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今文经学与吕思勉的史学研究

2016-04-12李波

社科纵横 2016年4期

关键词：吕思勉经学史学

李波

（山东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泰安　271018）

·史学研究·

清代今文经学与吕思勉的史学研究

李波

（山东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泰安271018）

吕思勉治学曾深受清代今文经学的影响，但作为近代史学家，他治经主要是为获取治史的材料，注意今文经与古文经的派分也是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在经学的史料价值判断上，他早期相对偏重于今文经，后期则逐渐实现了对今古文经的兼采并重。吕思勉对待清代今文经学的态度和方法，为继承和扬弃中国传统学术资源，完成近代学术文化新旧转型树立了良好典范。

吕思勉史学研究清代今文经学

近代史学家吕思勉（1884—1957）有深厚的传统学术根底，并积极汲取近代科学的新理念，创获出大批既顺应时代前进潮流，又蕴涵丰富传统底蕴的学术成果。海外学者如严耕望、余英时等把他与陈寅恪、陈垣、钱穆并称为近代史学四大家。吕思勉出身江苏常州，他的史学研究与起于其家乡常州的清代今文经学很有关系。清代今文经学派又称常州学派，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梁启超即认为“常州一域尤为一代学术转捩之枢者，则在‘今文经学’之产生”。[1](P112)该学派早期代表庄存与、刘逢禄等是常州人，后起的龚自珍、魏源、廖平、康有为等人的学问亦溯源常州，吕思勉治学曾深受他们的影响。本文拟对吕思勉的史学研究与清代今文经学之间的学术关联进行梳理总结，藉此探究在中国学术文化由传统到近代转型过程中，近代学者对待传统学术资源的态度和方法。

一、治经与治史

中国古代的主流思想文化是儒家思想，以儒家经典为研究对象的经学是传统学术的主体。经学流派主要有汉古文学、汉今文学、宋学三派，在清代占据重要地位的派别则是古文经学。吕思勉把清代学术分成三个发展阶段：第—期为顺康年间，这一期的学者博采古人的成说，择善而从，不一定厚此薄彼，可以称为“汉宋兼采”；第二期乾嘉时代为清代学术的极盛期，“专以区分汉宋；搜集、阐发汉人之说为主。其意不重于求是，而重于求真”，可以称为“纯汉学”（或古文经学）[2](P1209)；第三期在道咸以后，于汉学中特区分出今文学派，注重讲求经世致用学问的今文经学兴起，如清末国粹派学者邓实所说：“常州今文所以能以后起之学派，骎骎越惠（栋）、戴（震）而上之，其势力乃以掩被本朝下半期之学界，以至于今也。呜呼，可谓盛矣。”[1](P173)

“今文家言，一种之怀疑派也”，清代今文学派是通过反对古文经学而崛起的。[3](P117)吕思勉自幼在家乡常州跟从父母、师友读书问学，接受的是中国传统式的培养教育，其治学当然会领受到清代今文派乡邦学术的熏染。钱穆是吕思勉执教常州府中学堂时（1907至1909年）的弟子，他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一书中回忆师生二人“曾为经学上今古文之问题，书问往返长函几达十数次。各累数万字，惜未留底，今亦不记其所言之详。惟忆诚之师谨守其乡前辈常州派今文经学家之绪论，而余则多方加以质疑问难”。[4](P59)虽然吕、钱二人关于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问题的往来书函没有保留下来，但若仔细审阅吕氏著述，可以知道钱穆所忆吕思勉“谨守其乡前辈常州派今文经学家之绪论”，这话并非虚言。对于清代今文学家的言论观点，吕思勉在早年时确曾颇有称引。

儒家典籍包括经、传、注、疏，以及发挥考订类的书。1919年，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时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提出欲判别今文、古文两派的是非，必须采取“立敌共许”的方法。《易》2篇、《书》29篇、《诗》305篇、《礼》17篇、《春秋》、《论语》、《孝经》七部经书，是今古文家所共信的，“欲讲明古事古义，必举此七书以为证，乃可信以为真”，其余的书皆不可为证。[5](P94)吕思勉对这一观点颇不以为然，指出其缺弊在于“过信经而疑传”。他认可今文学家崔适《春秋复始》所论：“西汉之初，所谓春秋者，合经与传而名焉者也。传者，后世所谓公羊传也，其始不但无公羊传之名，亦无传之名，统谓之春秋而已。”[6]也就是说，最初经与传几乎是没有区别的。吕思勉认为二者价值相近，“后人致严于经、传之别，一若经为孔子手定，一字无讹，传为弟子后学所记，必不免误者，殊不知经虽孔子鉴定，与传同为后学所传。谓其所传之经可信，则所传之传亦可信也；谓其所传之传不可信，则其所传之经亦不可信也。是以古文未兴之前，儒家称引，经传初不立别”[7](P193)；而且，即便如朱氏所论，“谓经可信，传不可信，而经文有不能解释处，势必仍取一家传说，是仍依此攻彼耳，何立敌共许之有”[8](P107)？此外，朱希祖还站在古文经学的立场上攻击今文学家“有主观而无客观，是治学的最大毛病”；还说“今文家讲经，正是用那崇奉教主的办法，以为六经是孔子一人的经典，所以弄出两种弊病来了：其一流为科举的弊病，其一流为教会的弊病”。[5](P88-95)吕思勉认为朱氏“攻击今文家之语，乃专指南海康氏（康有为）欲遵孔子为教主，暨井研廖氏（廖平）晚岁荒怪之说言之”。他对此反击说：“此两说在今日，本无人崇信，何劳如此掊击?抑岂得以此两家之说，抹杀一切今文家邪?”[7](P676-677)由此看来，在今古文经学之间，吕思勉当时确实有倾向今文派的迹象。

廖平所著《今古学考》，主要从礼制上判别今文经与古文经的区别，并以《王制》为今文学派制度的大宗，《周礼》为古文学派制度的汇总。吕思勉对此深表认同，他讲：“今古文同异重要之处，皆在制度”“读此二书，于今古文同异，大致已可明白。”[8](P106)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两书，对吕思勉的思想也产生过很大影响，他曾经就这两书的内容讲道：“夫以举世所诵习之古文经，而忽焉谓为王莽刘歆所伪托；以举世所崇持之尧、舜、禹、汤、文、武，而忽焉谓其事迹皆伪，皆孔子之所托；其为人所骇怪，固意中事。然苟即孔子、王莽所处之时地而深思之，当时定有一种救济社会之策，而欲从事于宣传，欲见之于实行，舍托古外，更有何策?”不过，吕思勉当年虽然认可“孔子与刘歆、王莽，皆为托古改制之人。有孔子而后有所谓经，有刘歆王莽而后今文经之外，别有所谓古文经”；但同时又认为“此为已往之事，与吾人无关。吾辈今日之目的，则在藉经以考见古代之事实而已”[7](P672)。这表露出，在这一时期吕思勉尽管有倾向今文经学的一面，但在治学上又与今文经学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如上文所述，清代今文学家治经均注重今文经与古文经之间的门户之别，“盖今古文之分，本出晚清今文学者门户之偏见，彼辈主张今文，遂为今文诸经建立门户，而排斥古文诸经于此门户之外。”[9](P6)吕思勉治经也注意今古文的区分，但是与清代的今文学家不同，吕思勉注重二者的区分，并不是出于门户的偏见，而主要是为了学术研究的方便，因为“凡古事传至今日者，率多东鳞西爪之谈。掇拾丛残，往往苦其乱丝无绪；然苟能深知其学术派别，殆无不可整理之成两组者。夫能整理之成两组，则纷然淆乱之说，不啻皆有线索可寻”。[8](P105)所以，他认为：“居今日而言分别今古文，亦只以为治学之一种手段，与问者斤斤争其孰为孔门真传者，主意又自不同。”[7](P682)他的治经路数虽然深受清代今文学派的影响，但彼此在研究目的上却很不相同。吕思勉曾经发表过多篇讨论今古文经的文章，并有相关的著述出版，其论著的出发点，或者为了提供整理旧籍的方法，或者为了向后学提供研究学问的门径。至于他本人研究经学，则主要是为了获取治史的材料。例如关于今古两派争论激烈的《左传》一书的评价。清代今文学家刘逢禄著《左氏春秋考证》，否认《左传》为解《春秋》经之书，指摘该书乃刘歆伪窜而成，意在藉此争夺今文《公羊传》的经学正统地位。吕思勉评论《左传》，虽然也怀疑其并非解经之作，但重点却在探究这部书的史料价值，“以之为《春秋》之传则伪，以之为古史则真”；[7](P484)“生当今日，而欲知《春秋》之本事，则《左氏》诚胜于二《传》（《公羊传》与《榖梁传》）”。[8](P153)1922年他在一场讲演中谈道：“经学，我自始不承认他可以独立成一种科学，而经学的全部，却是治古史最紧要的材料，即治后世的历史，也不是和经学没有关系。就事实论，把全部的经学书籍都看做治史学应用的书，亦不为过。”[7](P495)在此，吕思勉把经学作为“治古史最紧要的材料”，不是经学家立场，而是史学家眼光，这是他与清代今文学家治经的根本不同处。

二、今文材料与古文材料

清代今文经与古文经两派门户之见颇深，如梁启超所讲：“庄（存与）、刘（逢禄）别兴，魏（源）、邵（懿辰）继踵，谓晚出学说非真，而必溯源于西京博士之所传，于是标今文以自别于古，与乾、嘉极盛之学挑战。”[3](P120)清代今文学家认为古文书籍多为古文家篡造的伪书。而吕思勉早年时期就认识到，今古文两种材料的史学价值“不甚相远”，“欲考见古代之事实者，则今古文价值相等。其中皆自古代之事实，皆有改制者之理想。吾辈紧要之手段，则在判明其孰为事实，孰为理想而己”。[7](P673)但他同时又讲：“若两者之说，皆无确据，而皆出于想象时，则今文学亦较古文学为优，以今文学在古文学之前故也。”[7](P485)可见当时吕思勉研治古史，就总体而言，能够做到对两种材料同时采用；但若仔细比较的话，还是稍偏于今文经一些。不过既然他已经把经学作为“治古史最紧要的材料”，那么在学术研究上摆脱今古两派的纠结，也就是一个时间上的迟早问题了。所以，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研究的深入，吕思勉改变了以前关于今古文经的一些看法，在治学中逐步实现了对古代经籍的贯通运用。

吕思勉在20年代著有《群经概论》（1923年）与《经子解题》（1926年）两部与经学有关的专著，研撰的目的“名为治经，实乃是治此科之学（史学），而求其材料于古书耳”[8](P108)。不过，这两部书的内容都还不能够完全地摆脱今文经学的影响。例如关于六经的排序问题，今文家认为六经是孔子所作，按照经书内容的浅深来排列，依次为《诗》、《书》、《礼》、《乐》、《易》、《春秋》，古文家认为六经皆是周公旧典，孔子不过据此做了整编而已，要按照原书时代的先后排序，应依次为《易》、《书》、《诗》、《礼》、《乐》、《春秋》。吕思勉所著的这两部书都是“依今文家排列次序，自《诗》讲”。后到1933年出版《先秦学术概论》一书时，他对六经次序的看法发生了很大转变。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把“倒乱孔子六经之序”视作古文家刘歆造伪的重要罪状，吕思勉曾经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此时则认识到所谓刘歆“颠倒六经之序，殊近深文”，六经“为孔子手订，亦无明据”。他提出：“予谓《诗》、《书》、《礼》、《乐》，乃大学设教之旧科，人人当学，故居前。《易》、《春秋》义较深，闻之者罕，故居后。”他认为今古两派对于六经的看法，均存在着缺弊，有失客观：“若如今崇信今文者之说，谓六经皆孔子所作，前无所承，则孔子何不作一条理明备之书，而必为此散无可纪之物?又何解十六经文字，古近不同，显然不出一手，并显然非出一时手?若如崇信古学者之言，谓六经皆自古相传之物；孔子之功，止于抱遗订坠；而其所阐明，亦不过古先圣王相传之道，初未尝别有所得，则马、郑之精密，岂不真胜于孔子之粗疏乎?其说必不可通矣。”[8](P506-507)可见这个时期的吕思勉，对于今古两派之间的是非曲直，基本上是凭藉着史学的求真精神来作评判的。

古史上的尧、舜、禹“禅让”说，对后世产生过深远影响，也是儒家典册中的重要内容。吕思勉对“禅让”说的看法，早期和后期有很大不同。在早期所著《白话本国史》（1923年初版）中，他认为所谓为公不为私的“唐虞揖让”、“汤武征诛”，不过是儒家“托古改制”的说辞，并非真有其事，书中由此还得出两个结论：“其（一）儒家的学说，都是孔子所创造，并没有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等的圣人。后世实行儒家之学，便是实行孔子之学；其‘功罪’、‘祸福’，一大部分，应当由孔子负其责任。其（二）世界究竟是‘进化’的，后世总比古人好。譬如‘政体’，断没有后世是专制，古时候反有所谓‘禅让’之理。”[10](P35)这些论述，显然是沿袭了廖平、康有为等清代今文学家的观点。到了后期所著《中国通史》（1940年初版）中，他的看法已变，他承认中国古时除了君主政体之外，“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在古书上，亦未尝无相类的制度”，而且《左传》、《周礼》、《公羊》、《孟子》等古籍中的相关言论，“系根据古代政治上的习惯，并非理想之谈”。尧、舜、禹的相继，“这正和蒙古自成吉思汗以后的汗位—样。成吉思汗以后的大汗，也还是出于公举的。前一个王老了，要指定一人替代，正司见得此时各部族之间，已有较密切的联系，所以共主之位，不容空阙。自夏以后，变为父子相传，古人谓之‘家天下’，又可见得被举为王的一个部族，渐次强盛，可以久居王位了”。[11](P43-44)(P310-311)至此，可以说吕思勉对古书材料的采择已经无所偏倚，且已着意于采用社会学、人类学等近代社会科学的新成果来从事史学研究。

三、转型时代与治学道路

吕思勉的史学研究与清代今文经学之间关系的变化，是在中国近代学术变迁的大背景之下发生的。近代以来，西学输入，社会变革，尽管清代后期今文经学煊烂一时，但数千年来一直占据着中国学术思想主体地位的经学，实际已无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清代中后期作为一种“怀疑派”崛起的今文经学，自身亦已不自觉地充当了推动经学走向边缘、实现学术新旧转型的思想文化动力，即所谓“欲以尊崇孔子而适为绝灭儒术之渐”。[12](P56)进入20世纪之后，新的学科体制与学术规范逐渐建立起来，在经学领域，无论是宋学，还是汉古文学、汉今文学，其影响力皆愈加薄弱。吕思勉与清代今文经学之间学术关联的前后变化，与经学在近代以来的遭际可以说大体是一致的。

对于经学在吕思勉整个学术体系中的地位，同样需要做客观的审查与评估。近年有些学者认为吕思勉的史学研究，史学虽是主干，但起点和支点是经学。这一观点，无疑认为吕思勉的治学道路是由经入史，这就未免有些夸大了经学在吕氏学术中的比重和作用。首先，从吕思勉自述的问学经历来看，在二十三岁开始“专意治史”之前，他曾经集中规模地诵习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但由于“于史部之书，少时颇亲”，当年他所研读过的古代典籍中，史书自起始就占据着很大的部分。据吕思勉自己讲，他研习经学“此由在十七岁时受教于丁桂征先生而然”，丁桂征是常州当地的经学、小学名家，“予从先生问业后，亦曾泛滥，略有所得。但至后来，仅成为予治古史之工具耳”。[7](P742)其次，从吕思勉的学术成果来看，他的一些与经学相关的著作，例如《群经概论》中非常明确地讲到研治经学“非短时期内精力所能及，且为吾人所不取”。[8](P75)他所撰写的涉及到经学内容的著述，基本上都是把其视为研究历史的一种材料。所以，由于时代和个人等因素，吕思勉实际并不像稍前的梁启超、章太炎等学者，走一条由经入史的治学道路。在吕思勉的学术研究中，经学与小学、文学、目录学、考据学、以及近代的各种社会科学一样，只不过是他研治史学的一种工具罢了。

［1］汪学群.清代学问的门径［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吕思勉.吕著中小学教科书五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M］.北京：三联书店，2005.

［5］朱希祖.朱希祖文存［N］.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6］崔适.春秋复始［M］.北京：北京大学铅印本，1918.

［7］吕思勉.吕思勉论学丛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8］吕思勉.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N］.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9］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0］吕思勉.白话本国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1］吕思勉.中国通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12］章太炎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