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帆

酷儿、异托邦与恐怖主义
——电影《饥饿游戏》中的新自由主义国家观念

□张帆

本文从电影《饥饿游戏》入手，抽取其流行元素背后的政治话语，解读其中的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念。主人公凯特尼斯的酷儿形象代表了她对施惠国政权的反抗，这种反抗最终通过恐怖行动获得释放；而施惠国作为反人道主义的异托邦典型，事实上代表了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也即新自由主义观念对国家干预主义的批判。然而，新自由主义理论内部及其实践中存在着诸多问题，能否从民主政体或公民幸福的层面上，真正超越它所排斥的福利国家政策，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思考。

饥饿游戏；新自由主义；酷儿；国家安全

《饥饿游戏》是美国畅销书作家苏珊·柯林斯创作的系列小说三部曲。小说故事发生在几百年后的未来世界。未来某时，北美洲的政治版图在一次全面战争中彻底湮灭，在其废墟上建立了统一的集权国家帕纳姆（Panem，也有译作“施惠国”）。帕纳姆最初由都城凯匹特（Capitol）和13个行政区组成，由于各种原因，各区曾经发动暴乱反抗凯匹特的统治，结果叛乱被扑灭，第13区则遭到毁灭。为了统治和震慑国民，惩罚暴乱，帕纳姆规定12个区每年必须选出少男少女各一名，参加“饥饿游戏”。这24名“贡品”要在人造的大型室外竞技场相互厮杀，“现场直播到全国，每个人都必须观看，而且要当成节日一样庆祝。对于凯匹特，这是年度盛会，是一场游戏；对于其他12区，则是羞辱和折磨。24个‘贡品’参加竞赛，只有一个人能够存活。”①小说第一部改编电影于2012年上映，获奖无数，接下来的第二部和分成上下部的第三部也仍然保持了全球票房登顶的记录，其广泛的接受度和深厚的观众基础可见一斑。《饥饿游戏》并非微言大义充满隐喻的经典之作，但作为代表了美国主流观念的流行文化作品，这个反乌托邦主题的成长故事中透露出的美式国家观念，对于我们反思现代性的种种问题不无益处。

一、酷儿：一项政治宣言

“我永远不会生育。”电影开始不到十分钟，16岁的女主人公凯特尼斯就对她的恋人盖尔这样说。

吸收了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反乌托邦主题，《饥饿游戏》的情节就是——违反现代西方的人道主义基本原则，以及好莱坞主流电影的不成文律令——青少年自相残杀。青少年这一概念在18世纪浪漫主义时期，借助《少年维特之烦恼》、《爱弥儿》等作品，开始为人所知，而直到20世纪初才成为心理学研究活动中的独立的对象群体，并且在大部分时候，我们仍然会将“未成年人”与“儿童”划上等号。由于不妨碍问题的讨论，本文暂不区分这一组概念。

“儿童”的形象从20世纪到21世纪经历了相当大的转变，Lee Edelman在他的《没有未来：酷儿理论与死亡驱力》中提醒读者注意，我们对“儿童”的固有成见：无论在宗教还是非宗教领域，都代表着未被异化的、无辜的本真状态，因而从伦理上不应遭受噩运与不幸；因为儿童是种族繁衍链条当中的未来一环，所以他们（暂时）是无性的（欧美大部分语言中，儿童人称代词都是中性），也是无性欲的，并且被含蓄地预设为异性恋；同样重要但是常被忽略的一点是，只要儿童是被设定为彻底的柔弱无能，他们的未来以及一切行为后果首先而且大部分成为母亲的职责，而这又将成年女性束缚在私人生活领域。

当我们提到儿童“代表未来的无限可能性”的时候，这些可能性之中显然不会包括同性恋、杀人或者被杀害——儿童的身上已经被预先设定了性别角色和由此衍生的社会期待。《饥饿游戏》中一个典型的儿童/女性形象是凯特尼斯的妹妹波丽姆，金发蓝眼，性格柔顺、胆怯，富于爱心（在物资极度匮乏的环境下养着一只猫），在电影的第一部就被抽中参加饥饿游戏，使得凯特尼斯别无他法，只得代替她充当一个祭品，经此大变，小女孩在环境的磨练中成长为一名典型的战时女性——护士，也就是不参与正面战场的杀戮行动而在后方给予支持。与这种传统的女性形象对比鲜明的主人公凯特尼斯，虽然只是一名十六岁的少女，却扮演着一家之主的角色，凭借死于矿难的父亲生前传授的狩猎技能，冒着生命危险偷猎以供养母亲和妹妹，是一个天生的猎杀者；多疑、冷淡，缺少社交手腕，也没有讨人喜欢的主观意愿。总体而言，凯特尼斯身上有更多的男性特质，甚至她对于其他女性的关切也比对男性更多。无论在小说还是电影里，她与最主要的两位男性角色的情感互动在主要情节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这与同时期的青少年流行小说（如《暮光之城》三部曲）截然相反，从人物设定上，凯特尼斯就是一个情感需求很低的少女，一个非典型的儿童/女性形象：无性别的“酷儿”。

最初也是最基础的国家治理由管理土地与人口开始。16世纪中期涌现出的大量教导和劝告君主的文本，奠定了今日所谓治理的政治形式的核心概念，与中世纪同类著作相比，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对“治理的艺术”的研究，包括自我的治理、儿童的治理、行为与灵魂的治理等等，总体来说，是君主与其治下臣民及领土的关系。人口是生产、武力、税收的基本单位，人力资源是国家资产的一部分，与领土以及领土范围内的所有资源同属于国家所有。“何谓儿童”实质上是一个关乎国家权力的问题，只有国家有权规定个体何时需要承担社会责任与公民义务（如纳税、服役）；何时性成熟，可以繁育后代（根据国力状况而定，早婚早育或者相反）；甚至（在某些特殊的例子中）繁育几个后代。公民的生殖权力其实并不属于自己，而是“让渡”给国家，由国家对人力资源进行配置和使用。所以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前现代时期，中央权力对于人口的控制非常严格，基本原则是鼓励生育和限制自由流动，诸如不婚主义、丁克以及酷儿之类概念，首先是生产力发展到相当程度才出现的“异类”，事实上，即使现代社会也仍然没有为拒绝繁衍后代这一选择做好准备。被神圣化的儿童其实已经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形构对象，支撑着特定的家庭结构、社会体制乃至政治格局。抛开婚姻及家庭对稳定社会结构的作用不谈，可繁育的、有再生产性的未来主义和不育的、“没有未来”的酷儿相比，后者动荡的无政府主义反抗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饥饿游戏》中，拒绝生育就是凯特尼斯对施惠国这个政府权力无限滥用的专制“异托邦”的反抗宣言。

二、超越异托邦：新自由主义的政治野望

12个区依据自身的资源优势以及产业传统而划分为分工明确的生产区，总体来说，各区地理位置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离凯匹特越近，技术越发达，生活水平越好，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也更加紧密。1区的主要经济活动是奢侈品生产；2区位于山中，由于未曾参与当年的“叛乱”而被赋予拱卫凯匹特的职责，负责武器制造与治安警输出，本区居民也是唯一拥有与凯匹特居民一样为自己冠以高贵的罗马名姓的特权的外省人。相较而言，距离凯匹特更近的前几区获得的食物更好，特权更多，也更加认同“饥饿游戏”这种形式；而10区、11区、12区则被称为“边缘区”，由于被限制只能发展低技术水平的农业或基础工业，生活水平低下，酝酿着动荡的反抗因子。

当然，无论发展程度高低，都不能改变凯匹特与12区之间近似殖民地与宗主国的经济掠夺结构。后者负责全部实体经济以供应前者消费，而最大的消费性节日，就是每年一度的“饥饿游戏”，甚至把它称为凯匹特的支柱产业也不为过。赞助商们会逐一考量“贡品”的战斗力，签订赞助合同，支持最有可能存活的选手，他们与高层官员往来密切，通过政治投机和“饥饿游戏”攫取利益。施惠国建立在对“叛乱”严厉的军事打击的基础上，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民主，总统本人凭借暗杀政治异己保证权势。被统治区之间严禁一切形式的贸易活动，因公以外的跨区旅行也是被禁止的。生活资料实行配给制，每个年满12岁的居民，每个月都可以获得勉强维生的食物及其他生活用品，与此同时，他或她的名字也会被登记到参加“收获祭”的名单上，每年增加一次；允许居民多拿一份配额，但必须额外登记一次，这样，贫民被抽中的几率就远远大于衣食无忧的富人。主人公凯特尼斯出身于第12区的平民区，从小说情节中可以推断，平民的日常生活基本上靠以物易物，只有官僚和同官僚做生意的商人具有足够的购买力使用货币。

作为一场完美融合了高科技手段的惩戒与规训仪式，“饥饿游戏”源于75年前的第一次内战，是各区与凯匹特之间的矛盾尖锐化的结果，也是反抗斗争的导火索。而致使施惠国分崩离析的根本原因，则是第一次内战以前就建立了的专制体制。虽然小说中，第一次内战以前的历史无从可考，但是依照世界史上诸多事例的指点，我们可以设想：未来的北美大陆历经多次战争，最终建立起一个高度公有化的国家（施惠国），起初，集体化生产解决了就业问题，分配制度与公立教育等社会福利措施解决了生存问题，一切欣欣向荣；然而随着生产力逐渐恢复，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发展的弊端也逐渐显示出来：大量劳动力资源被强制进行单一劳动，剥夺生产所得；凯匹特（以及第1区）以外基本上没有第三产业；官僚资本相互勾结；贫富分化严重，阶级矛盾尖锐。于是14个区中有12个区决定反抗，内战的结果是凯匹特胜利，战功卓著的新总统成立了军事独裁政府，变本加厉地控制其余地区。所以，是被压抑的、对自由市场和自由劳动力的需求，掀起了嘲笑鸟之战。

如果以上还不足以提示我们，这是对20世纪拉丁美洲各独立民族国家的影射的话，电影中的斯诺总统颇似卡斯特罗的造型也能提供一点参考。拉美各国的政府是否如斯诺总统治下一般专制和残酷；经济结构是否如施惠国那样缺乏活力，充满剥削；社会矛盾是否已经激化到底层人民急切盼望革命（并最终取得了革命胜利）的程度？《饥饿游戏》给出的可谓美国主流文化的标准答案。施惠国这个典型的异托邦形象，毁于一场推翻现政府才达成的“改革开放”，类似的情形就出现在上世纪初的尼加拉瓜、1953年的伊朗、八十年代的墨西哥；或者就是一次颜色革命，就像2003年的保加利亚、2004年的乌克兰那样。在我们的真实世界中发生的这些事件背后，除了来自美国确凿无疑的军事或财政支持以外，更有影响力的是被含混地统称为“美国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其核心并非自由、平等与人权，而是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理论，也就是新自由主义。

以1979年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以及1981年保罗·沃克尔被里根任命为美联储主席为标志，新自由主义藉由英美两个前哨站开始了去殖民化的、开放帝国主义的演变浪潮。在凯恩斯主义还作为美国政府的经济指导原则的时候，政治干预保障了最低限度的公民利益，比如社保、医疗、公费教育、公共设施以及最重要的就业率。而当新自由主义占据了美联储、华尔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后，奉行自由市场至上的信条，不但要求政府完全撤回对市场的干预，还要拆散一切有组织的社团形式（比如工会）以获得更灵活、专业化的劳动力资源。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创造并维持一种适合于此类实践的制度框架”。这就是诺奇克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所构想，而被弗里德曼、斯蒂格勒的芝加哥学派推广到全美，进而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去的新自由主义乌托邦。

新自由主义的根本矛盾在于，一方面，新自由主义需要民族国家在世界市场的竞争活动中扮演经济实体、稳定货币、保护本国的金融资本；另一方面，国际关系的诸多制约又确实阻碍了总体的市场自由。在为自由市场破坏社会团结形式的同时，已有的社会秩序也随之瓦解。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事实上的后果是，尽管一部分人确实因此获得了与能力更相匹配的高收入与更富弹性劳动时间，作为阶级整体的劳动者群体的利益收到了损害。并且，当金融机构、企业的利益与公民幸福发生冲突时，政府会要求后者——为了更好的市场环境——为前者做出牺牲。即使冠以“人力资源”的名字，个体的主体性也天然地拒绝被商品化，新自由主义的乌托邦计划，最终只能依赖权威主义维持。

三、福利国家、战争国家与恐怖主义

在《饥饿游戏》第三部《嘲笑鸟》中，最终在推翻施惠国的政府的抗争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是第一次出现的第13区。事实上，13区并没有毁灭，由于掌握了核武器而与施惠国形成了微妙的对峙态势，一直隐身地下休养生息。身不由己地成为起义者的精神旗帜“嘲笑鸟”的凯特尼斯被里应外合救出，送到了第13区。她对13区顽强的生存能力感到惊讶，但又无法适应这个全员皆兵、以战争为中心高效运转的军人政府。军人博格斯——13区总统科恩的左膀右臂——告诉她，正是彻底的军事化体制使13区得以保存。这里有另外一条深入人心的国家安全理论，即，使国家在面临内部（或外部）威胁时免于覆灭的保证，是强大的军事实力（如13区拥有的核武器），以及更重要的，时刻准备迎接（或发动）战争的生存方式——无论是否赞成13区的立国原则，这段情节传递出的观念无法不让人想到霍夫施塔特所说的，所谓“美国政治的偏执狂风格”。影响了这一观念形成的两个主要因素，源于现代契约国家的本质，以及当下的新自由主义化转变。

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论证了，竞争、猜忌和荣誉是造成争斗的三个天性，如果“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就会导致一切人对一切的人的普遍的战争状态。人们恐惧于自然状态下必然导致的战争与死亡的悲惨命运，欲求舒适的生活并希望可以通过勤劳经营最终获得这样的生活，所以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力，“互相订立信约、每人都对它的行为授权，以便使它能按其认为有利于大家的和平与共同防卫的方式运用全体的力量和手段”②，这就是霍布斯所定义的契约国家的诞生。可以说，使利维坦诞生的核心激情是恐惧。然而，主权神圣化，或者说“国家中心主义”对国家的盲目崇拜，首先会导致过分重视国家权力尤其是军事实力，使安全研究等同于（军事）战略研究；其次，由于过分重视军事实力而进行军备竞赛，反而给公民的人身安全造成了潜在的威胁。如果将安全理解为狭义上的军事安全，政府以国家名义扩大权限、侵犯公民隐私（如斯诺登事件、维基解密事件所显示的那样），或者进行军火交易、联合颠覆别国政府（如1973年的智利政变），对其民众的自由和身体安全构成的潜在威胁恐怕远大于任何预想的外部威胁；另一方面，如果安全包括了广义上的非军事威胁，那么许多国家（发展中国家更甚）在为其民众创造的其他形式的不安全，如食品卫生、资源环境等危机方面，难辞其咎。最终，国家安全异化为国家恐怖主义，民主社会蜕变为警察社会。对冷战以来的全球国际关系的观察结果显示，战争“已不再以完成民族国家领土内的战略目标为特征，而是与全球治理的新自由主义规划联系在一起”，“以维护或者破坏世界和平与秩序为导向”③。视之为美国战后的帝国主义扩张也好，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生产转向而导致的国家主权调整也罢，其背后的推动力量，毫无疑问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乐观的宣传家们，比如哈特和奈格里，声称，现代战争的驱动力已经不是国家的领土扩张野心和地缘政治战略，而是超国界的自由个体的生命和人道主义干涉义务的层面之上。但真实的情况是，只要外部威胁一直存在，军工复合体就可以从永久军事化中获得源源不断的利益，市场自由的最高原则确保其正当性，而与国家安全挂钩则保其不可侵犯——在这一点上，想象的威胁同真实的威胁同样有效，如果不是更加有效的话。这就是干预主义的福利国家转化为新自由主义的企业国家，最后发展为战争国家的可能性逻辑。当现代文明已经战胜了对唯物主义的恐惧、对有色人种的恐惧、对少数性向的恐惧之后，恐怖主也许是现代社会仅存的，因而不可或缺的“他者”。

回到《饥饿游戏》的情节上，凯特尼斯为了拯救还被关押在凯匹特的其他“贡品”，以及摆脱自己的创伤应激障碍，决定单枪匹马地去刺杀斯诺总统，小说中她最终得到了13区的同意，而电影中她是在另一位被解救但愤世嫉俗的“贡品”约翰娜的纵容，或者说激将下偷偷离开的。临别时，她对凯特尼斯说了这样一番话鼓舞士气：“任何人都能被人杀死，即使总统也一样。只要你情愿牺牲自己。”“任何人可以杀死任何人”的宣言仿佛退回到霍布斯所描绘的自然法状态下自相残杀的可怕境地，奇怪的是一向对恐怖主义神经敏感的美国观众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反感情绪。刺杀没有成功，凯特尼斯本人还在反抗军制造的恐怖行动（伪装成政府军袭击平民）中失去了妹妹波丽姆。凯特尼斯与13区的总统科恩之间的理念冲突随着战火逐渐升级，在斯诺提议再一次举办“饥饿游戏”以惩罚凯匹特所有当权者的时候，矛盾达到了最高潮。凯特尼斯又一次决定刺杀总统，这一次，她成功了。

恐怖主义根本上属于对国家暴力的再分配行为，至少在《饥饿游戏》这部作品中，对其进行伦理判断是很难的。凯特尼斯的恐怖行动阻止了又一个军事独裁政权的形成，我们（至少美国观众们）乐意相信，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但考虑到已经被新自由主义观念植入的政治想象，或许“毫不留情的资本主义”会是那个未被写出的结局。无论如何，科技最终会赋予个体与整个社会抗衡的力量，彼时，就像奥威尔以他一贯尖锐的风格所说的那样：“要是原子弹像制造闹钟或者汽车一样便宜和容易，我们很可能回到野蛮时代。但另一方面，它可能意味着国家主权和高度中央集权的警察国家的终结。”

终于成功的刺杀仿佛耗尽了凯特尼斯体内的反抗因子，她不但与皮塔结婚，还生下了两个孩子。酷儿回归家庭，家庭归于社会，好的结局里是否蕴藏着下一个危机？观众永远没有办法知道。科林斯在角色名字上玩了许多暗示，最有趣的名字之一是饥饿游戏的设计师普鲁塔什·海文斯比（Plutarch Heavensbee），恰好与伟大的历史学家普鲁塔克同名，他们同样与所效忠的统治者关系良好，在政治上发挥重要的影响力，并且也会——很可能——见证和评价他们所经历的历史。而正如被不厌其烦地引用的本雅明所说的那样，历史永远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注释：

①苏姗·柯林斯.饥饿游戏［M］.耿芳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154.

②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32.

③郑先武.人的解放与“安全共同体”——威尔士学派的“批判安全研究”探析［J］.现代国际关系，2004（06）：56.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