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夏恩

这幅题为《交换看报》的漫画（右下图）初看起来平淡无奇，两个身穿毛式中山装的人站在阳台上，隔着一面墙壁亲切地交换手中的报纸，脸上还挂着热情洋溢的微笑。尽管建筑和人物都不过是寥寥数笔，勾勒大概，但画家却特别着意描述了一个细节，也是赋予整幅漫画精神内涵的点睛之笔——两份报纸分别是《人民日报》和《解放日报》。

考虑到这幅漫画刊发于“大跃进”热情似火的1958年，我们就不难理解其中蕴含的文宣意味，但相比起这一年喷涌而出的宣传画上那些充斥着“一个萝卜千斤重，两头毛驴拉不动”之类的夸张标语，这幅漫画出现的两份报纸上的小字标题，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对漫画的创作者，刚刚当选为上海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丰子恺来说，这幅《交换看报》恐怕已经是他在文宣工作上的极限了。

在整个1958年里，丰子恺都在试图调整个人兴趣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关系。作为一名数十年来虔心茹素的佛教居士，丰子恺一直以来都在秘密从事他的《护生画集》的绘画工作，这套画册的目的只有一个，通过这些画作来唤起人们爱惜生灵的慈悲之心。而另一方面，作为一名国家干部的丰子恺，则不得不按照党的指示履行他的政治义务，用他的画笔，为如火如荼的“大跃进”和其他政治思想宣传工作挥毫泼墨。

相比丰子恺倾尽心力的《护生画集》，这些政治文宣作品大都质量徘徊在《交换看报》之下，从这些画作的口号式的标题也能略窥一二：《谈论总路线》《战鼓敲得响，利箭在弦上，跃进再跃进，前途无限量》等等。在面对这些不可避免的政治任务时，丰子恺总是选择直截了当将官方的政治口号照抄搬用。

在1963年出版的第一本经官方认可的丰子恺个人作品集中，这些明显出于政治宣传目的创作的画作几乎都被排斥在外。丰子恺在1958年创作的那些歌颂“大跃进”的画作一张也没有被选入，而带有宣传意味的画作，也只有这幅《交换看报》。

在画集中，这幅画和丰子恺在23年前创作的另一幅名为《邻人》的画放在一起。这幅早先的漫画上，同样画了两个站在阳台上的邻居，但这两个人却互不闻问，阳台之间甚至还加装了一道铁栅栏。毫无疑问，丰子恺想通过这种今昔之间的对比向读者说明：正是中共的新政权将人与人之间冷漠的“旧社会”变为一种和睦共处的道德新社会，人们解除了彼此之间的隔阂，彼此微笑，分享同一张报纸。

正如丰子恺在1961年新年前夕发表的文章所宣称的那样：“‘万恶社会已经变成‘君子国了”——但对真实生活在这个“君子国”中的丰子恺来说，一切也许并不像这些热情洋溢的画作和那句单纯的口号那么简单。

解放：“君子国”来了

丰子恺与“君子国”的第一次邂逅是在1949年的上海，确切地说是5月27日。这一天，刚从香港举办个人画展归来的丰子恺，第一次见到开进城市的中共军队。根据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的回忆，丰子恺仍然和他的孩子们站在弄堂口，看着这些年轻的战士们队列整齐地经过他们的面前，尤为令他感动的是，这些士兵竟然拒绝收取路旁欢迎者的慰劳食品。

丰对此大发感慨，他告诉刚刚成年的儿女们，“旧社会有一句话，叫做‘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这句话现在不适用了。解放军为正义而战，当兵的个个是好男！以前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从此振作起来了！我们的国家前途无限光明！”

如果这段回忆可靠，那么丰子恺似乎从一开始就是新政权的热烈拥护者。但另外的证据则显示，至少在中共进城的两周前，丰子恺仍然对时局忧心忡忡，在写给他在香港朋友的信中，他表示上海“居民对战事已感麻木，但竞储粮食，以备困守之需耳”。在五天后另一封写给好友常君实的信中，丰子恺表示，更关心的是他刚刚在上海新置的住所，在这封信的最末，丰子恺自我解嘲地写道：“炮声中小兴土木，可谓悖时；亦可谓‘人心安定之象征也，一笑”。

这些私人信件所显示的内容，似乎更符合丰子恺一直以来保持的个人形象——拒绝党附于任何一方政治势力，介乎半隐士般地在属于自己的艺术田园育禾灌蔬。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内战，丰子恺的态度也许正如他在这一年3月给《论语》杂志绘制的封面《城门失火》一样，让人不由得担心会不会“殃及池鱼”。

也正是因为丰子恺颇为熟稔乱世中的求全自守之道，因此，1949年“君子国”的降临，对他来说接受起来并不困难。新政权上台伊始，便将恢复秩序作为首要任务，其宣传的“共产主义人人互助合作”的思想，在丰子恺看来，似乎也与他一直笃信的佛家极乐净土和传统士人心目中理想的“大同世界”别无二致。

因此，仅仅初尝新政权之味的三个月后，丰子恺就兴奋地给他的好友夏宗禹写信，这位曾经自称“不教课、不演讲、不开会”的“三不”先生，激动地告知他的朋友，自己已经一改过去深居简出的习惯，更多地加入到由中共主导的社会活动之中，甚至“我的私生活也已‘解放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解放心态”贯穿了丰子恺的整个1950年代，只要得到触发的机会，丰子恺总是不吝表现自己这种欢愉之心。1955年6月6日，在给广洽法师的信中，丰子恺告诉他“祖国气象全新，与昔年大异，我等在新中国生活均甚幸福，真可谓安居乐业”。而在公开场合，丰子恺也像其他加入到新政权的知识分子一样，在赞美中共丰功伟业方面不吝文墨。

尽管，丰子恺这位一向温和的漫画家，无法完全按照官方要求的那样成为“一个阶级斗争的坚强战士，一个党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用漫画作斗争武器的近卫军”，但他同样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为了表现新政权的气象一新，他一改过去只用黑墨白纸的绘画方式，而是使用鲜艳的彩色来表现新政权治下的社会生活丰富多彩。

这种彩色的绘画方式，在表现革命中国必不可少的红色时显得特别有效。几乎丰子恺绘制的所有涉及到政治宣传色彩的画作中，都少不了这种革命的红色，它需要被仔细地填涂在小孩子脖子的红领巾上、手里举着的红色标语上，以及空中飘扬的红旗上。这类涂上了革命红色的画作，几乎占据了丰子恺在50年代创作画作的2/3，但在丰子恺自己编订的画集中，它们只占很小的一部分。

丰子恺与新政权的合作如此亲密，为这名曾经竭力远离政治的人带来了不少政治上的荣誉和地位。新政权成立伊始，他就作为社会贤达而列名“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到1960年6月，他又就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两年后，他成为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从而登上上海艺术界的顶峰。

毫无疑问，这些官方的认可与优待，使丰子恺对这个新生的政权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尽管过去的丰子恺对这些名誉头衔弃如敝屣，但如今却似乎甘之如饴，他拥抱解放，用自己的方式赞颂共产党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和新社会天堂一般完美的景象，这个新政权建立的“君子国”看来使他乐不思蜀，甚至表态与过去的自己进行斩钉截铁的切割。1958年，就在他将两位互相交换《人民日报》和《解放日报》的微笑邻居描绘成“君子国”的新楷模的那一年，他决定与过去的艺术道路进行一次不友好的道别：

“我从前有一个图章，叫作‘速朽之作。凡是描写伤心惨目的景象的画，都盖上这图章，意思是希望这幅画‘速朽，即这些景象快快消灭。果然，不出二三十年，到了新中国成立，我这些画都‘朽了，这些景象都变成过去的噩梦了。我真高兴。”

而现在，他表示自己会“欣将彩笔绘新猷”——用新的彩色手笔去描绘“君子国”的太平美梦。

批判：“君子国”的另一面

与过去的切割方式有很多种，在旧日的画作上盖上“速朽之作”的印章，应该是最简单的一种。但矛盾之处在于，越是强调“速朽”，就越是把这枚“速朽”之印深深地印在了自己的脑海里。所以，在新政权的逻辑里，与过去决裂的最好方式，就是一遍又一遍地彻底否定自己。

丰子恺并没有花费太多时间就发现了这一点，作为新政权的合作者，在享受官方提供给他的荣誉和优越地位的同时，他必须付出必要的代价，就是与过去的、不合新政权要求的自我进行彻底的决裂。早在 1950年7月，也就是丰子恺给夏宗禹写信表达自己“解放心态”的兴奋的一年后，丰子恺就遭遇了一场针对他自己的批判，原因是他在文艺界宣传方向的大会上，表达了对过去自己所擅长的传统绘画的认可。当来自解放区的画家介绍完宣传画的重要性后，丰子恺被邀请起来发言，他直言不讳地说道：

“工农兵的宣传画是非常重要的，是应该大画特画的。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梅兰竹菊。梅兰竹菊也是重要的。梅兰竹菊是中国画的‘四君子嘛！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我们的生活也应该有张有弛的。成天叫喊打倒谁、打倒谁也是很累的。在紧张的工余时间里，看看梅兰竹菊，不是可以陶冶性情？不是可以松弛一下神经吗？”

在一般人看来，丰子恺的话是典型的公允之论，但出乎在场人意料的是，这番温和的演说很快遭到了来自解放区的画家的群起攻之，批判声此起彼伏响起：“有的人迷恋过去的老一套，迷恋地主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致，什么梅兰竹菊啊，什么四君子啊！这是妄图开历史的倒车。”

这是丰子恺第一次见到“君子国”的另一面，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温良恭俭让，而是同样充满了嘈杂与吵嚷，对一个一直以来连文坛笔战都避之唯恐不及的人来说，这种暴风骤雨式的批判浪潮令他胆战心惊。和他并坐在一起的女儿丰一吟发现父亲“脸涨得通红，嘴唇微微发抖”。

经历过此番惊吓的丰子恺已经对政治萌生退意，但很快，如潮水般涌来的政治运动就让他开始明白，独善其身是困难的。他开始学习如何在新政权意识形态的话语下生存。1951年，丰子恺在写给夏宗禹的信中，已经不复1949年时的兴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带有冷漠的平静。他告诉夏，他目前的工作是翻译苏联写实主义音乐的文稿，至于他自己的创作，“我已经对画失却了兴味，对文学也少有兴味”。

在信的最末，他提到了一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三月廿五《人民日报》有人批评我的漫画”，但人民日报社又给他寄来了 16万元的稿费，还“二次来信要我经常投画稿”，丰子恺的反应是“我坚决不画，把十六万送给志愿军了”。

尽管可以将给志愿军捐款理解为丰子恺对新政权的政治运动表示充分支持，但他对画“失却兴味”和坚决推辞了党刊约稿的原因，却可以看出丰子恺对政治运动的真实看法：“他们登出这篇批评文，并且送我画稿费（是作者借用我的旧稿）十六万元，也许是想引诱我投画稿的兴味”——换言之，1951年的丰子恺在私下里已开始不复将参与政治运动作为一种邀请，而是作为一种引诱。

作为一位在1949年前就蜚声国内的漫画家，丰子恺自然无法逃脱政治运动。尽管他在1950年的批判后已经淡出政治圈，但这场“思想改造”运动却强迫他不得不加入到这场批判的大合唱中。1952年3月《文艺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将丰子恺从幕后推向政治运动的前台，文章点名批判了丰在音乐上的资产阶级观点。4个月后，丰的一篇名为《检查我的思想》的自我批判文章，被刊登在7月16日的《大公报》上。

就像当时报纸上刊载的其他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文章一样，丰子恺已经开始掌握这种自延安整风以来的自我批判技巧，文章的最后，丰子恺将自己在1949年前的艺术生涯形容为一场“肺病”，而“整风的X光检查出了我的病状”，而“马列主义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毛泽东思想，好比空气和日光，是我的最良好的营养品”，“我确信，在党的领导之下，在群众的监督之下，我认真学习，必能改正过去一切错误思想，而成为一个能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者”。

1958年，也就是丰子恺画下《交换看报》的那一年，为了表达对新政权开展的“大跃进”的支持，丰子恺再一次拿起了沉默了7年的画笔，以期完成党在“三面红旗”口号下要求文艺工作者完成的“多快好省”的“大跃进”。3月26日，丰子恺写下了自己的《决心书》：“我完全拥护‘上海市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主义自我改造决心书”。

他表示，将在自己的工作上实现大跃进：“我本来决心在本年内完成著作和翻译共六十万字，创作新画八十幅；现在也来个跃进，增加为著作和翻译八十万言，创作新画一百幅，这工作必须在一九五八年年底以前完成”。在这篇《决心书》的最末，丰子恺写下了自己生活在这个“君子国”里的座右铭：“彻底改造自己，将心交给人民”。

尾声：“君子国”的难民

丰子恺曾经在1950年写过一则名为《赤心国》的童话，童话里，丰子恺虚构了一个名为“赤心国”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每个人“胸前突出一个很大的心形，鲜红得非常可爱”，在这个国家里，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会被别人知道，因此，人人都对彼此感同身受，在丰子恺看来，“这正是一个理想的国家的缩形”。

但当这个理想国真的来临时，丰子恺却发现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尽管他一再批判否定自己的过去，歌颂他所生活的“君子国”般的新政权，但当他真的坦承自己的内心想法，而不是跟随政治口号亦步亦趋时，他的灾难也就降临了。

1962年，在挺过了反右斗争、“大跃进”等政治运动之后，已经65岁的丰子恺，破例在“上海市第二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发言。根据在场的作家王西彦的观察，丰子恺“以激愤的语调，做了一个谴责‘大剪刀的发言”：

“种冬青作篱笆，本来是很好的。株株冬青，或高或低，原是它们的自然状态，很好看的。但有人用一把大剪刀，把冬青剪齐，仿佛砍头，弄得株株冬青一样高低，千篇一律，有什么好看呢？倘使这些花和冬青会说话，会畅所欲言，我想它们一定会提出抗议。”

丰子恺的这场真正“交心”的发言，让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像“赤心国”里的人一样感同身受，但童话的结局却并不美满，他很快成为了新一轮批判运动的标靶。就在三个月后，有人终于找到了一份可资批判的材料，在丰子恺一篇描写他家小猫的短文《阿咪》中，丰子恺将小猫阿咪称为“猫伯伯”，并且与“贼伯伯”并列。在某些人看来，这是以“猫”来影射“毛”。尽管丰子恺在社会上的荣耀地位为他暂时抵挡住了这一轮进攻，但这不过是大战前的喘息罢了。

1966年6月6日，丰一吟在父亲任职院长的画院墙壁上看到了“一张很长很长的大字报，几乎从天花板一直到地板”，这张大字报的批判内容正是丰子恺的《阿咪》。在之后的几个月里，丰子恺所做的每一件事，所画的每一幅画，都遭到严厉的指控。在一本名为《打倒美术界反共老手丰子恺》的小册子里，这个将近70岁的老艺术家被指控，“是一个一贯反共反人民的老手，民族败类，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他都利用诗、画、文密切配合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勾当，干尽了坏事”。

1975年9月15日，丰子恺去世，临死前他已经失去了话语的能力，再也无法用语言表达他的真实看法了。意味深长的是，他留下的绝笔，是几个不成方圆的图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