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斌，彭 媛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湘潭411105））

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困境的理论分析及改善策略

唐 斌，彭 媛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湘潭411105））

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一种新兴产业，其高风险高收益共生性、需求侧的不确定性、产品的易复制性等特点，在投融资过程中面临诸多制约。从麦克米伦缺口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的多维视角，剖析、解释当前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面临的困境，认为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与风险控制策略应从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培养投融资人才、创新投融资模式、建立健全风险评估与控制机制等方面着手。

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困境；理论分析；风险控制

2014年2月26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该提出，要加强金融服务，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小微企业发展，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鼓励各类担保机构提供融资担保和再担保服务。

在我国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产能过剩，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寻求经济转型新动力的关键时刻，文化创意产业逆势上扬。2014年文化创意产业对GDP的贡献超过5.4%，[1]而这也得益于民营企业在文化创意产业领域的发展。但是，近日由国务院派出的9个专项督查组到江西、黑龙江、广东、湖南等18个省市区的督查结果发现，抽贷、断贷现象突出，企业融资难问题仍是主要问题之一。[2]不难看出，占据文化创意产业大多数的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问题依然严峻，成为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文化创意产业贷款余额只占全国各产业、各行业贷款余额的0.2%，[3]也充分说明了文化创意产业融资的艰难。因此，如何有效解决文化创意产业融资问题，助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则需要更好地理解投融资特点与投资者的风险行为偏好，加强金融服务。

一、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风险收益特点

文化创意产业的内涵在学术界与实践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但大致都围绕文化、创新、创意、产业为核心展开论述。大致可归纳为广播影视、动漫、音像、传媒、视觉艺术、表演艺术、工艺与设计、雕塑、环境艺术、广告装潢、服装设计、软件和计算机服务等方面的创意群体等。红旗大参考编写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大参考》北京红旗出版社，2011年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一种新型业态，产品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无形的版权上，具有高知识性、高增值性和低能耗、低污染等特征。虽然文化创意产业具有广阔的市场发展前景，但作为一种新兴产业，影响文化创意产品价值的因素很多，不确定性很大，仍然需要对其收益与风险特性进行剖析，以便更好地完善投融资体系，有效规避投融资风险。

“高收益高风险”是文化创意产业的鲜明特色，文化创意产品本身普遍具有重复消费特性，市场前景广阔、收益可观，但文化创意产品的易复制性、投资成本大、产品生命周期短、更新换代快等特点，又使得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面临着高风险。以电影市场为例，当年红极一时的电影《泰囧》，其制作成本不过3000万元，票房收入却超过12亿元，《失恋33天》制作成本仅890万元，票房收入却达到了3.44亿元，而后来的喜剧电影《夏洛特烦恼》更是以14.41亿元票房塑造了文化创意产品的高收益典范。然而，文化创意产业并不必然带来高收益，也有可能将投融资双方带入高风险的境地。例如，陈凯歌导演的《无极》，投资3.4亿元，票房收入却只有1.9亿元，动画片《魔比斯环》投资1.3亿元，票房却只有区区365万元。可见，文化创意产品并非都能带来高收益，市场经济规律很好的诠释了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的高收益与高风险共生性。虽然每年我国新成立的文化创意企业数不胜数，但是最终成功的却是凤毛麟角，由于文化创意产业资金回报期长，产品投产后现金流不稳定，风险高，投资者很难对企业的还款能力做出准确评估，与投资者的风险收益偏好行为不匹配。

（二）文化创意产品需求侧的不确定性，与投资者的审慎投资行为不匹配

一方面，文化创意产品蕴含着一种文化价值，是文化与科技、创意与技术、思想与行为的融合，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与前瞻性。作为一种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文化创意产品不同于生活必需品，它并不是刚性需求，能否产生收益、获得利润则完全取决于消费者对产品的价值认识，而对价值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对这类产品的市场需求就比较难以预测。另一方面，消费者的文化程度、性别差异、年龄层次、收入水平、个性需求等决定了其消费偏好。在多元因素的影响下，产品有没有真正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是否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需求，将直接影响企业对市场需求的判断，文化创意产品需求侧的不确定性就会相应提高。例如，2014年姜文导演的《一步之遥》，在上映前预测的票房为20亿元，但消费者口碑两极化严重，最终收获票房5.1亿元与上映前预测的票房相差甚远。需求侧的不确定性加大了文化创意产品的市场风险，使投资者对缺少抵押担保的文化创意企业保持谨慎的态度。

（三）文化创意产品的易复制性，稀释融资质押权价值

文化创意产品特征比较显性，在现代技术水平条件下，很容易被模仿，且传播成本低，尤其是互联网便捷的传播渠道，为盗版产品提供了很大的利润空间，导致每年我国发生的侵权案例都居高不下。特别是在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不完善，维权成本高，而侵权成本低的环境下，给了投机者钻取漏洞的机会。一个好的文化创意产品很容易被复制、剽窃，各种仿制品、山寨产品层出不穷。并以其低廉的价格冲击着正版市场，分流对正版品的消费，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扭曲现象，破坏市场秩序，也间接推高了文化创意产业的投资成本和风险。例如，创作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很难，但是复制、刻录却很简单；一部好的著作可能要花费作者多年的心血，但是盗印盗刷却是再简单不过的机械工作。由于知识产权、产品的易复制性，大大压缩了正版市场的利润空间，使产品的预期收益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在知识产权易受侵害，预期收益无法保证的情况下，企业融资质押权价值会被稀释，企业融资成本、融资难度会增加，投资风险也会相应提高。

二、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困境与风险控制的多维视角剖析

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历来都离不开金融的支持。纵观各发达国家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历程，金融资本为文化创意企业的发展、成长、成熟提供了重要保证。而且，金融资本在历史上也多次挽救文化创意产业于破产危机中，并在其兼并、重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金融支持是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关键，对文化创意产业风险与收益的正确认识，是有效实施投融资策略的重要保障。要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但是，在传统金融服务体系下，对文化创意产业这种高风险高收益行业的投资积极性依然不高。这既受行业自身特点的制约，也受外部融资环境的困扰。需要清醒地分析投资文化创意产业的风险与收益，从不同理论视角剖析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现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完善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策略。

对全市所有作业点进行作业能力评估和安全等级评估，不达标的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未达到整改要求的不予发放作业弹药、不予请示空域。现在全市15个防雹作业点均达标，并通过了公安、安监和气象部门的联合验收。所有的标准化作业点均安装了可视化监控系统和物联网管理系统，并为作业点建设光纤网络，实现作业装备弹药市、县、作业点三级联合监管和公安、安监等部门齐抓共管的局面，确保作业安全和装备弹药储存安全。

（一）麦克米伦缺口理论的视角

1929年，英国为摆脱金融危机的泥淖，成立了以麦克米伦爵士为首的金融产业委员会，经过两年的调查研究，于1931年提交了著名的《麦克米伦报告》，报告指出：“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资金缺口，资金的供给方不愿意以中小企业所要求的条件提供资金。”麦克米伦缺口理论的提出，似乎为全世界中小企业的发展找到了症结所在，然而，这一世界性的难题却直到今天也并没有完全解决，即便是在市场经济成熟、金融体系比较健全的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这一问题也依然存在。“麦克米伦缺口”的表现形式，主要由信贷资金缺口和资本缺口构成。[4]而这实质是一种市场失灵，一种帕累托改进状态。在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条件下，资金的流动应该按照市场的需求配置，根据市场供求状况，及时平衡资金供给与需求。但是，面对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出于自我利益的保护和风险控制动机，资金供给者并未将资金配置到资金需求者手中，由此，供给与需求发生背离现象，这样，融资市场就没有达到帕累托状态。因此，从“麦克米伦缺口”的外在表现来看，它是一种市场失灵。而这种失灵对于中小文化创意企业来说却是致命的，根据沙利文等人(Sullivan，1998)对美国中小企业破产原因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融资问题已成为仅次于经济衰退等外部经济环境的第二大破产原因。[5]从麦克米伦缺口理论的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理解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

从我国实际情况看，文化创意企业多为中小微企业，企业充满活力，极具成长性，但自有资金有限，对资金需求呈快速增长态势，即便能获得银行贷款或者其它渠道融资，也不一定能满足其发展对资金的需求。鉴于文化创意企业的轻资产特性，土地或厂房等固定资产极少或者没有，在融资过程中，只能通过知识产权、版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股权、未来收益质押等方式进行融资，但是无形资产的未来不确定性很大，在没有取得商业成功之前，很难获得投资者的青睐。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与银行规模之间存在着很强的负相关。即银行规模越大，对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积极性越低。在无法顺利实现在正规金融领域融资的情况下，文化创意企业只能转向其他的融资渠道。民间借贷资本市场等非正规金融成了中小文化创意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虽然政府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投资领域，但是民间借贷资本市场毕竟还处于发展初期，运作体系、各种政策措施还不完善，贷款利率高，投融资与风险防控能力有限，使得文化创意企业面临想贷又不敢贷的两难局面。

虽然央行取消了银行贷款利率浮动下限的管制，但是在资本市场紧俏的当下，只有议价能力强的优质企业、国有大型企业才能从银行拿到基准利率下浮的贷款。银行为了弥补利润反向，又推高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对中小企业的贷款经常会要求利息上浮，或者附加搭售银行票据、贷后返存、担保公司追加担保等方式，变相提高贷款的隐形成本，使得银行贷款总成本居高不下，加重了企业的财务负担。[7]这种情况的存在，说明一方面中小企业面临着资源配置中的规模歧视；另一方面也面临着所有制身份的歧视（包括小企业中大量的民营企业）。其结果是，只有支付更高的成本才有可能分享剩余资源配置权。[5]以至于出现信贷资金在流入实体经济之时的分配失衡，出现“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马太效应”。

（二）信息不对称理论的视角

信息不对称是指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市场主体对有关信息了解的差异性，容易产生“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影响社会的公平、公正。

所谓逆向选择即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制度安排不合理等所造成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扭曲的现象。“逆向选择的实质是市场交易一方利用信息优势使自己受益而对方受损的情况，而信息劣势一方便难以做出交易决策，于是价格便随之扭曲，并失去了平衡供求、促成交易的作用，进而导致市场效率的降低。逆向选择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表现为一些和常规不一致的现象，即降低商品的价格，消费者也不会做出增加购买的选择，提高价格，生产者也不会增加供给的现象。”这一理论常见于二手车市场和保险市场，同样也适用于解释文化创意产业的投融资过程。

众所周知，文化创意企业多为中小微企业，发展状态良莠不齐，企业的风险系数、信用状况、产品市场、盈利能力、资金偿还能力等信息难以被投资者完全掌握，投资者便只能根据市场平均风险水平来制定投资条件。在投资者难以区分企业质量状况的条件下，质量较低的企业为了获得融资，通常会以高于市场利率的方式来获取融资，推高融资成本，而优质企业却可能因为融资成本高于风险承受能力而转向其它融资渠道，这样市场上就只剩下质量状况较差的企业，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柠檬效应”。在信息不对称、缺少优质企业的投融资市场上，投资者只能选择审慎投资行为，宁愿选择不投或者少投的方式来降低自身的风险。从而造成在大量资本苦于没有好企业可投时，相当多的企业却由于资本匮乏而举步维艰的现象。

道德风险，源于激励的不协调和不确定性的结合——或者，正如Arrow所说，它源于“风险和决策的混淆”。[6]在投融资市场上是指借贷双方签订合约后，借款人利用信息优势，采用隐藏行为，违背合约要求，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的同时，给贷款人造成损失的行为。Mukesh等曾指出，企业项目投融资过程中道德风险问题比逆向选择问题更严重。[7]只要市场经济存在，道德风险就不可避免，“因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有被私有化的危险”。

道德风险在文化创意产业融资市场上通常表现为下列情况：一是违反借款协议，私自改变资金用途，企业获得融资后，资金并未按贷款协议合理使用，产生与预期不同的风险，使得风险控制难度增加。二是借款人隐瞒投资收益，逃避偿付义务，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隐瞒真实经营收入，编制虚假财务报表，使投资者难以把握企业真实情况。三是文化创意企业普遍规模较小，多为企业家独自所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代理成本，但是缺乏风险分担者，抗风险能力弱，容易形成向信贷者转嫁风险的冲动。在贷款到期无力偿还时，通过多种方式逃废贷款，使投资方蒙受损失。

（三）交易成本理论的视角

交易成本理论作为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不光是解释了一种经济现象或为企业提供了一种治理路径，更重要的是它能帮助解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奥利弗·威廉姆森指出，为了确保交易活动的正常进行，交易双方需要建立各种契约关系，这些契约关系的建立和实施必然会产生一系列费用，包括合同的起草、谈判等活动产生的费用，对合同的条款进行修改、补充产生的费用，以及为了维护契约的正常执行所发生的费用等。[8]结合文化创意产业的投融资特点，从交易成本的视角剖析有助于我们能更清晰的了解投融资双方的利益偏好和合作对象的选择动机，有助于投融资双方更理性的对待合作。

科斯认为，“市场交易成本主要由信息成本和讨价还价成本构成，在现实生活中，信息是不完全的，市场存在不确定性，没有一个决策者能够立即知道或自动地知道谁会买卖一种产品或以什么条件买卖。”投资者要花费大量成本搜集企业信息，要对文化创意产品的发明与创新的可行性、市场前景、商业规划等作相关分析与研究。介于有限理性的认识，投资者不可能对文化创意企业的信息了解得面面俱到，也无法预知未来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也不能总是计划周详并有效的做出恰当的反应。那么只能通过合同、谈判、监督等方式来弥补，但是在信息不对称、市场征信体系尚不健全情况下，每一个环节的费用都有可能高于正常情况下的费用，势必会增加交易成本。

在交易的过程中，“因为至少部分个体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威廉姆森，1975，1979），交易的潜在收益有可能无法实现，尽管合作提高了从交易中得到的价值”，然而，交易中所隐藏的机会主义倾向，使得交易者都有从交易中攫取尽可能大的利益的潜在动机。所以，在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过程中，不能期望每一个交易主体都能行为自觉。当然，按照威廉姆森解释，“并不是所有个体都存在机会注意倾向，但是有限理性决定了很难区分诚实可信的和投机取巧的行为，这使得对机会主义行为保持警惕成为谨慎的做法”。

受有限理性、环境变迁、机会主义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使契约的有关最终成本或绩效的条款都是不确定的，也使完全契约变得不可能。不确定性越大，可能产生的交易成本也越大，因为不确定性的存在可能会降低企业讨价还价的能力，进而削弱企业在融资过程中降低交易成本的效力。由于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在对文化创意企业的投资过程中，投资者可能对价格会附上一笔风险溢价，使得交易成本增加。毕竟融资需求越大时，投资者会要求更大的收益。

交易成本的增加，实质是一种市场资源的浪费，因为任何一方都不可能从增加的交易成本中获取更多的利益。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困境固然有难以把握的市场缺陷，但是自身的特点也决定了其所面临的投融资问题。

三、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困境的改善策略

（一）加大政府支持力度

一是加大财税支持力度。增加文化创意产业专项资金规模，加大对文化创意企业的支持力度。开展文化创意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对经认定的文化创意企业，实行税费减免。二是加强金融服务。加强对符合产业政策导向的文化创意企业的信贷支持和金融服务，采取多种方式，逐步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改进金融服务。对被认定为重点文化创意企业的，在贷款申请、审贷手续等方面尽量简化，在授信额度上可适当放宽。三是扶持有潜力、有前景的中小文化创意企业发展。加大面向中小文化创意企业的资金支持力度，创新金融产品，规范中小文化创意企业发展，通过知识产权、版权、收益权质押等方式予以扶持，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高附加值的文化创意企业。四是鼓励民间借贷市场发展，建立健全相关扶持政策，拓宽文化创意企业的融资渠道。但是也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民间融资和非法集资进行界限划分，既要鼓励民间借贷市场的发展，也要严厉打击非法集资行为，维护民间借贷市场秩序。

（二）建立专业投融资人才培养机制

一是建立投融资人才教育与培训体系。教育与培训内容包括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政策、银行信贷、文化保险、文化出口等。邀请投融资领域的专家或实践者进行授课，使工作人员深入了解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知识、政策，有效掌握如何实现金融资本与文化创意产业的有效对接，提升文化创意企业的投融资能力，为降低文化创意产业投资风险，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奠定人才基础。二是引进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人才。引进既了解金融知识，如创投、风投、产权交易、股权融资等方面的知识，又能将文化创意及开发运作熟练掌握的复合型人才，同时，制定文化创意企业、机构、团体人才引进专项计划，对引进的人才实施表彰奖励。鼓励研发更多能够满足各层次文化创意企业融资需求的金融产品。

（三）创新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模式

一是鼓励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模式创新，设计适合文化创意产业特征的金融产品，提升金融机构管理理念，改变以现金流控制、物权控制为主的资信评估理念，积极探索知识产权、未来收益质押权、商标权、版权、专利权、股权等融资工具，设计多元化的投融资模式。二是构建以国有银行、保险公司、各大商业银行、信托、基金等多种所有制和经营方式并存的多元化金融服务体系。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引导社会资本设立新型金融机构，增强金融市场供给能力和资源配置效率，满足文化创意企业的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三是探索建立证券化融资模式，将融资主体看做是由多个不同资产模块组建而成的系统集成体，从自筹资金向产业基金、定向增发、兼并收购、资产重组、资本运作及政策扶持等相结合的发展模式转型。证券化融资模式可以运用多种金融工具，在不同时间段进行灵活融资，使文化创意产业项目获得多个不同类型的投资主体进行投资。[8]

（四）建立健全风险评估与控制机制

认真分析和研究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特点和趋势，建立投融资风险监测系统，不断提高抵御风险的综合能力，维护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一是建立健全文化创意产业信用风险评估体系，包括对企业的盈利能力、营运能力、管理能力、企业诚信、顾客满意度、产品质量、还贷信息等方面对企业信用进行分析、评估。例如浙江泰隆商业银行在多年的实践中，创新出一套独特的“读三表”、“看三品”小额信贷管理工作法。泰隆的客户经理了解企业的实际生产经营情况，看的是水表、电表、海关报表，而不是财务报表，从水、电用量及变化，了解企业的实际生产经营状况，外贸企业还要看海关报表；再调查企业主的人品信不信得过，产品卖不卖得出，押品靠不靠得住。二是要完善市场风险分析报告制度，根据需要分阶段、分时段提交市场风险报告，在报告事项、数据全面性、准确性方面要进一步加强，拓宽信息获取渠道，丰富市场风险报告内容，全面掌握行业市场风险管理现状，强化市场风险的报告制度。三是完善担保业务风险控制机制。加强调查评估，严格担保审批，严格按照担保合同执行、履约，对被担保企业实施有效担保监控。

[1]陈少峰,张立波,王建平.中国文化企业报告2015[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173.

[2]九位组长奉国务院命督查回京发现哪四大问题[EB/OL]. http://news.ifeng.com/a/20160601/48895381_0.shtml.

[3]李为.文化创意产业的融资困境[J].中国金融,2016(6):98.

[4]红旗大参考编写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大参考[M].北京:红旗出版社,2011:211.

[5]陈国平著,钱江东去——浙江金融发生了什么[M].北京:红旗出版社,2011:49.

[6]阮铮.美国中小企业金融支持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29.

[7]刘晓燕,姚志坚.商业银行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互动发展——基于“麦克米伦缺口”的视角[J].理论学刊,2015 (8):59.

[8]邓向荣,周密.“麦克米伦”缺口及其经济学分析[J].南开经济评论,2005(4):64.

[9][美]奥利弗·威廉姆森.生产的纵向一体化：市场失灵的考察,载[美]奥利弗·威廉姆森,[美]斯科特·马斯滕.李自杰,蔡铭等译.交易成本经济学经典名篇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5.

[10]Mukesh Bajaj,Chan Yuk-Shee,SuDipto Dasgupta.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wnership,financing decisions and firm performance:A signaling model[J].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1998,39(3):723—744.

[11]付俊超，等.产学研合作运行机制与绩效评价研究[M].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1:18.

[12]叶朗.中国文化产业年度发展报告2015[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401.

（责任编辑：罗蕾）

O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Improvement of the Dilemma in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of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ies

TANG Bin,PENG Yuan
(SchoolofPublicManagement,XiangTan University,XiangTan,Hunan 411105)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ies(CCIs),as a newly emerging industry,have such characteristics as the symbiosis between high return and high risk,uncertainty in demand,easy-duplicated products,and facemany restrictions in the process of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From the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of Macmillan Gap theory,Asymmetric Information theory and Transaction Cost theory,the article analyzes and explains the current plights of the CCIs investmentand financing.It is assumed that due improvement of CCIs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and risk control will be obtained so long as to strengthen government’s support,to cultivate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talent,to innovate the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mode,and to establish and perfect the risk assessment and controlmechanisms aspects.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ies;investmentand financing dilemma;theoretical analysis;risk control

F830；G114

A

1008-2107(2016)06-0050-06

2016－11－05

湖南省科技计划软科学面上项目“湖南省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及政策研究”（2015ZK3024）

唐斌（1986—），男，贵州铜仁人，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科技政策，绩效评估；彭媛（1992—），女，湖南长沙人，湘潭大学公共管理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科技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