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树友

内容丰富菁华尽显
——评张维慎博士《沙苑子文史论集》

◎刘树友

《沙苑子文史论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出版）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张维慎博士继《宁夏农牧业发展与环境变迁研究》后推出的又一部学术论著。笔者年前甫一拿到手，凝视论著古朴典雅的装帧设计及不同寻常的厚度，一种扎实厚重和急欲拜读的感觉便油然而生，遂禁不住花了旬日左右的时光，悉心拜读了论著收录的全部文章，感觉获益匪浅，也禁不住想就读后感受说上几句话，今不妨形诸笔墨，期使更多学人能了解该书、学习该书，洞悉该书之深邃意蕴，并从中受益。总体上说，《沙苑子文史论集》是一部内容丰富、亮点纷呈、菁华尽显、惠泽士林的学术论著。

《沙苑子文史论集》是作者“二十年间科研成果的汇总”①张维慎：《沙苑子文史论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收录了作者20年间撰写并公开发表于多种学术期刊的文章40篇，分为五个专题，分别是：第一编“历史地理研究”，有10篇文章；第二编“中国古代礼俗研究”，有6篇文章；第三编“简牍与典籍研究”，有8篇文章；第四编“文物研究与鉴赏”，有9篇文章；第五编“中国古代史研究”，有7篇文章，共计40篇。

通览该书，内容丰富，亮点纷呈，菁华频显，撮其要者，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旁征博引，资料充实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去除重复，《沙苑子文史论集》（以下简称《论集》）一书征引的各种文献共计539部（篇），涉及正史、杂史、文集、笔记、诗（词）赋、方志、墓志、碑刻、简牍、甲骨文、考古报告、马列著作、近现代人论著、工具书、地图、报纸等。其中，古代典籍182部（包括日本古代典籍3部）；方志19部（包括现当代学者编修的方志2部）；近现代学者撰写的论（文）著（作）150篇（部，包括外国学者撰写的论著2部）；工具书19部（包括《说文解字》《康熙字典》《辞海》《辞源》《中华大辞典》，以及由台湾三民书局《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纂、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大辞典》与由著名学者徐中舒主编、美国国际出版公司出版的《远东·汉语大辞典》等古今中外的权威工具书）。上述海量文献，在时空、形态上几乎涵盖了古今中外所有文献范畴，从形态上看，有纸质的、实物的；从文献编修（撰写）者看，有中国人，有外国人；从文献时代看，有古代的，有近现代的，也有当代的。古今中外各类文献，无不毕具。如此众多文献，既为文章论点的成立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支撑，同时又反映了作者的博览群书，透露了作者严谨求实、勤奋扎实的治学态度和精神。

二、选题广泛，内容丰富

作者将收入《论集》的文章分为“历史地理研究”“中国古代礼俗研究”“简牍与典籍研究”“文物研究与鉴赏”“中国古代史研究”五个专题，涉及环境保护、本草植物、碑文校注、文物鉴赏、礼俗文化、历史地理、简牍典籍、养生保健、碑石考释、刑法律令、史学专题，等等。文章选题，内容十分广泛而又丰富。不仅如此，而且选题、内容时间跨度非常之大，涵盖了自史前时期的新石器时代、先秦时期的夏商周、中古时期的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以至晚清民国时期。可谓囊括了整个中国历史。选题及内容如此之广泛、丰富，时间跨度又是如此之大，充分展现了作者所具有的丰厚学养、渊博学识、宽广的学术领域以及非凡的治学才具。

三、多重证据,论证严密

仔细阅读《论集》五个专题属下的40篇文章，可发现作者在在研究许多学术问题时采取了二重证据法与多重证据法并用的治学方法。

（一）二重证据法的应用

在关于文物研究和墓志考释中，作者多运用了“二重证据法”的治学方法。例如，唐《万年宫碑》载于清朝学者王昶编纂的《金石萃编》一书中，碑阴列有“见从文武三品以上”“自书官名”，无疑是考证唐代职官、封爵、地理等问题的第一手资料。在《唐〈万年宫碑〉碑阴三品以上从官题名考》一文中，作者依据新旧《唐书》《全唐文补遗》《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等大量原始文献典籍，比勘碑文，抉其幽微，正其讹舛，使正史乏传的李纬、赵元楷、郭广敬、冯士翙、赵孝祖、权善才、王文度、贺兰僧伽、常基、幸文陵等人的生平事迹得以还原，①为唐史补充、注入了新的鲜活的内容，无疑是作者运用“史学二重证法”研究学术问题的成功范例。

在《关于周人女始祖姜嫄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作者借用文献考证与访问相结合的研究路径，解决了后稷为何被其母姜嫄抛弃的问题。姜嫄生活的时代，大致相当于我国古史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从婚姻形态看，当时盛行普那路亚婚（即外婚制），即民只“知母不知父”，由此推测，后稷遭其母姜嫄抛弃，既不是因为他无父而生，也不是因为他要接受图腾仪式的考验，而最大的可能，大概是因为他出生时身体异常被其母姜嫄视为不祥之兆而予以抛弃。①贾俊侠：《文史研究苑囿中的一枝新葩——〈沙苑子文史论集〉评介》，《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事实确属如此，史载后稷出生时，“胎生如卵”（带胞生），其母姜嫄大感惊诧，原因是这种现象极其罕见，被古人视为妖孽不祥之事，因而后稷被其母姜嫄抛弃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为此，作者专门访问了著名学者何光岳先生，所以，其证据是真实可信的。作者在研究后稷为何被其母姜嫄抛弃这一问题时，将文献考证与访问学者相结合，最终找到问题的答案，无疑也是运用“史学二重证法”研究学术问题的又一成功范例。

（二）多重证据法的应用

在研究其他学术问题时，作者则运用了“多重证据法”的治学方法。例如，在《新石器时代河姆渡人与半坡人居址选择比较研究》一文中，作者援引了大量考古资料，说明河姆渡人和半坡人选择近地表水源的地方居住，便于人畜饮水、发展原始农业、渔猎及交通往来，进而补充、论证其业师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的一个重要学术观点：“当时（新石器时代）人们所选择的居住地址，就已显示出他们对于地理环境的适应和善于利用的情况。”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对援引的所有例证、资料，并不是局限在简单罗列层面，而是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条分缕析，娓娓道来，在此基础上，抽象归纳出科学平实的结论来。在《新石器时代河姆渡人与半坡人居址选择比较研究》一文中，作者在援引大量考古资料并结合实地考察河姆渡遗址的基础上，分析指出：河姆渡人与半坡人都生活在全新世中期的一段时间，当时出现过世界性的气候回暖现象，但各地回暖的程度不同。河姆渡人生活在长江下游的平原或低级阶梯，湿润多雨，发展了以稻为主的水田农业；而半坡人生活在黄土高原的中级阶梯，属半干旱气候，干燥少雨，因而发展了以粟为主的半旱作农业，甚有理致。①贾俊侠：《文史研究苑囿中的一枝新葩——〈沙苑子文史论集〉评介》，《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该文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先秦、秦汉史》2001年第2期全文转载。作者在《新石器时代河姆渡人与半坡人居址选择比较研究》一文的研究过程中，运用了“二重证据法”加野外实地考察的多重证据法的治学方法，很显然，该文作者是运用多重证据法的治学方法研究学术问题的成功范例。

在《〈史记〉黄帝“铸鼎于荆山”之荆山地望考》一文中，作者认为，黄帝铸鼎之荆山，既不在陕西富平西南或泾阳县与三原县交界处的嵯峨山，也不在河南灵宝县阌县南。由于我们已考证出《史记》所载“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中的首山为山西省南部之中条山，若把黄帝铸鼎之荆山定为与中条山仅一河之隔的陕西大荔县朝邑镇南之华原山（即强梁原、朝坂），既与《尚书·禹贡》逾河之文相符合，又与班固“洛水东南入渭”之语相契合，同时因当时已有了小型舟船作为水上交通工具，将首山（今山西省南部中条山）的铜矿运到黄河对面的陕西大荔县朝邑镇南的荆山（即华原山、强梁原、朝坂）似乎不成问题，这样，《史记》所载黄帝“铸鼎于荆山”之荆山地望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①在《〈史记〉黄帝“铸鼎于荆山”之荆山地望考》一文的研究过程中，作者除运用了文献学、音韵学等学科的知识外，又前往陕西大荔朝邑镇一带进行了实地考察，很显然，该文也是作者运用多重证据法治学方法研究学术问题的又一成功范例。

总之，从收入《论集》文章的研究方法及路径看，作者对所探讨、论述的每一个问题，必对其学术争论状况、来龙去脉、是非曲直、原委真相进行详细胪列，然后，或提出新义，或表示赞同某一观点，继而从原始资料入手，旁征博引，条分缕析，进行细针密线式的论证，必要时辅以实地考察，寻觅推演还原问题的真相，务求做到论必有据，论从史出，使人信服，给人以论证严密、条理清晰的印象。这无疑是乾嘉先贤倡导的“朴学”学风在作者身上的具体映现。如《“桃林塞”位置考辨》《〈史记〉“黄帝铸鼎”之荆山地望考》《关于周人女始祖姜嫄的几个问题》《“特勒骠”系“特勤骠”之讹辨析》《关于姜太公的几个问题》就很具有代表性。笔者以为，这种严谨求实、认真细致的治学态度与精神，对充斥着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投机取巧、哗众取宠甚至学术不端事件频发的时下学术界而言，尤其值得赞赏和发扬，也可以说是给时下学界树立了一个如何为学、为文的标杆。

四、学以致用，裨益于世

作为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的授业弟子，作者忠实继承了先师经世致用、服务苍生的为学要旨，并在其此前问世的《宁夏农牧业发展与环境变迁研究》大作中得到了充分践行。收录该书的《隋唐墓志所反映的统万城、朔方城、夏州城——兼论统万城周围土地的沙漠化》《论〈淮南子〉的用人思想》《论〈淮南子〉的察人之道》《略论金世宗对于官吏贪赃枉法的预防与惩罚》《从〈扁鹊仓公列传〉中的仓公医案谈养生的禁忌》《〈淮南子〉的养生思想析论》《从古文献看古人对茶的养生保健功能的认识》等文，都体现了作者学以致用、裨益于世的治学取向及宗旨。这些文章既有着眼为大的政治、国计服务，如《论〈淮南子〉的用人思想》《论〈淮南子〉的察人之道》《略论金世宗对于官吏贪赃枉法的预防与惩罚》《隋唐墓志所反映的统万城、朔方城、夏州城——兼论统万城周围土地的沙漠化》，特别是《隋唐墓志所反映的统万城、朔方城、夏州城——兼论统万城周围土地的沙漠化》一文，通过近代以来陕北靖边县一带出土发掘的隋唐墓志及其他文献典籍关涉统万城历史的记载，考证、分析了统万城周围土地沙漠化的过程及原因，得出了如下结论：统万城“周围土地沙漠化的不断扩大，除自然因素方面的气候因素外，主要与人类不合理的开发有关。当今，要控制和治理统万城周围土地的沙漠化，只有大力植树种草，加大林牧业的比重，把农林牧的结构调整好”。①这一结论十分精当，不独为如何治理统万城周围土地沙漠化开出了一剂良方，而且为我国“三北”地区（指中国东北、华北和西北北部）的土地沙化治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可谓是真知灼见。即使《西安碑林藏〈治家格言〉碑文校注》一文，无疑也寄托着作者欲使《朱子家训》广为人知，有益社会教化，达到陶冶民众情操、净化民众心灵、匡正世风日下的用心和愿望。至于如《从〈扁鹊仓公列传〉中的仓公医案谈养生的禁忌》《〈淮南子〉的养生思想析论》《从古文献看古人对茶的养生保健功能的认识》三篇文章，则是立足挖掘古代文献典籍关涉养生的记载，旨在为现今普通民众养生保健、延年益寿提供有价值的启示及借鉴，也是古为今用的典范。

五、亮点纷呈，菁华尽显

按照作者关于《论集》的目录编次，《论集》共分“历史地理研究”“中国古代礼俗研究”“简牍与典籍研究”“文物研究与鉴赏”“中国古代史研究”五个板块，共计40篇文章，内容涉及重大学术悬案、环境保护、名物制度、地理方位、礼仪礼俗、医药养生、文物考古、历史人物、史学专题、计量、法律等，不可谓不丰富。不惟如此，而且，亮点纷呈，菁华尽显，富有真知灼见、妙趣横生的名篇佳作为数也实在不少，例如，关涉海内外学界关注的“扶桑国”所在及谁人首先发现这一中国近现代重大学术悬案,作者在《“扶桑国”在美洲再考》一文中指出，“依据《梁书》的基本史料，结合古今文献、考古资料以及人类学、民俗学、航海学、建筑学、语言学等方面的知识，通过对《梁书》所载扶桑国的地理范围、动植物、矿产、婚丧之俗、国法、服饰易色、国王及贵族的称呼……史料来源者慧深的考察”，得出了扶桑国在美洲、由中国南朝僧人慧深首次发现的观点结论。①张维慎：《沙苑子文史论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该文是这一重大学术悬案研究于目前的最新进展和成果，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反响，被《新华文摘》1998年第9期作了观点摘编。《新石器时代河姆渡人与半坡人居址选择比较研究》一文，在援引大量考古资料并做仔细剖析解读的基础上，对其师史念海总结的新石器时代先民在居址选择方面几条带有普遍性的规律进行了演绎、论证。该文同样在学界引起了一定反响，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先秦、秦汉史》2001年第2期全文转载。《两件唐代跪拜佣拜仪考》一文，作者在认真分析比较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两件唐代男女跪拜俑、山西省博物馆馆藏跪拜男吏俑、山西长治市出土跪拜俑、河北献县出土唐跪拜俑异同及特点的基础上，结合大量宋人、清人相关记载及现当代学者的相关论著，弄清了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两件唐代男女跪拜俑所行跪拜礼的名称分别为空首礼与肃拜礼及其所行场合。该文在学界也引起了一定反响，被香港《China Archaeology and Art Digest》2000年第1期作了观点摘编。另外如《面缚：古代投降仪式解读》一文也写得不同凡响，颇值得圈点，著名学者王辉先生曾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该文“熔历史文献、考古资料、礼俗于一炉，对面缚的含义、使用场合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论点鲜明，论据充足，小题目而能做出好文章，值得称赞”。②张维慎:《沙苑子文史论集》“王辉序”，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3页。至于像谈养生保健的《从古文献看古人对茶养生保健功能的认识》一文，作者信手拈来，援引唐宋以来诸多文人诗（词）赋、笔记、养生与本草学著作，叙述古人对茶养生保健功能的看法，娓娓道来，妙趣横生，读来饶有兴味。无疑也有益于今人重新或进一步深化对茶养生保健功能的认识。还有《略论金世宗对于官吏贪赃枉法的预防和惩罚》一文，对于今天正在强力推行的反腐肃贪工作也不无借鉴意义。

瑕不掩瑜，作为一部学术论著，存在不足总是难免的。要说《论集》存在的不足，笔者觉得主要反映在技术层面，具体说就是对收入《论集》中文章的排次及专题名称与属下文章有失允当。说穿了，其实是一个问题。例如，“中国古代礼俗研究”专题属下的《关于周人女始祖姜嫄的几个问题》一文，明显属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范畴，理应归于“中国古代史研究”专题名下，置于“中国古代礼俗研究”专题名下则显然不妥。至于列于“简牍与典籍研究”名下的若干篇文章，似乎与“简牍”“典籍”关联都不甚大。还有，某些文章引用的古代文献典籍，没有清楚注明版本、出处页码，给读者进一步查阅带来一定的不便。自然，这一纰漏，丝毫无损于《论集》的微言大义与重大学术价值，正如上文所说，《沙苑子文史论集》是一部内容丰富、亮点纷呈、菁华尽显、惠泽士林的学术论著。

（作者系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唐宋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