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丽

从文化批判到人性批判
——论姚一苇的戏剧创作

刘 丽

在姚一苇的戏剧创作中，精神危机始终困扰着人的存在，传统、世俗、政治对人性的扭曲造就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冷漠且疏离，人格走向分裂，自我走向沉沦，由此导致人文精神的失落。姚一苇批判了这一畸形的社会现象，意在建构一种健康、自然的人性。

姚一苇；戏剧创作；文化批判；人性批判

人不能离开社会、文化而存在。姚一苇的生命轨迹经由鄱阳、厦门至台湾，历经了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并见证战后世界冷战格局的形成，在生命的苦难与残酷之间，他看到了传统文化、秩序以及世俗名利思想对人的异化和扭曲，人性的弱点使人常常受其牵绊，而难以超脱。而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只要有“人”的存在，这些问题就从来没有消失过，置身于现实之中的姚一苇，从来也没有放弃思考、探索这一问题。当传统、世俗、道德、权力把人捆绑起来，人的生存、心理空间被“物”、“欲”挤压、侵占，人的心灵世界相反变得空虚、荒芜，人与自己的疏离、人与自然的疏离、人与社会的疏离，使人丧失了心灵家园，姚一苇敏锐的把握到这一社会现象，在他的戏剧创作中批判了扭曲、畸变的人性：一是批判传统、文化、秩序对人性的扭曲以及畸形理念对人的精神改造，这种扭曲导致自我的沉沦；二是世俗的名和利扭曲了人性，泯灭了人情，摧折了人性；三是政治对人性的扭曲，主要表现为战争与人性、人情之间的纠缠，以及人对权力的疯狂追逐，欲望令人迷失本性，人在拥有权力之后，不顾一切的巩固权力堡垒，大肆扩张自己的权力，并企图占有更多他人的权力。姚一苇刻划、批判了扭曲、丑陋的人性，然而，批判不是为了破坏，而是为了建构一种健康、优美的人性。

一、传统与规训

社会是人与人的共同体，是人与人的集合，并产生一定的人际关系；人是社会性动物，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才能作为“人”继续存在下去，并获得真正的人的力量。卢梭把一个人出卖自由称为“转让”，即“一个人无偿地转让自己是荒谬的，是不合法的、无效的，这样一种行为是令人无法理解的。因为这样做的人已经失去了自我，丧失了理智。”①[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孙笑语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在姚一苇的剧作中，则主要表现为社会的传统观念、文化、秩序对人性的扭曲或异化。一个自愿放弃自由、尊严的人，无异于放弃做人的资格、权利，而这样的主动弃权，取消了自我的独立意志，悖离了正常的人性。

如《一口箱子》里的阿三，在成长的过程中沦为父权、传统的牺牲品，失去独立的意志，一心看守的“箱子”里，不过是几件老旧衣服、古老的儿童玩具、几本旧书和一张奖状，而这些象征着沉重的历史包袱的“物”，却令他从废弃的瞭望哨跌落下来，丢掉性命。在阿三这里，他所信仰的传统、观念本身已经失去了具体、富含活力的内容，变异为一种抽象化的东西、一个沉重的包袱，来压抑人自身的复杂的、丰富的、多变的人性，挤压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阿三的死，不是一种自由的死，而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无谓之死，是一种糊里糊涂的懵懂之死。他的生或者死，都是随机的、偶然的：活着，缺少有价值的追求；死，也死得不明所以。这样的人生，本身是一场荒诞的、无意义的存在。阿三不愿意放弃“传统”是一种不自觉的异化；而且，阿三不只是“这一个”，而是指向背负着沉重历史包袱的“中国人”。在被食客们和警察追逐的时候，阿三心里只有“箱子”，而没有自己。这是一种“自愿”性质的“不自由”，比起拼力抗争、“不自愿”的“不自由”来说，则是一种彻底的不自由，离“自由”的道路更远，王海明认为：“就异化的感受来说，自愿不自由、自愿异化的痛苦固然轻于被迫不自由、被迫异化；但若就异化的程度来说，前者却甚于后者。”①王海明：《公正 平等 人道：社会治理的道德原则体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4页。他把这称作“不觉异化”：“也就是所谓的自我遗忘、自我丧失、自我沉沦，是丧失了自己意志而把他人意志当作自己意志的行为。这种异化源于‘不觉不自由’。……不觉异化是最深重的异化，是异化之极，是完全异化。”②王海明：《公正 平等 人道：社会治理的道德原则体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4页。而阿三就是这种“异化”的极致。阿三的行动是懦弱、可笑的，剧作家旨在“寓哭于笑”，在阿三跌落而死的一瞬间充满了浓郁的悲剧意味。

与阿三抱持着一个“致命的箱子”相比，科举制度令张君锐的生命失去了鲜活的本色。初与崔双纹热恋，他被崔母以“不招白衣秀士之婿”为由逐去京城赶考，但他屡战屡败，只能靠教书混点饭吃，不敢与守望他的崔双纹相见；在崔双纹被母亲逼嫁郑恒之日，他偷偷溜回来，混入抢亲队伍里，与新娘竟然相逢不相识。当舞台上只剩下两人，面对崔双纹大胆的爱情表白，他竟然抱头鼠窜。于此，他的生命已经与科举考试连接在一起，在考试、失败、再考、再失败的过程中，他迷恋上了这一行动，幻想自己总有一天会夺得富贵功名：“我有我自己的前程，我的前程是富贵功名。三十年风水轮流转，有朝一日会有好运来临。”③姚一苇：《孙飞虎抢亲》，《姚一苇剧作六种》，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00 年版，第123页。科举考试的残酷在传统中国文人眼里几同于常态，但是在外国人眼里却是扭曲、变形的，美国传教士何天爵说：“所有参加考试者都必须要按照顺序从最低级别考起，任何人不得越级参加。只要考生愿意，他便可以一直考下去，不限次数，甚至可以为此付出一生。在无数次的尝试、无数次的失败之后，很多人仍然不懈努力，追求功名。”④[美]何天爵：《中国人的本色》，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2年版，第154页。另一个传教士史密斯亦说：“除了中国，我们又能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到祖孙三代为了谋取同样的职位参加同样的考试，经过长时间的不屈不挠的努力，终于同样都是在80岁时获得盼望已久的荣誉？”⑤[美]亚瑟·亨·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格》，乐爱国、张华玉译，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这一说法不无夸张成分，却也道出了中国科举制度的实质。可见，传统对人的扭曲起源于社会的法治、人权、民主、自由得不到保障，既是客观的、社会的，又是主观的、个人的，在长期的文化、秩序、道德的规训之中，人已经渐渐失去了独立的意志，缺乏自我实现的强烈追求，事实上，张君锐对科举功名的追求已经与幸福、美好的人生失之交臂，但他却没有清醒的认知，执迷于其中，成为科举制度的受害者典型。姚一苇写张君锐，并不是批判“这一个”科举制度的受害者，他同时指向的是现代社会，他认为台湾现代社会的考试制度并没有比科举进步多少，以考试谋取功名在当今社会依然存在，因此，他批判的是深入骨髓的劣质文化因子对人的精神的戕害。

与阿三的“不觉异化”、张君锐的“迷恋科举”相比，金琼亲眼目睹了母亲受虐并转嫁其痛苦的精神扭曲：金琼出生在乡下的地主家庭，父亲是一家之主，经常打骂母亲，懦弱的母亲不敢反抗，却把所受的虐待发泄在养女身上，打完骂完养女后说一切都是为了她好。在金家，只有父亲一个人的声音，父亲代表的“父权”、“夫权”剥夺了他人的话语权，家人只能被动地服从，而“不允许”有任何不同的意见和想法，而金母无力挣脱这一男权中心社会带来的枷锁，失去反抗夫权的意志和能力，在痛苦与抑郁之中只能以打骂养女释放情绪，打完骂完则说自己这样做是为了养女，在“凶兽”（丈夫）面前是“羊”，在“羊”（更弱势的养女）面前则变成“凶兽”。在“父权”压制下成长起来的金琼，把自我、平等视为女性生命价值的体现，以及女性生命价值的体现，她不断地反抗着男权中心社会，在婚后成为“女权主义”的代表，却过犹不及，反抗得太过而失之偏颇，如她把丁大卫所做的一切都看作是对自己的控制和掌握，因此，这种偏激常常导致她做出错误的判断，因此，在流产、被情人欺骗、公司倒闭、演戏失败、离婚之后决意自杀。但姚一苇并没有对人性完全失去希望，因为思想独立的个体，在经历挫折、失败之后反而更有力地成长起来。金琼在自杀被救之后赴美留学，重振生命的旗鼓，求知欲令她感到快乐，她重新找回了失去的自己，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她找回了否定、批判和超越的能力。麦克法伦说：“知道枷锁何在，乃是迈向自由的第一步，一个人如果忽视这个枷锁，或喜欢这个枷锁，那他就永远不会有自由的一天了。”①转引自王海明：《公正 平等 人道：社会治理的道德原则体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4页。剧末，金琼与丁大卫重新开始的决定，给暗夜里的人带来一丝光明。

二、世俗与裂变

1957年，姚一苇在政治大学中文系进行演讲，他说：“银行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事业，有了事业，赋予给我的志趣和理想，我才没有变成金钱的奴隶。”②尉天骢：《和姚一苇先生在一起的那段日子》，《暗夜中的掌灯者：姚一苇先生的人生与戏剧》，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2页。在名、利面前，姚一苇坚守“主人”的身份；但对于很多剧作家来说，作品得到世人认可并广泛传播乃是“立言”之目的，剧作家不可能超然于世，不为世俗所牵绊，内心“纯粹的自由”只是人生的一种理想境界。很显然，姚一苇的学识和修养，使他拒绝进入“体制内”享受盛名和重金的双重利益。自1960年代始，他试图在铜墙铁壁的政治剧丛林里披荆斩棘，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创作道路。正因为剧作家淡薄名利，才能看透世俗名利之心对人性扭曲的实质，这也是姚一苇的深刻之处。

对于世俗凡人来说，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是一种正常的行为，处于合理范围之内；但是，当一个人被名、利所奴役，成为跪在名、利（尤其是金钱）面前的傀儡，扭曲了人性，这样的人，则是病态的、不正常的。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1843）中指出：“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③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异化问题》（上），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恩格斯很快写了《英国状况》（1844）进行回应，他认为私有制的存在是异化形成的主要原因，而“为了完成这种异化，金钱——财产的异化了的空洞的抽象——就成了世界的统治者。人已经不再是人的奴隶，而变成了物的奴隶；人们的关系被彻底扭曲。”④恩格斯：《英国状况》，《异化问题》（上），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10页。现代化的车轮在不断前进，人对名、利的兴趣却从未减少；相反，名和利不一定给人带来更多的幸福和快乐，却可能反过来控制人的言行和思想，使人在精神与物质之间形成一种反主导关系，人成了一架没有灵魂的机器。姚一苇以讽刺的笔调，刻划了这一现象。这种被名和利扭曲的人物，在秦功勉（《来自凤凰镇的人》）、彭孝柏（《红鼻子》）、老张和老王（《大树神传奇》）等人身上都可以看到，他们披着沉重的金枷以及虚名之枷，在现代化进程的征途上自得而痛苦地活着。

《来自凤凰镇的人》里，纨绔子弟韩子明，弃学业、玩妓女，甚至为了五百块钱美金出卖自己的良心，向朱婉玲谎称自己丢掉一千美金，被戳穿后便无端耍赖；夏士璋因学历低下，找不到体面、高薪的工作，受到歧视后向朱父谎称自己大学毕业，但他工作态度上的不认真以及并不精进的技术，令朱父不满，因此反对他和朱婉玲的婚事，夏士璋没有吸取教训，而是在情绪的冲动之下，赌气去新加坡淘金，最终皈依了基督教。当他回国寻找朱婉玲，两人在朱下榻的小旅馆重逢，他拿出来的是一个存折。在他眼里，这一个存折，是他对朱婉玲的歉疚，是一种情感补偿；对于朱婉玲来说，她心目中一直崇拜的“英雄”（有担当，有能力，有情义的男人），不过是一尊虚幻的雕塑，一旦触碰现实便轰然倒塌。如果说韩子明、夏士璋还有一点良知，还懂得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一丝愧悔的话，那么，秦功勉则是一个被金钱这张网牢牢捕住的猎物。他是一个富商，在残酷的职场打拼过程中，他赚到了钱，但赚到钱的同时，财大气粗的戾气、专断，使他在抛弃家人和朋友的同时，也被家人和朋友抛弃，在他眼里，青春、爱情、生命，都不过是贴上价格标签的商品，一件冷冰冰的货物。朱婉玲作为他包养的情人，也是一件他花钱购买的“商品”：他买断朱婉玲的肉体两年，却被揭穿是一个丧失性能力的人；他把朱婉玲当做任意玩弄的一件小东西，惟独没有把朱婉玲看做一个独立的“人”。一旦听说朱婉玲想要离开自己，寻找属于她的自由，他先是苦苦哀求朱婉玲不要离开，继而装出可怜相，无计可施之际，便凶相毕露，威胁她、逼她还债，并打算掐死她，以毁灭她的肉体达到毁灭她的灵魂的目的。在他眼里，金钱可以购买一切；而青春、肉体甚至灵魂，都不过是“商品”的代称。这是一个完全被金钱攫取灵魂的“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至《红鼻子》，剧中出现的大华纺织公司董事长彭孝柏，一出场便趾高气扬，和秘书小丁因豪雨被困“蓬莱别馆”，旅馆经理周成全认为杂耍班子没有资格住在这里，却对彭孝柏大加献媚，将别人订好的房间挪给他们使用，由此可见，在金钱面前，人的精神萎缩，而金钱成为主控方。剧中设计了一个“地狱审判”（红鼻子化身“黑鼻子”审判彭孝柏）的情节，通过这一充满荒诞意味的审判，一点点剥开彭孝柏的“画皮”，发现在美丽的面纱背后，是人性的冷漠、残酷与虚伪，他的发家史，不过是一场不义的掠夺。当“审判”结束，得知儿子平安归来的彭孝柏，马上恢复奸商本色，偶尔呈现的善心，立刻被金钱、利益压倒。余者，曾化德、胡义凡为了一己之私，不惜向彭孝柏奴颜婢膝，竭尽拍马逢迎之能事；邱大为与何美丽为了名和利，争吵不休；叶尧治和太太积攒了一点钱，好容易实现了出去度假的心愿，但是他们并没有享受到旅游的乐趣，而是一边花着钱，一边为了鸡毛蒜皮的事情龃龉不断，全然不顾身边抑郁、自闭的女儿叶小珍。这群人，在金钱面前完全丧失了本性，而他们也根本找不到自己的病根所在。金钱、名利奴役了人们的思想，取代了信任与关爱。令人深思的是，人们习惯了这种思维模式，将无情视为正常，将冷漠视为合理，这才是姚一苇批判的核心之所在。借助于《红鼻子》，姚一苇想要说明的是，如果人把作为“人”的独立、自由、善良、正直、尊严等品质弱化、贬抑，片面突出人作为“物”的有用性，在本质上来讲是一种升级的人的“物化”，如神赐大学毕业却安心于做一个小丑，他对商人、音乐家与叶氏家庭的救赎行动，初看似乎是成功的，不过很快，红鼻子内心美好的一切都被现实击碎，他认为的快乐就是牺牲，却被妻子嘲弄、打击；他给了作曲家邱大为灵感，却被邱大为骂作：“他是什么东西？他不过是一个江湖班子的小丑，他懂得什么？……邱大为拉着何美丽向左方阳台走去，当他们经过红鼻子时连瞧都没瞧一眼。”①姚一苇：《姚一苇剧作六种》，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00 年版，第346页。叶小珍的自闭症稍稍减轻，叶尧治和叶太太马上大动干戈，为了生活中的鸡毛蒜皮硝烟再起。曾化德、胡义凡的工厂倒闭只是迟早的事情，治标却不能治本，偏安一时，却不能永久解决，因为彭孝柏听说儿子平安，马上恢复奸商嘴脸，对于到期的银行票据，只是今天不会提出来，却不能多宽限几天。红鼻子失望蹈海，被他救助过的人，却各自为了自己的前程而奔忙。至此，红鼻子的牺牲也就消解了意义和价值。为什么会这样？剧作家的批判意识意在引发观众深思。因为，“小丑”这个职业在俗世眼光里是低贱的，一无金钱，二无权力，而“金钱”的多少和“权力”的大小是世俗社会衡量现代人是否“成功”的首要标准，红鼻子抱持、崇尚的牺牲、快乐、温情，与这个标准相较甚远，和这个拜金主义社会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在神赐离家出走的三年时光里，王珮珮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在别人问到神赐的去向之时，撒谎说他去美留学，因为这样看起来比较有“面子”。

此外，《孙飞虎抢亲》里，崔母无视女儿崔双纹的情感需求，将与之热恋的张君锐逐往京城博功名，后又将崔双纹嫁给侄子郑恒，只因为郑恒拥有一个“世袭大将军”的头衔，至于其是否具有“大将军”的能力却不是重要因素。无独有偶，《碾玉观音》一剧里，韩郡王、韩夫人虽然出身寒微，“从污泥挣扎出身”，但“一经他们爬上了高梯”，“便蔑视那些站在梯下的人。他们忘掉了他们的过去，忘掉了先前的那种骄傲和倔强的精神”①姚一苇：《姚一苇剧作六种》，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00 年版，第199页。。于是，他们强硬的拆散了女儿秀秀和崔宁的爱情，把女儿逼上私奔的道路，只因为崔宁是寄居韩府的孤儿，没有殷实的家境，门不当户不对，身为父母的韩氏夫妇，宁愿牺牲秀秀的幸福，也不肯把秀秀嫁给崔宁。可见，在利益的驱使下，母女/父女之间的关系，也不可避免的熏染上了铜臭味。声名、物欲挤压着人的思想，它们对人的压迫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了质：冷漠且疏离。在《一口箱子》和《大树神传奇》中，姚一苇则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扭曲与变异。《一口箱子》里，周正光医生搬家时，弄丢了存有放射性镭锭的箱子，为寻找这口箱子，他定下赏格：只要看到“箱子”，通风报信因而寻获者，赏金一万元；亲自寻获送来者，赏金二万元。于是，当一群利欲熏心的食客看到阿三车后载着的箱子时，伙同警察一起，疯狂追逐阿三，终致阿三意外死亡。食客们的盲目追逐，是造成阿三死亡悲剧的直接原因，他们的不分青红皂白，是建立在自己的利益之上的，一是为了个人安全，一是为了一笔赏金，“见利忘义”让食客们变成了凶手。其他如《大树神传奇》中的流浪汉老张和老王，随着时代的变迁，老张和老王的身份、地位也不断在变化。老王在垃圾堆里捡了本《发财大全》，老张则在垃圾堆里捡到五十两黄金。十几年后，老张和老王再相见，双双从流浪汉变身为游手好闲的阔人。发了财的两个暴发户，一见面就疯狂比阔，暗自较量，心灵的空间已经被物欲占领，人的精神和意志亦被物化。在这些人物身上，人与社会之间呈现疏离、对峙的关系。

姚一苇笔下的秦功勉、彭孝柏、崔母、韩郡王夫妇、食客们以及老张和老王等人，追名逐利是他们的价值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情感，以“金钱”、“声名”作为衡量标准。贪婪、欺诈、虚伪、功利既是人性中的真实存在，姚一苇于司空见惯的“合理”中看到了不合理、于习以为常的“正常”之中看到了反常的一面，这是他的敏锐，也是他对生命形态的深刻思考：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占有了金钱、财富和虚名，人是否得到想象中的快乐了呢？

三、政治与驯化

对于一个浸染在中国文化氛围里的知识分子来说，“政治”可以说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深受战乱、系狱影响的姚一苇也不例外。他始终秉持审慎、戒惧之心，竭力避开政治，但政治却总是如影随形地影响着每一个社会人，在人的生活中占据着一定的地位，难以剥离。姚一苇甚少发表关于政治的评价、言论，只在《我写〈傅青主〉》一文中提到：“人类的文明要维持下去，不被毁灭，人与人之间必定要互敬互爱，战争、冲突都不能解决问题。”②姚一苇：《我写〈傅青主〉》，《戏剧与人生——姚一苇评论集》，台北：书林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41页。在经历战争乱离和目睹统治集团的权力争夺后，他对人性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在剧作中刻划了被战争和权力扭曲的人性。

《申生》一剧以“申生”为题，申生却未正式出场，只是在骊姬的梦境里不断出现，在第二幕里出现一个身影，从第一幕到第四幕，自始至终，申生没有一句台词。这是一种异常的现象。在宫女、少姬、奚齐、女官、优施、卓子、晋侯甚至骊姬眼里，申生是一个年轻英武、智勇双全的军人，既是晋国的英雄，又是晋国未来的继承人，战功赫赫，道德完美，却在遭遇继母构陷之后一声不响的自杀。此处，作者以背面敷粉、注此写彼的手法，渲染申生攻破东山等地的荣光，以军事武力和暴力手段摧毁其他诸侯国，把臣服者变成自己的奴隶。但是，申生和父亲、兄弟、下属之间，没有任何真正的交流，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冰冷、陌生的关系，谁能真正了解这个看起来前途光芒万丈内心却无比孤独的年轻人呢？而且，从骊姬对失去家园的怨恨、少姬失去父母、亲人的痛苦和对自由的向往，可以看出来，对征服者来说，是土地、财富、女人、奴隶的扩充，对于战败者来说，则是失去土地、财富、家人和自由的不幸。以武力征服的政权，并不牢固，这种政权只是武力的统一，而不是心理上的统一，骊姬一心想着争权夺位，内乱、杀戮、宫廷争斗仍然在进行，继申生死后，奚齐、卓子、骊姬、少姬相继死去。在战争中，没有人是真正的赢家，臣服者失去宁静的家园，征服者为了维护掠夺来的土地、财富，使用更多的武力和控制手段，制造更多的流血和牺牲。申生虽然在战争中得到属于他的荣光，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失去了做人的最基本的幸福和快乐：在骊姬眼里，他是潜在的、被仇恨、被妒忌的政敌；在宫女、女官、优施眼里，他是高高在上的英雄，却无法亲近；在奚齐、卓子眼里，虽然是兄弟关系，却是无法拉近距离的手足之情，因为继承人的位置（世子之位）是令人窥伺和争夺的权力砝码；晋侯享受着战争中得到的土地、女人和权力，但是父子之间甚至没有一句交流，因为胙肉和祭酒有毒，便产生王位受到威胁的愤怒。父子、兄弟、主奴之间，没有心灵的真正沟通，有的只是尔虞我诈，人与人之间是一种紧张、防范、狼与狼的关系，失去了正常的人伦、温情。从有形的两军交战，到无形的心灵战争，在这双重的战争中，申生发现自己周边的人已然扭曲了人性，为了保持自身人格的独立与高贵，他只能选择自杀，还一个理想中的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申生》一剧里，姚一苇并不沉溺于描写血腥暴力的恐怖场景，而是从不同的角度着力表现战争给人带来的精神创伤，透过战争来考察人类的处境、生存状况，他认为人类应该以爱、善、仁、义对待同类，而不是以残酷、血腥的战争来满足专制/独裁者的欲望，因此，借助于申生的悲剧，姚一苇揭示了战争的疯狂与邪恶：除了造就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残酷，对于人类生存状况的恶化，战争显然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姚一苇从战争对人性的扭曲层面切入，独辟蹊径，对于史书更关注哪一方是“皇室正统”，是否符合“忠、孝、节、义”的传统伦理、道德进行反拨，从正统/非正统的狭隘视角走向人性的广阔天地。在这个层面上，姚一苇是相当超越的。

战争迫使人性扭曲，更多的人则臣服于权力的魅惑之下。尼采曾一语道破权力的实质：“唯有强者才把自己的幸福状态宣称为美德。恶行属于强者和具有美德的人。”①[德]弗里德里希·尼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张念东、凌素心译，北京：中央编译印书馆，2000年版，第3页。而政治是人与权力关系的总和，作为政治的基本结构之一，权力涉及到极权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各种关系，在一种约定俗成、心照不宣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权力”蕴含着丰富的潜台词：掌权者对服从者、强者对弱者的剥夺、攫取、欺压，后者只能被动、无奈的服从。权力带来的种种光环令服从者垂涎，“既然有权力的人所能实现的欲望多于没有权力的人，既然权力能获得别人的尊敬，那么，一个人除非受怯懦性的限制，自然希望有权力了”②[英]伯特兰·罗素：《权力论》，吴友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6页。。勒鲁、杜威都反对人生而不平等的观点，但不平等从来没有消失过。在专制政体社会里，人人都是奴隶，不能建立自我独立意志，拥有的只是本能、服从和接受惩罚，人不是向往平等、公平、正义，而是渴望自己能够掌握权力，驱使他人。道德、价值判断、法律是站在极权者的立场制定的，侵害自由，凌驾于自由之上。人在专制体制的挤压之下，无法支配自己的命运，因而感到压抑、窒息，自我、个性不复存在，生存本身就是巨大的压力。在荣光/卑鄙、高大/渺小、君主/奴隶之间，人疯狂追逐前者，既被掌权者奴役，又期待自己握有权力，在此意义上，人是权力的奴隶。在晋侯（《申生》）、康熙（《傅青主》）、李隆基（《马嵬驿》）身上，体现的是绝对的权力，臣民必须绝对服从命令。也因此，在权力面前，人沦为提线木偶：在欲望、疯狂、痛苦的交织中，人迷失了方向。而骊姬，是被权力附体的极致，也是作者刻划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之一。

骊姬是一个权力崇拜者。在未被掳至晋国之前，身为骊戎大公主，深受父亲娇宠的她，享受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是臣子的主子，是骊戎的主人。当骊戎被晋国军队攻陷，她成了俘虏，晋侯成了她的主子。但是，她凭借着美貌和智慧这两大资本，从晋侯的一个姬妾，逐渐登上晋国“夫人”的座位。从主子到奴隶，再从奴隶到主子，骊姬的身份反复出现质的变化。正是在这样的转变中，骊姬发现了权力的“迷人”。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爬上更高的位子，她利用优施和女官陷害世子申生，致申生自杀；为斩草除根，她派人追杀优施和女官；逼走公子重耳、夷吾；拉拢大臣，铲除异己；有意培养儿子奚齐的霸主意识，为其通往世子之位铺平道路。面对少姬的忧虑、不解，她解释权力对自己的魅惑：“没有人不喜爱它，没有人不希望争取它和保有它，为它流血，为它牺牲，为它做什么全行。”①姚一苇：《姚一苇剧作六种》，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00 年版，第374页。为了享有权力带来的快感，骊姬掀起了宫廷争斗的翻天巨浪。身为晋侯的夫人，申生的继母，少姬的姐姐，奚齐的母亲，卓子的姨母，优施的情人，女官、臣子们的上级，骊姬与他们之间，惟独缺少“人”的感情。晋侯是她的丈夫，也是她的“敌人”；她豢养面首优施；内心里对申生有一种不伦的情愫；对妹妹少姬，骊姬自小就没有亲近的感情，甚至因为一件没有得到的新衣服而把幼年的少姬推入水中，变身为晋侯夫人之后，她与少姬之间是上下属的关系，少姬只能被动地接受她的发号施令；儿子奚齐性格柔弱，无意于上位，骊姬却费尽心机想把他培养成继承人，母子关系紧张；少姬之子卓子亦被她变相送进坟墓；优施、女官、诸臣子只是她利用的棋子而已，即便是聪明伶俐的情人优施，也在失去利用价值后被追杀。这样紧张、冷漠的夫妻关系、母子关系、姐妹关系、情人关系、姨甥关系是反常的、荒谬的，人与人之间，没有心灵沟通，除了孤独、恐惧就是冷漠的疏离感。事实上，“迷人”的权力只是短暂的，骊姬在宫廷搅起来的血雨腥风，并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快乐，而是树立了更多的敌人。晋侯一死，奚齐、卓子便被骊姬的政敌杀害，骊姬疯了。姚一苇曾借黑格尔的学说指出，身为独裁者的亚历山大、凯撒遇刺身死，拿破仑遭遇放逐而亡，即便曾经权力无限，但是“他们获得了什么？他们获得的是他们的概念、目的与他们完成的东西，而不是一般人所谓的幸福。……所以说个人的意志或英雄的意志，实际上有二重性，所表现的私欲、野心，是意志的特殊界，而另一方面，为‘精神’或‘绝对理念’的体现，是意志的普遍界，前者是自觉的，后者是不自觉的。”②姚一苇：《戏剧原理》，台北：书林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25页。姚一苇很少阐释自己的作品，但于不经意间，却把对于“权力”的认识糅入了创作。

骊姬是被权力附身的一个极致。正像她在自杀之前，反思权力给自己带来的幸与不幸一样，兵败后逃往马嵬驿的李隆基，则不断思索其“权力”变质的起点：“那就是承平日久，生活安逸。一旦安逸惯了，你就觉得一切都是好的，把人世间的奸谋诡诈，忘得一干二净。你就变成了昏君。”③姚一苇：《我们一同走走看》，台北：书林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178页。李隆基初登皇位时，也曾清明、理智，但“权力”带来的快感令他慢慢失去理智，挥霍无度，荒淫不堪，终致兵败逃亡。可见，权力给他带来了物质享受，同时也带来了灾难，当他在落难的困境之中反省这一切之后，发现功名利禄最终难免导向虚空。其他如卖友求荣的推官王秉承，劝说傅青主接受皇帝“恩赐”的阳曲县令戴梦雄、相国冯溥（《傅青主》），以及好大言性喜阿谀的楚元王（《左伯桃》），置身于权力的魅惑之中而不能自拔。因此，在史密斯眼里，中国百姓与作为“父母官”的统治者实质上是“孩子”与“继父”的关系①[美]亚瑟·亨·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格》，乐爱国、张华玉译，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页。，左右人思想的本质在于“权力”。人性在权力的挤压之下走向扭曲、变形，而扭曲、变形的人性强化了权力的威势，于是，人在权力面前演变成“非人”。

只要在社会中存在，竞争、猜疑和荣誉就会使人产生争执，在恶劣本性的驱使下，人们疯狂追逐自己的权力，并且试图占有别人的权力：一些人占据了大量的资源，包括他人的生命、财产，并且权力无限，没有任何约束，如在位的晋侯、李隆基、康熙；而更多的人，则失去了基本的生存权，如女官、优施、念奴、阿红。这样的人际关系对立而紧张，所谓的法律、道德、规约，只是针对下层人物（包括女官之流、奴隶）而制定的，而君主、仕人阶层，是超越法律、道德、规约之上的。姚一苇的字里行间，仍然充斥着“人吃人”的触目惊心；而一个崇拜权力的极权社会，绝不是一个理想的、健康的社会。对于隐藏在战争、权力背后的不平等关系，姚一苇进行了反思：是谁发动战争？谁在追逐权力？君主是根据什么来统治臣民的？理性的社会政治秩序是怎样的？与此同时，也令人反思战争到底给谁带来了好处？独裁者高高在上，百姓却在烽火中离家背井，战争带来的恶果到底谁来承担？由此，他主张怀着一颗悲悯之心，去看待更弱势的群体：“要别人尊敬你，你必要先尊敬别人，尊敬那些可能不如你的，比你更弱小、更无能的人。”②姚一苇：《我写〈傅青主〉》，《戏剧与人生——姚一苇评论集》，台北：书林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41页。同时，这一思考也与台湾威权统治时期的专制、压抑环境相关，省籍冲突、白色恐怖导致的监禁、血案，犹在眼前，在环境（如家庭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等）和外力（如战争、意外等）的挤压之下，人性畸变产生了可能性，只有否定不合理的政治秩序，强调个体的价值和人的尊严，追求民主、公平、正义，才是真正理想、健康的社会。

姚一苇的深刻，在于他在习以为常的生命中，看到人性反常、扭曲的一面。然而，批判不是为了破坏，而是为了建构。在以建设为基调的原则观照下，他的戏剧没有偏离“人的戏剧”轨道，人性批判是为了突出“人”的主体地位。人们追求金钱、物质财富、权力、技术，这无可厚非，因为人们总在期待、追求比当下更自由、更幸福的生活；但姚一苇在剧中表示了他深切的忧虑：“占有”了财富、权力、技术，人们真的得到预期中的幸福了吗？他们快乐吗？当人们在充分地利用金钱、权力、技术的价值之后，反而在生活一天比一天更“进步”的过程中，丧失了自我，拜倒在金钱、权力、技术的脚下，成为它们的奴隶，在失去理性的盲目追逐之中，忽略了甜蜜的爱情、温暖的舐犊之情、手足之情、友人之情义的时候，作为人的情感，早已被这些浮华面象的烈焰灼伤，沦为轻浮的奴隶，人的灵魂也因此变得轻飘飘的，失去了重量和韧度。这样的生命，幸福吗？快乐吗？那么，人活着为了什么？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姚一苇更在乎的是，如何在坍塌的精神废墟上，建构起一座健康、自然、有生命底蕴的人性大厦？在此一角度上来看，姚一苇不只是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事实上，他一直在关注着社会现实，关注着自己生存的外在环境，他的所有思想和创作源出于他的生命体验，来自于对台湾社会现实的种种情状细心观察后所作出的独立思考与回应，面对民族、社会等时代苦难主动承担的使命感，使他既追求外在的自由（即不受威权控制的一面），又追求内心的自由（试图在传统、世俗、政治诸系统之外谋求建立一种独立的思想文化系统）。“礼教吃人”、名利、权力欲望对人的心灵的腐蚀仍然存在，不尊重人、不把人当做人看的文化依然存在，这也是姚一苇戏剧创作的当代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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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10

刘丽，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讲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