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适合中国国情、与时俱进的民主制度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进程中，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与此同时，一些领域和部分地方的腐败现象也呈易发多发态势。腐败现象的易发多发，说明我国一些反腐倡廉的具体制度和体制机制还不健全、不完善。要建立高度的制度自信，把始终坚持和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当下中国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举措。

关键词：制度自信；反腐倡廉；民主政治

中图分类号：D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6）03-0011-06

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问题，切实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有效遏制腐败易发多发势头，是至关重要的时代课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反腐倡廉建设战略目标，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要求“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反腐倡廉建设的内在逻辑关系。从这一逻辑出发，在高度制度自信和制度自觉的基础上，以制约和监督权力运行为核心，始终坚持和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才是当下中国反腐倡廉建设的正确选择。

一、制度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

科学的民主制度体系自信源于正确的认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高度自信，源于对这一制度科学性的认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在内的制度体系。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制度体系，是行之有效、能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坚强保障的民主制度体系。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制度

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科学地解决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他深刻指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①从这一基本判断出发，政治制度的发展也有其自身的规律性。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政治生活经历了一个由专制向民主、由人治向法治的演进过程。事实上，民主理念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核心要素。《共产党宣言》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

收稿日期：2016-01-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反腐倡廉建设中防治窝案串案问题研究”（11CDJ018）。

作者简介：陈东辉，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河南省纪检监察学会特邀研究员（郑州450002）。

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从本质上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描绘的社会形态是民主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民主具有虚伪性和欺骗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民主管理至多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事务，人民群众根本就没有现实的条件去行使国家政治权力。所以，他认为工人阶级建立政权后的政治要求，就是用民主的方式管理国家和改造社会。至于民主的实现形式，马克思主张将普选制和代表制结合起来，在实行直接民主的基础上，充分发挥间接民主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生动实践，也是能够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的民主制度。从国家性质层面看，我们建立的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这一政权的核心在于人民内部的民主，体现了广泛的民主性和民主的广泛性。从政权组织形式看，我们建立的是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和活动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种议行合一的制度消除了资本主义三权分立制度难以使国家力量完全集中的弊端，有利于人民群众更好地行使权力。当下的物质生产早已迥异于马克思生活的岁月，信息技术革命将人类带进了大数据时代，人民进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渠道和形式越来越丰富多样。民主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遵循了社会发展规律，将人民民主作为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石。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制度

马克思曾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的创造。”③马克思的论述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即人只能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创造历史，不能随意改变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只有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道路，才能不断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毋庸讳言，民主政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但民主的实现形式多种多样，适合自己的民主形式才是最好的。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非常注重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问题。他说：“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④因为他认为，只有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才是合乎当时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邓小平也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⑤立足于这种思想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从头到脚都带着深刻的中国烙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展现着自信包容的姿态。世界上的民主大抵上可以笼统地划分为代议民主和协商民主两种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吸纳了不同民主形式的合理因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挥着发扬民主、广开言路的作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了少数民族享有自主管理本民族和本地区事务的权利，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使得民主参与更具有直接性和有效性。所以说，由这些制度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念，兼顾了中国特点，是适合当下中国国情的最好的民主制度。endprint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与时俱进的民主制度体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事物都处在永不停息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无限变化和永恒发展着的物质世界。物质世界的实践生活决定着政治生活的全过程。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合理的政治制度是在对社会实践深刻认识和对发展脉搏准确把握基础上的规划设计。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深入，政治制度在坚守自身核心价值理念不变的前提下，也有一个适应新形势、满足新需求的发展变化过程。也就是说，不断变化着的社会实践决定了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一劳永逸的政治制度形式。任何政治制度都处在一个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升的过程之中。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先进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具有最可宝贵的改革品质，是与时俱进的民主制度体系。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赖以存在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自我革新的前提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高度自信和对社会主义前进方向以及相关基本政治制度的执着坚守。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也正在自信地展现出时代性、开放性和创新性的鲜明特质。时代性表现在能够立足当代社会，适应时代的新变化、实践的新发展和人民的新期待，革除那些影响先进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的体制性障碍，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形式和范围，开辟人民民主的新境界。开放性表现在能够从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立场出发，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博采众长的态度大胆吸收和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既不夜郎自大、固步自封，敝帚自珍、盲目排外；也不妄自菲薄、崇洋媚外，不加选择、照单全收。创新性表现在能够不断发现和掌握政治生活中新的实践规律，对制约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的体制弊端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避免政治制度因跟不上社会的发展变化而成为桎梏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藩篱。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既能遵循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中最基本的方面不动摇；又能根据时代要求进行革故鼎新，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实现自我完善和发展。卓有成效的政治实践证明，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并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愈发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

二、直面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

进程中的腐败现象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的表现决不是否定问题、漠视问题，或者掩盖问题；而是善于发现问题，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解决问题。能不能客观地、辩证地、全面地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进程，是是否自信的试金石。既要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带来的巨大成就，这是制度自信的基础；又要看到“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⑥，并作出正确判断，积极探寻有效解决问题的思路对策。

1.社会转型期腐败现象呈易发多发态势是一种客观存在

社会转型期是一个国家的黄金发展期，同时也是矛盾凸显期。伴随着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制度的变革和利益的调整，腐败现象在金融证券经营、房地产开发、土地批租、建筑工程发包等领域发案率较高。据不完全统计，自1992年10月至2002年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查处腐败案件约1592917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约1515450人，其中县（处）级干部49255人，厅（局）级干部4095人，省（部）级干部176人。自2002年11月以来，连续三届中央纪委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提交的工作报告都作出“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判断。党的十六大时是“今后一个时期腐败现象仍有可能易发多发，反腐败任务还艰巨繁重”；党的十七大时是“违纪违法案件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仍呈易发多发态势，极少数高中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影响恶劣”；党的十八大时是“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易发多发，有的案件涉案金额巨大、涉及人员众多，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发生的腐败案件影响恶劣”。这些判断表明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势头是客观存在的。据统计，截至2015年12月，党的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已达138人，这足以说明当前反腐败斗争的严峻形势。

2.腐败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制度和体制机制还不健全

人本身固有的私欲总是促使掌握权力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取正当或者不正当的利益。这是腐败产生的人性根源。关于人的私欲问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⑦所以说，私权与公权并存产生的利益冲突，加上人性的弱点，构成了腐败的原始动因。对于这一点，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有着形象的描述。他说：“把权威赋予人等于引狼入室，因为欲望具有兽性，纵然最优秀者，一旦大权在握，总倾向于被欲望的激情所腐蚀。”⑧那么，怎么才能有效防止权力异化、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呢？最管用的还是建立起权力制约监督制度体系，形成公开透明的权力运行体制机制。尽管我们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但是由于当前我们国家正处在转型时期，一些具体制度还不够完善，体制机制还不健全，这就给腐败提供了可乘之机。事实上，任何国家在转型过程中都会存在制度漏洞，都会产生腐败问题。比如美国，1870—1920年是美国由农业社会迅速向工业社会过渡时期，被称为“镀金时代”或“进步时代”，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政治最腐败的时期。1905年，有位法国人研究美国45个州的政治状况，认为其中13个州部分腐败，25个州完全腐败。⑨当时的美国作家W.E.H.莱基描述说，“公众舆论在对待那些臭名昭著的欺诈行径和腐败现象时表现出出奇的漠不关心，这乃是一个陌生人对美国生活特点的最深切的感受”⑩。当前，我们国家腐败现象也很严重，甚至出现了“塌方式”腐败，根本原因就在于制度不完善，机制不健全，对已有的制度执行不力，对权力监督不到位。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就我国历史上的反腐倡廉进行的第五次集体学习时谈及近年来出现的一系列触目惊心的腐败现象时说，之所以会弄到这个地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一些领域的体制机制还不健全。endprint

3.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问题

腐败被称为是“政治之癌”，反腐败是世界性难题。从世界范围看，一些国家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贪污腐败是重要诱因。邓小平认为，反腐败就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不坚决刹住腐败就会使党和国家变色。他说，“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要足够估计到这样的形势。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都要反对腐败。”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不无忧心地告诫说：“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近年来，我们党内发生的腐败案件，尤其是一些窝案串案，牵涉面之广、冲击力之大、危害性之劣，都是令人触目惊心的。甚至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出现了“系统性、塌方式”腐败，“一查就是一帮，一动就是塌方”。比如山西省，仅2014年就有7名省级领导干部被立案调查，全年处分市厅级干部45人、县处级干部545人。从腐败分子的级别看，既有大官大贪，也有小官巨贪。上至政治局常委，下到没有行政级别的村官，都有贪腐现象发生。仅周永康一人就带出了“秘书帮”“石油帮”等几十名腐败高官，他们之间盘根错节、利益纠联。而河北的一名科级官员居然贪污1.2亿元人民币，家中藏有37公斤黄金。习近平指出，腐败问题与政治问题往往是相伴而生的。搞拉帮结派这些事，搞收买人心这些事，没有物质手段能做到吗？做不到，那就要去搞歪门邪道找钱。反过来，如果有腐败行为，那就会想着如何给自己找一条安全通道，找保护伞，就会去搞团团伙伙，甚至想为一己私利影响组织上对领导班子配备的决定。可以说，频发的腐败现象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破坏了党的执政能力，损毁了党的执政根基，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问题。

三、思考建议：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必须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腐败现象的易发多发反映出我国的一些制度设计还不健全、不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有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最根本的就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愿腐的制度体系。

1.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坚持什么样的政治方向是一个根本性问题。由于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原因，一些人在谈论腐败时，往往将这种现象简单地归结于党领导下的政治制度。此观点是非常错误的，最终会引出“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政治方向问题。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一要清醒地认识政治制度的特殊性。政治制度既有共性的一面，也有个性的一面。甚至有学者认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同这个国家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都有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是经过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政治实践选择的唯一适合我国国情的政治制度。二要树立高度的制度自信。对政治制度的自信源于这一制度带来的变化，以及与其他制度的比较。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事实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方面比其他政治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三要警惕和平演变的陷阱。近年来，我国社会矛盾高发频发，反腐倡廉建设形势严峻。一些人开出“政治多元化”“军队国家化”的药方，宣扬“多党制”“三权分立”，这里面不乏意识形态斗争因素。苏东剧变后经济社会发展的急剧倒退，中东国家“民主化”后的流血动荡，时刻都在警醒我们要高度警惕和防范，将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作为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必须坚守的根本原则。

2.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

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铲除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根本上要靠法规制度。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构建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一是把制度建设贯穿到反腐倡廉建设全过程。完善党风廉政教育制度、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制度、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制度、“三重一大”决策制度，以及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探索建立领导干部财产公示制度，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二是推进反腐倡廉制度的科学化。坚持问题导向，把握制度建设的自身规律，通过查办案件发现问题、完善制度、堵塞漏洞。要处理好制度的数量与质量、前瞻性与针对性、稳定性与发展性的关系，使各项制度与国家法规和党的纪律相衔接，把制度的笼子扎细扎密扎牢，形成系统完备、衔接配套，立治有体、施治有序的制度体系。三是提高反腐倡廉制度的执行力。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要树立制度意识，培育对制度的敬畏感，引导党员干部自觉遵守制度、捍卫制度。要加大制度的贯彻执行力度，对于漠视制度“踩红线、越底线、闯雷区”的，要敢于拿起制度的武器，真抓真管，严肃查处，做到制度面前无例外，防止出现“破窗效应”。

3.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邓小平曾经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依法治国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也是防治腐败的有效抓手。一是推进决策的法治化。认真研究权力良性运行的规律，探索建立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的法律法规体系，明确权力的界限及其对应的责任义务。完善有关行政决策程序的法规，推进权限、程序和责任的法定化，用法治方式规范约束政府权力，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形成依法决策的思维定式，让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二是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对现有防治腐败的法律法规进行梳理，做好相关法律的“立改废”工作，修订不适应形势的条文，废止滞后于社会发展的法规。同时，建议全国人大组织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成立立法小组，研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腐败法”，尽快拿出草案提请审议出台。三是坚持依法惩治腐败。对腐败分子最大的威慑力在于法律的执行。要做到一经发现以权谋私的腐败问题，无论是什么人，不管职务多高，都按照法律的规定追究责任。endprint

4.全面从严落实“两个责任”

“两个责任”，即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落实责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举措。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必须从全面从严治党抓起。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一是增强责任意识，树立管党治党理念。要树立“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理念，将党建责任融入到各项工作的方方面面，渗透到党组织的“神经末梢”。要彻底改变那些将党建工作看成形式主义的错误认识，推动形成“严是爱，松是害”的党建共识，增强每位党员干部管党治党的思想自觉。二是党委要落实好主体责任。党委是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领导核心，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领导者、执行者和推动者。要探索建立可落实、可比较、可认定的责任清单，明确各级党委党建责任的具体要求，把责任分解到岗、落实到人，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体系。三是纪委要履行好监督责任。纪委是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和执行党的纪律的职能部门，落实监督责任是纪委必须担负的重大政治任务。为了增强纪委履行监督责任的有效性，要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推动开展纪检部门双重领导体制的试点工作，发挥纪检系统派驻机构的监督作用，使纪委能够更加有效地监督同级党委。

5.学习我国历史上的优秀廉政经验

中华民族有着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在廉政建设方面积累了不少宝贵财富，这些财富为当下的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了丰厚滋养。要积极挖掘我国历史上优秀的廉政文化，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一是严于律己，倡导良好风尚。古代的廉政建设首先是从自身做起的。《礼记》上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司马光的《训俭示康》也是告诫儿子要勤俭节约。古代不少士大夫都能够通过律己正家带动一方社会风气，我们的领导干部应该向他们学习，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推动形成廉洁节约的社会风尚。二是加强官德建设。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秦朝时，“清廉毋谤”为“五善”之首，强调的也是官德。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推动领导干部的道德建设，以道德力量赢人心。三是用好巡视这把“利剑”。明朝时确立了御史巡按制度，制定了较为完备的出巡法规。我们党对这一制度进行了继承和创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要紧密结合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和任务，不断创新巡视形式，增强巡视的机动性和灵活性，推动巡视工作全覆盖，充分发挥巡视的震慑遏制作用。

6.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具有一般规律性。要认真研究人类政治文明成果中符合中国实际的因素，加以借鉴和吸收。一是治理理念方面的借鉴。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大成果就是确立和提倡法治理念，强调一切公共权力必须在法治轨道上设置和运行。要立足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生动实践，研究和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在法治理论和法治建设中的先进经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规约权力，治理腐败。二是权力制约方面的借鉴。西方启蒙思想家创造了系统的控权理论，欧美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按照这一理论建立了权力分设和权力制衡制度，形成了以权力约束权力、防止权力被滥用的较为稳定的政治模式。要从中汲取有益的养分，梳理分析我国现行的权力运行体制、司法管理体制、党委纪委关系等方面的不足，逐步加以完善。三是具体措施方面的借鉴。在瑞典，任何一位公民都有权查阅政府部门除涉及国家安全之外的文件。在美国，公职人员必须在任职前报告并公开自己及配偶的财务情况，以后还须按月申报。加拿大出台了《利益冲突章程》，建立了在职和离职后行为的利益冲突防范机制。这些都值得学习和借鉴。

注释

①②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1—142、294、585页。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32页。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3、327、379页。⑥《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64页。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2页。⑧[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苗立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98页。⑨颜昌武、刘亚平：《美国人如何治理腐败》，《财经》2014年第16期。⑩NYE R. Midwestern Progressive Politics.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1959，p.2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02—403页。《王儒林谈“山西塌方式腐败”：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正义网，http：//news.jcrb.com/jxsw/201503/t20150306_1483885.html，2015年3月6日。

责任编辑：浩淼文刀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