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燕

摘 要：“圣人”一词最早出自孔子之口，但孔子并未对其作出具体的阐释。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儒家思想，并发展和突破了孔子的“圣人”思想，认为圣人并非像孔子所言遥不可及，而是“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认为圣人有两种，即天生圣人和通过后天努力而成为的圣人。因而，圣人观具有的具体含义，且圣人的群体不断扩大。孟子提出了“学以致圣”和“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鼓舞了许多仁人志士，对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人平等的思想。

关键词：孔子“圣人”思想；孟子圣人观；“学以致圣”

圣人是儒家的理想人格，圣人之治是儒家的理想政治，圣人观实际上也就是儒家的政治观。针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混乱、人性堕落的局面，早期儒家怀念上古时期的圣人之治，主张通过改造人性，进而改造社会，实现理想政治。因而儒家提出了自己的圣人观，即强调先修己再治人，先内圣再外王。《孟子》圣人观认为：人心都有善端，“善”加养护即可使善性增长；而这种善性的极致，即“人伦之至”，就是圣人。

1 孟子的圣人观

（一）孟子圣人观的内容

孟子的圣人观内容丰富，主要包括“圣人”的定位、与普通人的关系、“致圣”的途径等方面内容。

孟子认为，“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离娄上》）人伦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由此可以看出孟子的圣人观非常强调“孝”。“大孝终身慕父母， 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在此，孟子强调孝，其实是为了宣扬圣臣。在孟子看来，臣子对君王尽忠和人子对父母尽孝是一样的。 在孝和忠的关系上，孝是忠的前提，忠是孝的结果。 这样说明了孟子的圣人观是以孝为基础的。

孟子认为，“致圣”是有具体途径的。按其来源，孟子将圣人分为两种，一种是天生的，“尧、舜，性之也。”《尽心下》另外一种则是通过后天的努力实现的，即只要努力学习，“修己安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也即“学以致圣”。同时，孟子认为“圣人”肩负着化育众生的职责和使命，是“内圣外王”的化身，因而圣人必须以“性善论”为基础，怀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之心。但仅仅靠此自修成圣还不够彻底，还必须施于仁政，达于天下，以成王道，使百姓能够讥有所食，居有其所，寒有所衣。所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孟子集注·滕文公章句下》），又所谓“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除此之外，在孟子看来，还可以通过“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这种方法来学习致“圣”。

（二）孟子的圣人观对孔子的圣人观的发展

孟子的圣人观继承于孔子，“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集注·公孙丑章句上》）但孟子又突破了孔子对“圣人”的界定，认为只要内有仁者之德，外可推恩于民有所功业，即为圣人。

孟子的圣人观将圣人更加具体化。他把圣人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区别对待他们。他说：“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据此，他又概括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2]

2 孟子的圣人观产生的原因

首先，儒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孔子创立的圣人观奠定了整个儒家圣人观的基础，以后的儒者无不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完善。儒家对心性问题的重视、圣人标准的降低等规律的出现都是其自身理论发展的需要。孔子的圣人是内圣外王的圣王，但这更多的只是一个理想的形象。为了使圣人更加的接近现实，被广泛认可，只有降低圣人标准，在理论上不断革新变化，才能永葆生机与活力。

其次，在于时代环境的影响。孔子处于春秋时期，周王室虽已衰微，“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但在某种程度上，以“尊王攘夷”为普遍口号的诸侯争霸可以看作是“犹秉周礼”的象征。但孟子生活的战国时期，社会发生巨大变化，诸侯国出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局面，他亲身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和推行仁政的必要。礼制的规范被彻底清除，霸王之术才是各诸侯国君兴趣所致。在这种情况下，以孔子所追求的德与位兼备的圣人已不可能出现，尤其是在有地位的人当中不可能出现，因而，唯有降低对圣人“位”的要求，重塑标准，才能树立新的圣人典范。

最后，应对同时代的其他诸子学说对儒学的冲击。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不仅战争频繁，各家学说也异常活跃。儒家的圣人观要想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立足并为各诸侯国所接受，就必须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而孟子以推行王道于天下为己任，面对咄咄逼人的杨、墨等各家思想学说，从而形成了不同于孔子的“圣人”人格，更加注重德的要求，尤其突出了仁义，这正是孟子因应了当时思想学说形势的结果。

3 对孟子的圣人观的评价

孔子以“仁”为中心，确立了圣君之治的目标模式；孟子以“孝”为基点，确立了圣臣之治的目标模式。二者都是建立在伦理基础上的儒家圣人观，都是儒家有为之治的最高人格理想。其前后发展，明显地呈现出儒家理想人格从圣化过程向不断平民化与社会化转化的趋势。

孟子提出的“学以致圣”的观点，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是对孔子的圣人观的极大突破，他降低了成为圣人的标准，提出了致“圣”的途径，使得孔子树立的遥不可及的圣人形象更加具体和生活化，有了现实的可能性，对许多仁人志士成就功名事业而言，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对社会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同时，就圣人“人伦之至”的特质而言，有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这种“内圣”强调的是人伦，是一种责任伦理，它高扬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互利、互助、互惠、谦恭、宽容、信义的道德精神。对于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有着积极的指引作用。[4]

但不可否认，孟子的圣人观也存在负面影响。

首先，孟子的圣人观过度重视内圣心性，把“圣人”言行视为绝对真理以及检验一切是非正伪之标准，极大地扼制了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的萌芽和发展。[7]在他们看来，传统儒家以“内圣外王”为最高价值追求，重视内圣成德，把人的本质规定成是道德性。但是过于重视内在修养、德性之知，就必然忽视了科学智慧的发展，使科学认知成为道德的附庸。对科学智慧的忽视严重反过来又限制了儒家自然观、科学论的发展。

其次，孟子的圣人观具有唯心主义色彩。孟子认为，只要通过后天的努力，“人皆可以为尧舜”，忽视了客观现实对人的阻碍，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时，就其作为封建时代的统治思想而言，带有一定的欺骗性和愚昧色彩。

参考文献

[1] 陈荣佳.《大学》、《中庸》、《孟子》圣人观之比较[J].厦门特区党校学报，2011[6]：73-76

[2] 王政燃.孟子圣人观思想研究[D].河北大学，2010

[3] 王棣棠.孟子的圣人观探析[J].兰州大学学报，1982[3]：27-32

[4] 魏忠強.孔、孟所论“圣人”异同考[J].邯郸学院学报，2010[1]：50-54

[5] 陈水德.试论先秦儒道圣人观的同异性[J].黎明职业大学学报，1999[1]：20

[6] 谢永鑫.论孟子对孔子的圣人观的创造性转化[J].许昌学院学报，2015[1]

[7] 崔耕虎.孔孟荀的圣人观[J].泰安师专学报，1997[2]：16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