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越

在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宣布前夕，白俄罗斯女作家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已经是获奖的热门人选，在几个博彩网站开出的入围作家赔率中，阿列克谢耶维奇都是最靠前的。俄罗斯杂志《美杜莎》记者戈尔捷耶娃，不失时机地对阿列克谢耶维奇做了专访，话题非常广泛，涉及当今欧洲难民问题、俄罗斯令人忧心的政治现状、如何看待刚刚过去的以及更为久远的历史，当然，还包括如何看待苦难等等问题。其中有一段话引起我特别的注意：

“我的许多主人公读了我的访谈后都震惊了，她们不承认自己说过这些话。这当然是因为‘我们胜利了是所有这些她们讲述的故事的共同背景。我们花了什么样的代价取得了这场胜利，这对她们来说不重要。这些苦难没有一丝一毫变成自由，用这些苦难什么都没有换来，这对她们来说也不重要。您明白吗？用生命的代价，却什么都没有换来。”

这段话论及的是阿列克谢耶维奇写于1978年至1985年的早期作品《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显然，当作家在2015年的秋天谈论这本书时，批评意识较之从前强烈许多。在她写作此书过程中记下的创作笔记里，尽管也有几处质疑的地方，但对这些接受访问的女兵，基本的情感是同情甚至是颂扬的：“女人的战争有自己的色彩，有自己的气息，有自己的解读，有自己的空间。她们都是在用自己的语言说话。没有英雄豪杰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壮举，只有普普通通的人，被迫干着非人力所及的人类事业。”

这种态度上的变化，一方面肯定是和阿列克谢耶维奇随年龄增长而提升的见识有关，一方面也是令人窒息的当代俄罗斯的政局使然。

女性视角的卫国战争

在访谈中，阿列克谢耶维奇对于俄罗斯的现状可谓痛心疾首，在她看来，整个1990年代人们经历了沉重苦难的考验，但这苦难却没有换来任何回报，人们没有吸取任何教训，“在我们这个时代，不义和好战的愚昧在残酷程度上已经登峰造极。”和1990年代人们所受的苦难相比，那些在二战中出生入死的女兵所受的苦难显然更为深重，俄罗斯获得了空洞的“胜利”，但是对于民主和自由，人们依然只能望梅止渴而已。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访谈中的反思虽然刺耳，但却显然更有深度，而《我是女兵，也是女人》这本书对于苦难的揭示，由于缺少更犀利的批判视角而显得有些单纯了。尽管如此，考虑写作时间，这本书仍然是对既有的刻板历史秩序的有力反动，所以当戈尔巴乔夫在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他著名的“新思维”改革的时候，《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得以立即付梓，印数叫人瞠目结舌——两百万册。

这本书的畅销应该说首先有赖于过去几十年，苏联的国家机器对于卫国战争喋喋不休拙劣的宣传，这种宣传把复杂的战争和人性简化为正义和邪恶的对垒——作为正义者的苏联战斗英雄战胜了邪恶的法西斯，这种宣传声调单一、粗糙，因为远离真实而显得生硬虚假。

阿列克谢耶维奇则颠覆了多年来从男性视角出发的战争叙述，她带着一种使命感要去写战争中的女兵，为她们立言，捍卫属于她们的历史。她不忍看着这些女兵在做出重大牺牲、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之后，又被男人书写的历史（对于这种历史，阿列克谢耶维奇轻蔑地总结为：无非是如何撤退、如何反攻，无非是前线哪支部队……）轻轻地一笔勾销。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崭新的视角，同时也奠定了这本书畅销的基石。人们不禁要问：女兵们在战场上能做些什么？她们如何面对残酷的战争？如何面对死亡？她们又会和男战士们产生怎样的情感？爱情如何在战火中滋生？而性欲又是怎样在极端的情形下被开启？带着所有这些疑问，人们翻开书，而《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则对所有这些问题给出了饱满的答案。

直抵历史核心的口述体

整本书采用亲历者口述的形式，事实上这也是毕业于明斯克大学新闻学系的女作家最擅长的形式，她的几乎全部作品都是采用口述的方式。口述的好处是能立刻将读者带入某种历史情境之中，直接犀利，越过一切委婉的修饰，直抵事件的核心地带。它不给读者留下任何喘息的机会，一个又一个惨绝人寰的画面，一个又一个的死亡，它们好像在蹂躏你的心脏，在用羽毛不停地轻抚着你的泪腺，直到你在某个犹如基督受难的画面前流下热泪。

因为常年进行这种口述笔录，对于口述，阿列克谢耶维奇亦有自己的心得，她跋山涉水去寻找这些亲历过战争的女兵，潜台词自然是想从她们的口中听到真相——没有被政治和意识形态涂抹过的真相。但是对于真相的追寻又谈何容易，在穿插在众多口述故事间隙中的创作笔记里，她写道：“在同一个人身上存在着两种真实：一种是被强行隐藏于地下的个人的真实，还有一种是充满时代精神的整体的真实，散发着报纸的气味。”我想马上补充的是，这所谓的第二种“真实”，更恰切的词语应该是虚伪，至少是虚饰，它和真实一点关系也没有。

阿列克谢耶维奇需要的显然是前一种真实，但是她也敏锐地发现，这种真实很是脆弱，比如，只要讲述者面对更多听众的时候，她的讲述就不自觉地变成公共谈话，变成一种陈词滥调的演讲，无法进入个人化的语调和私人的体会中。“听者越多，故事越枯燥无味，越顾左右而言他。于是可怕的事件表现为伟大的事业，而人类内心的隐晦阴暗一瞬间就变成了光明清澈。”阿列克谢耶维奇发现，当受访者只和她一人讲述时，往往能从公共话语的陈词滥调里挣脱出来，道出完全个人化的战争记忆，这时候内心的声音渐渐战胜公共话语的聒噪，这时候往往是所谓“真相”悄悄现身的时刻。

她很清楚，自己需要的不是一次采访，而是诸多机遇，某种灵感闪光的发现——这多像诗人在等待词语被光照亮的那一刻。为了这样的机遇，阿列克谢耶维奇有足够的耐心，她在受访者家中往往一坐就是一整天，和受访者一起喝茶，拉家常，一起看儿孙子女们的照片，接下来自然而然地，那个期待已久的时刻突然就出现了，“当一个人远离了那些好像纪念碑一样，用石头和水泥铸就的清规戒律时，就回归了自我，直面了自我。”女兵们往往从自己的青春讲起，从这个人化的原点出发，曾经作为庞然怪兽的战争露出它具体而微的另一面，它更个性化、更人性，也更打动人心。

口述体的先天不足

然而，口述的方式也是一把双刃剑，在口述者因靠近事件的中心而便利地带来某种真实感的同时，口述的方式也有它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病。阿列克谢耶维奇在采访中使出很大努力，试图让口述者更真实地讲述，其实已经将这种弊病显露出来。

口述者确实是事件的亲历者，但是他或她所讲的，就是真相本身吗？当然不是，至少不是全部真相。首先，口述者的讲述会受制于客观环境、采访者的亲和力、听众的构成，都会影响他的表述，一个人主动热忱地讲述和被动应付之间当然有天壤之别。而更容易影响口述者的是当时的时局和政治形势，尤其是在较为敏感的问题上。

尽管阿列克谢耶维奇做出很多努力，可是我们在阅读过程中，仍然能感到讲述者某种程度的患得患失和避重就轻。在书籍出版后，阿列克谢耶维奇收到大量来信，有不少是受访者写来的，几乎在所有这些信中，都有类似的表述：“我当时没有把实情告诉您，是因为时间不同，那时我们习惯于对很多事保持沉默。”

和过去那些空洞的战争书籍比，《我是女兵，我也是女人》显然将历史真相推进了一步，推进到个人化的层面，但是从受访者后来的表述中，我们知道几乎每一位受访者都做了不同程度的保留。也就是说，所谓的“真相”依然是破碎的，我们通过此书看到的依然是部分真相，破碎的真相。那是一个事实的万花筒，读者只能通过想象，将这些碎片勉强拼贴成大致的图形。在这里，想象力依然不可或缺。

再往前试想一下，就算受访者毫无保留地全盘托出自己的所见所闻，是不是就意味着真相唾手可得呢？当然也不是。因为每一个人，哪怕是事件的亲历者，最终仍然会受制于自身的个人化视角，对于一个巨大的社会性事件（遑论战争了），每个人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子，他只能提供他那一小部分的事实。人们的记忆有时也容易出错，并不完全可靠，而情绪和观念也会在潜意识中起作用，换言之，人们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总是记得清楚一些，而不利的事情总是倾向于尽快忘记和摆脱。

严肃的历史学家，其实对口述历史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台湾著名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在口述历史方面贡献卓著，他主持编纂的《李宗仁回忆录》和《顾维钧回忆录》在史学界很有口碑，也都是以口述为主，但是他对口述历史之难也体会很深。

在《张学良自述的是是非非》一文中，唐德刚坦承：“它不是像张学良这些历史人物所想的，‘我讲你写就成了。其实它的实际工作，比起一般的写作更为艰苦。何也？因为一般史书的写作，只是根据各种史料，按图索骥，写其‘书而已矣。搞口述历史就要多一层工作了，它在一般史学的著述程序之外，还要加上当事人关键性的口述，而这种口述往往是画龙点睛，与表面的故事，甚至完全相反。”

简单地说，如何核实讲述者说的那些事实，就是一大难题了。所以哪怕是一般的新闻写作，也是要强调均衡采访事件各方当事人，避免让一方声音处于绝对优势，否则这种新闻写作是会存在明显短板的，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拿这些标尺来衡量《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就显出它因过度依赖口述而带来的先天不足。大部分女兵讲述的故事，都缺乏相对明晰的背景资料，我们多半不知道故事是发生在哪一次战役中，宏观的战争局势处于什么阶段，很多故事都孤悬在时空中，只有一个共同的庞大的卫国战争背景。

当然，造成这种局面，也是和阿列克谢耶维奇对材料的取舍方式有关——她总是把最令她感动和震撼的故事挑选出来，而那些看起来不重要不震撼人的背景资料多半被舍弃了。也就是说，她只要故事的高潮部分，这固然使整本书变得异常饱满（很可能是过于饱满了），但她也使这些故事由于缺乏铺垫，缺乏对气氛的酝酿和营造而变得单薄了——走向了她初衷的反面。

高潮迭起带来的疲惫感

从文体的角度，口述也有它无法克服的缺陷。从行文上，奠定整本书语言风格的是女兵们自己的口吻，阿列克谢耶维奇当然可以对这些口述进行编辑加工取舍，但她不可能改变这种口头语言固有的性质，她不可能把它变成书面语言，也不可能增添什么，以达至自己想要的批判性内容。也就是说，这种口述事实上将文体禁锢在一个较小的区域，留给创作者在文体上发挥的空间非常有限。而如果你认同文体是文学至关重要的核心部分的话，你也许就可以理解，口述式的纪实文学为什么很少能登上文学荣誉的顶峰。

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样的作家事实上将自己置于一个非常被动的局面，她不能对讲述者讲述的内容和方式进行过度干预，她所能做的只能是尽可能激发讲述者的热情，但是这些内容本身的真实性，又是很难去印证的。仅就这一点而言，以第三人称叙述为主的写作和报道，则有先天的优势，至少这样的方式可以将受访者的口述内容置于作者的审视之下，作者可以对口述内容进行评论，指出其难以自圆其说之处，或者对内容的真实性提出自己的质疑甚至辨析。当然，在《我是女兵，也是女人》里也穿插了一些类似于采访手记的片段，在某些采访之前，阿列克谢耶维奇也对采访的环境和进行过程有所交代，但总的来说，这方面的内容很少，还不足以和受访者口述内容建立一种平衡感。

口述式纪实文学另一个在文体上的问题是结构的缺失。就《我是女兵，也是女人》这本书来说，众多受访者的口述内容在书中并没有凝合成一个整体，阿列克谢耶维奇大致按故事在战争中的先后顺序予以排列，但是如果将其中的一些口述任意调换到书的其他位置，也不会过于影响整本书的阅读感受。这说明这本书在结构上是松散的，每一个部分都不是紧紧附着在自己的位置之上。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和阿列克谢耶维奇过于追求内容的震撼性有关，在大量的采访材料中，她只选取最具震撼性的内容，那么所有在书中呈现出来的故事都缺少铺垫，缺少一个完整故事的那种起承转合。一个老练的小说家就很清楚“过程”的重要性，对于一本小说来说，只需要几个情节上的高潮就足够了，他大量的工作其实是基础工作，就是高潮之前的铺垫工作——人物的日常对话，他的动作和表情，他和其他人物之间微妙又复杂的关系，甚至于天气状况等等。

同样是写战争，我们可以将巴别尔的《红色骑兵军》拿来做一个比较，《红色骑兵军》里的小说一般都很短，可是在较小的篇幅里，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不少看起来和情节展示关系不大的闲笔，故事情节再怎么激烈，巴别尔也不忘对自然景观进行描述。当然由于巴别尔高超的语言掌控能力，这些自然景观描述本身非常精彩，而且同时也给故事情节披上了一层感性的外衣，它们对于小说主旨的揭示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在这样的作用下，小说主人公的一个眼神，或者一次貌似简单的离别都足以打动人心，根本无需动用死亡的琴弓去拨动读者的心弦。甚至在对真相的追寻方面，小说由于和事物拉远了距离，反而比贴近现实的纪实文学更具优势，因为小说中充沛的想象力将会帮助它更完整地接近真相，而只会近距离观察的纪实文学将逐渐变成近视眼，缺乏想象能力也就必定会缺乏透视能力，而透视事实上是逼近真相的必由之途。

《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整本书的内容过于扎实，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以至于读者会产生应接不暇的疲倦感，而被并置的高潮事实上却抵消了彼此的力量，到后来读者的心弦和泪腺甚至都变得有点麻木了。因为聚焦于苦难，阿列克谢耶维奇为自己的书赢得了道义的力量，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也清楚指明了这一点：“她的复调书写，是对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的纪念。”但是，对于文学而言，道德并不是全部。

文学中的道德其实是一种危险的力量，弄不好的话，很有可能无可辩驳的道义将压垮全部的语言建设。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晰感知到道德和语言的分离，而我们也知道单纯因道义树立起来的标杆将不可能传诸久远，如果没有语言的力量作为一种保护和支撑的话。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所有著作，具备重要的社会历史文献意义，但和诺贝尔文学奖曾经因为自己独到的眼光建立起的文学高标相比，还有些距离。阿列克谢耶维奇自己其实也很清楚这一点，在获奖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兴奋之余，她也表达了某种不自信：“当然我也很紧张，因为毕竟有伊凡·蒲宁、帕斯捷尔纳克这些前辈伟大的影子在那里......这些影子太伟大了。”其实不仅仅她提到的这两位作家，还有索尔仁尼琴，还有布罗茨基，和这些前辈作家相比，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确难称“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