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介甫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一次伟大的历史事件。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自1934年10月至1936 年10月，前后经历整整两年时间，纵横驰骋于湘、桂、黔、滇、川、甘、青、宁、陕等十一省（区），通过了苗、瑶、壮、侗、水、布依、土家、仡佬、白、纳西、彝、藏、羌、回、裕固等十余个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的地区。红军在四川少数民族地区活动时间尤长，自红一方面军 1935年4月30日由云南巧渡金沙江的绞车渡，进入凉山彝族地区，至1936年8月，红二、四两个方面军走出茫茫草地，抵达川、甘边境，红军在四川民族地区历时近一年零四个月，活动于数十个县内，与藏族人民结下了浓厚的友谊。

与活佛结相知

格达是甘孜县白利土司家庙住持活佛，法名洛桑登真·扎巴他耶，是藏族上层爱国人士的代表。他1902年出生于四川甘孜县生康乡德西底村的一户贫苦农奴家庭，七岁移居白利寺，作为第三世格达活佛座床，十七岁到西藏噶丹寺学经，是格鲁派（黄教）的虔诚信徒。

在红四方面军三十军所属部队长征经过甘孜地区，准备进驻白利土司官寨前夕，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竭力挑拨红军与藏民关系，并对红军进行种种污蔑宣传，致使格达活佛对共产党的政策和红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不大了解，他怀着疑惧的心情，在寨子里悄悄地隐藏起来，想看看实际情况再说，红军进驻土司官寨后，秋毫无犯，认真保护喇嘛寺庙。格达活佛看在眼里，渐渐地消除了疑虑，准备回到寺庙去。碰巧在过河时，他遇见了几位红军领导干部，于是上前去通过通司（翻译）和红军攀谈起来。当他从几位红军领导干部口中弄清了红军是劳苦群众的军队，经过藏区是为了北上抗日以拯救中华民族后，深为感动，对他的随员说：“我作为活佛，是用佛经超度人们的灵魂到极乐世界去，而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军队。我们的信仰虽然不同，但都是为了穷苦群众。”

回到寺里，他见经堂、佛像等完好无损，更增添了对红军的敬仰之情。从此，格达活佛积极向藏胞宣传红军的政策，帮助红军张贴告示和标语，并替红军探听敌人消息，派人召回受反动宣传蒙蔽而逃匿深山的村民，要他们安心生产，同时动员白利寺所属藏族群众多吃野菜，把粮食献出来支援红军。在1935年下半年至1936年的半年多时间内，白利寺所属僧俗群众交献的“拥护红军粮”计有青稞134石，豌豆22石，支援军马15匹，耗牛19头。 1936年4月17日，红四方面军为感谢格达活佛领导下的白利寺支援红军所作的特殊重要贡献，特发布文告：“查白利喇嘛寺联合红军共同兴番（即藏族）灭蒋，应予保护，任何部队不得侵扰，违者严办。切切此布！”

格达活佛热忱支援红军的事迹，很快传遍了甘孜藏区，受到红军指战员的高度重视和赞扬。不久，朱德总司令到了甘孜，他亲自前往白利寺看望格达，和他亲切交谈，勉励他为藏族人民的翻身解放而努力奋斗。现存甘孜州的一幅藏族“唐卡画”，便再现了朱总司令与格达活佛促膝谈心这一历史画面。在与朱总司令谈心后，格达活佛工作更加积极、认真。甘孜地区的博巴中央政府创立后，他曾担任过政府中的重要领导职务。

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北上后，白色恐怖重新笼罩甘孜地区。在甘孜、炉霍、道孚等县一带，红军留下来的伤病员共有3800名左右，虽然其中很多同志先后不幸落入敌手被害，但藏族人民并没有被反动派的血腥镇压所吓倒。格达活佛始终坚定跟党和红军走的信念，牢记朱总司令的教诲和临行前的嘱托，带领藏族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去保护红军伤病员。格达活佛把甘孜县绒坝岔的红军伤病员接到白利寺居住治疗，并且组织群众手持明火枪、大刀、长矛等土制武器守卫各个山口，保持高度警惕，防备敌人袭击。红军重伤员住在白利寺，由格达活佛用藏医药亲自治疗；轻伤员住在白利土司官寨，由藏族群众医治、护理。后来，绝大部分伤员痊愈了，由格达活佛派人把恢复了健康的205名红军伤员送到道孚，转送到内地，交给了党组织。此后，格达活佛仍时时刻刻怀念着党和红军，盼望红军早日重返藏区。他先后创作了四十余首“弦子词”，来表达他的思念党和红军之情。其中有两首这样唱道：

一

红军走后，

寨子空了；

寨子空了不心焦，

心焦的是红军走了。

二

高高的山坡上，

红艳艳的鲜花怒放，

你跨上骏马背上枪，

穿过荆棘的小径，

攀到山那边去了；

什么时候啊，

你再回到这个地方！

1949年秋天，当格达活佛得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迅速向西南进军的时候，便与一起在甘孜博巴中央政府担任过领导职务的藏族上层人士夏克刀登、邦达多吉商议，派人到北京上书朱总司令，要求人民解放军早日进军康藏，拯救千百万受苦受难的藏族人民。

甘孜藏族自治州解放后，他无比欣悦，无比振奋。党和人民对这位久经考验的亲密朋友无限信赖，选举他担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

新中国成立初期，鉴于当时比较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央人民政府为了促成西藏地方政府谈判解决和平解放西藏有关事宜，于1950年7月派格达活佛由康赴藏对达赖进行劝说。7月24日，格达活佛行抵昌都，即被英帝国主义者唆使昌都反动分子加以阻挠。8月21日，他们投毒于格达活佛的食物之中，格达活佛不幸遇害，于次日圆寂，他为西藏人民获得翻身解放，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团结一致共大业

诺那，原是西藏昌都地区类乌齐昌齐喇嘛寺的活佛，为喇嘛教红教之呼图克图（清朝中央政府授予藏、蒙族地区喇嘛教大活佛的封号，国民党时期沿用了这一制度，即所谓自在转生，永掌其职位之意），在藏族宗教界享有很高声望。 1927年，诺那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蒙藏委员会”委员。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藏族地区，蒋介石于6月9日在成都亲自召见诺那，面授机宜。诺那为实现他“康人治康”的抱负，便自荐号召康区群众组织地方武装防堵红军。诺那的要求，正合蒋介石的心意：一来可借藏区地方武装实现其“剿共”大计，二来可通过诺那培植国民党中央在康区的势力。因此， 6月22日，蒋介石任命诺那为“西康宣慰使”，负责组织“西康宣慰使”公署。不久，诺那又被任命为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7月下旬，诺那即率公署和别动大队入康。9月初，诺那在康定召开“宣慰”大会，会后，与参加大会的各大寺庙活佛和土司、头人一起，策划了在康区防堵红军的措施。

1936年2月，红军途经康北，诺那纠集地方武装，先后在道孚、炉霍一带，两次与红军交火。经红军反击后，诺那被迫溃退至甘孜。但他仍不甘心，又纠集康区最大的藏族世袭封建土司——德格土司泽旺登登，令其手下头人率领骑兵数千名，在甘孜白利寺一线，再次对红军进行阻击，又被红四方面军八十八师二六五团击溃。诺那见势不妙，即带随从由甘孜逃往瞻堆，遭到对他心怀不满的瞻堆土司武装的埋伏袭击，诺那及公署秘书长韩大载等被瞻堆土司却葛·巴登多吉和却葛·丁真扎巴拘捕关押。此时正值一部分红军途经瞻堆，巴登多吉和丁真扎巴遂将诺那等人押交红军，请求从重惩办。随后，红军将诺那等人转送到甘孜县红四方面军总部。

诺那初到红军总部时，态度十分傲慢，他对红军总部负责人说：“我为发号施令之人，全署（指西康宣慰使公署）员兵奉令行事。蒋委员长待我厚，防御共军，系我天职。速杀我，宽免员兵。”红军考虑到诺那是一位年迈的藏族宗教上层人士，于是对他作了耐心的思想工作。不仅妥善安排好诺那的食宿，尊重其信仰和习俗，让他随身的亲信弟子、宣慰使署秘书长韩大载陪伴护理，而且红军主要领导人等先后热情地会见了诺那，红四方面军总政委及总部负责人还亲住诺那住地，向他反复宣传和解释党的民族、宗教、统战政策，以逐步消除其疑惧。就连韩大载也坦率地承认：“宽厚，待师（指诺那）意善且周。”正是在党的政策感召之下，面对红军的宽大和优待，诺那仇视红军的态度逐步有了明显的转变，他不仅不再敌视、诋毁红军，相反，他和红军有了感情，还志愿教授红军指战员学习藏语、藏文和藏族歌谣，和红军交上了朋友。据1936年10月写成的《诺那呼图克图行状》记载：诺那教红军学习藏语、藏文，“咿呀不止”“并制戏歌，歌之，声彻云霄；说康藏故事，听者多感动。他亲自煮酥油茶款待红军。” 1936年5月6日，诺那因年老体弱而染病发烧，红军总部指示尽力医治；5月9日，经首长同意，将他从红军病房移住条件较好的钱姓大宅中，床褥、饮食、汤药，尽力备办。同时，红军让中、西医前来联合诊治，中医诊断为伤寒症，西医确断为流行性感冒，随即打针服药，进行综合治疗。 5月12日，诺那病情转重，周身发高烧，疼痛不止，他要求医生注射吗啡止痛，医生考虑后对他说，活佛心脏有杂音，不宜用吗啡，改用樟脑等药物为好。诺那很感动地说：“我为将死之人，用去这些稀有之药太可惜。”随后医生沉重地说：“佛爷病重，此间药不齐备，深为遗憾！”诺那感激而满意地笑了。到当晚，诺那病情突然加重，经多方抢救无效而逝世，终年73岁。

红军尊重诺那的遗言，遵照藏族的传统习俗和喇嘛教的规矩，请来红教（“宁玛”派）寺庙的白马丹尊等八个活佛，按宗教仪式为诺那念经、火化，并派出代表前往致哀，让韩大载将诺那的骨灰送至内地，于庐山小天池塔葬。

诚之所至金石为开

苏永和是阿坝黑水藏区最大的头人。在黑水，他原辖“两沟半”（一条沟约相当一个村），后其管辖势力扩大到“五十五沟半”，曾直接统治黑水317个村寨。红军长征北上，必须经过黑水地区，才能到达草地。

1935年5月15日，红四方面军进驻茂县城后，立即派人送信给黑水的头人，开展争取和团结上层人士的工作。6月初，红四方面军一部进驻茂县沙坝，以熊国炳为代表的部分政工人员，前往黑水龙坝头人衙门，与苏永和之妻俄斯密太太会晤联系，向她说明红军对藏民的主张和约法，以及需要借路通过黑水龙坝的意图，希望得到头人们的同意和藏民的支持，并要求会见苏永和。不久，苏永和派出沙拉木等六人为代表去茂县，受到红军总部的热情欢迎和接待，并留住多日。红军反复向苏的代表讲明抗日反蒋的主张和党的民族、统战政策。这次会谈取得一定成效。

苏永和深感红军借路之事关系重大，派人去联络其表兄木苏头人仁真·南木尔甲，希望他能派人与红军会谈，借此了解情况，以便决定对策。随后，仁真派出以大管家塔尔平为首的13名代表，前去茂县会谈。在茂县红军总部，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曾传六热情接见了塔尔平等人，并说：“红军借路去草地，是要摆脱国民党军队的追击，是为了抗日救国，希望能得到你们的积极支持。”曾见塔尔平手枪不好，立即赠送他二十响手枪1支，子弹50发。

几天后，应塔尔平等代表的要求，红四方面军总部主要领导人热情接见了他们，同时说：“你们来了很好，你们的情况，曾传六同志已向我们汇报。你们少数民族地区，只要同意借路，我们是不会打仗的，请放心好了。”临行时，红军总部首长又对塔尔平等说：“现在曾传六同志正与苏永和头人在赤不苏谈判，你们在路上最好不要耽误，一直赶到赤不苏去为好。”红军又送给塔尔平一匹鞍蹬齐备的战马，一箱步枪子弹，其余的人，每人送给250发步枪子弹。还带给仁真头人轻机枪一挺，子弹一箱，并派两名战士一路护送。代表们深受感动，说：“红军不象国民党，我们这次来对了。”

红军又派代表直接到麻窝与苏永和会晤，争取苏永和并使他了解红军反蒋抗日的主张，希望他能深明大义，不要和红军发生武装冲突，让红军路过黑水，同时，再次请他去红军指挥部谈判。此时，国民党胡宗南也派来人员，对苏永和进行反动宣传，挑拨红军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并令其立即与国民党军队配合围剿红军。苏永和不敢轻易得罪胡宗南，但又见红军已逼近黑水，何去何从，心里十分矛盾。为了暂时缓和矛盾，苏永和采取了“明联暗拒”的策略，一面派人先把胡宗南的代表保护起来，礼送出境；一面请红军代表返回茂县驻地。与此同时，苏永和组织了土兵四百余人，守卡设哨，阻止红军进入黑水，与红军隔赤不苏河相对。

6月中旬，红军再次派人请苏永和到赤不苏谈判。苏永和带领荷枪实弹的士兵二百余人过河，与曾传六同志带领的11名红军政工人员举行会谈。红军代表的态度非常坦率诚恳，谈判举行前，赠送苏永和红旗一面、酒80斤、叶子烟20斤和头线10斤。苏永和也回赠红军马一匹，豹皮、狐皮各一张。会谈中，红军代表首先陈述了红军的主张，最后明确提出：“这条路要请你们让一下，我们是借路，决不占你们一寸土地……如果你们硬要阻挡，恐怕对你们和藏民都没有好处。”在红军的义正言辞面前，苏永和便用目光暗示了手下的态度强硬者，同时以缓和的口吻答应红军过路，但希望红军不要到麻窝山上来，红军答应了苏的要求。以后红军便遵约只从麻窝寨的边缘路过。

不久，红军大部队陆续向黑水推进。在行进中，仁真头人的大管家塔尔平等人积极充当通司为红军喊话宣传，就这样，一直和红军队伍一道抵达黑水芦花境内。苏永和及其随从目送着红军通过他的辖区，继续向草地前进。

由于长征时期，苏永和在同红军的接触过程中，对党和红军有了初步了解和认识，所以在此基础上，解放后，他能与党和人民齐心合作。虽然他在前进过程中曾有过起伏曲折，但终归成为了党和人民的朋友。新中国成立后，苏永和先后担任过阿坝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委员兼州人委副秘书长，州政协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以及省人大代表，省人委委员等重要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