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博峰

杜威访华演讲中的传播思想拾珍

□肖博峰

本文从杜威访华期间的演讲中探究其传播思想，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群体的传播问题，论述群体冲突的起源以及如何调和；二是自由主义的传播观，杜威推崇民治主义主张思想与发表思想的自由；三是在传播模式上，特别是国际传播上，认为传播是互动交流的而不是线性的；四是作为一种传播方式的教育，杜威在演讲中论述了它的功能，与拉斯韦尔的传播功能观不谋而合。

杜威；访华演讲；传播思想

从1919年4月30日至1921年7月11日，杜威访华期间足迹遍及中国十多个省，一共进行了200多场演讲，既满足了他自己想要通过游历来了解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的心愿，又为以后自己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鲜活的现实经验，与此同时，也向中国的知识界推广了自己的教育理念、实用主义哲学和民主政治思想。杜威期盼他的思想能在中国落地生根，能帮助中国发展，诚如他自己所言，他的演讲并不都是西方国家所取得的成就，也有很多他们失败的经验，中国人可以根据这些经验，在发展中趋利避害，并断言若真能做到，则中国的成就一定在西方之上。①

中国学者对杜威思想的研究，特别是具体到杜威在华演讲期间的研究，多集中在教育问题上。虽然教育问题本身也是杜威在华演讲的重点，②但杜威作为实用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对于传播问题也拥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但学界对杜威的传播思想及其对传播学科的影响，却论述较少。本文浅析杜威演讲中所流露出来的新闻传播思想。

一、群体传播与共同体的维护

人类只要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就有可能产生冲突，杜威认为一切冲突都是人群之间的冲突，并定义了人群的概念，而人群冲突产生的根源在于需要和兴趣的不同以及发展的不平衡。③区别于把个人与社会孤立，将冲突理解为个人与社会的冲突，杜威把冲突理解为群体之间的冲突。前者造成社会与个人为敌，个人也与社会为敌，这是危险的，而回归到人群与人群的冲突上，冲突就有了解决的可能，旧社会不把革新者当成敌人，而是把他提出的问题当做社会本身的问题去研究。冲突的解决，则需要根据一定的标准来做判断，需要平衡人们需要的发展，杜威由此提出了三种人性需要的标准，一是风俗习惯，二是社会编制，三是共同生活。其中，共同生活是最高社会的境界，也是最终的评判标准，而所谓的共同生活，就是人群之间的“自由交际”。④社会的编制、风俗习惯都以共同生活为最高标准，能共同生活就是好的，不能就是坏的。这里可以看出，杜威对于能够“自由交际，互相往还”以及“交换”的传播是十分看重的，它是判断群体生活是否健康的标准，也是解决人群与人群冲突的关键。

如何才能平衡不同的群体？杜威以美国为例提出在民治国家如何使国民相互顾恤、互相爱利、同谋共同利益的方法。首当其冲就是物质上的联络，大力发展交通、通讯业，奠定人群往来交通、互相联系的物质基础，这是形成“民族”这样一个更大的共同体的重要条件，也是增加成员对于共同体认同的手段，交通便利才能联系紧密，联系紧密才能体会到“共同感”，国家要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交通、通讯，正是此理。二是弘扬国家主义观念，倡导人们跳出“小家”思维，考虑更广大群体的利益，在集体主义氛围浓厚的中国，这更是自古以来先人们就提倡的。三是广泛建立各种私人自由组织的团体，因为他们是一个国家不同群体之间的粘合剂，可增进不同群体之间的了解，有利于培养国民的社会组织能力，且这种组织往往具有改良社会的先进性。四是充分发挥教育在社会统一方面的作用，教育亦是传播的一种形式，杜威认为公立学校是社会统一的利器，可以通过教育的方式来同化外来移民的后代，无论经济差异如何，性别差异如何，都能够在一个学校学习，有利于平等的社会形成，有助于消灭“阶级”，缓和冲突。⑤在杜威眼中，一个共同体、一个社会的良好运行都与传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倘有人问我用什么方法可以使社会将来有条理、秩序地进化？我的答案是：利用正当的有功效的舆论机关，就是采集、研究、记载、判断、解说、传播，都是正确的。舆论能够做到如此，在社会进化上自占一个重要地位”。⑥

二、自由主义的传播观

杜威的演讲极其强调自由与民主的重要性，体现在他对于民治主义的推崇上。杜威认为民治主义包括四个方面，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民权的保障，这些民权包括了人民的言论、出版、信仰、居住的自由。⑦杜威认为，他的民治主义哲学所主张的社会是能够让共同体中的成员都自由发展、交换，互利共赢，自由交流思想感情和知识文化；共同体形成的基础就在于成员能够自由加入并做出贡献，表面看上去似乎很松散、不坚固，但实际上却是紧密联系的，因为它减少了因为相互之间的传播渠道闭塞而造成的种种社会问题，即杜威自己所说的“交通隔绝的弊病”，⑧这里的“交通”也就是“传播”。⑨在谈到权利与义务时，杜威认为各种权利的重要目的，即在保障知识、思想自由的权利，一个好的社会管理者不应该害怕思想和表达的自由。思想的自由是人类文明进步所必需的，也是人类能不断进步发展的原因之一。关于发表思想的自由，杜威认为，没有发表了思想的自由，社会便不能从思想中获益，既然不能获益，那还何苦思想，都懵懵懂懂算了；倘若没有了发表思想的自由，则思想的价值也会大打折扣，甚至可以说没有价值。因为价值的存在需要比较，一种思想有没有价值，需要和他人讨论交流比较，再加以系统的整理分析。这时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就显得非常重要。杜威进一步指出，言论之所以重要，在于大家发表思想，互相讨论研究，结果使思想格外改良：愈加研究讨论，则事理愈加明白；意见众多，则改良的机会也愈多。⑩这与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中关于真理的讨论一脉相承，也与国内一些学者认为的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废弃了传媒自由主义理论所赖以立足的哲学基础——天赋人权和稳定的自然法则、个人绝对自由放任、真理在意见的自由讨论中最终胜出是不符合的，至少是部分不符合。

近年来，我国在这方面有了诸多进步，依赖于技术的发展，自媒体的壮大使得人人都有了可以表达意见的工具，但由于一些网民个人素质不高、相关管理措施疏漏的原因，也出现了诸如谣言、暴力、色情等不良内容，对公共舆论场的建设造成了破坏。运营者和管理部门开始采取严厉的管理措施，不良内容变少了，但公众讨论公共话题的热情却也随着管理的加强而下降，开始钟情于八卦、明星、娱乐、搞笑、星座等内容，微博等公共平台逐渐成为“娱乐场”，这样无益于公共领域的建设，无益于公民素质的提高。要切实提高人们讨论公共事务、辨别是非的能力，就应该如杜威所言，让人们“自由交际”、充分讨论，社会的共识才能形成。管理部门要担负起管理责任，但也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法，最终是回归到把握一个“度”的问题，如何做到既维护公共利益，又不影响人们的自由交流，考验的是管理者的智慧。

三、互动交换的传播

杜威对“国际传播”早有关注，且杜威对国际间传播模式的认识似乎带着一丝超越或“启示”的意味。然而后来的传播学者似乎并没有沿着杜威的路径继续往下研究，如后来被认为传播学四大先驱之一的拉斯韦尔提出的线性传播模式以及一度受到追捧的“魔弹论”都将传播关系理解为从传者到受众的单向传播，而杜威则考虑到了传受双方的相互影响，不单单只是传播者对于受众产生影响，受众对于传播者的反馈也同时影响着传播者。比如在国际传播的层次，杜威不像后来持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研究学者那样认为落后、欠发达的国家对于先进发达国家的文化传播是毫无抵抗能力的全盘接受，杜威更加乐观，认为国际间的传播交流，更像或更应该是一种“互动”与“交流”。

杜威认为中美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世界的文化是打欧亚交通的地方起的，渐渐推广到欧洲西部；又从欧洲飞过大西洋传到美洲；又打美洲飞过太平洋回到亚洲的老家来了。东方旧文化带些新文化回到老家。陈旧的中国也正在这里欢迎新文化，所以二十世纪可算是文化绕地球旅行一周的时候。现在文化的新问题不是往前走去环绕地球的问题，是东西的文化怎样互相接近、互相影响的问题”。杜威互动的文化传播观念使得他对中国与西方诸国的未来十分有信心，离华前夕在北京五个团体举行的公饯会上发表感想道：“我向来主张东西文化的汇合，中国就是东西文化的交点，我相信将来一定有使两方文化汇合的机会。”可惜战争与政治斗争使得这一交流过程障碍重重，直到今天，人们依旧在偏见与不信任的摩擦中继续为杜威当年的愿望努力奋斗。

四、教育与传播功能

在杜威的演讲中，教育是最常被提及的话题，也是杜威最关心的话题。而教育本身既是一种传播行为，也是传播功能。拉斯韦尔总结传播有监视环境、协调社会、传承遗产三个功能。杜威在演讲中提到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但是这些地质资源民众都不懂得开采、使用，但这只是一个可惜的方面，更为可惜的是，中国人民勤劳勇敢天资聪慧，却不能够把他们的能力充分开发和使用，要改变这一局面，唯有教育才能做到。“地下之天产物，必藉人开采，及用分解之方法而后可用。地上之天产物，亦必经教育家之锻炼而后有成。中国国民苟一一能得教育，则藏于地下之天产物，一一足为我用矣。诸君所希望者，采矿物，浚水利，成其它利源，其中心实在教育。”可见杜威认为，作为一种传播行为的教育，具有发挥人的潜力，指导他们更好地了解、把握和适应环境，这与拉斯韦尔所提的“监视环境”之功能有共通之处。杜威认为要大力推广平民教育，要使上等人的教育普及到普通人群中，特别是儿童中，打通阻碍传播的障碍，一方面普及到普通人中，能够减小隔离在人群之间的差距“，打破小团体观念，使社会生活根植于共同的利益”，如公立学校、男女同校。杜威最著名的中国学生胡适就继承了老师的思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打破文人对于文字的论断，打破人们交流的障碍。杜威及其继承者们发动的这场文化运动，极大促进了民众的觉悟，革新了人们的思想。另一方面，儿童的教育也是重中之重，一个社会的改良要依赖教育，教育能够发挥人的智能，帮助人民除旧立新构建新社会，避免旧社会的弊端，并且可以开发儿童那些不曾被发现的能力，让他们将来可以更好地为社会做事，其他的组织机构、系统，比如警察、法律、政治等，在这一方面不及学校教育，那些组织结构、系统也可以帮助改良社会，但他们也面临许多阻力，这种阻力只有学校教育出来的新一代能够克服它。杜威对于教育功能的言论流露出“协调社会”的意思。“教育的目的……就是使社会各分子能承受社会的过去或现在的各种经验，不但被动地吸收，还需每个人同时做一个发射的中心，使他所承受的及所发射的都贡献到别的公民心里去，也来加入社会的活动”，“教育所以不可少的缘故，就是因为‘生’与‘死’两件事。人类生下来的时候，不能独立，必须倚靠他人，所以有赖于教育；死去的时候，把生前的一切经验和知识都丢了，后世子孙倘要再去从头研究，岂非太不经济，甚至文化或可因此断绝，所以因为人类有死的一件事，也非有教育把他的经验和知识传之子孙不可。”这些言论体现出了拉斯韦尔所言传播的第三大功能“传承遗产”。

五、结语

根据国内一些学者的分析，自传播学在80年代被重新引入后，施拉姆所构建的传播学体系成了我们研究的“教条”，造成了传播学的学科化、体制化。仿佛一切都是从四大先驱开始，传播学科的发展就是沿着一条线性的流程发展下来，而许多传播学者对于传播学科本身缺乏反思，造成了研究上的“失真”。鉴于此，一些学者们提出了解决方案——重构历史，去发现那些被刻意埋藏在历史中的事实，重新梳理传播学的发展历史，从而使传播学的研究有一个更加多元的开端，开辟更多的想象空间，也给传播学未来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可能性。若把80年代重新引入的传播学作为中国传播学的开端，杜威等学者所处的20世纪20年代，算得上属于“史前史”的部分。如果中国当时能按照杜威的蓝图发展，现今会是一片什么样的图景？当然，历史没有假如，但对于历史可能性的思考却可以让我们以史为镜，照见更多未来发展的路径。一些学者忧虑中国传播研究的发展现在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而套用杜威的一句话，或许可以解释我们为什么需要重新研究传播的历史，重新发掘那些被掩盖的历史“：社会哲学的发生，一定是在社会有病的时候；政治哲学的发生，一定是在政治有病的时候”。

注释：

①［美］杜威著，胡适译.杜威五大演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179.

②［美］杜威著，袁刚，孙家祥，任丙强译.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③［美］杜威著，胡适译.杜威五大演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11-12.

④［美］杜威著，胡适译.杜威五大演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23.

⑤［美］杜威著，袁刚，孙家祥，任丙强译.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4-15.

⑥［美］杜威著，袁刚，孙家祥，任丙强译.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5.

⑦［美］杜威著，胡适译.杜威五大演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81.

⑧［美］杜威著，胡适译.杜威五大演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28.

⑨刘海龙.中国传播研究的史前史［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01）.

⑩［美］杜威著，胡适译.杜威五大演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82-87.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