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宏军 李 韵

我国财政收支规模与城镇化关系的实证研究

●景宏军 李 韵

城镇化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水平的标志，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推动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镇化已经被确定为实现我国现代化的两大引擎之一。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城镇化的政府参与角度入手，选取财政收支规模这一量化指标，通过建立分布滞后模型、误差修正以及格兰杰双向因果分析等方法，对我国财政收支规模与城镇化的关系进行研究，揭示了财政收支规模与城镇化间的双向推动作用，最后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主张尊重城镇化的自然历史过程，结合产业转型、优化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促进城镇化与财政之间的良性发展。

财政收支规模 城镇化 分布滞后模型 Granger双向因果关系

城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生产活动从农业向非农业转换，生产要素由农村向城镇流动集聚的过程，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速度与所处阶段，这一过程主要源于第二、第三产业的产生和发展。它不仅是农业人口生活地点由农村向城镇的转移，更是生产方式由分散式的独立生产向社会化分工的工业大生产的转变，以及消费方式由自给自足向市场化供应的转变。城镇化能够带来产品需求和劳动力供给的同时同向增加，进而形成市场扩张效应，有效扩大就业，促进财政收支规模的提高以及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城镇化的种种积极效应使得我国政府致力于制定实施各项财政政策以推进城镇化发展，如：通过降低税费负担以降低农民进城经济成本，通过增加对城市公共设施的财政投入以提高城镇接纳能力等，这些财政政策的实施同时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推动了我国城镇化进程。

国外的研究学者已经证实了财政收支规模与城镇化发展进程之间的固有联系，但是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这一规律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适用性如何？对于这一基本问题，理论界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这就需要结合我国财政与城镇化的实际进行深入分析，否则容易导致政策的盲目性。因此，本文基于分布滞后模型，选取我国财政收支规模与城镇化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从理论上证实二者之间的高度相关性以及财政收支规模对于城镇化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只有在解决了这一基本理论问题的前提下，提出促进二者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才有意义并符合逻辑。

一、文献综述

我国城镇化正处于高速发展的时期，政府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政府对城镇化的影响行为又集中体现在财政收支规模上，因此，认清财政与城镇化的关系可以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国内外学者对于财政与城镇化之间关系研究的现状如下：

（一）关于研究内容

1、从财政对城镇化发展是否存在影响方面。Davis和Henderson(2003)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城镇化程度与该国的财政政策直接相关。James C.Davis和J.Vernon Henderson(2003)认为政府关于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会通过影响农业和制造业来影响部门组成，进而影响城镇化建设。温来成(2005)认为，在影响城镇化发展的众多因素中，政府的税制与收费制度、公共投资与社会保险制度、预算制度显得尤为重要。Bingqin Li和 David Piachaud(2006)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受政府的控制，且面临人口流动、城乡收入不平等和社会福利等多方面的问题，政府的政策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保证城镇化的合理稳定进展。余红艳(2008)把财政政策对城镇化的影响结果量化，分析城镇化进程与财政政策二者之间的关系，得出二者之间的交互响应情况和响应路径，认为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的调整对城镇化建设产生影响。王建威、何国钦(2012)认为如果财政政策能够与金融政策进行协同创新，就能够有效地促进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2、从财政对城镇化的长期与短期影响分析方面。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的研究不仅单纯地局限于城镇化与财政收支规模间的相关关系方面，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二者在长期和短期内的关系。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刘庆和、张智勇(2004)以贵州省为研究对象，以局部调整模型为研究工具，重点研究了财政支出与城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从长期视角来看，财政投入的增加对城镇化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进效应，但这种效应在短期内并不明显。王开科、庄培章、关阳(2010)应用误差修正模型，对财政投入与城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证实了二者在长期内存在均衡关系。周占强、乔志敏(2011)选取了我国1952-2009年间的财政支出与城镇化的数据，应用误差修正模型对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他认为：不仅财政支出对城镇化发展的短期影响显著，而且二者之间还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二）关于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多采用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方法，如：谢晓丽(2009)通过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财政分权与政府的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同城镇化发展的关系，结果表明财政分权能够促进城镇化进程，且财政分权对提高城镇人口占比的作用更大。江克忠(2010)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揭示了我国城镇化、经济增长和行政管理支出三者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得出城镇化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城镇化的提高和经济的増长导致行政管理支出的增加，反之则不成立。李伶俐等(2013)运用庇古边际效用理论，考察财政分权、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关系，通过实证分析省级面板数据得出：在财政分权背景下，政府增加城镇化预算支出能有效推动城镇化进程，且推动效应自东向西依次递减。刘昊(2013)选取财政政策的量化指标即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得出结论：城镇化与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财政收入的増加和财政支出结构的不断优化对城镇化进程具有持续性的促进作用；相比较而言，财政收入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大多数选择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作为研究工具，基于长期和短期视角研究财政收支对城镇化的影响力度。但这部分研究存在以下两个问题：在研究内容的选择上，均以财政收入或财政支出总量即财政收支绝对量为对象进行研究，但并未指出财政收支规模与城镇化之间相互的影响程度及方向；在研究方法上，并没有考虑到财政收支规模以及城镇化的滞后效应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在模型的选择方面并未考虑变量间的滞后效应，使得研究成果具有局限性。

因此，本文在数据选取上以财政收支规模中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规模的相对量作为解释变量，即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运用相对量指标能够剔除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更能反映出政府在新增社会资源中的占比情况，体现政府宏观调控的力度，揭示政府经济活动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引入误差修正模型。一方面，应用一阶差分方程。为避免和减少虚假回归与多重共线性等问题的出现，文章应用一阶差分方程来消除变量可能存在的趋势因素。另一方面，引入误差修正项。这可以保证变量水平值的信息得到足够关注，另外，由于误差修正项自身是平稳的，这能够保证经典的回归方法在模型中得以应用。总而言之，一阶差分方程的使用消除变量可能存在的趋势因素，从而避免了虚假回归问题，同时也可以消除模型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另一方面，误差修正项的引入可以保证变量水平值的信息不被忽视，且由于误差修正项本身的平稳性，使得模型可以用经典的回归方法进行估计。

总之，本文将基于分布滞后(distributed-lag model)模型对我国2000-2014年城镇化水平与财政收支规模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二者之间短期和长期的相关关系。

二、变量选取及理论模型

（一）变量选取

城镇化水平是指某一地区城镇化的发展程度，反映了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一般用城镇化率(UR)这一指标度量，其度量方式有单一指标和复合指标两种，其中：单一指标包括城镇面积与总面积之比、城镇人口与总人口之比和非农业人口与户籍人口之比这三类。而复合指标考虑的不仅包括以上三个单一指标，同时需将其他测度指标(如区域人口结构和劳动力就业结构)纳入，并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地综合反映。很显然，复合指标能使城镇化的量化更加清晰，但其理想指标却很难找到。因此，为直接反映出人口向城市聚集的过程和聚集程度，本文的城镇化水平采用单一指标下的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来表示。

财政收支规模是指财政收入规模和财政支出规模，反映二者的指标分为绝对量指标和相对量指标两种。绝对量指标是指财政总收入(FR)和财政总支出(FE)。相对量指标分别指各年度宽口径下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与当年GDP之比，即财政收入相对量(RFR)和财政支出相对量(RFE)。其中，财政收入相对量指标反映政府对一定时期内(通常是1年)新创造的社会产品价值总量的集中程度，又称为财政集中率；财政支出相对量指标反映政府公共部门在社会资源配置、调节收入分配和稳定发展经济过程中的地位，体现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如前所述，本文在二者之中选择了相对量指标。

本文选取我国2000-2014年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其中，UR表示我国历年城镇化率，由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计算得到；RFR表示财政收入相对量，由财政收入与当年GDP的比值计算得到；RFE表示财政支出相对量，由财政支出与当年GDP的比值计算得到。具体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2000-2014年城镇化率及我国财政收支规模相关数据表

（二）理论模型

在现实生活中，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不一定同时发生，可能在时间上存在滞后效应，也就是说，可能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后，解释变量的变化才能完全对被解释变量产生足够的影响，另外，被解释变量的变化还会受到其自身过去水平值的影响。被解释变量的变化时间与变化幅度受另一解释变量或其自身前几期值影响的现象即为滞后效应，另一解释变量或其自身前几期值就称为滞后变量。心理原因、技术原因和制度原因均可能产生这种滞后效应。

以滞后变量作为解释变量的模型就叫做滞后变量模型，若模型中不存在滞后被解释变量，而是只有当期的解释变量值以及解释变量若干期的滞后值，这种模型就叫做分布滞后模型，其一般形式为：

现实经济生活中，财政收支规模与城镇化率之间就具有这样一种滞后效应。即，城镇化率(UR)与财政收入规模(这里用财政收入相对量RFR表示)和财政支出规模(这里用财政支出相对量RFE表示)之间的因果关系存在时间上的滞后。解释变量(财政收入相对量RFR；财政支出相对量RFE)需经过一段时间才会对被解释变量(城镇化率，UR)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在研究城镇化与财政收支规模的关系中选择运用分布滞后模型。

三、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分布滞后模型来分析财政收支规模与城镇化间的相互关系，阐述该关系演变的长期规律和短期趋势，为正确认识和协调二者间的关系提供理论支撑。

（一）单位根检验

为消除样本时间序列的异方差性，保证方程中各变量平稳，分别对城镇化率、财政收入相对量、财政支出相对量等各个变量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分别用InUR、InRFR和InRFE来表示。三个时间序列的变化趋势图见图1。

图1 LNUR、LNRFR和LNRFE时序图

图2 LNUR、LNRFR和LNRFE一阶差分时序图

从图1中可以看出，模型涉及的LNUR、LNRFR和LNRFE三个变量均表现出同向的增长趋势，其中，城镇化率(LNUR)的增长趋势较为平稳，而财政收入(LNRFR)和支出规模(LNRFE)的增长趋势则呈现波动的态势。

对LNUR、LNRFR和LNRFE三个变量进行一阶差分，结果分别表示为DLNUR、DLNRFR和DLNRFE，三个变量一阶差分后结果的变化情况如图2所示。三个变量一阶差分后的结果呈现较为平稳的特性。

在建立模型前需要检测数据的平稳性，对于稳定的变量，可以直接进行回归；对于非平稳的变量，进行协整检验的前提是其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本文采用ADF方法对取对数后的城镇化率(LNUR)、财政收入规模(LNRFR)与财政支出规模(LNRFE)三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测。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平稳性检验结果表

由表2可以看出，LNUR、LNRFR和LNRFE三个变量均存在单位根，也就是说它们是非平稳数列。在此基础上，再对原数列进行一阶差分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在10%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因此，所有变量的时间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即I(1)。由于通过了协整检验，说明它们之间的某种线性组合是平稳的，反映了其长期稳定的关系，即协整关系。

（二）变量的协整检验

由表2检验结果得知，LNUR、LNRFR和LNRFE三个变量都是I(1)，即：同阶单整，所以能够进行协整检验。由于本文是对多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研究，因此可以利用Johansen(JJ)检验来验证变量间长期均衡影响存在的可能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变量协整检验结果表

由表3可知：当r=0时，概率仅为1%，小于5%的显著性水平，拒绝原假设；同样，当r≤1或r≤2时，概率都大于5%，接受原假设。因此，LNUR、LNRFR和LNRFE三个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仅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三）误差修正模型

通过上述做法，一方面，对变量进行一阶差分，消除变量间存在趋势因素的可能性，从而避免了虚假回归的出现，同时也能够消除模型中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另一方面，由于误差修正项本身具有平稳性，这一特性使得它的引入能够保证各个变量的水平值信息不会被忽视。

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误差修正模型(ECM)是一种具有特定形式的计量模型，主要形式为DHSY模型。过程如下：

假设LNUR、LNRFR、LNRFE三个变量存在如下长期均衡关系：

则其一阶非均衡关系可写成：

于是它的一个误差修正模型为：

其中λ=1-δ,α0=β0/λ,α1=(β1+β2)/λ,α2=(γ1+γ2)/λ。代入样本数据，结果如表4所示。得到：

通过误差修正模型可以得出，城镇化率的波动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城镇化率的短期波动，另一部分为城镇化率偏离长期均衡所带来的影响。该修正模型能够全面反映出城镇化率与财政收支规模的短期和长期关系。

表4 误差修正模型输出结果表

短期参数0.143803通过t检验，说明财政收入规模的一阶差分与城镇化率的一阶差分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短期参数-0.007656也通过t检验，说明财政支出规模的一阶差分与城镇化率的一阶差分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误差修正模型反映了城镇化率、财政收入和支出规模的一阶差分之间的短期相关关系。误差修正系数为-1.208338，说明系统为负反馈，即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值时，误差修正项以1.208338个单位的力度进行反向调整，将非均衡状态调整到均衡状态。得到城镇化率与财政收支规模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为：

LNUR=1.282177+0.683772LNRFR+0.182820LNRFE (6)

因此，就长期而言，财政收入和支出规模对城镇化率均呈显著正向相关关系，即财政收入每增加1个单位，城镇化率将增加0.683772个单位；财政支出规模每增加1个单位，城镇化率将增加0.182820个单位。

（四）Granger因果检验

分布滞后模型旨在揭示某变量的变化受其自身及其他变量过去行为的影响。然而，由于许多变量之间均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为剔除这种关系，可以应用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它是从统计方法视角考察变量间在时间上的先导——滞后关系是单向还是双向的一种方法。因此，可以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从财政收支的规模过去值对城镇化率当前值的影响方面进行考察。

对 LNUR、LNRFR和 LNRFE三个变量进行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滞后阶数取2，结果见表5。

表5 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表

从表5可以看出，LNUR不是LNRFR原因的发生概率仅为4.75%,拒绝原假设；而LNRFR不是LNUR原因发生的概率却是96.08%，接受原假设。因此，在滞后阶数2阶内，财政收入规模不是城镇化的格兰杰原因，而城镇化是财政收入规模的格兰杰原因。

同时，LNUR不是LNRFE原因的发生概率为15.82%，拒绝原假设；而LNRFE不是LNUR原因的发生概率仅为6.49%，拒绝原假设。因此，在滞后阶数2阶内，财政支出是城镇化的格兰杰原因，同时，城镇化也是财政支出规模的格兰杰原因。

总之，城镇化水平与财政收入规模二者之间仅存在着单向因果关系，即：财政收入规模会随城镇化率的提高而扩大；而城镇化水平与财政支出规模之间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即城镇化率与财政支出规模之间存在良好的互动效应。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选取我国2000-2014年15年间城镇化率和财政收支规模的时间序列数据作为样本数据建立分布滞后模型，运用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分析法，对我国财政收支规模和城镇化率之间的关系展开分析和讨论，得到以下结论：

1、无论就长期还是短期而言，我国城镇化率和财政收支规模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在其它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财政收支规模与城镇化率均呈正相关关系。本文选取2000-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及财政收支规模相关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尽管变量的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但通过变量间协整关系检验研究验证了城镇化率与财政收支规模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由变量平稳性检验可知，城镇化率、财政收入规模和财政支出规模序列均为I(1)序列，且三者之间长期均衡关系成立，此时，各变量是协整的。这一结果的现实意义在于：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城镇化发展需要财政的资金支持。由于城镇化的公共物品属性使得其必须得到政府的支持。城镇化过程中的资金需求需要通过财政支出供给，这样才能够保障城镇化健康有序地持续发展下去。此外，城镇化进程中的市场失灵问题，也需要政府的干预。因此，政府通过财政支出以影响城镇化进程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2、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规模对于城镇化率的影响力度有待提高。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城镇化率对财政收支规模增长的弹性上。由前文模型的回归分析可知，财政收入每增长1个单位，我国城镇化率就相应地增加0.794446个单位；财政支出每增长1个单位，我国城镇化率就相应增加0.052001个单位。这说明我国城镇化率对财政收入和支出规模增长的弹性均小于1，即城镇化进程落后于财政收支规模的增长。也就是说，不论是财政收入还是财政支出，其规模的变动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总是“不完全”的。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包括：一方面，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尚未充分发挥应有的调控作用：各种税收优惠政策的针对性不强，优惠力度偏小，激励效果有限，在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方面调控明显不力；土地财政现象愈发严重，过度依赖土地红利和土地财政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加剧房地产泡沫化，透支居民的消费能力，制约了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我国财政资金虽然有大量的投入，但是在项目选择、过程管理、绩效评价等方面存在不足，导致资金领域出现偏差、资金使用浪费、效率低下等问题的出现，这些都导致财政支出资金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由此可见，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对于我国城镇化的影响效果并未达到理想状态。

政府扩大支出有着极大的反噬效应。过去城镇化和刺激经济主要依赖政府扩张财政支出(如：2008年我国推行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支撑了其后数年经济保持高速发展)，但是其代价是放松了财政与货币纪律。

3、城镇化率与财政收入规模之间只存在单向因果关系，而城镇化率与财政支出规模间存在双向互动的因果关系。通过城镇化率与财政收支规模的双向因果关系检验可知，城镇化率与财政收入规模之间只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城镇化率是财政收入规模的格兰杰原因，而财政收入规模不是城镇化率的格兰杰原因，二者之间缺乏相互促进效应；而城镇化率与财政支出规模间存在双向互动的因果关系，即二者能够互相影响。该结果具有现实意义：首先，随着我国城镇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带来了财政收入规模不断扩大，这反映了城镇化对财政收入的正面影响效应，但是，我国的财政收入相对规模并不高，无法向城镇化提供强大动力支持，由此导致财政收入规模不是城镇化的格兰杰原因；其次，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财政支出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的激励作用尤为关键。同时，城镇化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必然会带动财政支出的相应变动。城镇化进程对财政支出的增长和优化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最后，政府可运用财政支出政策等手段对城镇化的发展产生影响，建立财政支出与城镇化间双向促进机制。通过优化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推动我国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健康、持续的城镇化进程，实现我国财政收支规模结构的优化。

（二）政策建议

总结各国城镇化发展的进程可以看出，各国城镇化的模式不尽相同，这其中有美国的“自由放任”模式、英国和日本的“先放任后调控”模式以及德国和法国的“市场引导与政府并重”模式等等。虽然这些国家在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大多存在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但是各国城镇化基本上都立足于市场机制引导人口和资源的流动及配置，政府仅仅在市场配置失效、城镇化的负面问题显现之时才进行干预。与此不同的是，我国城镇化从发展伊始就一直采取政府主导模式，这种模式可以保持政府对城镇化发展方向、重点和速度的调控，也有助于动员和整合资源以加快城镇化的进程，但这种模式对于政府财政收支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于上文的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1、确定政府财政收支范围：合理定位财政的功能。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发现：我国城镇化对于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弹性均小于1，也就是说，对于城镇化进程来说，财政的作用是有限的。因此，本文建议，在城镇化进程中，财政的功能定位不应该是“主导”，而应该是“引导”，也就是说，城镇化终究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市场的力量应该得到尊重与保护，也就是说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这一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不要出现财政功能的缺位，当前更主要的任务是不要让财政的功能越位，财政大包大揽不仅会造成财政的沉重负担，甚至会扰乱城镇化正常发展的进程。

另外，避免将“促进城镇化发展”简单等同于“扩大财政收支规模”。财政对于城镇化所起的“引导”作用主要体现在目标设定、路径选择、节奏控制等方面，主要着眼于公共产品供给和对于城镇化过程中负面影响的消除，而不是一味地扩大财政收支范围、加大财政投资的力度，也就是说，财政要充当节拍器而不是发动机。

2、扶持产业发展：确保城镇化所需财政收入的增长。前文提到，城镇化率与财政收入规模呈同方向变化，因此，要提高城镇化率就要增加财政收入，而增加财政收入的根本在于通过扶持产业发展来培植财源。另外，产业发展除了能够为城镇化发展提供坚实的财政支持外，还能够吸纳进城农民就业，稳定社会。因此，产业发展是城镇化建设的“立足之本”。

扶持产业发展，要努力做好以下几点：首先，要通过设立专项产业发展扶持基金，强化财政对新材料、新技术、新能源等企业的支持，提供配套的技术与先进的装备。对于从事现代服务业的中小企业，政府要在产品销售、服务提供方面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增加税后留利，从而带动企业的投资积极性。其次，完善财政投融资体制，以政府信用为依托，多渠道、多形式地进行融资，以创新的方式将这部分资金投入到基础研究开发、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引导企业自主研发等领域。最后，增加对职工的培训投入，设立专项人才储备基金，对区域性的人才培养提供足够的支撑，逐步实现由物质资本优先积累向人力资本优先积累的根本性转变。

3、优化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重点发展民生基础设施。由格兰杰因果分析结果可知，城镇化是财政支出规模的主要原因，即城镇化发展能够促进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而财政支出又正向影响着城镇化率。因此，为进一步促进我国城镇化建设，在财政功能范围内，加大财政支出规模、优化财政支出的结构势在必行。

在财政支出的规模控制方面，要控制规模，从原来的注重速度转向注重质量；在财政支出结构优化方面，要突出以民生为主，逐步实行统一的居民制度，破除身份障碍，实现进城农民的真正市民化，加大对基础教育、社区医疗、城市公共服务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加大针对中低收入者的保障性廉租房、安居工程建设的支持力度，增加对城市供排水、生活垃圾处理等相关基础设施的投入，加强对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

（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财政风险防控与我国国家资产负债表构建研究”〈批准号：13CJY012〉、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8批面上资助项目“预算监督公众参与模式设计与机制构建研究”〈资助编号：2015M581464〉、2014年黑龙江省博士后资助项目“基于资产负债观的财政风险预警模型与治理机制研究”〈资助证书编号：LBH-Z14122〉、2014年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体系与立法模式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4B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哈尔滨商业大学税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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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责任编辑：王光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