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海源（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

连心也不要，要张脸干什么？——也谈“人品与画品”问题

□ 钱海源（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

首先，用《连心也不要，要张脸干什么？》来作为我参加今年6月在苏州召开的学术会议论文题目，是否是太过于刺激了，会让人觉得不够温良恭俭让呢？其实，我觉得不至于如此。我用的“连心也不要，要张脸干什么”是2002年11 月21日，已故中国美术学院王伯敏先生，在给我的来信中说的话。

王伯敏先生是中国美术史论界兼著名美术史论家、画家、书法家和美术教育家于一身的一位德高望重、受人尊敬的学界阶模和老前辈。说到我与王伯敏老先生的交往，我对王老肃然起敬！事情是这样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即1986年春，我将被《江苏画刊》扣压不予发表的两万余言的长文《要有历史感》，用挂号信寄给了王伯敏先生。不久，我便收到王老前辈在审阅文稿后，给予我热情洋溢、充满鼓励的回信。自那以后到2008年我由长沙到广州定居之前，我间常会给王伯敏先生写信，将我出版的新书或发表的文章寄给他。王伯敏先生每次收阅我的书信后，都非常认真和热情地给我回信。老先生在来信中对我这个后学青年，总是给予亲切和温暖的关心和教诲，使我深得教益。

2015年6月，我把我自1979年以来收到的包括贺敬之、陈涌、华君武、蔡若虹、王朝闻、叶浅予、王琦、华夏、郁风、关山月、潘鹤、钱绍武、迟轲和陈少丰等人在内的356封名家书信，捐赠给了广东美术馆。广东美术馆事责人认为，这批名家书信，虽然是众多当代中国文化和艺术界名家写给我个人的信，但折射了自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变革和文化艺术思潮的兴衰与潮起潮落的变化，富有历史和文化价值。在这356封中国名家书信中，就包括有王伯敏先生给我的8封珍贵来信。

今天来重温王伯敏先生给我的这些来信，仍然令我深受感动和深得教益。在先生的这些来信中，谈得最多的是关于做学问与做人、学术与人品、画品与人品的问题。在我与王伯敏先生通电话的时候，王老也强调，要做好学问，要画好画，首先要做好人，要重视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行和情操的修养。王伯敏先生在2002年11月21日给我的来信中，对当时美术界出现的不良风气提出了尖锐批评意见，王老在信中写道：“目前，艺术论坛上出现乱话三千；市场上出现大量的书画赝品，我曾对上述状况，概括为两句话：没良心，要铜钱。写文章胡言乱语，有些不是他不知，而是由于没有良心，缺乏道德的缘故，人无良心，不顾道德，什么话都说得出口，昨天那样说，今天这样说，到了明天，为了‘赶新’‘出名’，又可以另造一种说法。你问他要不要脸，他连心也不要，要张脸干什么？制造书画赝品，不是不知道自己在骗人，由于要铜钱，心一横，便来个不择手段。”在这封来信的后面，王伯敏先生说：“近年，沪杭常有学术会，有的我去了，有的我没有去。有一次，举行‘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水墨画座谈会’，我去了，我还写了一篇《李逵，你肯站出来吗？》。”王老说，他只是“给会上说真话的人补充几句而已”。其实是王老对当时土洋结合的新的假大空，利用所谓“文化全球化”、文化和艺术的“国际标准”“国际准则”，以及“美术与国际接轨”的种种荒谬与误人子弟的理论，旗帜鲜明地表明王老不甚赞同的看法！“文化”怎么个“全球化”法呢？文化和艺术，怎么可能有个“国际准则”与“国际标准”呢？全世界有两百多个国家，是由两百多个国家的不同民族的不同风格和样式的文化，才组成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每个国家的文化和艺术，都是该个国家和民族的血脉和精神的象征，都有其自身的特征和优长，都应当受到保护和尊重才对。不能说经济发达的大国和军事实力强的大国，其文化就先进与优长；而欠发达的弱小国的文化，就是所谓处于距离与“世界文化中心”的西方某大国遥远的“边缘”与“落后”的文化。迄今为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没有出台一个关于“世界文化”或“全球文化”的“国际标准”或“国际准则”。捏造出所谓“文化全球化”的“国际标准”或“国际准则”，要求全世界各个国家的艺术，都必须按美式“当代艺术”的理念价值统一标准或准则去套，是为了要达到扼杀原本全球两百多个国家的“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世界文化艺术的多样性与丰富性，推行西方某大国文化霸权主义的目的。

王伯敏先在给我的来信中，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他对于探讨中国水墨画的学术问题，硬要拉扯上所谓“文化的全球化语境”的唬人招牌，不予赞同的态度。我在收到王伯敏先生的来信后，就上述这个问题再向他求教。王老在电话中，向我坦诚谈了他对召开这样的新假、大、空的所谓“国际学术会议”的批评意见。

2007年1月20日，王伯敏先生在收到和审阅了我的一篇发表于《湖南书画》杂志的文章后，给我回了一封用3张信纸写的来信。王老在信中写道：“来信及惠寄刊物已收到。大作已读，除此之外，阅读报刊凡见你的文章，我必读。文章不在文笔的华丽，一句话，一切在于写文章的人品，我对你，还不在文章的文辞上。文辞极好者有之，有专写新八股，新文赋，古典、洋典，用得服服帖帖，有时说一事，未必无道理，可是一了解其人，德行不可取，只不过还没进牢狱而已。所以，我读目前的许多大文章，往往顺及了解其人的品德。我对你，我之所以敬重你的文章，还在于你的为人上品（为人上品不易也）。只要人像一个写文章的人，其文即使有一字或一句之谬，无关宏旨。涉及具体事件，信中说不好，也说不完。”“你文中说及的人与事，的确复杂，你能在从中分析出一二，很不容易。”王老在信中还写道：“现在还有这样一种人，其所写文章曰‘套’，可以写中国画套到西洋画，论黄宾虹可以套到齐白石，说美术的审美，可以套到论音乐的审美，其人曰‘一通百通’，其实半通，甚至不通。诚可怜，这不是文风、也不是学术问题。可是这样的人，经过包装，俨然‘上大人’，而成为社会上的美术骨干，这叫我这老书生说什么好呢？”王伯敏先生将后学的我，作为与他忘年交的知心晚辈，在来信中坦诚阐明了他对中国当代文化艺术发展命运的关注，不无忧虑地与尖锐地提出了他对中国美术领域出现的不良学术风气，以及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一些原本在社会上受人尊敬、有教养、有学问的专家、学者和艺术家，却在思想和道德方面严重滑坡，为追求金钱和物质利益，而没有心肝，连自己的脸面都不要了的腐败风气，提出坦诚与尖锐的批评意见。王伯敏先生的来信，体现了他作为一位德高望重、学富五车的大学者的优秀人品与画品，知与行完美统一，令人敬仰的崇高风范！王伯敏先生是我毕生应当好好学习的楷模和榜样！

今天，距王老1987年给我的第一封来信，已有29个年头了；距王老在2007年1月20日最后给我的一封来信，也已过去了9个年头；距王伯敏先生驾鹤西去也已三年多了。但我现在重读王伯敏先生的这些来信，仍然觉得非常亲切，仍然觉得很富有教育和思想的启迪意义。冷眼相看当今中国学术界，特别是书法和美术界的歪风邪气，与王伯敏先生生前相作比较，我认为大有日见继续蔓延和恶俗化的严重趋势！一些人为了追逐名利，黑了心肝，彻底地不要脸皮，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都干得出来！我不妨在下面一一列几种为学术界议论最多，实则为恶俗丑类的事例于后，让大家见识见识：

其一，艺术由十年“文革”中“突出政治”“政治挂帅”“政治唯一”，到这些年来搞“突出金钱”“金钱挂帅”，金钱成为衡量艺术作品，乃至艺术家是否是“名家”“大家”或“大师”的唯一标准。一些艺术家将“艺术为人民服务”变“为人民币服务”。现如今美术和书法界的风气，衡量一位画家是否是名家、大家或大师，主要不再是看他拿出来的作品，在思想内容方面，是否积极健康有益？在艺术追求方面，是否在艺术形式探索方面有新的成就，在艺术审美方面有价值？也不再问其作品既能为专家认同与称赞，又能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也根本不考虑作为艺术家，应当承担什么社会责任问题。不少艺术家已经忘记了自己作为艺术家，有责任用好的、优秀的艺术作品，作为精神粮食，回报为他们创造和提供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良好和优秀物质条件的广大工人、农民和科技工作者，以满足他们对精神、文化和艺术审美的需求。许多艺术家只关心他的作品是否能卖价高钱，而且艺术家们互相攀比，以谁的画价卖得越高，就越能证明他的艺术水平越高，为唯一追求目标。我们同时还看到文艺的“二为”方向，以为人民服务为中心的文艺创作方向的提法，也日见从美术专业媒体上消失了。

其二，我的母亲是农民。她从我幼年开始懂事起，就用中华民族关于做人的基本道理来教育我。母亲说做人要懂得“礼、义、廉、耻”四个字的要义，又说“人无廉耻，百事可为”。可叹与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今日之中国美术书法界，不懂“礼、义、廉、耻”，做人毫无廉耻之心，甚至厚颜无耻之徒，却被我们的某些宣称权威的“主流媒体”和“人民喉舌”的宣传部门，将在国外公开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叛国声明的叛国逆贼，“赐封”为“爱国者”的光荣称号！把一个在十年“文革”中，画了十多张批判国学老祖宗孔夫子的画作，连载在1975年的多期《人民画报》的某画家，廉价地赐封为“国学大师”。世上竟然有批判国学老祖宗孔夫子的“国学大师”，这究竟是人们在开历史事实的玩笑还是历史让某些人的丑恶嘴脸更加丑陋呢？我们不得而知！

其三，有句民间广为流传的市井语录，叫做“吹牛不犯法”！如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这些年来，原本属美术书法界的二三流角色，或这些年来以为书画能出大名暴大利，因而利用“官本位”封建权势，利用自己手中掌握书画家们有求于媒体的可乘之机，还有就是利用金钱等恶俗手段，纷纷挤进美术书画界，他们厚颜无耻地采用吹牛、扯谎和造假等种种恶俗手段，吹嘘自己“发明”和“独创”了什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要轰动中国乃至世界艺坛的“艺术新品种”，甚至厚颜无耻地吹嘘自己是“世界第三大画家”！把一个好端端的中国美术书法界，闹腾得乌烟瘴气，杂草与恶俗毒草丛生，挤占了许多有益的真正的香花和好苗子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其四，近期各大媒体，都在公开揭露对社会和医患关系造成非常恶劣影响的有关“医托”问题。其实，这些年来，遍布全国大中城市的书画拍卖问题，也有个损害艺术品买卖交易的严重问题存在。其间所暴露出来的令人感到恶俗与无耻的行为，使原本理应是严肃、神圣高品位的文化、艺术和精神产品的交易，成为坑蒙拐骗的肮脏的商品交易，公开拍卖假字画有之！自己出面，或请老友充当“画托”冒充买家，出高价买自己的画，引人上当的丑事也有之！而且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火执仗地干，人无廉耻到了这种田地，实为可悲啊！

其五，无论在中国或世界上其他国家，扶贫济困，乐善好施，做慈善事业，是值得提倡、会受到世人支持和拥护的行善积德的好事！可令人痛心的是，连这种好事也被极少数人品和艺品坏到令人憎厌的自称为艺术“大家”或“大师”利用捐巨款做慈善义举的名义，达到其主要目的：一是将自己恶俗名声加以冲淡与美化；二是用金钱买名声，以变相提高画价。

其六，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国家有钱用在文化软实力建设方面了，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兴建美术博物馆，许多已故或尚健在的著名艺术家，都由政府批地和拨专款建名人艺术馆，这体现了各级领导，业已开始认识到抓文化软实力的建设的重要性了。这原本是一件很顺民心很得民心的好事，但如果弄得不好，就会变成劳民伤财，成为无穷后患的坏事。因为，此事业已在全国出现了令人忧虑和议论纷纷的严重乱象！有些年纪轻轻，在艺术上连二三流水平都够不上的人，却有能耐欺骗与收买某些对文化无知的昏官，动辄为某些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自称“名家”与“大师”，批几亩甚至十几亩地，弄到政府和企业家划给他的巨额款项，建他们的所谓“艺术馆”或“纪念馆”，大量浪费国家宝贵土地和资财！甚至出现如湖南长沙市，像齐白石和陈白一这样真正在艺术上有杰出成就的大师和名家，却没有人提起为他们建艺术馆或纪念馆，却为业内评论最多不过二流，但能量大得惊人的美术家划拨巨款和土地，为尚六十左右的所谓“名家”建艺术馆，成为业内外议论与嘲笑的话题！还有的地方，三四十岁的自称“名家”或“大师”者流，也有能耐建“艺术馆”或“纪念馆”，不知他们那些为业内专家嗤之以鼻，不能入流，甚至只能成为垃圾的谓“作品”，有什么值得保存与“纪念”的价值？！这使人联想起古代皇帝小儿，在他们登基做皇帝的时候，同时就大兴土木建陵墓的陋习。这股在全国遍地开花，乱建“艺术馆”和“纪念馆”的歪风，若长此这样乱刮下去，势必造成祸国殃民的严重灾难！

文化艺术界的歪风邪气盛行，既有社会风气的原因，又有艺术家自身的问题。我想如果每个艺术家都从我做起，切实做到“好自为之”，以做人的道德和良知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是会有利于文坛艺苑风气好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