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翠兰

（泰山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 山东 泰安 271021）

·理论探索与创新·

中国梦提出的国际背景
——世界现代化模式多元并立与探索“进行时”新格局

倪翠兰

（泰山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 山东 泰安 271021）

新世纪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世界各国对自己的发展模式进行大力调整和新探索中，世界现代化多元模式并立的格局更加明显：自由主义模式的霸权地位受到重创；非自由主义实践与探索取得一定成效——莱茵模式呈现出一定的适应力，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与东欧国家分道扬镳并成为金砖国家；拉美大力进行第三条道路的探索与实践；中东经历“阿拉伯之春”却依然没有走上自由主义道路；中国模式及国际影响力得到普遍认可。同时，多元格局下的世界现代化模式还处于探索“进行时”的动态调整之中。这一新格局、新态势，不仅为中国大胆追求自己的中国梦提供了宽松的舆论环境和有利的国际时机，也为中国梦的追求提供了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现代化新格局 百花齐放 探索进行时 中国梦

现代化是18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世界发展潮流，也是中国共产党持之以恒的执政追求。在这一追求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曾先后确立工业化、四个现代化、全面发展、五位一体发展等目标，把现代化建设从经济向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步步发展与深入。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又提出了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是新时期中国的新追求，在现代化发展目标的视野下，中国梦既是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对中国现代化提出的战略思想，更是在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的基础上中国下一步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中国梦不仅立足中国，还把中国的发展追求列入了国际视野、融入了国际元素和衡量标准，它不仅要实现国强、民富、社会公正、人民幸福，还要实现“民族振兴”。

从国际视野审视，中国梦的实质是在使中国成为国强、民富、人民幸福的现代国家的同时，还要引领中国成为现代世界舞台上的大国与强国，改变鸦片战争以来的世界边缘地位。为此，中国要用自己的发展繁荣促进世界的发展繁荣，中国要通过自己的发展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中国要用自己的和平发展、可持续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谐与可持续发展，中国要用自己的国际影响力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和谐，充分发挥大国的世界责任和国际担当。因此，民族振兴的追求把中国的发展纳入了世界体系和衡量标准，大大延伸了中国发展目标的广度、提升了中国发展目标的高度。

关于中国梦提出的背景，学者大多从国内研究，涉及国际背景的，主要有胡宗山的《论实现“中国梦”的国际机遇与挑战》（载《社会主义研究》2013.5），文章的视角是国际关系与国际格局。此外，张幼文的《中国梦的国际内涵与世界意义》（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4.4）和郭树勇的《中国梦、世界梦和新国际主义》（载《国际观察》2014.3）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涉及。确实，作为加入了国际元素和国际追求的中国梦提出不仅有现实的国内基础，也有深厚的国际背景，它是新世纪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现代化的新格局、金融危机后新的世界经济形势下提出的，这一新格局既是中国梦提出的国际基础，也彰显了中国梦的国际意义。本文拟就中国梦提出国际背景——世界现代化的新格局加以探讨。

世界现代化进程最早是从西欧、北美启动的，最早的现代化（也称“西化”）模式是单一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20世纪30年代，伴随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世界现代化呈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两极对立格局。20世纪80年代后，伴随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又出现了东亚模式和中东模式（没有工业化的现代化或石油支撑的现代化），西方发达国家内部也出现了莱茵模式、英美模式的区分，世界现代化呈现出三大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模式下的多元格局。冷战结束后，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衰亡，转型国家（包括苏联、东欧、拉美、非洲）纷纷在华盛顿共识的指导下采用欧美模式，世界现代化形成了“历史终结式”的资本主义模式“一强独大”格局。但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印度模式、中国模式纷纷登台，资本主义模式渐渐褪色，世界现代化又重新呈现多元并立的格局。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应对危机引起的经济衰退和振兴经济的过程中，现代化模式多元并立格局不仅更加清晰，各模式内部也呈现出明显的探索与调整“进行时”态势，世界现代化呈现出新的格局。

一、西方自由主义模式光环减弱与褪色

首先，自由主义模式在转型国家实践中失败。冷战结束后，美国把自由资本主义模式总结为“华盛顿共识”，在转型国家大力推广，但在拉美、中东欧等地区却没有达到药到病除的效果。在中东欧国家，由于欧盟与美国的大力扶持，曾取得比较大的成效（1994年绝大多数开始了经济复苏并持续了15年的经济增长，国家实力提升，国民生活改善、与欧盟国家的差距变小，市场经济与民主体制得以巩固，并纷纷加入了欧盟），被西方作为了转型国家成功的样板。但伴随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与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中东欧各国被迫加强对经济的强力干预，市场主义失效。

其次，自由主义模式在西方发达国家运行乏力、绩效不佳。新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迅速，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却增速缓慢，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暴露了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弊端，这既包括全球经济的运行体制，也包括市场经济的指导原则。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先是通过银行救助、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来挽救经济，然后实施了以加强银行监管、医疗保险改革和新能源计划改革来遏制经济下滑、解决高失业率问题，但绩效不佳，2010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仅为2.6%，失业率却高达9.2%。危机中的乏力乏术，再次证明美国倡导的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失灵。危机也使日本的“出口立国”模式崩溃、经济急剧恶化，日本民主党和部分评论家猛批美国金融资本主义模式及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鸠山由纪夫指出：“这次世界性经济危机是由冷战后美国所推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的破产所导致的。”[1]金融危机后民主党政府任命的日本驻华大使、原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董事长丹羽宇一郎认为，资本主义并非最好的经济制度。2009年上台的日本民主党鸠山首相在施政演说中称“要向保护国民生活与安全免受市场至上主义伤害的方向转变政策”。[2]危机中的法、德等欧洲国家则积极与新自由主义拉开距离，主张回归欧洲传统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法国总统萨科奇等还提出要重建资本主义。

可以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来，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发展模式遭到普遍怀疑和指责，自由主义不仅在资本主义的外围、也在资本主义的大本营受到了重创。

实际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就遭到了贴心盟友的否定。原日本财务省财务官、号称“日元先生”的金融专家榊原英资在1993年就尖锐地指出：日本在金钱至上、弱肉强食的“美国化”过程中，产生了“系统腐败与制度疲劳”，要彻底改革，日本不能实行“美国式自由竞争意识形态主导的改革”。在英国，以布莱尔为首的工党1997年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新战略，声称要在坚持自由市场经济的同时，注重缓解分配方面存在的尖锐问题，要允许国家干预经济事务以避免社会分裂，英国要走一条居于国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中间的道路。可以说，布莱尔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是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发展战略面临一系列挑战情况下在西方提出的一种替代发展战略或发展模式，是自由资本主义的核心阵营对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否定。2008年以来的危机则强化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对自由主义模式的否定态势。

总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不仅在世界、而且在其核心国家都遭到指责甚至公然扬言放弃，霸权主义态势彻底丧失。

二、非自由主义的探索取得明显成效

（一）莱茵模式显示出一定的适应力

莱茵模式是指以德国为代表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不同于美国倡导的自由主义模式，它一直坚持市场自由竞争和适当的国家干预相结合，在自由、效率和社会公平之间寻求平衡，并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来保证社会的稳定。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这一模式一直遭受“德国病”①的困扰，但2005年德国进行了以减轻企业负担、促进劳动就业市场灵活化为目标的税收、劳动就业市场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体制改革后，这一模式的弊端得到缓解，失业率下降，政府预算在2008年也达到了平衡，经济竞争力增强。由于经济对外依存度高（2008年为47.2%），德国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同样受到了重创，2009年德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下降4.7%，出口下降14.3%，失业率上升至8.2%。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德国进行了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框架进行了改造，重建了世界市场和金融秩序，对劳动市场管理和社会保障体系进行了结构性变革，来刺激经济的复苏。在经济明显复苏后，政府又及时而坚决地退出经济刺激计划。在以上举措下，德国迅速从危机中走了出来：2010年，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6%、出口增长了14.2%、登记失业率下降到7.2%，2011年德国出口总值同比又增长了11.4%、登记失业率下降到5.5%、通货膨胀率为2.3%。可以说，危机中的德国充分发挥莱茵模式的特色，一方面高举社会市场经济的旗帜，同时又大力进行削减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的改革，形成了大规模的财政紧缩和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整体格局，并大力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来提高经济竞争力和就业水平等，使德国快速地走出了危机。

德国在应对危机中的表现及危机后的良好发展证明了莱茵模式具有比自由主义模式更大的适应力与活力，在欧盟内也得到了广泛认可。

（二）拉美各国放弃了对新自由主义的迷信、大力进行第三条道路的新探索

拉美各国的现代化历程艰辛、模式多变，20世纪90年代曾经在华盛顿共识的指导下大力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虽使经济获得了一定活力，但却增长缓慢、财政不稳定、社会分化严重，转型之后的拉美国家在自由主义实践中仍然没有实现可持续发展而走出“发展陷阱”。世纪之交，各国纷纷放弃了对新自由主义的迷信，抛弃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教条，开始探索符合自身的务实发展战略。在这种探索中，以委内瑞拉查尔韦斯为首的一批左翼政府先后上台，声称要走英国布莱尔倡导的第三条道路，要捍卫国家主权和资源、要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国家要适度干预经济事务以避免社会分裂。拉美发展模式明显左转，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大幅退潮。

在委内瑞拉，查尔韦斯在1998年以“第三条道路”作为了竞选总统的旗帜，上台后以此为指导颁布了《改革方案》以及宪法，声称：民主制度已不适合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要把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更好地结合，让市场与国家联手发展经济，充分发挥国家在社会发展协调方面的作用；要建立一个以公正原则为基础的国家制度，保证所有委内瑞拉人都享有高质量的生活；要进行合理的贸易开放，要处理好经济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关系。这是一种以人为中心、市场机制与国家作用结合、实行合理开放的发展模式，与政治自由化、市场自由化、企业私有化、国家作用最小化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明显不同。它是委内瑞拉放弃新自由主义的标志。

继委内瑞拉之后，2000年智利社会党拉戈斯、2002年巴西劳工党卢拉、2003年阿根廷正义党基什内尔、2004年乌拉圭自由竞选联盟巴斯克斯、2005年玻利维亚、2006年尼加拉瓜和厄瓜多尔的左翼政府先后上台。这些政府都普遍加强了国家对社会的调控、实行了一定规模的社会救助与社会保障等，激进的如查韦斯收回了石油、天然气的勘探与开发权、扩大了国有经济、支持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推进民生改革等，温和的则强调经济的自主性、发挥国家宏观调控、改进社会政策等，都明显放弃了对新自由主义原则的坚守。

与左翼政府上台放弃新自由主义战略相对应，拉美思想界也进行了新的理论重构，这一重构以20世纪90年代初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集体创作的《生产改造与公正相结合》出版及哥伦比亚经济学家奥坎波的论文《超越华盛顿共识——来自拉美经济委员会的观点》（1998年）、《再论发展议程》（2001年）为标志。这一新理论在批评新自由主义发展理论的同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拉美发展的新理论主张，如强调民众的归属感，注重市场与公共利益的新平衡及全球化与多样化的均衡，强调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自主权，推动生产与产业结构调整，关注社会进步与民生改善等。既包含对新自由主义发展理论的“破”，更是对拉美发展理论的新探索。

总之，新世纪以来，作为美国后院拉美的新做法、新主张，表明拉美已经抛弃了对新自由主义的迷信，已经开始了对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与模式的理论探索与实践，这种探索与实践必将重新改写“拉美模式”的内涵。

（三）俄罗斯明显偏离西方、重归特色发展道路

20世纪90年代，苏东整体开始了向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转变。历经20多年后，这一转变呈现出了明显的同途殊归格局[3]：都把建立以多党制、议会制、分权为主要内容的西方民主制度和以全面私有化、自由化的市场经济体制作为追求的目标，都进行了体制改革及发展道路的探索；但结果却大不同：俄罗斯为代表的原苏联国家在政治上最终建立起来的是以总统权力为核心、具有明显威权政治特征的“可控民主”，经济上建立的是政府控制干预与管理下的市场经济，对战略性的资源部门重新实行国有化，明确偏离了自由资本主义模式，东欧国家却普遍形成了欧美式的多党制与议会民主制，建立起了私有化、自由化水平比较高的自由市场经济。

苏联解体后，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新俄罗斯人大力追求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与市场化及民族自决，并用“休克疗法”开启了俄罗斯向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与体制完全西化的转变，并幻想通过这种转变被西方国家接纳。但随之而来的是整个90年代的经济下滑与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社会混乱与社会分化严重、政治不稳与民族分裂甚至内战，还有美国的排斥，国家、社会、人民都没有从社会转型中获益，人民渴望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有保障的生活。1996年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40%的人支持国家计划基础上的经济，在民主与秩序之间，近80%的人选择后者，选择1990年前制度和西方民主制度的，分占41%和27%。1999年普京上台后，大力改革，政治上建立起了以总统权力为中心、一党优势制的“可控民主”体制，意识形态上领袖成为了国家形象的象征，并形成了被民众认可的“俄罗斯新思想”，经济战略上则立足于俄罗斯的现实，对重要资源部门实行国有化，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与调控。经过普京的大幅度调整和治理，俄罗斯不仅实现了社会稳定，并且摆脱了叶利钦时代的经济低迷，2000-2007年，俄罗斯GDP年均增长率接近7%，从2000年以来，俄罗斯经济一直呈现出中高速增长态势，并成为了金砖国家。2008年金融危机对俄罗斯经济虽也造成了很大打击，2009年俄罗斯GDP下降7.9%，但经过2010—2011年的调整，2011年俄罗斯经济已恢复到了2008年危机前的水平。

在实现了社会稳定与经济一定程度增长的今天，俄罗斯人对发展目标的追求开始理性，2005—2011年间的7次调查显示，要求实行欧式民主的只占被调查者的20%左右，认可前苏联制度的占10%以上，而40%～50%的国民要求实行适合俄罗斯国情、具有俄罗斯特色的独特民主化形态。国民政治关注的焦点已不再是西式民主制度的实现，而是消灭腐败与实现社会公正、过富裕的生活等。

普京主导下的可控民主、俄罗斯新思想及经济的国有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与调控等表明，俄罗斯在实验西方模式并充分品尝了其苦果后已放弃了“投奔西方”和西式发展追求，通过调整与探索，重新回归了自己的本位，实现了政治与社会稳定和经济中高速发展。

三、中国模式及国际影响力被普遍认可

2004年5月雷默提出“北京共识”，中国模式出现。中国模式既是国外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来经济高速发展关注和研究的结果，同时也引起了国外学者对中国发展的更广泛关注与进一步探究。近年来，在国外学者对中国发展的研究与解读中，呈现出了对中国模式及国际影响的普遍肯定的态势。

首先，独特的中国模式被国际学者给予了普遍肯定。美国普渡大学教授洪朝辉认为，中国开创的发展道路是建立在特殊的中国体制与文化之上的，既非教科书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非西方典型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之上的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杂交的混合经济。它是看得见的手（权力）和看不见的手(市场)互相杂交之后所产生的一种新的独立经济形态，并受到中国的孔孟文化、政党文化和商品文化的三重影响，所以有可能不是过渡的和暂时的，而可能是相对独立和持久的。[4]弗朗西斯·福山2010年12月19日在复旦大学的题为《中国模式的特征与问题》的演讲中指出：“我不认为‘历史终结说'已经被推翻，但我在写那本书的时候确实没有提到中国模式”。同时，他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的再版序言（2014年）中，也明确指出：“唯一可与自由民主制度进行竞争的体制是所谓的‘中国模式'”[5](P4)。

其次，国际学者对中国模式的国际影响力也给予了明显的肯定。“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美国学者约瑟夫·奈2008年2月对记者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也被一些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6]雷默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足可仿效的成功榜样，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新加坡学者郑永年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已渐被第三世界国家认可与借鉴。[7]俄罗斯经济学院教授弗拉基米尔·波波夫2006年9月25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中国的发展模式，或者说东亚的发展模式，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因为这种模式引发了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一轮增长……这种模式与美国开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处方可谓背道而驰。”[8]俄罗斯媒体则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具有无法抵抗的诱惑力，因为这种模式诱发了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一轮增长”。[9]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说：“虽然西方国家抱怨中国推进民主改革方面步履缓慢，却无法掩盖中国人比批评者更具竞争力、更有效率、更能适应非洲商业环境的事实……不仅是非洲需要向中国学习，西方也有很多需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说，中国非常成功地走出了自己的路，这是中国自己的模式，是其学习的榜样。

总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由于中国在危机中受打击较少、经济回暖迹象较为明显，中国模式进一步受到推崇。中国模式及国际影响已得到国际学者的普遍肯定，认为它是与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并立甚至比自由资本主义模式更具影响力的模式，德国社会学家韦尔策就认为，中国模式有可能成为比西方模式更具魅力的模式。[10]

它表明，中国模式已经成为世界现代化新格局中的正式一员甚至是重要成员，中国的成功不仅得到了国际普遍认可，还成为了发展中国家的榜样，激励了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去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模式的崛起对新自由主义的霸权态势形成了严重冲击。

四、“阿拉伯之春”冲击后的中东没有走上自由主义发展道路

中东是世界现代化舞台上的独特一员，借助丰厚的油气资源，中东形成了无工业化、民主的现代发展格局，直到20世纪末，中东仍是世界上君主制、威权政体最集中的地区，但新世纪的头十年末，中东却独自形成了广泛的、被西方称作“阿拉伯的觉醒”或“阿拉伯之春”的民主化潮流，成为了新世纪世界舞台上的大变动，大有改变世界政治生态之势。

“阿拉伯之春”以2010年12月突尼斯一些城镇爆发动乱、本·阿里政权被民众推翻为开端，接着，阿拉伯国家的民众纷纷以“民主”和“经济”等为主题走上街头示威，并要求推翻本国专制政权，运动遍及整个中东。在这一运动中，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巴林等国的运动规模大、持续时间长，且埃及、利比亚、突尼斯、也门四个国家的原政权被推翻，叙利亚的武装冲突至今一直持续，但阿尔及利亚、约旦、沙特阿拉伯、伊拉克、毛里塔尼亚、阿曼、摩洛哥、科威特、黎巴嫩、苏丹等国则只是发生了一些抗议示威活动，这些活动都因政府的让步或示威规模不大而逐渐平息，尤其是巴林、卡塔尔、沙特等君主制国家，经历短暂的混乱后政局迅速回归平稳。

这场运动不仅波及了中东所有国家，且以追求民主为旗号，因而被西方国家普遍看好，期待它能够使中东投入西方大家庭，期待它成为“民主第四波”改变世界政治格局。但轰轰烈烈的运动之后，中东的君主制国家无一改变政体，威权政体倒台的国家也没有实现民主政体下的稳定，中东仍然保留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政治传统，更没有走进民主化的春天。

由上可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应对危机引起的经济衰退和振兴经济的过程中，世界现代化的各种模式都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与变化，美国一直倡导与推广的自由主义模式光环减淡、褪色，莱茵模式因其出色表现得到欧洲国家的认同，中国模式及国际影响得到普遍肯定，拉美各国放弃了对新自由主义的迷信，大力进行第三条道路的探索与实践，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放弃了对西方的投奔、寻求到了可控民主下的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经历了阿拉伯之春冲击的中东未改变总体政治格局。

五、结论

总之，新世纪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在应对危机中的表现与绩效不仅进一步证明，现代化没有统一模式，各国需要用各国自己的智慧去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同时也表明，评价现代化模式的好坏与否要看绩效，而不是人为标准。各国的发展基础与程度不一、环境不一、需要克服的难题不一，各国的发展需要各国用自己的智慧去探索和实践成功的路径。金融危机促使了世界现代化模式的广泛和深度调整，使现代化发展进入了探索“进行时”，多元并立格局下各模式之间的关系“度”也在不断调整之中。金融危机冲击之下，中国应对危机的能力再次彰显了中国模式的绩效、表明了中国模式对中国的“适应性”，赢得了世界的普遍认可，也被世界给予了更多的期望。在世界现代化这一模式多元并立与探索“进行时”的新格局，不仅为中国大胆追求、实现自己的强国梦提供了宽松的舆论环境和有利的国际时机，也为已有一定国际影响力和带动了世界发展的中国大胆追求提供了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中国可以通过自己的路径实现自己特色的发展；中国可以通过自己的发展而成为有国际影响力和做出更大贡献的世界大国；中国可以并且能够通过自己的发展繁荣促进世界的发展繁荣、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中国可以并且能够通过自己的和平发展、可持续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谐、可持续发展；中国可以并且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和谐，充分发挥大国的世界责任和国际担当，中国可以并且能够成为现代世界舞台上的强国。因此，中国应该大力追求成为眼前愿景的民族复兴。一言概之，世界现代化格局的新变化是中国梦提出的综合国际基础。

注释：

①指由于高社会福利引起的经济增长水平低、失业率高、公共债务高、财政负担加重、市场活力不足、社会福利开支高及劳动成本高等。

［1］刘江永.美国金融危机后日本的反思与摸索［J］.现代日本经济，2010（5）.

［2］日本首相鸠山首次发表施政方针演说［N］光明日报，2010-1-30.

［3］殷红.民主化先行式转型之评析——苏东剧变20年后的反思［J］.辽宁大学学报，2010（3）.

［4］洪朝辉.“中国特殊论”颠覆西方经典理论［J］.廉政瞭望，2006（10）.

［5］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6］吴江.世人争谈“中国模式”［J］.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09-2-9.

［7］郑永年.“中国模式”概念的崛起［J］.新加坡联合早报，2004-4-2.

［8］国外热议“中国模式”及其启示［J］.光明网，2008-3-28.

［9］王新颖.国外学者热议“三大预言”与中国模式［J］.人民论坛，2009（6）.

［10］萧虎.贯穿21世纪头十年国际政治思潮的四条主线［J］.当代世界，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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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07-9106（2016）11-0017-06

*本文为2014年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中国梦提出的时代背景研究——基于现代化节点视角”（14JD710037）的阶段性成果。

倪翠兰（1967—），女，泰山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副院长，主要从事国际政治、中国政治和世界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