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成军



§历史学研究§

论“视域融合”与历史比较的关联和意义

王成军

摘要：诠释学在加强了视域与“前见”的历史联系的基础上，其理解方式“视域融合”不仅具有更为明显的辩证特性，而且与历史比较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视域融合”观念有助于加深对历史比较真实本质性的现代理解，彰显历史比较是一个辩证的扬弃过程，突出历史比较的效果历史特征及其比较的意义。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从现代历史比较观念出发，对“视域融合”观念进行再理解，可以准确把握和认识“视域融合”观念的价值及其历史地位。探讨“视域融合”与历史比较之间所存在的关联及互动关系，对于哲学诠释学和历史比较的进一步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诠释学；同与异；“视域融合”；历史比较

哲学诠释学是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在上世纪60年代创立的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哲学流派，该派学术的突出特征之一在于其与历史之间的亲缘关系。事实上，诠释学的这一特征也反映了西方哲学发展的重要趋向，并且对西方历史学的发展进程及其趋向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后现代史学重要代表人物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就认为：“欧陆对历史阐释问题的兴趣是由于普遍对解释学发生兴趣而发展起来的。”①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64页。因此，深入探讨诠释学与历史学之间的联动关系不仅对于进一步理解诠释学本身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深入理解历史的特性，进而推动历史学的深入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本文的兴趣乃在于探讨诠释学与历史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历史比较之间所存在的内在关联及互动关系。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对诠释学的基本概念——“视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的内涵进行阐释，借助“同与异”这一史学比较的基本认识范畴，揭示其与历史比较所存在的内在关联及其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以现代历史比较观念为依据，探讨“视域融合”观念的历史地位及其对于推动现代历史比较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

一、“视域融合”的内涵及其与历史比较的关联

从诠释学发展史来看，伽达默尔创立的哲学诠释学是伴随着西方哲学对近代哲学本体论反思的浪潮应运而生的。其突出特征在于揭示了认识的过程是理解者与被理解对象间的相互影响和互动，从本质上讲具有与传统“主客体间性”思维模式所不同的一些哲学特征，有学者将其理解为 “主体间性”②潘德荣：《从主客关系到主体间性》，成中英主编：《本体与诠释：中西比较》，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390-401页。的思维架构——主体与主体间的对话与理解的新的认识方式，颇为传神。在诠释学的理论体系中， “视域融合”概念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是理解与诠释的基本范畴，也是理解与诠释的关键环节。因此，这一概念具有极其重要而丰富的内涵，并与史学比较产生了深度关联。

(一)“视域融合”产生的思想背景

毫无疑义，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和史学的进步，集中表现在对近代的主客认识架构所进行的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即对主客架构所产生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反思基础之上。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则是这一思潮的突出代表人物之一，并给伽达默尔以很大的影响。海德格尔以对人的现实的生存为研究重点而享誉世界，他在著名的《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指出，此在和世界的关系是理解和被理解的关系，在这一理解的过程中，人们对世界的一切解释其实源于一种先在的理解，即理解的前结构，这种前结构是解释和理解发生、进行的根本性条件。假设没有这个条件的话，解释和理解将无从谈起。海德格尔在书中一再强调这一前结构在解释中所具有的重要性：“这种解释一向奠基在一种先行具有(vorhabe)之中”，“解释向来奠基在先行视见 (vorsicht)之中”，“解释奠基于先行掌握(vorgriff)之中”。*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175-176页。在海德格尔的“此在”(Dasein)和世界的理解关系中，这一概念的地位已经今非昔比，转而成为认识中不可缺少的客观性要素。伽达默尔则在其效果历史观念的指导下，以海德格尔的思想为基础，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将视域观念与境域观念紧密相连，进一步提升了前见在认识和诠释中的重要性和合理地位，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视域融合”理论，从而使近代以来诠释学的面目焕然一新。

(二)“视域融合”的内涵

其一，前见是理解或“视域融合”的必要前提。伽达默尔指出， “一切诠释学条件中最首要的条件总是前理解，……正是这种前理解规定了什么可以作为统一的意义被实现，并从而规定了对完全性的先把握的应用”。即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体系中，人们进行理解只能在其所处的境域中，即其所处的传统中，这一境域规定了其可以理解的区域。因此，“视域(horizont )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而处境的作用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 “它表现了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另一方面 “诠释学处境的作用意味着对于那些我们面对流传物而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赢得一种正确的问题视域”，*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80-381、391页。换言之，视域和处境是一种表和里的相互依存关系。因此，伽达默尔将前见同境域的紧密结合，突出了视域的历史性和真实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辩证性。前见遂成为其“视域融合”理论的支点。

其二，视域(horizont )是理解的基本要素。自尼采和胡塞尔以来，“视域”被用于“标示思想与其有限规定性的联系以及扩展看视范围的步骤规则”这一哲学领域中。由此，视域有大小、宽狭、新旧等等之别。伽达默尔对“视域”是这样说的：“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Gesichtskreis)， 这个区域囊括和包容了从某个立足之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具有视域，就意味着不局限于近在眼前的东西，而能够超出这种东西向外去观看。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第391页。显然，视域是人的一种认识和理解的能力， “视域融合”观的前提和突出特色之一就是要求承认效果历史赋予理解者从其自身特殊的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出发进行理解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因此，视域观念成为其“视域融合”的基本理论概念。

其三，“视域融合”是理解和认识的基本途径。在哲学诠释学的体系中，理解过程中实际存在着两个不同的视域：一为理解主体的视域，另一为文本所处的历史的视域。理解者有自己特定的视域，这种视域是由他自己的历史境遇所赋予的；而文本也有自己的历史视域，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是特定历史存在的产物。在伽达默尔看来，所谓“视域融合”的实质是通过理解者和文本二者间的对话，超越自身的有限视域，促使对话的双方达到一种新的、更高层次的境界。伽达默尔对此是这样解说的：“占据解释者意识的前见(Vorurteile)和前见解(Vormeibungen)，并不是解释者自身可以自由支配的。解释者不可能事先就把那些使理解得以可能的生产性的前见(die Produktiven Vorurteile)与那些阻碍理解并导致误解的前见区分开来”，“理解其实总是这样一些被误认为是独立存在的视域的融合过程”，*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第382、396页。“如果事物不能被理解，是不会产生视域融合的”。*David Vessey,“Gadamer and the Fusion of Horizon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 Vol.17,No.4，2009,pp.525-536.这样看来，理解者和解释者的视域并非是封闭孤立的，“视域融合”是实现不同主体间理解，以获得新境界的方式和途径。而这一切，只有通过“视域融合”这一途径才能达到。

其四，“视域融合”也是理解和认识的存在方式。 “视域融合”不仅是历史与现实的融合，也是解释者与被解释者之间的汇合。历史和现在、客体和主体、自我和他者在融合中构成了一个无限的统一体。当然，这种融合既包括理解者的视界，也包括文本的视界，它不是同一或均化，而只是部分重叠，它必定同时包括差异和交互作用。在这种历史和现代的整体视界中，“一切特殊的东西都在整体中被重新审视，特殊视界中所包含的不真的前判断将根据这种更全面的视界被修正，从而达到历史视界与我们的视界之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就是普遍性的根本保证”。*潘德荣：《从主客关系到主体间性》，成中英主编：《本体与诠释：中西比较》，第390-401页。视域融合产生新的理解，而新理解又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先见，在效果历史的推动下，“视域融合”不断进行。正是通过“视域融合”，新的理解才得以不断产生，正如伽达默尔所指出的：“视域其实就是我们活动于其中并且与我们一起活动的东西。”*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第393页。诠释学的突出特征在于其将理解的方法论进一步发展成为理解的本体论。因此，“视域融合”不仅具有理解的方法特质，还因其所具有的内在必然性，也具有本体性特质。

(三)视域融合与历史比较的内在关联

“视域融合”与历史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这种关系表现为：“视域融合”不仅建立在诠释学的理论基础之上，而且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上，即效果历史的基础上。伽达默尔指出：“所谓历史地存在，就是说，永远不能进行自我认识，……一切自我认识都是从历史地先给定的东西开始的”，“一种名副其实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第390、387页。因此，“视域融合”理论的建构与历史学有着重要关系，而其理论对于历史的深入认识同样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具体于本文所关注的历史比较而言，二者间的关联和影响表现在多方面，也更为紧密。如果从逻辑结构上来分析，同与异、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则成为诠释学的“视域融合”观念和历史比较观念之间重要的关联点。对此，现代比较史学的奠基人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指出：“比较就是在一个或数个不同的社会环境中选择两种或数种一眼就能看出它们之间的某些类似之处的现象，然后描绘出这些现象发展的曲线，揭示它们的相似点和不同点，并在可能的范围内对这些相似点和不同点做出解释。”*马克·布洛赫：《比较史学之方法》，齐建华译，项观奇编：《历史比较研究法》，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04页。同样，对于诠释学而言，伽达默尔也认为：“如果诠释学问题的真正关键在于同一个流传物必定是以不同的方式被理解，那么，从逻辑上看，这个问题就是关于普遍东西与特殊东西的关系问题。”*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第404页。显然，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 “同与异”“普遍与特殊”等关系问题构成了诠释学和比较史学中的基本矛盾，是对二者进行理解和比较研究赖以实现的基本途径和方法，自然也最集中地体现了两者间观念的关联。因此对“视域融合”观念及其与历史比较观念之间的内联及其互动关系的探讨，不仅有利于加深对二者观念的深刻理解，更重要的是还可以进一步发现“视域融合”观念对历史比较所产生的诸多推动作用。

二、“视域融合”论对历史比较的影响

如上所述，视域融合是诠释学中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内涵极其丰富。伽达默尔在海德格尔学说的基础上创立了“视域融合”理论，不但使诠释学具有辩证性，也大大增加了诠释学的理论深度和厚度。“视域融合”理论不仅在诠释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由于其和历史比较之间所存在的紧密关系，对于历史比较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这一关联和影响不但对于我们正确把握历史比较的基本范畴——同与异二者之间的本质、内在关系和意义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而且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和认识同与异二者之间所包涵的丰富而深刻的历史内容也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

(一)“视域融合”理论有助于加深对史学比较的范畴——同与异本质属性的深刻理解。伽达默尔在阐述“视域融合”理论时，对理解者的独特视域在其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发表了一番经典言论，对于我们深刻理解视域的特性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他说：“理解一种传统无疑需要一种历史视域。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是靠着自身置入一种历史处境中而获得这种视域的。情况正好相反，我们为了能这样把自身置入一种处境里，我们总必须已经具有一种视域。”他还认为：“如果根本没有这种彼此相区别的视域，那么为什么我们一般要讲到‘各种视域融合’，……提出这个问题就意味着，我们已经承认了那种使理解成为科学任务的处境的特殊性，并且必须首先把这种处境规定为一种诠释学处境。”显然，从诠释学的理论来看，之所以会产生“视域融合”这种理解方式，其前提是因间距化而形成的人们视界之差异，唯其是相异的，才需要融合，并经历融合这一过程而形成新的视域。当然，融合绝非两个相异东西的简单叠加，事实上，在“视域融合”的过程中，诠释者对相异的东西总是有所取舍，但或取或舍，皆取决于间距的过滤作用，其中不仅包括由间距过滤而保存下的真判断，还包括在间距中所生成的新意义。但不管怎样，在形成的新视域中，“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某种前见”。*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第394、396、349页。如果从诠释学的“视域融合”理论来看，史学比较的过程其实也就是史学对话的过程。这种对话意味着我们与比较的历史对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意味着我们已经把自身置入求同存异这一历史比较的视界之中，并通过比较的方式和途径以求得新的历史认识。对此，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就是，“理解的客观性不能靠预先认知观念的抽象来获得，只能靠对把认识的主体及客体连在一起的效果历史的语境进行思考才能获得”。*哈贝马斯：《解释学要求普遍适用》，高地、鲁旭东、孟庆时译，《哲学译丛》1986年第3期。而要达到这一预期的理解效果，对比较双方所存在的同与异的本质属性的探讨不仅成为史学比较的前提，而且对同与异本质所包含的历史内容的进一步揭示更是史学比较的内在要求。

其一，“视域融合”所揭示的同与异的客观存在是史学比较研究的前提。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认为：“第一性实体之所以是最得当的被称为实体，乃由于这个事实，即它们乃是其它一切东西的基础，而其它一切东西或者是被用来述说它们，或者说是存在于它们里面。”*亚里士多德：《范畴篇》，方书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3页。黑格尔则认为：“根据是同一与差异的统一。”*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59页。也就是说，之所以能够进行理解或“视域融合”，其前提乃在于理解的双方都包含了异与同的两方面因素，而同与异两方面因素的客观存在，自然成为史学比较的前提和基础，而以此为基础的“视域融合”过程就是通过比较而形成新认知的过程。对此，马克·布洛赫曾指出：“从历史的角度讲，比较需要两个条件，一个被观察事物的某种相似——这一点本不在话下，二是产生这些事物的环境之间的某种不同。”*马克·布洛赫：《比较史学之方法》，项观奇编：《历史比较研究法》，第107页。刘家和先生认为，无异之同不具备比较的条件，无同之异也不具备比较的条件，总而言之，“有相同，才能比其异同，有相异，才能比其同异”，“比较研究的基本功能在于辨同异，从异中见同，从同中见异”。*刘家和：《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德国比较史学专家哈特穆特·凯博(Hartmut Kaelble)认为：“比较的目的正在于对不同社会的机构、结构和心态的差异性和共同性进行考察。如果比较的对象完全一致，那也就不再需要比较了。”*哈特穆特·凯博：《历史比较研究导论》，赵进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5页。因此，异与同的客观存在构成了史学比较的前提。

其二，“视域融合”肯定了个体前见在史学比较中的根据作用。在“视域融合”观念下的异同结构中，前见的根据作用得到承认，异的独立性和真实性遂成为抽象以获得同的基础，因为所谓“前见”是指对待理解之物的一种预先理解，伽达默尔认为，“实际上前见就是一种判断，它是在一切对于事情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要素被最后考察之前被给予的”。而在历史比较中，它赋予了异的双方以其各自的历史观念为据从事历史比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即要求学者们从其各自所具有的“视域”出发，从自身独特的文化和历史传统出发，与相异的历史对象进行比较。这一独特性也就是伽达默尔阐述的主体所具有的具体而特殊的视域，这一视域不仅是哲学对话与理解的前提，更是史学比较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每一时代都必须按照它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历史传承下来的文本， 因为这文本是属于整个传统的一部分，而每一时代则对这整个传统有一种实际的兴趣， 并试图在这传统中理解自身”。*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第349、383页。法国著名哲学家利科(Paul Ricoeur)认为：“只有忠实于自己的起源，在艺术、文学、哲学和精神性方面有创造性的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才能承受与其他文化的相遇，不仅能承受这种相遇，而且也能给予这种相遇一种意义。”*保罗·利科：《历史与真理》，姜志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286页。换言之，所谓史学比较，就是史学研究的主体和其研究的对象之间，通过异与同这一基本范畴进行相互认知，最后形成一个由相异走向共同的这一反复的历史比较过程。正如伽达默尔所说：“视域对于活动的人来说总是变化的。所以，一切人类生命由之生存的以及以传统形式而存在于那里的过去视域，总是已经处于运动之中。”*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第393页。其实，人们每次的“视域融合”都是以前见为客观性基础而进行的认识和理解，而每次的“视域融合”也只能是运动视域的某一时间、某些部分视域的交融。这一特点不仅是诠释学的基本认知途径，也是史学比较的必由之路。

其三，对同与异本质内容的探讨则是史学比较的主要任务。不言而喻，在视域融合下，同与异之间表现为一种辩证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在双方各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的基础之上，是建立在历史运动的基础之上。因此，在“视域融合”观念下，同与异本身不仅包含着丰富的逻辑内容，而且包含着更为重要的社会历史内容，从逻辑上和历史内容上对同与异进行探讨成为“视域融合”的前提和重要内容。对于历史比较而言，历史现象的相异相同的客观存在不仅为历史比较提供了可能性，而且也提供了必要性。较之于其他历史学科，历史比较最主要的方法和途径就是通过对同与异的格物致知，形成了一个较为专业的方法论。具体而言，历史比较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从同与异的概念出发，对复杂纷繁的历史现象进行观察和思考，从可比性原理出发，寻找其共性，进行合理的分类，使研究对象初步类型化；但这只是比较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造成所比较的历史现象同与异的深层次的原因，以获得对这些比较历史现象的本质了解。而要真正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以此为基础，逐渐向更高层的比较类型——理念类型体系发展。所谓“理念的类型”是运用理论对历史比较的结果作进一步的概括和梳理，形成一个更高级的具有普遍性的比较范畴，遂成为同其他历史体系进行比较的依据。这种历史比较研究的重要作用在于它为更广泛的历史概括即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作理论上的准备。当然，在此极其重要的是必须将同与异的逻辑概念建立在真实的历史的基础上。

(二)“视域融合”观彰显了历史比较过程中同与异之间所存在的辩证关系。将“视域融合”应用于史学比较中，其主旨就是要正确理解比较的同与异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伽达默尔在谈到主体间对话的具体途径和过程时对此问题进行了论述，他说：“什么叫自身置入呢？无疑，这不只是丢弃自己。当然，就我们必须真正设想其他处境而言，这种丢弃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必须也把自身一起带到这个其他的处境中。只有这样，才实现了自我置入的意义。”因此，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其实总是视域的融合过程”， 而这一“理解乃是把某种普遍东西应用于某个个别具体情况的特殊事例”。*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第394、404页。借用德国诠释学家弗里德里希·阿斯特(Georg Anton Friedrich Ast)的话来说就是：“理解包含两个要素：领悟个别和综合个别成一个总体知觉、感觉或观念整体，也就是说，分解其元素或特征和结合被分解部分成概念感知统一体。”*弗里德里希·阿斯特：《诠释学(1808年)》，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9页。由此可见，在诠释学的观念中，“视域融合”的过程其实明显包含着用辩证法将个别与普遍在对立的基础上进行统一的意图。因此，如果将包含了辩证认识论的“视域融合”观具体应用于史学比较的话，自然会产生重要的启发意义。

其一，“视域融合”所揭示的同与异的相互转化特性，为历史比较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视域融合”论在强调同与异具有相互转化的辩证特性，即双方主体从其各自的前见—— “异”出发，而通过“视域融合”得以获得普遍性提升—— “同”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的同时，还指出了共性、普遍性在认识个性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指导作用。如果从诠释或融合的历史性来理解的话，这一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比较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两种各有侧重的比较方式——异中求同和同中求异。历史比较的作用一方面表现在异中以求同，目的是探讨比较各方所存在的共性，而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在共性的指导下以求异，即探讨比较各方在共性之外所具有的独特个性，这意味着不应将历史比较的目标仅限定为对比较各方相同性的探讨，而对其不同性的探讨也是史学比较的重要任务。伽达默尔一再强调：“我们必须从个别来理解整体，而又必须从整体来理解个别”，“理解的运动经常就是从整体到部分，再从部分返回到整体”。*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第376页。其实，历史的比较过程不外乎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就是在比较中不断揭示历史事实所具有的共性和个性的过程，另一方面是在比较中把共性同个别和特殊不断合理结合起来的过程。因此，揭示并从类型上研究历史对象的特征及其个别特点，这既是历史比较的特点，也是史学比较本身的突出优势，更是史学比较最重要的任务。这一比较的目标和结果较之于将史学目标只局限于异中求同或同中求异的简单史学比较模式，内容更为丰富，无疑将历史比较观念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其二，“视域融合”丰富了对同与异的客观本质性的辩证理解。如果将诠释学的“视域融合”观与史学比较观相对照的话，史学比较所面对的是更为具体多样、结构复杂的历史现象，其中有些现象可以清楚看出其异同，但还有大量的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之间的从外部来看差别很大的事物，一时难以发现其共同之处，似乎难以进行比较。如对长期隔绝、各有历史发展轨迹的中西历史进行比较就是典型事例，不过，只要在史学比较理论的指导下，透过现象精心选择一个相同的角度来探析两者内部结构的话，就会清晰发现，在明显的相异之外仍有大量的相同之处，自然可以进行比较以获取新知。以中国古代西周初年的分邦建国(“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20页。)制度和西欧中世纪的军事采邑制度为例，虽然两者在时空上遥不可及，从整体的社会性质来看也迥然不同，但从分封制这一角度进行考察的话，仍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仍有诸多学者长期对两者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比较研究，其研究结果在深化了对中西古代分封制异同了解的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对中西社会的深刻理解。由此看来， “由于比较范围的选择、可公度性及语言分类结构是比较者主观预构的结果，因而，事物的本质并非完全外在于比较者的客观存在，它同时也有赖于比较者的理论构想”，*刘家和、陈新：《历史比较初论：比较研究的一般逻辑》，《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同时，“历史本身就是某种理解或解释”。*韩震、孟鸣歧：《历史·理解·意义——历史诠释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6页。当然，这种理论构想或解释的基础仍是客观的实在，其本身也成为客观实在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一来，人们对历史比较的客观本质性的辩证理解与传统实在论意义上的单纯的历史本然这一理解，就有了明显不同，其结果是加深并丰富了对史学比较中同与异这一客观性内容的现代理解。

其三，“视域融合”彰显了史学比较的扬弃本质和功效。在“视域融合”的背景下，异和同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历史比较既是舍弃的过程，也是一个获得新知的过程，是一个经过扬弃而具有普遍性的过程。黑格尔讲：“凡有限之物都是自相矛盾的，而且由于自相矛盾而自己扬弃自己。”*黑格尔：《小逻辑》，第177页。历史比较确实建立在双方同与异的基础之上，其中的同是集中了双方异的有关方面的内容而产生的一种新的认识，这时的“同”既与“异”相关联，但与“异”又有明显的不同。所以，诠释学视域下的史学比较的异同观与形而上学的异同观有重大区别，这种区别表现在前者强调了异与同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包容的辩证统一体，而不仅仅是一个相互对立的排斥体。对此，我们以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中所讨论的“封建主义”为例来加以说明。马克·布洛赫通过比较研究发现，“依附农民；附有役务的佃领地(即采邑)而不是薪俸的广泛使用，……这些似乎就是欧洲封建主义的基本特征”。*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张绪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704-705、703页。同时他也一再表明在这一共性之下，欧洲“封建主义”还具有不同的特殊性：“欧洲封建化的程度并非全部一致，节奏也不完全相同。而且，最重要的是，任何地方都不是完全封建化的。”显然，欧洲范围内的封建主义是一种建立在欧洲各个地区个性基础上，又与各个地区个性相联系的封建主义，它本身是同与异的辩证统一体。用意大利哲学家埃米利奥·贝蒂(Emilio Betti)的话来讲就是：“理解是一种弧形的沟通桥梁，一种把这些形式与那个曾经产生它们而它们又与之分离的内在整体重新结合统一的沟通桥梁；当然，正是这些形式的内在化(internalization)，这些形式的内容才在内在化中转进入与原本具有的主观性相不同的主观性中。”*保罗·利科：《诠释学的任务》，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第129页。应该承认，“视域融合”这一理论和方法是符合现代哲学和现代历史比较发展的趋向的。

(三)“视域融合”观念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同与异在历史比较中的目的和意义。伽达默尔认为：所谓理解就是自觉地将自身置于“视域融合”的场景中，不以自身为标准，而是向一个更高的普遍性发展，而且这种融合在效果历史意识的作用下，表现为一个连续不断的历史过程。“这样一种自身置入，既不是一个个性移入另一个个性中，也不是使另一个人受制于我们自己的标准。而总是意味着向一个更高的普遍性的提升，这种普遍性不仅克服了我们自己的个别性，而且也克服了那个他人的个别性”。因而从诠释学的“视域融合”理论出发，文本的历史意义并不是暂时的，而是永远超越于它的作者的，理解并不是简单的意义挖掘，也不只是一种意义的复制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的行为，“获得一个视域，这总是意味着，我们学会了超出近在咫尺的东西去观看，但这不是为了避而不见这种东西，而是为了在一个更大的整体中按照一个更正确的尺度去更好地观看这种东西”。也就是说，诠释者甚至会比文本作者更好地理解作者自身。正如伽达默尔所说的，“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 “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东西称之为‘效果历史’(Wirkungsgeschichte)”。*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第394、394-395、387页。显然，诠释学的比较观念相较于传统主客对立模式下的比较过程，是符合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基本趋向的，其进步性是不言而喻的。现在所要论证的是，如果把这一理论置于现代历史比较的背景加以考察的话，其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一，“视域融合”强调了比较双方主体的平等特性在比较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事实上，“视域融合”不仅为双方的平等交流提供了平台和途径，而且主体间性的原则就充分体现了这种融合和比较所应遵循的平等精神。对于历史比较而言，平等性既是进行历史比较以求“同”的基础，也是历史比较得以取得客观成效的前提。现以中西史学比较为例对此加以说明。 中西史学比较应避免的是在史学认知和比较过程中，采用以自身为准绳的单向度的审视方法(比如近现代西方所流行的西欧中心主义的观念就是如此，其结果自然无法真正实现在异中求同的史学比较目的)；反之，中西史学比较所倡导的是坚持中西双方史学比较主体在比较过程中的平等特性。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史学不仅是比较的主体，也是比较的客体；同样，对于西方史学而言，其不仅是比较的客体，也是比较的主体。通过这样的位置互换，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中西双方的异同，从而有利于剔除比较过程中唯我独尊的错误观念，以产生合理的历史比较结果。显然，这种中西史学的平等比较并不意味着双方在量的方面平均吸收，而是一种有机的向更高层次的有所侧重的相互吸收和扬弃过程，其结果是，中西史学比较平等性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在承认自身前见具有局限性的基础之上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可以这样说，历史比较在西方史学发展中的重要功效之一，就是促使他们在汲取非西方的史学观念基础上对其传统的自我中心主义历史思维不断反思，促使其史学获得进一步发展，而其史学的发展新成果事实上也有利于中西史学整体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使中西的史学比较和对话产生出更为普遍的意义。显然，这一观念对于正确理解史学比较的认识进程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其二，求同存异是历史比较所追求的基本目标。可以这样理解，历史比较所寻求的是一种超越个体局限，使双方有机结合的史学发展的新的更高目标。即在比较过程中，双方的比较主体都不应试图强制对方服从于自身的标准，而是应该寻求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更根本、更重要、更具普遍性的标准或范畴为依据，以规定双方融合的趋向，并以此对双方视域进行取舍，形成新的包容于二者视域的新理解。在这一过程中，比较的双方自觉地克服了、丢弃了有违于这一新标准的个性或特殊性，历史比较以这种方式从相异走向了更高层次的相同范畴，并在这一相同的范畴中更真实地看到了比较双方的各自特性，深化了对比较双方的认知，从而获得了求同存异的历史比较功效。在伽达默尔看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各种同心圆中扩大这种被理解的意义的统一性。一切个别性与整体的一致性就是正确理解的合适标准。未达到这种一致性就意味着理解的失败”。*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第376页。同时，也要注意到，“视域融合”过程为历史比较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要求——为历史比较寻找一个真正具有说服力的判断标准，即对新理解的判断标准不仅要建立在符合主体双方的利益需要的基础之上，而且努力在更大的范围中寻求更为合理的判断标准，以避免比较中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正如美国当代思想家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指出的，“要使一个结论为大家所接受，就必须先有共同的意义体系，……各种不同的意义体系决定了对事实的不同解释”。*尼布尔：《自我与历史的戏剧》，刘小枫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 杨德友、董友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1496页。当然这种理解和认识不仅是事实层面的，而且也是价值层面的。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认为：“在任何历史研究中，价值判断都是难以避免的。”*Lawrence Stone，“The Revival of Narrative:reflection on a New Old History，”Past & Present，No.85,1979，pp.3-24.如果用伽达默尔的话来讲，即“理解也是作为一种道德知识德行的变形而被引入的，……所以，理解明确地指道德判断的能力”。*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第419页。

其三，历史比较是一个不断地显示历史意义的过程。“视域融合”体现了理解成果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的两个方面，并表现出试图将两者结合起来的意图。对于在诠释学视域下的历史比较而言，其成果也表现了历史比较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的两个方面，也体现了将比较结果的相对性与绝对性不断结合起来的主观要求和客观趋向。伽达默尔指出：“人类此在的历史运动在于：它不具有任何绝对的立足点的限制，因而它也从不会具有真正封闭的视域。”*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第393页。因此，在“视域融合”观念下，历史比较本身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而历史比较的意义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显示出来。但在效果历史观的指导下，这种历史比较的过程最突出地表现为历史比较所具有的相对性的一面，由此出发，有助于加深对历史比较相对性的合理存在的理解。究其原因，首先，从比较的范围来看，历史比较只是从所比较的史学双方整体中抽取一部分或一些部分，并不能因此而代表史学比较的全部。如列宁所指出的：“只是拿所比较的事物或概念的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来相比，而暂时地和有条件地撇开其他方面。”*《列宁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423页。其次，从结果来看，由于史学比较范围的有限性，对史学比较双方而言，基于历史研究者所设定的比较角度的不同也会出现不尽相同或者完全不同的比较结果。马克思曾经指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30-131页。再次，从历史比较有条件性的前提来看，比较的结果自然不会是比较双方整体的简单相加，而是比较双方所具有的共同本质属性的某一个或某些部分，从而表现出史学比较的局限性，如刘家和先生所指出的：“历史比较研究的局限性，就在于其自身离不开有意识的角度的选择，因为，既有角度的选择，就必然有视域的规定性；而规定即否定，在选定视域以外的，自然就是被忽略了的。”*刘家和：《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显然，历史比较既有其突出的认识历史本质的优越性，也表现了其认识所具有的相对性和有限性，因此，通过比较来对历史本质的认识势必是一个反复漫长的过程。

三、对“视域融合”与历史比较关联的再思考

综上所述，诠释学认为认识是理解者和文本之间通过不断“对话”而达到相互理解的过程，而其主要途径和方式是要求不同主体从其所特有的“视域”出发，通过“视域融合”来实现获得普遍新意义这一诠释目的。因此，视域融合理论不仅与史学比较具有较为深刻的历史关联，而且对于丰富现代比较史学理论并有效地进行史学比较也有着重要意义，这主要表现在其对理解历史比较的本质属性、辩证特征、目的和意义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我们还应看到，作为一个从西方文化传统中发展而来的重要的哲学流派，诠释学不可避免地带有其自身的文化烙印，而且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视域融合”观念的优越性和缺陷也日益被人们所了解。因此，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与“视域融合”理论进行融合和对话，以期对“视域融合”观念有一个全面而客观的理解，这不仅是历史比较深入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诠释学“视域融合”理论的内在逻辑要求。

其一，从本体而言，诠释学和“视域融合”观念是以认识论的实在为基础、以语言本体论为立足点。但这种认识论的实在与本体论的实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显然需要进一步探讨。在哲学诠释学的理论体系中，认识实在论是为了解决在认识论层面上主客二者所存在的尖锐矛盾而出现的，其实质仍然是在追问理解的本性，以便于把握理解和知识的确定性，这反映了西方传统哲学的优点，在实践的过程中也表现出有利于发挥主体积极性的方面，对于认识事物的本质和历史的真相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如此，语言本体论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即没有把辩证法法则贯彻到底，由此表现出其对思辨理论批判的有限性和不彻底性，因而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其源自西方哲学的弱点。从本体论来看，历史是一个无法改变的客观实在，而非语言建构的产物。而究根结底，语言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和成果，它具有超越效果历史观念的真实的历史特性。不是语言建构了历史和世界，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世界和语言，因而语言和历史之间有内在的统一性，但二者仍有明显的差异性，语言本身就具有历史性，这种历史性包括绝对性和相对性两个方面。因此，哲学诠释学将语言所能感知的存在和本体的永不停息的历史运动相割裂是不符合历史运动的本性和语言的特性的。

这样看来，语言本体论在支撑“视域融合”理论以探讨世界的真理和历史的真相方面已暴露出明显的不足。这种不足表现为，在真实的历史比较中，“视域融合”理论难以最大限度地、彻底地体现出历史认识所具有的客观真实性内容。因此，如何正确理解同与异所具有的重要的逻辑内涵，并进而把同与异两者之间的转变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即真实而客观的社会历史的基础上，这是“视域融合”观念下的史学比较应该进一步探讨的重要问题，因为“世界历史既是在比较中逻辑地存在的，又是在联系中现实地存在着”。*刘家和：《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

其二， 从辩证法来看，“视域融合”具有突出的认识论意义，它强调了不同认识主体之间的交融在认识和产生新认识中的重要地位，并努力将其构建为一种新的认识方式，以达到对相互的更深和更高层次的认知，这对于加深人们对人类认识的性质及其效果无疑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但如何正确理解“视域融合”背景下的“同”与“异”二者间的转换机制和辩证性质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一方面，这一转变需要清晰而严密的理论体系，以表明其转换的科学性和确定性，在这一点上，诠释学和现代语言学尚不能提供一套成熟而独特的语言体系和认识方法，二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共用同一套理论体系；另一方面，“视域融合”下的历史比较也需要对比较过程中同与异二者之间真实而辩证的关系作进一步揭示，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是在现实的社会历史运动的基础上，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对“视域融合”进行再诠释和再融合，从而使同与异二者之间的比较真正成为一个辩证的历史认识过程，以去掉其形式主义转换的痕迹。用著名史学家刘家和先生的话来讲即，“那么势必要把认识再深入一个层次，由抽象再上升为具体。那也就是从同中再看出异来，看出那些各异的部分是怎样既相互拒斥又互相渗透地构成为有机的一体的”。*刘家和：《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这样一来，自然有助于推动历史比较研究的深入发展。

其三，从认识论来看，诠释学的“视域融合”是多样化的不断发展的过程，但这些先后形成的众多理解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它们之间有无一定的目的和内在联系？它们在认识事物本质过程中所具有的作用是什么？对此，诠释学或语焉不详，或对此做出倾向于否定的回答。虽然，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观总是与其效用历史观念结合起来，因而具有明显的历史性和实践性，以努力使自己免于走入他所强烈反对的思辨道路中，但在具体的哲学研究中，有学者却认为，“诠释学虽然努力地去理解过去和现在的所有文化现象，但从未显示出其效用，也没有负责地与系统地表述真正的事实”。*舒尔茨：《诠释学中的历史主义之争》，林维杰译，成中英主编：《本体与诠释：中西比较》，第2871页。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非议，就在于伽达默尔的历史性似乎是零散的被割裂的历史碎片，而不是变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对于历史比较而言，如何通过多次的、局部的、多样的比较最终达到对这一历史事物的本质性理解，比如，如何在构成为史学比较进程的两个重要环节——异中求同和同中求异之间建立起有机的内在关联，以真正体现历史比较的逻辑性和现实客观性，并用辩证法将两者统一起来，这仍是在诠释学视域下进行历史比较所应不断深入思考的问题。

四、结语

总之，“视域融合”观念因其所具有的突出的现代哲学特点而受到人们的关注，其与史学的深刻关联和互动关系对现代史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在西方学术界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方面，这一新的重要的哲学理解方式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以主客体间性为特征的近代认识方式有其明显的形而上学的弱点，因此，为了探求认识的正确性就必须用古老的辩证的方法加以弥补，使其成为一个完整而有效的认识体系，在近代，黑格尔对此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新问题又出现了，辩证的认识体系中由于充满了思辨的色彩，又明显增加了认识的不确定性，因此，其向主体间性的思维架构的转变是有其内在的需要的，但问题是这一新的认识方式并不能保证其自然而然地获得认识成果，它需要一个融合的过程，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辩证的过程。视域融合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去掉坏的见解，这样一来，从形式来看，诠释与解释之间似乎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因此，哲学诠释和其“视域融合”理论并没有彻底解决西方哲学和史学比较所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其体系内部的矛盾。因此，如何使人们接受这一认识方式的有效性和必然性不仅是一个思维的认识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实践的效用问题，归根结蒂则在于其改变世界的实践性上。

显然，在历史和辩证的基础上，对“视域融合”观念进行再诠释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意义对于史学比较而言在于彰显了这样一种观念，即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将历史的比较逻辑真正置于现实的社会历史运动的基础上，并辩证地统一于真实的历史运动之中，其结果不仅可以使这一具有客观真实性的历史比较进程和效用获得更广泛的历史意义，而且可以促使人们对“视域融合”理论进行更为深入的反思，以消除其理论体系中所存在的某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弊端。还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不断丰富和完善的“视域融合”理论也可以对历史比较产生更为重要的推动作用，以促进史学比较不仅具有更为合理的理论体系，而且使这种体系建立在更为坚实的基础上，从而更好发挥史学比较在历史研究中的突出作用。这应该是“视域融合”与历史比较两者间的本质联系和其重要意义所在。

(责任编辑:史云鹏)

作者简介：王成军，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西安710062)

中图分类号：K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16)04-0015-11

Associations and Implications of Fusion-of-Horizon Theory to Historical Comparison

Wang Chengjun

Abstract:Strengthening the historical relations of “horizon” to “pre-view”， hermeneutics is featured by its apparently dialectical way of understanding and shows its profound internal connection with historical comparison.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basic logical terms of “commonness” and “difference”， and their relevant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ent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acts of horizon-fusion theory on historical comparison: firstly， horizon-fusion theory helps to deepen the modern understanding of the authenticity of historical comparison; secondly，the theory reveals that historical comparison is a dialectical process of sublation; thirdly，the theory highlights effective-history as the feature of historical comparison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historical comparison. Starting with modern theories of historical comparison，and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on and re-comprehension of the horizon-fusion theory，we can achieve an accurate grasp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values and historical role of horizon-fusion theory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rom the horizon-fusion perspective，the discussion over the association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theory and historical comparison has vital significance on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both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and historical comparison.

Key words:hermeneutics， commonness and difference， fusion-of-horizon theory，historical compari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