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利/ZHANG Li

孟建民访谈

张利/ZHANG Li

张利：您从进入大学开始，已经与建筑打了近40年的交道。针对您个人的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建筑10年，您能否用一个关键词和一个代表作品来概括您在每一个10年的思想？

孟建民 ：我的建筑生涯从1978年上大学开始，到现在已近40个年头。1980年代是我建筑生涯的第一个10年，这10年可视为我职业生涯中的“仿学阶段”。我在校期间进行了建筑基础知识的学习并向有经验的老师们求教取经。在毕业前期，我与另两位同学合作参加的“建筑师之家”竞赛获得了全国第一届大学生建筑设计方案竞赛一等奖第一名，之后又有幸考取了杨廷宝、齐康两先生合招的研究生，获得了向两位名师的学习机会。在齐先生的主创与指导下，我参与了一系列纪念性建筑设计，其中淮安周恩来纪念馆是我在这期间参与设计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这一阶段，我像海绵一样地吸收着中西方建筑的文化与思想，接受了西方建筑基因的职业教育。然而，那时的建筑学人对西方建筑思想大都较为盲从，缺乏批判性的审视与学习，那时的建筑师自我意识非常弱，非常缺乏个性化的追求与表现。

我建筑生涯的第二个10年——1990年代，可称为是“创业阶段 ”。这个时期我从学术研究转向了创作一线，虽然当时我一线的创作经验较为欠缺，但我并没为生存问题而放弃对建筑理想的追求，在此期间我曾任东南大学深圳建筑设计分院院长，后来又应聘到深圳建筑设计总院任副院长，在全方位管理方面累积了一定经验。1990年代的建筑市场起伏变化较大，人们在忙碌中为生存而拼搏，当时行业较为混乱，世风浮躁，建筑师在创作思想上存在很多困惑。幸运的是，在这个阶段后期我努力探求，寻找自我，主持设计了“深圳市基督教堂”等得到业内认可和关注的建筑作品。

第三个10年，即2000年代，是我对创作方向进行“探索阶段”。在此期间我开始建构自己的创作理念，总结实践方法，同时，有意识地定位自己的专业方向，聚焦于公共文化和医疗建筑的创作上。这期间我的代表作品是张家港第一人民医院。经过多年的专业累积与努力，在这个时期我获得了“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的称号。这个阶段，我的创作思想较为朦胧，对不同的建筑风格与模式进行不断尝试与摸索，经历过成功与失败，也总结了经验和教训。

经过前三个10年的累积和探索，我在第四个10年，即2010年代开始进入建筑创作的“提升阶段”。在这一时期，总结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与方法，提出了“本原设计”的建筑思想和“三全方法论”的创作路径与体系。2013年我带领团队主创设计了玉树地震遗址纪念馆等代表性作品。这个时期我获得了“梁思成建筑奖”，并于201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这是业界对我的最高认可。在这个时期我选择再回归教学科研，以创作一线的经验，结合学术研究，这也是我在建筑专业发展道路上一种“本原”的回归。

张利：建筑师的个性经常也决定了其作品的性格。您如何认识自己的性格，您认为它们在您的建筑作品中是否得到了表现？

孟建民：我认为自己的性格属于理性多于感性，同时又注重平衡两者关系的人。在我的建筑作品中，或有人会认为我是表现主义或形式主义者。实际上，我在建筑创作中总试图做出新的探索与尝试，但我在骨子里却是个地地道道的功能主义者。我认为解决建筑功能问题是建筑师的“基本功”也是“及格线”，不管在形式、材料、工艺上做出什么探索，最终还是要落在解决好建筑功能关系这一根本上。然而当下有些建筑师过分注重建筑外形，仅在形式上下功夫，对于这种极端的创作倾向，我抱持一种批判的态度，我认为，建筑的本质是给人使用，首先解决好功能使用问题，这是建筑存在的价值与基本要求。

从我过往的建筑作品中可以看出，我不仅仅追求建筑形式的创新，同时也非常注重建筑的功能及效率，例如深圳市基督教堂，除了在理念上表达“诺亚方舟”拯救人类之创意，在功能设计上亦采取了纵向叠加的方式，很好地在有限的用地上解决了多样的功能分区，同时充分利用自然通风采光使礼拜堂空间更通透，更具生态性；张家港第一人民医院在整体结构上设计“医院街”贯穿医院建筑的公共体系，并在各医疗单元之间引入形式丰富的庭院，以供通风与采光，为医院各类人群营造了一个舒适的就医和工作环境；2013年落成的玉树地震遗址纪念馆将建筑主体藏于地下，在设计中灵活运用了如转经筒、玛尼石堆、酥油灯等藏族元素，把沉重的灾难记忆转化为对生命的祈福。在我主创的作品中，解决好功能问题一如既往地贯穿其中，这也是我的自我要求，建筑是否适用要经得起使用者的挑剔与评判。

张利：您的职业生涯覆盖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但您的学习与工作是以两个城市——南京与深圳为根据地进行的。您如何评价这两个城市？如何看待它们在近30年的演化进程？

孟建民：从1978年入读东南大学建筑系至1990年代初期，我一直在南京学习和生活。南京是著名的六朝古都，拥有深厚的历史及文化底蕴，处处可以领略到浓郁的人文气息。现在的南京与30多年前相比变化很大，高楼大厦变得更多更密，市政设施更加现代。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南京在保持原有城市格局的基础上，进行修补、缝合，从而使之披上了现代化的新衣，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相比，虽然相对中庸，少了一些激情，但也更为生活化。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演变，地域性逐渐弱化，地方特色都稍有退化，城市发展随之带来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问题也逐渐显现，这是所有大城市发展面临的共性问题。

而深圳是我作为职业建筑师真正起步与发展的地方。这是一个全新的城市，没有历史包袱，仿佛在一张白纸上勾勒出的全新图画：开放且富有激情，有良好的创业氛围和社会包容性，是一个较为彻底的现代化城市。由于深圳具有这些鲜明的特性，在城市大发展期间也为建筑师创造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这也是我选择深圳的原因之一。近30年，深圳从改革开放的现代特区城市发展成为一座初具国际化的大都市，虽然大城市病也存在，但相对传统大都市而言，深圳相对要轻，要好得多。另外，城市的创新性与活力也在越来越多的方面显现，比如从原来的“设计之都”发展成为“创客之都”，深圳拥有先进完善的硬件配套能力，成为了国内“创客”产业链最完整的城市，因此吸引了国内外的许多有志青年来此创业。

张利：您为了专注于建筑设计，曾经辞去深圳建筑设计研究总院院长的行政职务。这在中国主流设计院体系中是非常罕见的。您当时是如何做出这一决定的？从今天看，您如何评价这一决定？

孟建民：我对自己的职业发展一直持有自控力。多年来，我尊崇一种“知止”的处世之道，即对自己的欲求要有节制、要有控制力。人生的发展到一定阶段要停一停，审视一下发展的方向是不是正确，发展的速度与能力是不是平衡？人要减除贪念，不放任自己的欲望。这不仅是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把控，也是一种人生修养或修炼。我认为在人生道路上不能一味地做加法，有时候也要做减法，这样才能让自己轻装上阵，更专注于自己的专长与爱好。就好比阳光下的放大镜，只有将阳光进行聚焦才能燃烧放大镜下面的材料。所以我本着“知止”及“聚焦”的人生态度，减除多余之“物”，更聚焦、更集中于自己的建筑创作，故选择辞去院长之职，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的正确选择。

诚然，担任深圳设计总院院长，也是我人生中的重要经历，这让我更加了解设计院的运作与建筑创作之间的关系。但是即使延长院长任期，也只是管理经验的一般性累积，获取经验的边际效应只会递减，而无法实现边际效应的最大化。所以在这个时期我义无反顾选择全面回归一线的建筑创作，我认为对我创作道路的发展更有助益。当然也有人会质疑我的选择，认为这会使我失去很多机会和主控权，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赞同的就一定是正确的，我认为要靠本人的理性判断来为自己的发展做出决定，不能受大众思考的从众影响。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辞掉院长一职为我更好地进行建筑创作释放出宽松的空间。

张利：您近年曾提倡“简形”建筑，倡导用更明确的欧几里得几何原形表达建筑的意义。这与流行的非欧几何时尚可谓是针锋相对。请问这是出于您一贯的关注，还是出于对后者的拒绝与批判？

孟建民：我认为建筑创作的世界是包容而丰富多彩的，正是由于有不同思想、观点、风格、流派的碰撞、矛盾、甚至相互抵抗，才使得建筑创作更加百花齐放和更富有魅力。假设世界上只存在单一风格的建筑形式，无论是只有欧几里得几何原形，还是非欧几何时尚的建筑形式，都会成为一种可怕而毫无生机的景象。在建筑创作界，设计者有几种情况：有人没有固定的立场，会不断地调换自己的立场；而有人始终站在同一个立场上；还有人这个时期站在这个立场，下一个时期站在另一个立场，这都是建筑界中的一种常态。因此，我们对于建筑创作应该抱有包容的态度，接受这种状态，这之中没有对错之分，没有优劣之分，无论站在哪一个立场，都是受创作者个人的生活环境和教育背景所影响的，若能站在这样一个高度来看问题的话，那么面对纷繁多变的建筑世界也就释然了。

于我个人而言，我更倾向于“简形”建筑，但是内心并不排斥复杂建筑，也同样不排斥非欧几何时尚建筑。当然，在具体的实践当中，有观点上的碰撞和矛盾，甚至有尖锐的批判性，我认为这都是创作过程中的一种博弈现象，正是这种博弈，才使建筑创作更具有生命力。当我不喜欢某一种建筑风格的时候，我并不希望这种建筑风格从建筑创作的世界中真正消失。

张利：您最近提出了“本原建筑”的理论，强调对建筑本原问题的探讨。这不得不令人想起劳吉埃尔（M. A. Laugier）在《建筑论文集》中对建筑本原的论述。我们能够体会到，您所讲到的本原比劳吉埃的本原有更宽的内涵，您能否在此进一步介绍一下本原设计思想的要点？

孟建民：长期以来，中国的建筑创作呈现出过分强调形式主义的明显倾向，有些建筑忽视建筑功能和形式之间的平衡，偏离了建筑为人服务的本质需求，出现一系列建筑创作问题，我在对上述现象进行分析与反思后，总结提出了“本原设计”的理论框架。我认为建筑的最根本目的是予人使用。人的一生有90%的时间是在建筑内部工作和生活的，人对于建筑的感知不仅仅是视觉上的，还包含触觉、嗅觉、味觉、听觉的多重体验。因此，一座建筑不能只强调其酷炫的、标识性的外表，却不重视建筑中的空气、温湿度、光照等环境品质，让人在一个不舒适的环境下工作和生活。“本原设计”的提出就是对极端形式主义的一种反思与批判。劳吉埃尔提出的原始棚屋，其追求建筑本质的思想和“本原设计”提倡“建筑服务于人”的目标有几分相似之处，两者的建造动机都是出于对人的本能需求。

以我个人的创作经验看来，建筑师在建筑创作过程中，要经常停下来看一看、想一想，判断一下前进方向，思考是否要调整自己的目标，回望自己出发的初衷、原点与本质，要反复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做的事是为了什么去做的”。“本原设计”的提出即是我对建筑创作的一种思考，“本原设计”的“健康、高效、人文”三要素都是现在亟需重视的建筑创作关键点，理论总结的方法论也是为了避免并解决建筑创作中存在的单一、片面的形式主义设计而提出的。

古往今来，“本原”问题都可视为是哲学问题，它有狭义与广义的阐释，任何一个很小的领域里都有一个本原的回归和偏移的问题。万物的发展总是会有这样一个过程，从原点出发、产生偏移、进行反思、再回归本原、继续出发，这都有待更多的思考与探讨。

张利：您在最近已经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年轻一代中国建筑人的指导与扶持上。您如何看待不同年龄段中国建筑师的特点？您对现在40岁以下的中国青年建筑师的最大期望是什么？

孟建民：建筑师的职业道路随着年龄的增长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青年、中青年及老年，我现处于中青年阶段。我们这一代建筑师可以说是赶上了好时代，遇到国家发展的黄金时期，获得了较为充分的建筑创作实践机会。建筑界有这么一种说法：“建筑师，年到40方开始。”现在有一大批40岁左右的建筑师群体，还可称为轻年建筑师，他们已在国内乃至国际的建筑界显现出了才华和能力。与此同时，他们也面临着更大的竞争和挑战，谁能在这样的竞争环境下突显出来，那就更需求其中的佼佼者展现出他们真正的实力与竞争力。

对于年轻建筑学子而言，我保持着一种十分乐观的态度。由于中国的建筑市场仍然较大，创作机会较多，从而吸引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青年学子选择了建筑学。众所周知，各大高校建筑学专业的录取分数都很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确保了进入建筑学专业的青年人具有更好素质。因此，从这样的人群中成长出现优秀才俊成才的机会也将大大增加，未来中国建筑师走向世界的希望将会在他们之中得到展现。

张利：您与王建国老师同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而您们两人曾经是同宿舍的学友，这可谓是一个中国建筑界的佳话。我们实在是无法拒绝这样一个念头，即听您们亲自讲述一下这个佳话背后的故事。

孟建民：我与建国兄两人是本科、硕士、博士三段学业同窗并师出同门。我们在12年的同窗学习中，一直相互交流、探讨与激励，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记得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们两人都非常注重身体锻炼，每天都会约定时间打排球、羽毛球等。日常生活上我们也会经常相互帮助，一起探讨人生哲学，相互启迪。我俩对生活要求都很简单，不会追求铺张奢华。比如，我俩双方的婚礼都是在学校宿舍中拼两张课桌，再比平时多添几样家常菜，约三五好友喝几杯啤酒就算举办结婚仪式了，现在回想起来，虽然十分简朴，但很温馨并值得记忆。

建国和我的性格均属于内敛和稳健型，或许是由于受到东南大学质朴求实的校风及导师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影响，我俩在学术上都富有探索和专研精神。建国在学生时代就是一个勤奋、专研的人，透着一股学究气。他在学习研究上是一个讲究方法、思维缜密、系统性很强的人，他看问题也比较深远，对宏观问题的把握也能较强地显现出个人能力与强项。作为中国城市设计界的领军人物，建国几十年如一日地累积与成就，从而奠定了他在此领域中最高的学术地位。

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东南大学建筑系78班的情感缩影，代表了我们班集体主义的优良班风。如今当选院士之后，我们继续相互激励、相互支持，同时经常提醒对方注意劳逸结合，细水长流，都希望能尽力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为国家建设发展贡献更大的专业力量。

Interview with MENG Jianmin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世界建筑》

2016-0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