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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网络流行语在当代话语体制下的嬗变

2016-04-12赵艺玲

视听 2016年6期
关键词:网络流行语

□赵艺玲



试论网络流行语在当代话语体制下的嬗变

□赵艺玲

摘要:网络流行语以互联网为传播载体,是网络世界中流行的语言话语体系。从最初的娱乐恶搞到时下对公共事件的暗讽和批判,网民对网络流行语的生产,无不是一个流行替代另一个流行。作为一种草根叙事艺术,它明显带有娱乐性、调侃性、批判性以及狂欢性。本文阐释了网络流行语的基本分类和生产方式,探析其背后隐藏的文化意义以及可能存在的隐性收编。

关键词:网络流行语;类型分析;隐性收编

在互联网日益普及的今天,中国网民已成为网络流行语的生产主体和传播主体。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曾说,“技术的本质不是技术性的”。①网络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成就了一个又一个媒介奇观。对于网民而言,尤其是草根阶层,网络已不仅仅是一种能够获取知识和信息、交际交流、网购的技术平台,更是一个表达自我、争取话语的空间场域。网民凭借微信、微博等自媒体,对公共议题围观讨论,对权力话语进行抵抗,对社会现实针砭批判。网络空间不是一言堂,它具有开放性、匿名性,激发了网民的表达欲望,进而为网络流行语的滋生蔓延提供了温床。

一、网络流行语发展概况

从2007年的“很好很强大”、2008年的“打酱油”、2009年的“躲猫猫”,到2010年的“我爸是李刚”,再到2015年流行的各种网络文体,譬如“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然并卵”“颜值”“约吗”“我想静静”“小鲜肉”等不一而足,在不同的语境中被赋予新的含义。网络上似乎每天都会出现新的流行语或文体,一个流行追赶着另一个流行,网民们乐此不疲。网络流行语的产生已经蔚然成体系,极具工业化意味,尤其是一些网络文体,常常以一个文本为蓝本,网民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般地仿造或衍生出许多版本。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了“全民狂欢性”,但是,“急促的底层呼吸、逼真的公共心跳、大胆的社会反思,构成了网络造句行为最基本的旋律和节奏。”②

网络流行语之所以兴起,主要还是因为权力话语参与到了“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争夺中。草根阶层的话语空间愈加逼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将这一过程形象地描述为“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他的“公共领域”意指“一种介于市民社会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与国家权力领域之间的机构空间和时间,其中个体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他们所关注的公共事务,形成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一致意见,并组织对抗武断的、压迫性的国家与公共权力形式,从而维护总体利益和公共福祉。”③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于是,一场寻求“替代性话语”的起义随之爆发,势如破竹,高歌猛进,以此来抵抗权力话语的同化或殖民,很快便在这个场域中争得一席之地。

网络流行语作为一种公共修辞的草根叙事艺术,所表达的意义已经大大超出了词语本身的字面含义。从符号学的角度看,它是网民赋予了新的“所指”(signified)的“能指”(signifier)。它是这个时代特有的文化景观,是一场见证公共围观力量的修辞运动。它的兴起,标志着公民意识的觉醒,方兴未艾。

二、网络流行语的基本分类和生产方式

“网络流行语是网络文化的一部分,它具有不同的类型和生产机制,通过对它们的分析,能够透视出当前中国政治和文化的若干问题。”④它之所以能有“窥一斑而见全豹”的功能,原因在于无论它赖以存在的技术载体是什么,其本质还是语言。社会作为语言的滋生地,为语言的形成、扩展及丰富提供了养料;而语言作为一个表现手段,能够对作为个体的人的思想、情感、交流以及对作为集体的社会的现象、意识形态、发展进程进行描述。语言和社会的关系是辩证的,对立统一的——它们相互依赖、相互推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变化。

按照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视角来划分,网络流行语大体可以分为全民狂欢娱乐型、社会现实批判型、公共议题指向型。需要加以强调的是,无论哪种类型,就其作为语言、作为符号的存在意义而言,它都是建立在“符号学”基础上。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发现,“符号本身是一个自足的微型结构,它由两部分构成:能指和所指。能指是符号的形式,表现为一种文字、声音或图像,这特定的文字、声音、图像能够引发某种概念的联想。所指则是那个被联想到的具体事物。”⑤

(一)全民狂欢娱乐型

此类网络流行语的关键词是“狂欢”,行为主体是“全民”(这里主要指网民)。狂欢的目的是“娱乐”。苏联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巴赫金(M.M.Bakhtin)曾提出三种民间狂欢形式:“(1)仪式化奇观;(2)喜剧式的语言作品——倒装、戏仿、滑稽模仿、羞辱、亵渎、喜剧式的加冕或废黜;(3)各种类型的粗言俚语——骂人话、指天赌咒、发誓、民间的褒贬诗等。”⑥我们可以在任何一个全民狂欢娱乐型的网络流行语中找到上述三种形式的影子,比如“沙发”表示第一个回帖的人,是“so fast囧”的音译;“”被用来代表“郁闷、悲伤和无奈”,一经诞生便成为网络聊天中使用最频繁的字之一,被称为“21世纪最流行的一个汉字”。

网民生产这类流行语,完全是出于娱乐和无厘头式的恶搞,这也符合早期的网络流行语的特征,无关政治,无关经济,仅仅是草根阶层的一种自娱自乐的话语表达,体现了网民的智慧与幽默,同时具有很强的流变性。也许今天流行“我也是醉了”,明天就会流行“宝宝心里苦呀,就是不说话”……在网络中,它的传播速度非常惊人,但是消退速度也很快。这类流行语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还体现了草根文化顽强的生命力。从早期草根阶层“手工作坊式”的自由生产,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商业力量介入和收编,生产这类网络流行语的主力军依旧是源头分散、基数庞大、有娱乐潜质的草根阶层。

第二,对立认同对立认同是基于双方共同的对立面而达成的彼此认同。这个对立面可以是人、物或者生存环境等,这体现了伯克不受古典修辞学的束缚,将新修辞学与人的生存环境的哲学思考相联系的超前思维。例如,两个不同发展路线的国家,面对共同的对立面时,原本彼此关系生疏的双方超越发展路线的分歧,达成共谋发展的合作认同。对立认同中的对立关系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中,这就要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对周围的环境审时度势后做出认知判断,再采取恰当的行动。

网民本着娱乐的态度,以“语言省力原则”为前提,借助象形、谐音、比喻等技术手段造字、造词,或者将俗语、谚语或者广告语中的个别句子成分进行替换,完成对网络流行语的生产。就其内涵而言,技术含量很低,加之内容没有特定的指向性,流行范围极广,更新速度极快。

(二)社会现实批判型

“你是北大人,看到老人摔倒了你就去扶。他要是讹你,北大法律系给你提供法律援助,要是败诉了,北大替你赔偿。”这是北大副校长吴志攀早前发布的一条微博,将矛头直指由于接二连三的“彭宇案”而导致社会道德与良知缺失的社会现实,全社会对此陷入了反思和批判。网民们也发起了网络造句运动,上百所大学结合自身“优势”对吴志攀的微博进行模仿和改编,规模空前,史无前例。这一网络文体被人们称之为“校长撑腰体”。

社会现实批判型网络流行语旨在对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现实进行批判,以期完成对公众道德缺失、良知泯灭、价值观错位等问题的矫正。除了对意识形态层面的社会现实进行批判外,社会现实批判型网络流行语还对物质世界层面的社会现实进行调侃。最典型的莫过于“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等一系列网络流行语,黑色幽默中带着对社会现实的感慨,集体调侃背后则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个中滋味,惟百姓知。

(三)公共议题指向型

“当下中国正处于转型期,危及公共利益的社会事件频频发生,而这些事件的根源直指当前中国法律体系方面的制度性缺陷。”⑦毋庸置疑,公共议题关系到公共利益,它能够促进民主和法治进程,保障公共利益,监督公权力,规范社会秩序。尽管目前推动中国民主、法治进程的公共议题屈指可数,但是借助网络力量,一个又一个公共议题引发的围观却与日俱增。网络流行语的流变性和公共议题的频发导致一个围观总是驱赶着另一个围观,不免令人心生忧虑。然而,谁又能肯定围观就不是一种力量呢?围观是公民意识觉醒的表现,是走向民主社会的一小步,公众对公共议题的围观或关注,为公权力制造了舆论压力,迫使其不得不考虑制度层面、法律层面的改进。

公共议题指向型网络流行语暗含着一种社会动员力量,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培养着社会公众对公共议题的参与性和积极性。它的流行背后涌动着公众对于权力话语的不信任,以及对公权力的焦虑。“权力存在于话语、制度、客体以及身份的创造之中。”⑧权力(power)和话语(discourse)总是相伴随的,福柯(Michel Foucault)早就指出——没有话语就不存在权力关系,话语以权力关系为前提,并建构着权力关系。权力话语与草根话语是“二元对立关系”,二者对“公共空间”的争夺导致了在一些公共议题面前,官与民在话语层面的对峙。“躲猫猫”“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等,网民对这类网络流行语的生产都指向了公共议题,而公共议题又将矛头对准了制度和法律层面的不健全、不合理。归根到底,这是为了改造我们的社会,使之朝着民主、自由、法治的目标不断迈进,让公众感受到希望,而不是活在对公权力的恐惧和焦虑当中。

三、网络流行语的隐性收编

网络流行语还存在被隐性收编的可能,那就是政治收编,表现为一种官方认可。政治收编的主要对象是那些涉及公共议题的网络流行语。比如在2009年的“躲猫猫”事件中,面对公众的质疑,云南省委专门召开了协调会,提出让网民组成民间调查团参与调查,并发布了名为《关于征集网民和社会各界人士代表参与调查“躲猫猫”舆论事件真相的公告》。显然官方已经采用了网民所建构的“躲猫猫”一词,并将其纳入自己的话语体系,一方面是对“躲猫猫”一词的认可,同时也是隐性收编。

四、结语

不同的媒介时代具有不同的媒介语言,网络流行语的特点与网络的即时性、海量性、互动性、共享性、多媒体性等技术特性密切相关,它杂糅并蓄、博采众长,同时又极具个性化。它是网络时代特有的语言类型,游走于娱乐、文化、政治、商业之间,难以找到合适的归属,难免会陷入文化困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会走向消亡,恰恰相反,它的生存空间是巨大的。

在公共议题面前,如何在权力话语和草根话语之间找到一种沟通协商的方式,显得尤为重要。话语对抗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反而会激化矛盾。网络流行语是草根阶层参与公共议题的方式,权力话语不应该只是将其看成草根阶层的娱乐方式和话语反抗,应该以大度的姿态,去接纳和融合,让公众实实在在地参与到公共议题的讨论中,从而推动社会朝着民主化、公正化、透明化的方向发展。

注释:

①[匈]阿格尼斯·赫勒著,李瑞华译.现代性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②刘涛.网络造句:公共议题构造的社会动员与公共修辞艺术[J].江淮论坛,2012(1):186-189.

③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91.

④刘国强,袁光锋.论网络流行语的生产机制——以“躲猫猫”事件为例[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9 (5):54-56.

⑤陈龙.传媒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23.

⑥陈龙.传媒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46.

⑦刘涛.环境传播·话语、修辞与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49.

⑧[英]阿雷恩·鲍尔温德著,陶东风译.文化研究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97.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影视与传媒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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