”是《三国演义》中最常见的一种作战方式,据《〈三国演义〉中的火攻战例简析》一文统计,《三国演义》中的火攻多达89例,其中直接用火攻杀敌人的24例,放火制造混乱乘机杀敌的42例,放火作为联络信号的16例,放火破坏敌人城池、交通、粮草辎重的7例。[12]写火攻不可谓不多,但每次却又不相同。如:吕布火烧濮阳,是关起城门放火,使曹操“手臂须发,尽被烧伤”,多亏典韦的保护才幸免于难[1]第12回;诸葛亮火烧博望,是利用山川相接、树木丛杂的地形,先烧树木,后烧芦苇,使曹操人马“死者不计其数”[1]第39回;诸葛亮再烧新野,是先让出空城,乘敌麻痹而后乘风放火,“令西、南、北三门伏军尽将火箭射入城去”,“满县火起,上下通燃”,等曹军退出新野后,又放白河之水冲掩,火攻伴之以水攻[1]第40回;周瑜火烧赤壁,是先用计让曹军把船只连锁起来,然后乘东南风起,叫黄盖驾船撞入曹军水寨放火,于是“曹寨中船只一时尽着,又被铁环锁住,无处逃避”[1]第49回;陆逊火烧连营,是因为刘备在山林茂盛之处扎营,纵横七百里,陆逊利用东南风起的便利条件实施火攻,“蜀兵四十屯,只烧二十屯,每间一屯烧一屯”,以致“遍野火光不绝,死尸重叠,塞江而下”[1]第84回;诸葛亮火烧藤甲军,是预先埋下铁炮,“火把到处,地中药线皆着,就地飞起火炮。满谷中火光乱舞。但逢藤甲,无有不着。将兀突骨并三万藤甲军,烧得互相拥抱,死于盘蛇谷中”[1]第90回;孔明火烧司马懿,是截断谷口,从山上射下火箭,“地雷一齐突出,草房内干柴都着,刮刮杂杂,火势冲天”[1]第103回。都是火攻,实施火攻者的性格不同,战场的地理特点与气候状况不同,烧法也各不相同,但相同的是都写得生动逼真,引人入胜。

写水攻和水战也是各具特色,曲尽其妙。曹操围攻冀州城不克,决定决漳河之水以淹之,“先差军于城外掘壕堑,周围四十里”,“却掘得甚浅”,以此麻痹袁方守军;入夜后则“添十倍军士并力发掘,比及天明,广深二丈,引漳水灌之,城中水深数尺。更兼粮绝,军士皆饿死”[1]第32回。关羽水淹于禁七军,则是利用于禁屯兵于罾口川,地势甚低,于是决襄江之水淹没曹营,“四面八方,大水骤至;七军乱窜,随波逐浪者,不计其数;平地水深丈余”[1]第74回。在这些水攻、水战的描写中,作者一方面根据史实,另一方面则根据时间、地点、条件、主将性格的不同,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把它们描绘得历历在目。

毛氏父子在总结《三国演义》的写作特点时说:“作文者以善避为能,又以善犯为能,不犯之而求避之,无所见其避也,唯犯之而后避之,乃见其能避也。”[1]5他们指出《三国演义》中“写水,不止一番,写火亦不止一番”,但“求其一字之相犯而不可得”,“譬如树同是树,枝同是枝,叶同是叶,花同是花,而其植根、安蒂、吐芳、结子,五彩纷披,各成异彩。”[1]6作者善于运用这种“犯”与“避”的辩证法,故意写同一类人物,却能写出不同的性格;故意写同一类型的事件,却能写出不同的情节。

五、 笔法灵活多变,曲尽其妙

《三国演义》描写战争的方法灵活多变,作者善于根据不同的战争状况作出不同的艺术处理,因此,他笔下的战争丰富多彩,或以弱胜强,或以强制弱,或先胜后败,或败中取胜,或为火攻,或为水淹,或强攻,或智取,形式多样,变化无穷。“书中大大小小的战争在作者笔下千变万化,不重复、不呆板,多具特点,表现出了战争的繁杂性和多样性。”[13]848

毛氏父子在《三国志读法》中用了14段文字集中论述《三国演义》的章法“之妙”,主要谈的是小说的结构和叙事技巧,其中多数和战争叙事有关。如:

“《三国》一书,有同树异枝、同枝异叶、同叶异花、同花异果之妙。作文者以善避为能,又以善犯为能。不犯之而求避之,无所见其避也。唯犯之而后避之,乃见其能避也。”[1]5所谓“犯”,指的是有意雷同;所谓“避”,即避免雷同,文学创作最忌雷同,因此一般作家多半不写相同或相近的人物、故事,但高明的作家却偏偏要“犯之而后避之”,能从相同或相近的人物、故事中写出其间的不同,这便是同而不同,犯而不犯。毛氏在这里表达的意思,就是指对同一类型的人或事进行不同的描写,如“孟获之擒有七,祁山之出有六,中原之伐有九,求其一字之相犯而不可得”。[1]6在“回评”中,毛氏还多次用实际例子做了阐释,如第三十二回回首,毛氏比较了曹操的两次决水,一次是决漳河以淹冀州,一次是决泗水以淹下邳,作者对两次决水的描写很相似,但“就其极相类处却有极不相类处,若有特特犯之而又特特避之者,真是绝妙文章。”

“《三国》一书,有横云断岭、横桥锁溪之妙。”“盖文之短者,不连叙则不贯串;文之长者,连叙则惧其累坠:故必叙别事以间之,而后文势乃错综尽变。”[1]7这种方法是说,作者在叙述较长故事时,为避免累赘,有意在作品中穿插另一故事,然后又回到原来的故事中去,原来所叙的故事被比作“岭”,用以间隔另一故事的就是所谓的“云”,被用来“断岭”的“云”,往往与“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样“云”与“岭”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给人的感觉就是云封雾锁而又云断岭连。在第五十六回回评中,毛氏曾对这种叙事方法作了具体分析:“三气周瑜之文,妙在断续叙来,一气周瑜之后,则有张辽合淝之战,孔明汉上之攻,玄德南徐之攻以间之;二气周瑜之后,则又有曹操铜雀台之宴以间之,其间断续之处,或长或短,正以参差之妙。”“六出祁山”、“九伐中原”亦是如此。

“《三国》一书,有隔年下种、先时伏著之妙。善圃者投种于地,待时而发。善弈者下一闲著于数十著之前,而其应在数十著之后。文章叙事之法亦犹是已。”[1]8这种方法也称“伏笔”,作者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往往预先埋伏下一个小情节或物事,似乎漫不经心地让它藏头露尾、若隐若显,并不展开具体描写,到一定的时候,再将这处于暗线的部分挑明,并充分展现它在主干故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从而使读者回味以前的埋伏和暗示,不禁为之叫绝。这样的例子,在《三国演义》中很多,毛氏在《读三国志法》中列举了十多例,如“于玄德破黄巾时,并叙曹操带叙董卓,早为董卓乱国、曹操专权伏下一笔。”[1]8“姜维九伐中原在一百五回之后,而武侯之收姜维早于初出祁山时伏下一笔”[1]9,等等。

“《三国》一书,有将雪见霰、将雨闻雷之妙。将有一段正文在后,必先有一段闲文以为之引;将有一段大文在后,必先有一段小文以为之端。”[1]7金圣叹称这种叙事方法为“弄引法”,具体做法是:“谓有一段大文字,不好突然便起,且先作一段小文字在前引之”(《读第五才子书法》)[14]4。在《三国演义》中,这种方法也比较多见,如将写“火烧赤壁”这一大的战役,便先写了“博望烧屯”、“火烧新野”两次规模较小的战斗以引之。与此相类,毛氏还指出:“《三国》一书,有浪后波纹、雨后霡霂之妙。凡文之奇者,文前必有先声,文后亦必有余势。”[1]8这就是金圣叹所说的“獭尾法”,即在叙述完一件大事后不马上结束,而是再叙一两件相同或相近的小故事以作余波。如在刘备三顾茅庐之后又写了刘琦三请诸葛亮;诸葛亮“六出祁山”后又有姜维的“九伐中原”,有这些小故事加以映带,便令人感到余波荡漾,余味无穷。文如看山不喜平,这里的“先声”、“余势”都起到了使文章波澜曲折的作用,增强了情节上的层次感。

“《三国》一书有星移斗转、雨覆风翻之妙”[1]6。是指各种矛盾相互之间的渗透冲激、对立转化,从而使故事情节变化不测、愈演愈奇。在第二十二回回首有一段批语说得很清楚:“荐刘备者公孙瓒也,杀公孙瓒者袁绍也,归袁绍者袁术也,攻袁术者刘备也。然则欲使袁绍救刘备,不独刘备意中以为必无之事,即读者意中,亦以为必无之事矣。乃刘备偏往求之,袁绍偏肯救之。操之与备合而忽离,绍之与备离而忽合,读其前卷更不料有后卷,事之变,文之幻,真令读者梦亦梦不到也。”

“《三国》一书,有寒冰破热、凉风扫尘之妙”[1]8,指的是故事情节推衍过程中的动静结合、冷热相间。比如关羽过五关斩六将,气氛很热,忽有镇国寺内遇着普净长老一段文字,就使气势冷一冷。再如刘备跃马过檀溪,气势很紧张,忽有水镜庄上遇司马徽一段文字,气势就松驰下来了。在赤壁大战的过程中,作者不厌其烦地描写了诸葛亮与鲁肃联舟对弈、周瑜的群英会、庞统的挑灯夜读、曹操的横槊赋诗,使剑拔驽张的隔江对垒中出现抒情气氛,使战争既紧张激烈、惊心动魄,又有张有驰、疾徐相间,有旋律,有节奏,富有诗情画意。

“《三国》一书,有近山浓抹、远树轻描之妙”[1]9,是指运用虚实结合的方法,使作品有主体感。如诸葛亮“安居平五路”一节,只有遣使入吴实写,其它四路皆虚写。

毛氏父子总结的上述各种“妙处”,大多是小说中谋篇布局的特点,较好地揭示出了这部杰作在叙事方面的艺术匠心。这些方法的成功运用,使《三国演义》中的战争描写灵活多变,丰富多彩,具有让读者百读不厌的魅力。

要之,《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历史题材长篇小说,也是第一部以军事斗争为主要表现对象的长篇小说,作者在创作中广泛吸纳了正史、野史以及文学创作中的素材,也吸取了史传文学和民间创作在战争书写方面的成功经验,经过自己的精心熔铸,给读者呈现了一幅幅生动、形象的战争画面,也给小说家提供了一种关于战争书写的范式,因此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小说家。

[参考文献]

[1]罗贯中.毛宗岗批评本三国演义[M].毛宗岗,批评.长沙:岳麓书社,2006.

[2]陈辽.论“全景军事文学”《三国演义》[C]//四川省社科院文研所.《三国演义》研究集.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

[3]曹学伟.“夷陵之战”的情节和人物塑造[M]//三国演义学刊(二).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

[4]杨子坚.《三国演义》描写战争的艺术[J].南京大学学报,1983(2).

[5]黄人.小说小话[M]//朱一玄.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

[6]鲁德才,陈洪.《三国演义》中的军事心理学[J].海南大学学报,1988(3).

[7]任昭坤.《三国演义》是最优秀的战争历史小说——《三国》军事校注本的成书理由[J].天府新论,2003(4).

[8]任昭坤.略谈《三国演义》与中国古代军事文化[M]//谭洛非.《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成都:巴蜀书社,1991.

[9]解弢.小说话[M]//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汇编(上).济南:齐鲁书社,1990.

[10]太冷生.古今小说评林[M]//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汇编(上).济南:齐鲁书社,1990.

[11]著超.古今小说评林[M]//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汇编(上).济南:齐鲁书社,1990.

[12]鹤山.《三国演义》中的火攻战例简析(之一)[J].河南消防,2005(9).

[13]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14]施耐庵.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M].金圣叹,批评.长沙:岳麓书社,2006.

[责任编辑:王建科责任校对:王建科陈 曦]

[中图分类号]I207.4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36(2016)01-0006-06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省级重点研究基地计划项目“三国文化与汉中”(09JZ015)

[作者简介]雷勇(1964-),男,陕西洛南人,文学博士,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教授,三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小说史教学与研究;崔春雨(1992-),男,山东菏泽人,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叙事文学。

[收稿日期]2015-11-05

[修订日期]2015-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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