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国强，舒盛芳

（1.上海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院，上海 200438；2.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体育部，江苏 常州 213164）



中国体育发展走向的研究

彭国强1，2，舒盛芳13

（1.上海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院，上海 200438；2.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体育部，江苏 常州 213164）

摘 要：从国家历史演进的视角对中国体育发展走向进行研究，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发展走向经历了3个阶段，包括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体育事业发展期；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曲折发展期；竞技体育优先发展，群众体育“随动”发展期。认为中国体育的发展始终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满足了不同时期国家利益的需要；“赶超型”的战略思想贯穿始终，表现出动态性、应对性和局限性等特征。提出要发挥体育在国家崛起中的战略价值，未来中国体育发展战略要继续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满足新时期国家利益的需求；体育战略发展既要重视国家政治诉求，也要满足社会人本需求；重点应包括青少年体质健康、公共服务水平和体育的经济文化价值。

关 键 词：体育管理；体育战略；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中国

体育发展战略是遵循体育发展规律，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因素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环境，对未来某个特定时期内体育发展的指导思想、政策、布局、任务等进行的高层次和全局性谋划[1-2]。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的发展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演进历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展重心在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之间不断进行着转移与调整，并服务于特定时期的国家发展战略。当前我国体育事业正处于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时期，思考未来中国体育的发展走向，制定出适应未来我国社会发展的体育战略，这是一个现实课题。本研究从国家历史演进的角度，对中国体育发展的走向进行回顾，对体育发展走向的特征进行了思考，以期对于合理规划未来中国体育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1 中国体育发展走向的回顾

从中国体育发展走向来看，大致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3-6]。第1阶段，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9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召开，是我国群众体育大发展的10年，这10年间群众体育发展要相对好于竞技体育，走的是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发展路线。第2阶段，从1960年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后，在“大跃进”、“路线斗争”和“体育革命”及10年文革动乱影响下，体育事业发展缓慢。群众体育发展低落并呈畸形“繁荣”，竞技体育则“缩短战线、调整巩固、保证重点”。第3阶段，从1979年开始至今，我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恢复，在奥运争光计划、全民健身计划、竞技体育优先发展等战略思想引导下，竞技体育呈“跨跃式”发展。群众体育伴随竞技体育而“随动”发展[3，6]，发展走向相对平稳。相对而言，这一阶段竞技体育的走势要远高于群众体育，走的是竞技体育“优先发展”，群众体育“伴随发展”的路线[7]。

1)第1阶段：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发展期(1949—1959年)。

这一阶段经历了“1949—1955年，运动的普及化与经常化”和“1956—1959年，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两大转变，群众体育率先成为发展重点，竞技体育处于从属地位，主要是推动群众体育的发展。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9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召开，群众体育率先成为我国体育事业的重心。新中国成立后，出于社会生产建设和国防发展的需求，体育事业围绕着“为人民的健康服务、增强身体素质”为中心，体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8]。1949年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成立，提倡国民体育。1952年，我国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我国体育有了专门的体育工作领导组织，同年6月，毛泽东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强调要开展经常性、广泛性的群众体育运动，对全国群众体育运动的开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1952年，荣高棠在《为国民体育运动经常和普及化奋斗》中强调“体育运动的开展要面向全体群众，讲究开展的普及化与经常化，体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增强人民体质，为国家建设服务。”[9]这一方针的提出，使我国体育进一步确立了以“运动的普及化与经常化”为核心的群众体育发展战略，成为建国初期我国体育运动的发展方向。1954年中共中央推行“劳卫制”，颁布“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的暂行条例，掀起建国初期群众体育运动的高潮。1956年，国家体委公布了基层体育协会示范章程，大力发展基层体育协会，广招协会会员，兴建基层体育场馆，为群众体育事业提供了物质基础，群众体育发展得到了较好保障。

我国竞技体育起步较晚，从1952年参加第15届赫尔辛基奥运会开始，我国竞技体育才崭露头角，然而这一时期的竞技体育并未受到重视，主要是为推动群众体育的发展服务[10]。1952年，团中央倡导“选拔优秀队员集中训练”，并组建了“中央体训班”，我国竞技体育有了初步发展。然而，由于当时群众体育的政治任务过于重要，竞技体育的发展一直处于从属地位。再加之，一些群众认为“竞技体育是资产阶级锦标主义思想的产物，发展竞技体育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10]，这种“极左”的思想阻碍了竞技体育的发展。1956年，国家提出“大力发展群众体育，在群众体育加快发展的同时要提高运动技术”的方针，自此，提高运动技术能力开始受到关注。1959年，周恩来总理在第二届《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普及与提高做了界定，提出体育事业发展要“普及和提高相结合”[9]。同年，我国第一届全运会召开，在检验建国初期竞技体育水平的同时，再次强调体育事业要普及与提高共存，自此，“运动的普及与经常化”的体育发展转向于“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竞技体育迎来发展机遇。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的10年，我国的体育事业主要是以群众体育为发展重心，竞技体育起步较晚。这是在特定时期内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发展下做出的理性选择，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符合“体育为国家建设、国防和生产服务”的国家政治需求，顺应“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社会需求。

2)第2阶段：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曲折发展期(1960—1978年)。

受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这一阶段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曲折而缓慢，主要体现在群众体育低落与“畸形”发展，竞技体育调整巩固与保证重点两个方面。

第一，群众体育低落与“畸形”发展。从1960年开始，在“左”的思想路线、自然灾害和社会经济困难的影响下，我国群众生活遭遇到严重威胁，在温饱尚不能解决的情势下，国家控制群众体育的发展规模。并且，当时群众体育发展的物质条件匮乏，致使群众体育工作陷入了低谷。多数群众丧失了参与体育运动的基本条件，一些社会体育组织活动形式逐步简化，如职工体育除了开展一些简单的工间操、棋类、跳绳等体育活动外，不再开展大型比赛；学校体育活动实行自愿组织的原则，农村颁布了“少搞和不搞体育活动”的文件，甚至一些地方体委也被撤销，严重影响了群众体育的开展。1966年开始的“文革”10年，在“路线斗争”和“体育革命”的影响下，群众体育被浓厚的政治色彩所笼罩，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群众体育形式主义色彩强烈，逐渐凸显出了“畸形”发展的态势[10]。各级体育组织机构遭冲击，一些体育领域的干部被“下放”。这一阶段我国群众体育出现发展停滞和历史的倒退[11]。

第二，竞技体育调整巩固与保证重点。从1960年开始，我国经济发展陷入困境，由于社会资源匮乏、国家经济建设艰难、人民缺乏基本的运动条件，在短时间内无法实现体育事业的整体赶超，进而采取了“调控群众体育，巩固提高竞技体育”的战略思想，体育工作以运动训练为发展重心，确立了“缩短战线、保证重点”的竞技体育发展战略，从而实现在体育领域的局部赶超[12]。1960年，我国登山队成功登上珠峰，1961年乒乓球队获得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3项冠军，1963年在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上打破了两项世界纪录，这些优异成绩的取得，为竞技体育的优先发展奠定了基础。

总之，三年自然灾害和十年动乱使我国体育事业遭受到了严重破坏，控制群众体育发展、调整竞技体育发展项目、保证重点的战略思想是遵循我国特殊的经济社会形势下的不得已选择，但导致了体育发展的不平衡，给我国体育事业的整体发展埋下了隐患。

3)第3阶段：竞技体育优先发展，群众体育“随动”发展期(1979年至今)。

首先，竞技体育优先发展。1978年开始，竞技体育开始呈现跨跃式发展态势。这一时期，经历了由竞技体育优先发展带动群众体育平稳攀升的发展走向。这一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为我国体育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并且，1979年，我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面对国际竞技体育的激烈竞争，我国体育事业面临着新的挑战。在提高国际地位、振奋民族精神的政治诉求下，竞技体育受到高度重视，确立了竞技体育优先发展战略。举国体制随即出台，成为保障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运行机制。在举国体制的推动下，我国竞技体育迅速发展。1995年，颁布了一部《体育法》和两个《计划纲要》，贯彻实施奥运争光与全民健身相结合的发展战略(1995－2000)，目的在于促进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协调发展。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发展趋势明显，呈现出协调上升态势。然而，相对于群众体育而言，竞技体育水平更是持续提高，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的国际地位，很好满足了国家利益的需要。2001年，我国获得第29届(北京)奥运会主办权，推动了我国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确立以提高竞技体育实力为目标的奥运战略(2001－2008年)。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体育工作的发展路线：一是构建完善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二是办好2008年奥运会[6]。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国家尽管努力实现体育事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然而在具体实施中，受多年来“赶超思想”的影响，加之北京奥运会的成功申办，以备战奥运为重心的竞技体育发展战略倍受重视，竞技体育始终占据着主要的体育资源，我国体育发展的走向依然偏向于竞技体育。

其次，群众体育“随动”发展。相对于竞技体育的“优先发展”而言，这一时期群众体育走的是“随动发展”路线[6]。群众体育活动的组织具有“随动性”和“自发性”，出现伴随改革开放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竞技体育成绩的鼓舞而不断起伏的现象，一些体育项目如乒乓球、排球等出现了全国参与热潮，群众体育逐渐实现了从“福利型”到“消费型”的过渡、从“单位化”到“社区化”的转移[13]。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展示国家形象和外交的手段也日趋多元，通过体育证明国家存在和国家强大的政治需求开始相对弱化。体育的人本需求开始受到重视，群众体育的发展需求日益高涨，国家开始把工作重点放到消除体育领域不均衡问题，并对体育发展战略重心进行调整，制定“奥运争光与全民健身相结合”的发展战略，重视体育的“协调发展”。完善群众体育发展的政策法规。1994年，国家通过了《“九五”计划》，把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提升到国家立法的高度。这一阶段，群众体育得到高度重视，提出了“全民健身宣传周”、“全民健身路径”、“体育三下乡”等活动，推动了群众体育事业的发展[3]。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面对我国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发展的不平衡，加之，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以及青少年体质的不断下降，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素质成为迫切需求。在战略选择上对“提高全民族的身体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视程度较以往更高。2014年10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提出营造重视体育、支持体育、参与体育的社会氛围，并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为群众体育的发展建立了新的平台。

总之，这一时期在优先发展战略和举国体制的保障下，我国竞技体育发展迅速。这种体制虽然很好地提高了竞技体育的发展效率，但并未带动整个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群众体育的“随动”发展进一步加大与竞技体育之间的差距

2 中国体育发展走向的特征

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体育发展在不断的调整与完善中推动体育事业的成长，并呈现出了不同的走向特征。不同阶段，体育发展的走向始终围绕着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而展开，与特定时期内我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相适应，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第一，中国体育的发展始终服务于国家的发展战略，满足了不同时期国家利益的需求。我国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任务和国家发展战略，发挥出了健身、政治、文化、经济等价值功效。从建国初期的“服务于国防与国家建设”、文化大革命时的“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治”，发展到改革开放后的“为国争光、振兴民族、服务于社会经济文化”，然后到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的“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追寻“可持续发展”。可以说，不同时期的体育发展符合特定历史时期内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是国家战略发展的必然选择，很好地发挥振兴中华的国家和民族取向的政治诉求，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积累宝贵的经验。总体而言，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体育发展走向的演进过程体现继承、发展与逐步完善的历史进程，并始终围绕国家发展需要和体育面临的实际问题，顺应特定时期国家发展战略的走向，满足不同时期国家利益的需求。

第二，以“赶超型”为核心的战略思想贯穿始终，体育发展的政治诉求强烈，人本需求关照不足。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事业虽然整体上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政治诉求下发展，但是其走向的重心并不稳定。表现为由建国初偏重于群众体育的发展，到重视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均衡”发展，再到保证重点、侧重提高的不均衡发展，最后到试图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均衡”发展的演变历程。在整个过程中，以“赶超型”为核心的战略思想贯穿始终。诚然，“赶超型”战略思想的选择并非偶然，有着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原因，是针对我国特定时期国内外政治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心态而做出的战略抉择。以“赶超型”理念为核心的体育发展战略促进了中国体育的振兴，短期内保障了体育领域的局部赶超，满足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政治诉求。然而，这种优先发展战略导致社会资源投入不均衡，无法在短时间内实现体育的整体赶超，对民众的人本需求关照度不够，没有处理好优先发展、突出重点和均衡发展的关系，导致了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走向的不平衡，最终产生了种种不协调的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政治诉求与社会人本需求之间的矛盾日渐凸显，给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带来阻碍。我国体育事业整体协调、均衡发展的局面尚未形成。

第三，从体育发展的长远效益来看，我国体育发展重心的变迁都是在遵循国家不同发展阶段下的经济社会需要的基础上，联系体育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不断对发展重心进行的调整与完善，整个过程充满了动态性。不同时期的体育发展，都基本适应特定时期的国情与国家发展的需求，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从发展的长远效益来看，我国的体育发展缺少事先科学、整体的战略规划。体育战略方针的制定多是应对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多是针对社会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而不断进行适应性的试错和经验积累下制定的，缺乏系统而长远的战略规划[5]。可以说，体育发展的战略方针、战略重点、战略目标、战略措施的制定主要是应对特定时期体育事业中存在的问题，体现出“摸着石头过河”的基本特征，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应对性[5]。此外，我国体育发展的走向也体现出由不自觉到自觉的变迁特征，如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运动的普及化与经常化”、“缩短战线，保证重点”的战略思想都是为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问题而被动选择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奥运争光与全民健身”、“奥运战略”等则具有主动选择的特征。总体而言，不同阶段体育的发展缺少对我国体育事业系统科学的战略规划，在特定时期体育发展措施的制定上具有应对性和局限性，正是这种特征的存在导致了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如我国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发展的不平衡、竞技体育项目发展的不均衡、学校体育问题重重、青少年体质下降、运动员文化水平低及退役的安置问题等。

3 中国体育发展战略走向的未来展望

3.1 体育发展战略要继续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满足新时期国家利益的需求

国家利益是国家战略决策者进行体育战略价值定位的前提，是体育战略价值的出发点和归宿，只有准确把握不同时期的国家利益，才能使体育战略达到促进国家崛起的积极效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的体育战略融入了诸多国家政治因素，发挥了体育的政治功效，很好地服务了国家发展战略。然而，随着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新时期国家利益的走向正在发生转变，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的需求日益凸显[13]。当前，人口老龄化加速、国家经济社会结构转型、青少年体质下降、公共体育服务不均衡、体育法规亟待完善等多个层面都关系着国家的命脉。这种背景下，在体育战略价值的选择上，我们要顺应和平崛起时期的国家核心利益，全面认识体育的国家战略价值，使体育战略真正围绕当前的国家利益而谋划，并继续发挥其积极性的战略效应。第一，需要深刻认识体育战略的经济价值、文化价值、教育价值以及国家利益的政治价值，调整体育事业发展的重心，加大群众体育的投资力度，以人本需求为导向，重新定位体育发展战略的价值取向，发挥其服务于国家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需求的价值。第二，积极落实战略转移，重点发展弱势群体、农村、青少年、不发达地区的体育文化活动，大力提高体育公共服务的水平和公共体育产品的质量，构建提升我国国民体育健身投资的保障机制，以及城乡均衡发展的国民体质健康促进体系。第三，体育强国建设中，不断完善体育法律体系，加快群众体育法治化进程，加强体育事业发展中的制度治理建设，完善体育资源分配制度，建全群众体育法规体系，把“依法治体”的理念落到实处，促进体育公平。第四，从更高层面来认识体育战略，至少应包括人民健康、经济发展、国家利益与安全等内涵，甚至要上升到改革创新国际体育制度追求的价值诉求之上。第五，在体育战略转移的同时，积极建构合理的实施措施，做到体育战略目标与战略实施手段相平衡，从而促使体育在国家崛起的进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3.2 体育战略发展既要重视国家政治诉求，也要满足社会人本需求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国际地位发生了重大转变，体育在展示国家形象、振兴中华、为国争光以及通过体育来证明国家存在和国家强大的政治需求开始相对弱化。和平崛起时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梦成为国家发展的时代主题。呼吁体育从大国向强国迈进的社会诉求也日益高胀。然而，体育强国并非只是竞技体育强国，更应该是一个群众体育开展良好、社会民众健康和谐的强国。多年来，在“赶超”为核心的战略思想下，我国体育的政治诉求强烈，人本需求关照不足，而致群众体育发展缓慢。未来体育战略的发展，必须在重视国家政治诉求的同时，更要满足社会人本的体育需求。

可从以下几个方面重点把握：第一，在社会公共服务的人本需求下，我国体育发展战略应该遵循新时期社会状况和民众诉求进行调整，以可持续发展的民生化、产业化、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核心，改变单纯的“赶超型”战略思想，采取可持续发展方式[14]。第二、体育的战略定位应“以人为本”，把提升全民族的健康素质放在国家的战略位置上，关注人的全面发展，挖掘体育的休闲、娱乐、健康等功能，满足社会人本需求，真正把体育发展的重点放在如何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如何拓展其休闲、交流、娱乐、健身以及经济建设的功能上。第三、战略转移时要统筹兼顾，不能顾此失彼。在国家和平崛起的背景下，体育发展战略要重视国家发展的政治诉求，竞技体育应继续发挥其创造良好的国际交流环境、展示国家的良好形象、增进国际交流与认同的价值。对此，战略重心转移时，要“保强扶弱”，在满足竞技体育为国家政治诉求服务的同时，大力推进体育的社会人本需求，不断优化竞技体育的发展路径，牢牢把握住竞技体育在国际舞台上话语权。在确保竞技体育“包容性”发展的基础上，做好与学校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的协调发展[16]。第四、以社会体育公共服务为核心，重构人本需求下的群众体育发展方式，发挥社会组织在群众体育发展中的作用，提升社会、市场组织的体育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形成国家、社会和市场相协调的群众体育服务保障机制。

3.3 战略选择的重点凸显青少年体质、公共服务和经济文化价值

实现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因此，体育战略的制定必须要重视人本需求。2008年奥运会后，我国提出“要提高全民族的身体素质，增强人民体质，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在体育中充分实现人的发展”[15]。诚然，国民体质是国家综合实力的物质性基础要素，在我国和平崛起的道路上，既需要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也需要强大的文化、制度、人才等软实力[17]。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也是实现人本需求的开始阶段，因此，我们必须把青少年的健全发展作为国家战略的第一要务。《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将“发展体育产业，增加体育产品和服务供给”作为未来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目标，并把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

在这种情势下，必须要明确：第一、体育战略发展过程中，应该把人的需求尤其是青少年的发展需求放在首要地位，努力构筑社会经济发展与人本体育需求相协调的平衡机制，使我国的体育事业能够健康可持续发展。第二、要协调好体育战略的价值取向，遵循“以人为本”的人文战略理念，战略的选择以青少年体质健康为重点，以人的身心全面发展为目标，保障未来国家建设对身心健全型人才的需求。第三、在目前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要充分发挥体育的经济文化价值，提升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能力和服务水平，使战略价值回归到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和文化建设的轨道上。拓宽体育战略在强大产业发展、促进经济建设、维护社会稳定等领域的价值功效，最终提升国家的经济文化实力和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第四、把体育单纯“为国争光”的政治定位提升到“文化娱乐、健康促进、社会缓冲、经济发展以及促进国家认同”等宽广平台上来，利用体育构建一种以提升公民的生活幸福感和社会和谐为目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方向，以爱国主义和公平正义为核心的体育文化价值体系。

体育是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体育事业围绕着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而发展，始终服务于国家的发展战略，与我国特定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相适应，满足了不同时期国家利益的需求。然而，我国的体育发展缺乏系统而长远的规划，表现出体育发展的政治诉求强烈，人本需求关照不足，体育发展战略措施的制定上具有应对性和局限性，导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不平衡。我们必须客观认清体育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从国家发展战略、国家政治诉求、社会人本需求、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等视角出发，合理规划未来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的走向，制定出适应未来我国社会发展的体育战略，发挥体育在国家崛起进程中的战略价值，使其更好服务于体育强国建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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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Chinese sports development trend

PENG Guo-qiang1，2，SHU Sheng-fang1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Shanghai 200438，China；2.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Changzhou Colle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Changzhou 213164，China)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historical evolution,the authors studied Chinese sports development trend,and dre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Chinese sports development has gone through 3 stages,including a popularization and improvement combined sports undertaking development period,a competitive sports and mass sports zigzag development period,and a competitive sports followed by mass sports development period; Chinese sports development always serves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having met national interest needs in different periods; “exceeding type” strategic ideology has been implemented all the time,showing such characteristics as dynamic,responsive,limited etc.The authors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proposals: in order to exert sports strategic value in China’s rising,future Chinese sports development should continue to serve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meet national interest needs in the new period; sports strategy development should value China’s political demands,also meet social and humanistic needs; teenager fitness,public service and sports economic and cultural value should be highlighted primarily.

Key words:sports management；sports strategy；mass sports；competitive sports；China

作者简介：彭国强(1983-)，男，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体育与国际政治。E-mail：pengguoqiang@163.com 通讯作者：舒盛芳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BTY023)；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358SS16095)；上海体育学院研究生教育创新基金资助项目(yjscx2015016)。

收稿日期：2015-06-15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6)02-00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