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清清（云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研究生）

作曲家关庄创作历程释义

■郭清清（云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研究生）

从生态学的立场来看，在特定的人文背景下，不同地域、不同社会环境的影响，常常会产生各具特色的作曲家。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讴歌新生的人民政权，表达边疆多彩的风貌，云南的文艺工作者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特别是遵从“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导向，用他们的智慧与才情，推动了云南音乐学科的发展，以他们的努力，谱写了属于高原独特的表情。

20世纪50年代，由于政治运动不断，云南文艺事业的建设也命运多舛，但是，特殊的时代常常也能孕育出独特的文化之花。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全国各地也产生了一批作曲家。同全国的发展进程一样，1955年，昆明军区成立，其所属的国防歌舞团和部队各师团文工团的组建依托军队特殊的社会条件，由此完成了推动云南音乐发展的进程，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国防歌舞团作曲家关庄，他以其自己的努力，推动了云南音乐学科的发展，也成就了自己的艺术业绩，成为云南近代音乐史上必须书写的人物。

法国艺术评论家丹纳说：“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丹纳：《艺术品的本质》，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 由此出发，云南具有深厚的社会历史和多元的传统，汇集了26个民族多彩的文化和丰富的音乐素材，在这特定的生态背景中，这种多民族的文化汇集与融合，就为广大作曲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源泉。也正是在这种文化多元的环境中，作为随军南下的关庄，在云南数十年军旅文化创造的生涯中，留下了值得历史书写的人生华章。

关庄，满族，离休前任昆明军区国防歌舞团团长，19岁参军即随部队入驻云南至今，高原的水土在数十年的模塑中，已把他锻造成地道的云南汉子。多年的努力和积累，他创作出了许多表现云南民族和边地风情的音乐作品。作为一种标志，他创作的歌曲有：《太阳花向阳升》 《一串浪花一串歌》 《不熄的火塘》等，还创作了大批器乐曲和舞蹈音乐，成为云南音乐历史不朽的记录。关庄本着执着的艺术追求和对边地风情的文化自觉，仅从他的歌曲来看，就有一种浸入心灵的穿透力，其每一个乐句都承载着地域的特征，这源于关庄将新的创作技法与云南本土音乐素材融合的有机能力：他的旋律无论从横向还是纵向的编织，都具有将云南民族情感共性表达和西方传统曲式与和声结合起来的才气，使其作品彰显出独特的民族气质和高原的风貌。

音乐作为一种大众化的文化现象，是极为普遍的，但作为一门学科，却并非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完成写作。而作曲的过程，称得上所有艺术形式中最为抽象和难以掌握的一门技法。音乐作品的写作不仅需要一种形式结构的支撑，更需要一种具有直入心灵的艺术形象做支撑，正是基于此，从未进过专业院校的关庄，在他的创作之路上，通过刻苦的自学，最终他攻下了《和声》 《复调》 《配器》 《曲式》等音乐学院本科学生5年才能修完的基础课程，为之后的专业音乐创作打下了坚实的技法基础。作为青年时期的关庄，在完成日常排练的同时，也尝试歌曲的写作。早在20个世纪50年代，他就创作出了一批贴近普通民众感情的作品，如《我的小黑马》 《行军谣》 《胜利颂》等，为云贵部队和人民进行了数场演出，这些歌曲在歌唱演员的表演后，流动的旋律就因此传遍了云贵高原的山山水水，这越加激发了他成为一名职业作曲家的激情。

作为一种学科体系，在音乐家看来，写歌曲如同写“小品”，人人皆可为之，然而写器乐、交响乐、舞剧音乐，则需要完备的作曲技法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为支撑。19世纪50年代，由于缺乏编制完备的乐队，更缺乏职业的创作人员，因此云南乐坛多以歌曲创作而见诸舞台。伴随时代发展的需求，对音乐创作技法的表达，已成为一种时代的趋势。因此，关庄的作品多以总谱的形式而显现，如歌曲的乐队伴奏谱、舞蹈音乐的总谱写作等，仅此一点，不仅充分体现出他娴熟的作曲技法，而且在云南音乐创作的历史上，他的技法表达也具有开创式的意义。其早期的代表作有大型舞剧音乐《孙树仁》、管弦乐《玉罕》、电影音乐《风景这边独好》等。关庄作为云南的老一辈作曲家，不仅传统的作曲技法精练，随着时代的步伐，他还不断探索电脑作曲的设计方法，近年来用MIDI手段完成了200多首歌曲和舞蹈音乐的创作，表现出一位老艺术家与时俱进，不断获取新的创作技法的好奇心与求知欲。

19世纪60、70年代，正值“文革”时期，文艺成为政治的工具，失去了艺术的本体位置，但关庄却在政治要求的挤压下和广大演员们共同努力，使得国防歌舞团的歌、舞、器乐演出质量日趋提升，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在他的带领下，为国防歌舞团创造了一个艺术的“黄金时代”，成为云南乃至西南地区音乐的高峰，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佳话。

1978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祖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文艺事业也呈现出了复苏的新景象。关庄作为歌舞团的团长，抓住机遇，在全国各地引进人才，加强团队建设，同时安排艺术家们深入民间，融汇云南各民族的音乐素材，确立了军旅音乐在新时代写作的审美趋向，使国防歌舞团的创作和表演在多项全军和地方的文艺会演中获得了佳绩，进一步满足了部队官兵的文化之需，特别是在80年代前后云南边境爆发的那场战争，他组织全团精心编排了一组质量上乘、内容多彩的歌舞晚会，为官兵们送去了精神的鼓动，更为国家的尊严增添了光彩。

从文化属性上讲，音乐是一种最擅长达成群体感情认同和达成情感社会契约化的行为方式。因此，在特殊的年代，部队的作曲家们，不仅具有强烈的军人意志，更有极强的团队精神，他们在追求政治性“现实主义”风格表达的同时，也努力寻找、吸收新的技法以丰富创作内容，特别是强调集体的力量，完成音乐作品的创作：国防歌舞团的许多作品，就是由杨非、李航涛进行旋律写作，而由关庄进行配器，由此提升了作品横向与纵向的艺术水准，这种集体智慧的呈现，我们可以从众多国防歌舞团留下的大型作品中，看到这种合作精神的显现。正是基于他们作品多采用合作的形式完成、将各位作曲家的智慧和情感融为一体，因此更加符合了大众的审美需求，同时，在这种导向的引导下，1980年，国防歌舞团还与昆明地方乐团共同排演了黄田的交响乐《彝山幻想曲》，这一作品的出演，不仅迎来了云南交响乐的巅峰，开创了云南民族音乐交响化创作的典范，也为部队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地方文化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理智地看，云南的社会结构对云南文化的现代化建设产生了一定的制约性。自19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云南的音乐创作多服从于政治内容的需要，淡化了音响意向的本体特征，而关庄的许多作品，尤其是一些器乐作品与管弦乐合奏，却为当时的这种空白增添了色彩。如关庄与杨正仁共同完成的《含泪的缅桂》等管弦乐合奏作品的问世，这在当时，不能不说为云南音乐创作产生质的飞跃、创作观念更加新颖的审美诉求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关庄不仅在器乐作品中注重技法的表达，而在歌曲创作中，他却更加注重歌曲自身群众性审美的艺术价值，力图更多地挖掘和展现音乐本身的审美情趣，以贴近士兵和普通听众。如《身背背篓上山来》，这是一首小合唱曲。采用2/4拍的节奏，歌曲表现的是一族山野的风貌。从音乐结构上来看，歌曲起承转合，单部曲式结构，曲调采用A宫调，简短朴实的歌词与朴实善良的人们形成内心呼应。在这么一首简洁的小歌中，却得以发现，他努力将本土音乐特色与现代审美相接轨，而非简单地将音乐素材进行拼贴，通过写意传神的表达，把情感的表现对象投向云岭大地，刻画了色彩丰富的云南风情，实现了通过听觉诱导听众在心中创建一个幻象，超脱现实，追求精神上自由的目的。

作为一种文化经验，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对声音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但作为一种文化创造，在高原大众的心目中，关庄的作品却传达着特殊的情义，体现出高原人民情感体验和行为方式的独有内涵。 如《苗家山歌》《彝家姑娘撒依嗦》等作品，都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记忆。这些时代的符号，通过优美的旋律、独特的色彩，将云南少数民族的热情和欢快尽情释放，体现出依托云南丰富民族音乐进行写作、发挥自己艺术天赋的才情。作为一种文化记忆，这不仅丰富了云南的文艺事业，而且对不同历史时期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推动了云南文艺事业的多元化发展。

关庄作为部队特殊环境培养的艺术家，他不仅丰富了官兵的文化生活，更为云南文化的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关庄先生不仅发挥部队这个特殊群体的优势管理歌舞团，而且还依托国防歌舞团人才济济的优势，顺应着不同社会时代社会更迭的不同需要，将音乐的作用发挥到极致，从而对云南文化当代的书写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作为一种符号系统，音乐不仅仅是形式的呈现，更是一个过程的体验和与心灵交融的过程。从文化传承的立场来讲，对云南各民族而言，文化的记忆以及表达多是通过声音和肢体来实现的。因此，关庄先生的作品，无疑是云南历史不可抹去的文化记忆。由此说来，关庄先生既是云南音乐创作史上不可忽视的前辈，更是我们今天值得学习的榜样——由于他长年伏案进行创作，特别是总谱的写作和分谱的抄写，使他落下了严重的腰疼，至今只能弓腰行走，这或许正是他勤于耕耘、献身音乐事业的鲜活写照。虽然国防歌舞团由于时代的变化已经不复存在，但关庄音乐创作中具有时代烙印和饱含云南情怀的作品却永传世间，为云南的创作树立了榜样，由此塑造了彩云之南一个特殊的文化“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