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琼+戴凡博

摘 要：和平赎买是中国解放初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性举措。和平赎买民族资本的实践，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奠定理论基础。因而从经典作家对赎买理论的设想和发展、建国初期中国对赎买理论的创新和实践，以及对于初级阶段基本制度确立的深远意义进行具体论述，加深理解赎买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发展创新。

关键词：和平赎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

中图分类号：F1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2-0012-02

和平赎买是解放初期对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创造性举措。中国 “和平赎买”民族资本的实践，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探索出新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为改革开放打下了坚实理论基础，对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具有深远意义。

一、经典作家对赎买理论的设想和发展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赎买理论的设想

所谓赎买就是国家有偿地将民族资产阶级私营资本改变为国有资本，将资本主义私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其具体实施方式是让民族资本家在一定年限从企业经营所得中获取一部分利润。马克思、恩格斯曾对“赎买”资产阶级有过设想，但只是作为“剥夺剥夺者”理论的一种策略性考虑。1847年，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回答“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当然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1]在谈到废除私有制这一历史进程时更明确地指出：“一部分用国家工业竞争的办法，一部分直接用纸币赎买的办法，逐步剥夺土地所有者、工厂主、铁路所有者和船主的财产。”[2]1894年，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指出：“我们的党一旦掌握了国家政权，就应该干脆地剥夺大土地占有者，就像剥夺工厂主一样。这一剥夺是否要用赎买来进行，这大半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我们取得政权的情况”[3]。马恩认为，无偿没收并不是剥夺者的唯一形式，只要政权相对稳定，条件具备，和平赎买就可以进行，但考虑到占有生产资料的人不会轻易妥协，能否以和平的方式进行赎买，并不抱有太大希望。在如何赎买所有权，如何对待剥夺者和分配者等问题上，马恩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计划，仅仅论述了赎买形式和对生产资料的改革，这有待于其他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不断在探索中的丰富和发展。

（二）列宁对赎买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恩的赎买理论，吸取了巴黎公社失败的经验教训。在著名的《四月提纲》中，列宁认为，走向社会主义的首要步骤就是土地国有化，把全国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全国性的银行，由工人代表苏维埃进行监督[4]。此时的列宁只提出资本家在工人监督下参加劳动，并未要求立即没收全部资本家的财产。在胜利夺取政权后，列宁细化了和平赎买实施的方式和内容，提出，“如果合同上规定有先期赎回的权利，我们也确切知道先期赎回的条件，我们给全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款，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从而立即在某种程度上使苏维埃政权的地位得到加强使我们的经管条件得到改善。”[5]这里列宁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租让制、租借制具体形式等，允许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经营企业，允许获得高额利润，其目的是为发展生产力满足民众的需要。

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精辟思想是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条件下利用商品经济，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列宁虽细化了对于赎买理论的实现形式、实现内容，但和平赎买依旧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未能付诸实践，这主要因为资产阶级不甘心被赎买，抵制工人监督，采取大规模的怠工。因而苏维埃政权被迫采取相应措施，即“形势的关键在于尽量坚决地实行国有化，实行没收，打击和打倒资产阶级，粉碎怠工。”[6]由此可见，根据俄国的政治环境和国内外的客观和历史条件，对资本主义企业只能实行无偿剥夺，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

二、建国初期中国对赎买理论的实践和创新

中国在巩固政权后，有计划、按步骤、及时的以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赎买理论成功应用于中国。这是赎买理论向实践转化的一大创新。1956 年底，中央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及，“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7]这都丰富和发展了马恩列的赎买理论，其理论创新在于：

第一，创建强大的稳定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掌握新政权，民族资产阶级认识到必须依赖于国营经济，依附国家政权，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是唯一的出路，因此愿意被国家赎买;同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与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统一战线的关系，这就为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解决奠定基础，以实现顺利的赎买。

第二，对资产阶级的科学分析，制定恰当的赎买政策。《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将资产阶级科学的区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并依据阶级地位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措施，对前者采取没收资本、收归国有，对后者是逐步进行改造、利用、限制策略。从阶级分析的视角划分革命的敌人和朋友，尤其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科学分析，引导他们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并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和平赎买理论政策，实现科学理论向实践的转化。

第三，开辟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建国后新政权基于对生产关系的三方面进行调整：（1）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没收官僚资本，赎买民族资本归国家所有，以统一调配企业的人财物;（2）从人与人在生产中的地位上看，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互助合作关系，对资本家实行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3）从产品分配形式上看，实行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按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资方红利进行分配，即“四马分肥”。国家对合营企业进行清产核资，定股定息，限定七年，又延长三年。实现和平赎买的构想，避免暴力剥夺，促使社会的稳定，开辟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第四，城市经济的改造与农村经济的改造相结合。由于中国封建经济的长期存在，民族资本同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存在着密切联系，一些民族资本家城乡结合，即存在着剥削工人的关系，掌握企业的运作和经营;又存在剥削农民的关系，在农村占有大量土地。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还对农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农业合作化的方式，将土地收归国有，切断资本主义经济同农村封建经济的联系，限制民族资本的原材料市场，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将其逐步纳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轨道。

三、和平赎买理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远意义

和平赎买理论运用到中国的实践，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和及其深远意义。

第一，为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奠定坚实的基础。社会主义改造是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在赎买过程中的私营企业与国家政策之间，私营企业与国营企业之间，私营企业内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多种方矛盾与利益冲突越来越明显，因而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赎买与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使生产力从旧的生产关系的严重束缚下解放出来，适应了工业化建设，为国家繁荣、人民富裕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天的中国要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第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有借鉴意义。和平赎买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已占绝对优势，这对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有借鉴意义。十三大提出中国社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初级阶段的公有制是我国的经济基础，非公有制经济是重要组成部分和必要的补充。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的资本主义成分，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利用非公有制经济，这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所采取的由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有着相同相异之处，今天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这是赎买理论的深远意义。

第三，有利于团结各党派各阶层各团体巩固发展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平赎买的实施调动民族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积极性，使资本家同工人一道成为新中国的建设者，同时又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可以说统一战线调动了社会各方面人士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虽然统一战线的性质、任务和内部结构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但仍要加强巩固发展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加强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等各界人士的团结和谐，充分调动积极性，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大的力量源泉，也是发挥统一战线的应有意义。

第四，对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向社会主义公有制方向转变具有深远意义。和平赎买对当代中国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具有深远意义。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到一定阶段，必定改变生产关系中多种所有制并存状况，届时公有制以外多种所有制以赎买方式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以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至于怎样转变、什么时候转变要看生产力的发展状态。当生产力发展到高级阶段，能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种转变方可能成为现实。就现阶段而言，为了解决我国面临突出矛盾的紧迫要求，只有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才能提高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社会和谐与中国梦想。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84.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0.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9.

[4]  列宁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09.

[5]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21.

[6]  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73.

[7]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