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志洋

国产纪录片文学文本创作研究
——以《我在故宫修文物》为例

□赵志洋

纪录片创作可以被认为是电影的另一种创作形式，即通过影像符号、声音符号对文字符号进行重塑，不同的是纪录电影创作更忠诚于对文字的再现。因此在纪录片文本中，影像文本往往是服务于文字以及其衍生出的声音符号——解说词。在创作过程中，影像文本和文学文本是并行的，甚至后者决定了前者的表现方式和语境。

纪录片；文学文本；故事性

近年来国产纪录片迎来了复苏。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在2015年第十二届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上发布的数据表明，国产纪录电影在产量、投资、收视率、票房等方面均打破了近5年的记录。但是继2012年《舌尖上的中国》之后，再未出现一部现象级的纪录片。直到2016年1月，在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播出的《我在故宫修文物》再次打破国产纪录片行业的沉寂。

纪录片作为电影的一种创作形式，和故事片创作不同，文学文本在创作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有所不同。故事电影把剧本作为影像转换的参考，最终是以影像作为主要的表达载体；纪录电影把文学文本作为创作的基础，甚至是直接转化成声音、字幕等形式呈现给观众，影像则用以补全文学文本欠缺的直观因素。

纵观中国纪录电影发展的百年历史，文学文本创作一直是其发展的动力，从《收租院》《征服世界最高峰》到《舌尖上的中国》《我在故宫修文物》，可以看出，随着社会语境、大众审美、文化环境的改变，纪录片在文学文本上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影像文本除了技术革新带来的数字化以及大众审美需求带来的画面质量提升以外，在创作上并没有太多的革新和变化，这是客观记录的要求使然。表现内容上，纪录片多偏重于表现人物的表面，故事片更多作用于观众的内心，①纪录片总是随着文学文本的改变寻找新的创作思路；故事片则很难脱离文学文本的感情设定，总是在视听手段上寻找方向。

一、纪录片文学文本的价值体现

纪录片的文学文本是在对拍摄对象进行了调查之后，对要拍摄主题进行的文案创作，其决定了后续拍摄工作的语境、叙事，是纪录片前期创作的主要环节。制作上，文学文本常转化为解说词、字幕等形式直观地传达给观众，用以完善记录影像在表情达意上的欠缺。根据纪录片的受众目标和社会需求，文学文本也承担了一部分审美要求。2010年《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制片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雷建军走进故宫，编写了10万字有关故宫文物修复的调查报告，他希望拍摄故宫里的手艺人，做一个真正体现当代故宫的片子。②可以看出，前期的调查为后续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思路和信息，并最终转化为纪录片的创作价值和传播价值。

（一）文学文本的符号转换价值

纪录片的创作围绕着符号的转换进行，其根本是文学文本和影像文本的相互转换。纪录片的文学文本并不仅是纪录片中的语言符号，而是包括了前期调查、创作文案、解说词稿件甚至包括记录创作过程、导演思路的衍生书籍，这些信息决定了整部纪录片的语境。文字符号将转换为影像、声音，通过视听器官转换成意义，成就“叙述”这一根本价值。

从十万字的调查报告到150分钟的影像作品，《我在故宫修文物》完美地对原初文本进行了转换，古老的文物、神秘的匠人、传统的工艺等等跃然屏幕之上。大量的特写完成了对文物修复这一主题的直观描述。根据每个人物的心境设置不同的景别和角度，比如陶瓷组王五胜师傅在故宫走过坑洼的太和门广场时低角度的镜头和拍照的全景，配合解说词“看到这样的场景，他的心情和我们是一样的”，拉近了片中人物与观众的距离；陶瓷组的纪东歌在太和门广场上骑车的长镜头，解说词直接点明了“难得的人生体验”，把故宫工作的不平凡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文学文本的社会传播价值

一部纪录片的成功除了体现创作价值，更是社会价值、经济价值的体现。纪录片的活力根源在于其良好的社会价值和人文价值，发展则取决于市场是否认可和取得市场回报的多少。纪录片的文学文本创作源于社会的语境、文化的特色，在传播上也决定了影片表达的语境和观点，而这些内容直接决定了纪录片的社会效应。《我在故宫修文物》被称为“故宫最成功的人力资源宣传片”，在这部纪录片热播以后，甚至引发了故宫的求职热。

纪录片的社会效益是衡量作品的关键因素，甚至可以说是纪录片产业的基石。纪录片的创作不是以经济价值作为第一衡量标准的，经济价值是纪录片创作的外驱力，内驱力在于创作者的自身思考，纪录片导演从一种本能的认识开始进入状态，这是一个逻辑内化的过程，③经过调查形成了文学文本式的创作构思。经过传播，创作者的构思被受众接收、理解，产生共鸣、反响，才能体现出艺术创作的社会价值。像《我在故宫修文物》这样具有良好口碑和市场占有量的作品，自然在观点的传达上具有一定的优势。

（三）文学文本的史料价值

纪录片（Documentary Film）在诞生之初，本身就承担着一定的文献作用。作为具象化的文献，除了影像的记录，文字的记录能显示出创作的思路，可以理解为纪录片的注解。譬如《故宫》《故宫100》《我在故宫修文物》这一系列和故宫有关的纪录片，根据其文学文本的差异，能够更好更快地检索相应内容。

二、当代纪录片文学文本创作的要求

《我在故宫修文物》走红于网络，是对当代国产纪录片的一个提醒：能够引起年轻群体兴趣、善于运用网络传播、纪录故事化是取得成功的捷径。纪录片文学文本的创作也应遵循这些现代规律。

（一）文学文本的故事性和张力需求

纪录片创作的故事性是现代纪录片创作的准则之一，也是纪录片引人入胜的常用手段。纪录片是对现实影像的记录和加工，表现的是真实的人物和感情，故事性是以真实为前提的，即是创作者对现实进行加工和选择，编织一个既保留真实性，又具备相当感染力的故事，以期表达自身的发现、感悟。故事的脉络往往随着拍摄或调查逐渐清晰，在这个过程中要求创作者借助对故事的理解和认识完善纪录片的主题。文学文本的创作也应遵循这个准则，并不是写一个故事，而是在调查中整理、总结拍摄中的故事线，清晰拍摄目的和对象；在故事发展中，准确运用解说等形式，把故事讲清楚，并渲染其中的感情。

《我在故宫修文物》在故事创作上采用了“故事人物化”的方式，以人物及人的行动作为载体，以人物的感受、感情作为故事的冲击点，以“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展出”为叙事链展开故事。这其中最成功的就是钟表组的王津师傅：通过对他的言行、感情的选择，呈现出了理想的中国式工匠的精神面貌。在纪录片播出后，王师傅以“温暖而谦逊，执著而内敛”的形象打动无数观众，被网友称为“故宫男神”。在创作中选择了几个故事点向观众展示人物：比如王师傅对古代钟表工艺的赞叹、对修复的钟表只能静态展示的惋惜，生动刻画了工匠的热爱与执着；和台湾收藏家的交流和评价，展示了王师傅谦逊中的自豪；对时间的感叹，又和作为钟表修复师的身份相应，使人物更具感染力。除了工作情节，导演还加入了一些故宫墙外的情节，以求从多个角度塑造人物，完善主题。

（二）文学文本的人文性和趣味性需求

纪录片是以人的价值取向为中心的，关注“人”的世界，给与最多的理解和关怀，并揭示“人”的本质。④创作的人文性是文化进步的体现，纪录片作为文艺作品，人文性是其向大众文化靠拢的重要指标。在文本创作上，体现人文精神除了内容的取舍与选择之外，更重要的是创作者能够经过创作构思，通过解说词直接或间接地展现人文性。解说词的撰写是纪录片创作过程中比较灵活的一环，但创作难度较大，甚至很多纪录片创作者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使用解说词，以免其成为影片的败笔。当代国产纪录片对解说词的依赖非常大，但创作质量往往不高，说教、夸张、无趣的解说词往往成为影片的阿喀琉斯之踵。

《我在故宫修文物》作为今年影响力最大的纪录片之一，能够在吸引年轻群体，并且在网络平台上取得一致好评，除了主题的选择外，文本创作不枯燥、不乏味是赢得市场考验的关键。纵观全片的解说词，没有刻意迎合年轻观众，没有严肃认真的说辞教育，而是借用片中表现的内敛平和的匠人精神，以第三人称为视点，采用相对口语化的语言和非专业的配音，把故宫深藏的中国传统“工”的神貌娓娓道来。这种气质符合中国人骨子里的审美追求，也是本片打动千万观众的关键所在。

注释：

①希拉·克伦·伯纳德.纪录片也要讲故事［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26.

②武杰.故宫里的手艺人［J］.决策探索，2016（3）.

③迈克尔·拉比格.纪录片创作完全手册［M］.北京：中国传播大学出版社，2005：10.

④希拉·克伦·伯纳德.纪录片也要讲故事［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120.

（作者单位：河南工业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