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勒堂 卓俊峰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与法政学院， 上海 200234)



资本逻辑与劳动正义

毛勒堂 卓俊峰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与法政学院， 上海 200234)

资本逻辑是在资本的增殖本质强制下展开的资本运动所内含的本质规律和必然趋势，其实质是资本的增殖逻辑。在现代社会，资本逻辑对劳动的内在强制及其殖民后果，使得现代劳动正义话语得以历史地凸显。劳动正义作为对劳动及其关系的正义追问，实质是对劳动方式、劳动活动和劳动关系之合理性前提和合目的性根据的哲学反思和价值检审，蕴含着对劳动效率、劳动公平、劳动和谐和劳动自由的价值诉求，其根本目的是促进劳动解放和成就劳动自由。然而，在资本逻辑与劳动正义之间存在着辩证的对立统一关系，深刻揭示二者的内在张力，对于超越抽象的劳动正义话语并历史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资本逻辑；劳动正义；劳动自由；辩证张力

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即资本的时代。资本是由雇佣劳动定义的，从而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构成互为前提的存在。由于现代社会在总体上是以资本为其主导原则的，所以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质地构成现代社会关系的中心，也是现代社会问题和矛盾的焦点所在。由于资本逻辑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全面统霸，导致现代社会的深刻存在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资本现代性境遇中，劳动正义作为对劳动及其关系的正义追问，作为对资本及其逻辑之合理性前提的哲学追问和价值检审，获得了其深刻的存在论根据。那么，何谓资本逻辑？何谓劳动正义？资本逻辑与劳动正义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关联？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应答，对于深刻揭示现代社会的存在本质，深入把握现代世界的存在之道，切实寻求劳动解放可能性路径，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资本逻辑之劳动强制：诉求劳动正义的坚实在场

“资本”是现代社会的核心话语，资本逻辑则本质地构成现代世界之道和现代社会的存在逻辑。在某种意义上，离开了对资本的考察和认识，就难以理解和把握我们身居其中的现代社会之本质。因此深入揭示现代社会的核心，深刻把握现代人的存在境况，深度领会现代世界之道，就必须深究资本及其逻辑。然而对于何谓资本，人们却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理解路数和言说方式。譬如，“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话语，把资本视为一种生产要素、一种物品，并将资本看成是事物固有的一种自然属性。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资本话语路数。又如，“作为文化的资本”话语，把资本视为是一种个人拥有的文化素质和知识能力，它具有创造利润和扩大自身的潜能，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文化资本。再如，“作为关系网络的资本”话语，把资本看作是“那些实际的或潜在的、与对某种持久网络的占有密切相关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一网络是一种众所周知的、体制化的网络，或者说是一种与某个团体的成员身份相联系的网络，它在集体拥有的资本方面为每个成员提供支持，或者提供赢得各种各样声誉的‘凭证’”*参见皮埃尔布迪厄 ：《资本的形式》，载薛晓源、曹荣湘主编 ：《全球化与文化资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资本。

马克思则在批判考察以往资本概念的基础上，立足工人阶级的立场和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原则，透过资本的物质外观洞悉并揭示了资本的社会关系本质和历史性存在属性，提出了“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资本”。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922页。。所以，资本不是一种凝固不变的实体和物品，而是一种历史地生成和存在的社会生产关系，离开了这种生产关系，作为单纯的劳动对象化的产品、作为积累起来的劳动是不能成为资本的。同时，资本在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中不断创造出自我的存在前提，并不断巩固自己的存在基础和扩大自身的存在疆域，从而不断地展开资本逻辑的运行。所谓资本逻辑，是指在资本的增殖本质强制下展开的资本运动所内含的本质规律和必然趋势，其实质和核心就是资本永无限度地追逐利润以实现自我增殖的运行逻辑。由于资本的增殖本质强制，促使资本逻辑把无度的增殖作为其至上目的，不择手段地攫取剩余价值作为其不二法门，将利己中心主义作为其价值坐标，从而使资本逻辑具有内在的贪婪性、霸权性、颠倒性、抽象性等特性。

其一，资本逻辑具有贪婪性。贪婪是对食物及其他物品的过度渴望，是一种激烈而极端的欲望，罪恶和过度是贪婪的本质性特征。贪婪也是兽性的集中表现，从而对他人和自身皆具有潜在的破坏性。资本逻辑的贪婪性，是由资本的增殖本质所决定的。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离开了对剩余价值的贪婪攫取和剥夺，资本将寸步难行而寿终正寝。剩余价值是资本的生命线，贪婪地剥夺雇佣劳动是资本维持生命的重要方式。所以马克思深刻指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269页。。

其二，资本逻辑具有霸权性。资本逻辑霸权性的生成，缘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分裂所造成的劳动者劳动自主性的丧失。而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则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取得了对劳动者的统治和霸权。资本逻辑的霸权性也是资本增殖本质的逻辑延伸。由于资本要维持并壮大自己的生命，就要不遗余力的加强对雇佣劳动的剥夺和统治，从而“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338页。因此，资本逻辑具有霸权性，是一种霸道逻辑。

其三，资本逻辑具有“颠倒性”。资本逻辑的颠倒性集中表现在人与物之间主客体关系的颠倒，即资本成为神圣主体，而人则沦为资本的附属物和增殖材料，从而“资本使用工人，而不是工人使用资本；只有那些使用工人的物，从而在资本家身上具有自私性、具有自我意识和自我意志的物，才是资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488页。如此一来，资本成为神圣主体，资本逻辑成为支配现代社会的神圣法则。在资本逻辑的统治下，“物的世界的增殖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156页。，极度的贫困和无度的财富一道并存，由此呈现出现代社会的颠倒性质和“个人受抽象统治”的存在境况。

其四，资本逻辑具有“抽象性”。资本的增殖本质决定了其把实现交换价值作为生产的动机和归属，从而资本逻辑就是围绕交换价值而展开的生产逻辑和运行逻辑，它把一切存在物都抽象为交换价值，并以此作为万物存在的合法性根据，从而集中地表现出其“同一性逻辑”。这诚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一句话，“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34页。也就是说，资本逻辑把世间万物都纳入到自己的增殖体系的“座架”中，将其蒸馏为抽象的交换价值，并因此塑造出一个抽象的资本世界，使万物商品化、社会资本化，从而整个世界围绕抽象交换价值而旋转，世界因此变得一切“待价而沽”。

如此可见，资本及其逻辑对劳动的强制构成现代人的天命般的存在。资本为实现自己增殖的野心，肆无忌惮地展开对劳动主体、劳动对象、劳动方式、劳动活动和劳动关系的全面强制和支配，引发了现代社会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之间的深刻矛盾和紧张对立，使得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生态危机、意义危机等一系列的存在危机，并由此呈现出现代社会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深刻悖论，如资本的强大与劳动的虚弱共生，资本的高贵与劳动的卑微并存等等。而随着资本逻辑在现代世界的全面布展以及对现代社会的深度钳制，现代人命运般的陷于由资本劳动强制所形成的殖民化生活世界场景，并因此使得深刻的异化和无边的价值虚无主义成为人们难以承受的存在之痛。这一切迫使人们对现代资本逻辑强制下的劳动境遇及其自身的存在方式展开深度的哲学反思和正义追问，检讨现代劳动的合理性根据和合目的性价值基础，从而呼唤劳动正义的价值观照，诉求劳动正义的坚实在场，以捍卫劳动者的价值和存在尊严。正是在这样的资本强制劳动的存在境遇中，劳动正义话语获得了深刻的现实根据。那么，何谓劳动正义？其价值内蕴为何？这是需要深入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二、劳动正义及其价值维度

劳动正义是由“劳动”与“正义”合成的一个复合名词，因此首先需要对何为劳动进行简要的界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是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通过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节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它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前提和基础，它是人类特有的感性对象性活动，是一种能动的创造性的活动。通过对象化劳动，人不仅改变外部自然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同时通过改造自身而成就自我的发展。因而，劳动构成人与动物之间的本质区别，成为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所以，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创造了历史，劳动是人的基础存在方式，是人类社会历史的深刻本体。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劳动中把握人类历史的生成，求解社会发展的奥秘，寻求人的自由解放之路，并在原则高度上把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确立为劳动的根本价值目标。

阐释劳动正义，也需要对“正义”进行必要的厘定。对于何谓正义？人们的认识是不尽一致的。譬如，有的以强权规范正义，认为正义无非就是强者的利益，强力的范围就是正义的范围，声称只有在势均力敌的关系中才存在正义。有的从社会等级和身份的层面规范正义，认为正义就在于做符合自己身份和地位的事情，各司其职、各守其序、各得其所。有的以契约规范正义，认为契约是正义的前提，正义就在于遵守彼此的约定。有的以功利规范正义，认为正义就在于最大程度地增进人们的效用。有的则从极端的个体主义立场出发，认为正义就在于维护个人权利的至上性和神圣性，从而任何对个人权利的干预和侵犯皆为非正义。可见，正义的尺度和标准呈现出一个历史性的变化，表现出社会历史的相对性。尽管如此，在最为一般的意义上，正义的基本内涵被视为是“一视同仁”和“得当所得”，从而正义标示着一种评价事物和裁决行为的理性尺度和价值标准。正义作为人类分辨是非、判定善恶的反思性价值范畴，目的在于为人类美好生活提供价值根据和秩序基础，从而不断促进社会发展和人的自由增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正是把正义问题和人的自由能力的提升结合起来加以检审，认为正义的核心是提升人们的可行能力，从而实现人们的“实质的”自由。笔者认同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正义的思想理路，并以这样的正义视域展开对劳动正义的阐释。

在现代社会，人们对于劳动正义也存在着差异和分歧。其中国民经济学的劳动正义话语和先验伦理学的劳动正义话语较为典型。国民经济学是关于发财致富的科学，它的关注焦点在于如何获得更多的财富，其在本质上是资本的意识形态。在它看来，劳动的正义性及其存在合法性的依据就在于看一种劳动活动及其制度安排是否促进资本的增殖，从而在根本上把劳动正义的评判权力赋予资本。如此的后果是，资本成为劳动的神圣尺度，增殖成为劳动的存在依据，从而劳动者的生存合法性有赖于资本的施舍和裁定，资本正义主宰和取代了劳动正义。现代市场社会中盛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资本拜物教”乃是这种话语的体现。与此相反，作为形式上对资本正义话语的极端反动和批判姿态出现的先验伦理学劳动正义话语，则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声称人在本性上是平等的，从而在劳动活动及其关系中人人皆具有与生俱来的平等权利，因而劳动正义就在于人们在劳动起点、劳动过程和劳动结果方面的完全平等，并提出对劳动资料、劳动机会、劳动成果的平均占有要求。这种基于抽象人性论立场出发的先验伦理学劳动正义观，由于一方面满足了人类最原始、最深层的平等心理要求，一方面则契合了现代社会在资本、权力与劳动之间存在的不平等的情状，从而捕获了不少人心。但是，由于它在逻辑前提上的虚妄性和观念演绎的抽象性，使得其缺少现实的基础而陷于浪漫主义的迷思。马克思曾对类似的伦理社会主义进行过深入的批判和揭示，认为这是一种狭隘而贪婪的观念，强烈地表现出对他人私有财产的平均分配要求，因而具有历史的反动性。

上述可见，国民经济学的劳动正义观仅从资本和财富的角度规定劳动正义的本质和根据，却无视劳动的经济价值之外的其他意义，严重遮蔽了劳动对于人之存在和社会历史所具有的本体论意义，丧失了劳动正义应有的哲学维度和人学关怀。而先验的伦理学劳动正义观，尽管以激进的面相表现出对资本正义的反对和对劳动者的价值关切，但是由于其理论前提和理论演绎所存在的抽象性，使得其整个话语成为脱离现实、超历史的浪漫主义论调，从而无力触动现实而陷于空幻。所以，无论是国民经济学的劳动正义话语，还是先验的伦理学劳动正义话语，二者尽管貌似极端对立，但皆分享了形而上学的哲学基础，表现为一种非历史的抽象的劳动正义主张。那么，究竟该如何把握劳动正义呢？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视野和价值立场切入或许是一个更好的进路。

经济哲学是哲学和经济学的跨学科结合，是对经济生活世界的哲学反思和意义追问，它自觉地把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予以拷问，追究经济的终极价值本体，从而力求把形而上的哲学价值关切自觉贯彻到经济问题的思考和实践中。同时，经济哲学也要求把哲学植根于深厚的经济生活，自觉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经济关系中求解哲学的奥秘和深层根据，从而在求解形而上的哲学问题时自觉保持形而下的经济眼光。因此，经济哲学既坚守对有关生命意义和存在尊严的自觉观照，也自觉把人类生命尊严和存在意义的实现建立在坚实的经济基础之上，从而使得现实的自由和解放成为可能。从这样的经济哲学立场出发，劳动正义可以被理解为是对人类劳动活动、劳动关系和劳动方式的哲学正义追问，它以追究劳动的经济合理性和价值合目的性以及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为根本，对现有的劳动活动、劳动关系和劳动方式展开经济理性检审和合目的性价值观照*毛勒堂 ：《劳动正义：一个批判性的阐释》，《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从而对不合理的现存劳动方式和劳动关系进行哲学批判和革命改造，以现实地提升劳动效率，推动劳动公平，促进劳动和谐，成就劳动自由，从而在劳动活动及其关系中实现效率、公平、和谐和自由价值的辩证统一。因此，劳动正义包含着丰富的价值内蕴，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其一，劳动效率。劳动效率是劳动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对劳动对象化效果的重要评价尺度。劳动效率之所以成为劳动正义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内在价值维度，是因为通过对外部自然界的改造来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是劳动的重要目的，而劳动效率体现了劳动改造外部自然以满足人们需要的能力和水平。劳动生产效率高，意味着人们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意味着更多的生活资料、更富足的生活空间和更多的自由时间成为可能，相反，低下的劳动效率就意味着基本生活的难以保障和贫困的不断纠缠。所以，劳动效率的高低不仅直接关系到人们能否获得足够的生活资料以维持自己的生存，而且在根本上制约着人们的自由发展空间，从而低效或无效的劳动生产率既不合理，也不道德。因此，若一种社会的劳动方式及其制度安排不能形成有效的劳动生产力水平，那么必将因为缺少效率维度而失去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从而遭历史淘汰。可见，劳动效率是劳动合法性的重要依据，是劳动正义的内在价值追求。

其二，劳动公平。“一视同仁”、“得当所得”是正义的基本意涵，从而公平构成正义的基本要义。同样，劳动公平是劳动正义的基本价值追求。劳动公平是在劳动活动和交往关系中劳动主体之间的公平关系，其中包括劳动主体的人格平等、劳动机会的平等以及对劳动成果的公平享有。从劳动主体方面看，劳动公平就意味着劳动主体之间应保持一种平等的人格关系，不能凭借自己的强力和霸权以大欺小、以强欺弱。从劳动过程来看，劳动公平意味着确保机会向所有参与的劳动者平等开放，不能凭借权力或不正当手段谋取垄断地位。从劳动成果方面看，劳动公平意味着要按照劳动(贡献)为原则分享劳动果实，并兼顾弱势群体的生活需求。劳动公平是正义原则在劳动领域中的自觉要求，它既是劳动和谐得以可能的重要前提，也是劳动效率得以维持的重要保障。所以，劳动和谐是劳动正义的题中要义，是劳动正义的基本价值内容和价值追求。

其三，劳动和谐。和谐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是对事物之间良序存在关系的描述和表征，体现的是事物之间的协调性和平衡性。劳动是一种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也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交往活动，且具体的劳动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才能现实地展开，因而劳动不仅是一种活动，更体现为一种关系，所以劳动关系集中体现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劳动和谐即劳动关系和谐，就自然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劳动关系和谐，是指在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变换过程中，要尊重自然规律，自觉守护生态环境，避免生态破碎，在自然可承受的限度和范围内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而人与人之间的劳动关系和谐，是指在人们的劳动交往关系中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共生共荣的存在状态，要求消除劳动关系中的剥夺、奴役和异化的不合理状况。劳动和谐是劳动得以有序展开的前提，也是社会和谐、生活安宁的保障。劳动正义作为对劳动活动及其关系的理性反思和价值追问，内在地诉求劳动和谐价值，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和谐。

其四，劳动自由。自由是人类美好的价值追求，又由于劳动是人之为人的基础存在规定，从而实现劳动自由就成为人类自由的核心内容。劳动自由，不仅意味着人类从大自然的胁迫和统治中挣脱出来，而且意味着从现实各种不合理的劳动奴役和劳动异化关系中摆脱出来。劳动正义作为对人类劳动活动及其关系的哲学反思和正义价值追问，其终极价值旨趣乃是通过提高劳动效率、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建立公平合理的劳动交往制度，不断推动人的和解，实现人际和谐，促进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劳动自由因此构成劳动正义的基本价值内涵，同时成为劳动正义的根本价值旨趣。

可见，劳动正义作为对劳动活动、劳动关系以及劳动方式的合理性反思和合目的性价值追问，自觉包含对劳动效率、劳动公平、劳动和谐以及劳动自由的价值追求，而这些价值也因此构成劳动正义的基本价值内蕴。然而，劳动正义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资本逻辑占主导地位的现代社会，对劳动正义的揭示则无法回避对资本逻辑与劳动正义关系的深入思考和辩证揭示。

三、资本逻辑与劳动正义的辩证张力

前文述及，资本逻辑之劳动强制及其导致的存在危机，本质地构成现代劳动正义话语凸显的存在境遇，从而劳动正义提出了对资本逻辑的超越要求。那么，在资本逻辑与劳动正义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对此，人们的观点也存在着分歧乃至对立，其中典型的有“一致论”和“排斥论”。

“一致论”认为，资本逻辑与劳动正义之间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二者之间是一种正向的价值关系，彼此没有根本的价值对立。持这一观点的人往往从经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把人类劳动存在的合法性依据、劳动的正义性尺度纳入到资本的立场上来规定，从而把资本及其增殖作为衡量和评价劳动正义与否的根本标准，由此得出资本逻辑与劳动正义一致性的主张。然而，这种“一致论”的观点，实质是以资本规定正义、用资本正义取代劳动正义，它为资本提供一切，而对劳动者什么也没提供。对于此类话语，马克思曾有深入的批判，指出“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只当做劳动的动物，当做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125页。，它完全站在资本的立场，对工人和劳动者漠不关心，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所以，所谓资本逻辑与劳动正义“一致论”的观点，本质上是资本正义的话语，因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皆具有无视劳动者利益的危害性。

与上述“一致论”相反，“排斥论”认为，资本逻辑和劳动正义之间是一种完全对立的价值关系，二者之间没有任何一致性和相容性可言，因而是极端对立和排斥的价值关系。持这一观点的人往往从抽象的人道主义和激进的平等主义立场出发，认为劳动正义就在于人们之间劳动关系的完全平等，在于劳动起点、劳动过程和劳动结果的完全均等。然而，现代社会到处充斥着资本对劳动的统霸，资本逻辑与劳动正义之间形成一种冰火不容的价值关系，从而对资本及其逻辑充满着极端仇视的心理和态度，提出通过无条件地拒斥和消灭资本及其逻辑来实现劳动正义的主张。由于现代社会的资本化性质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存在危机，使得这种“排斥论”观点赢得了不少人的赞成，并被当做批判现代资本社会的重要价值论依据。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指出，这种“排斥论”主张其实是一种抽象的观念论，它没有看到资本逻辑存在的历史性依据及其辩证性质，没有自觉认识到劳动正义的实现乃是一个历史性的实践过程，把消灭资本逻辑、实现劳动正义视为一个想当然的道德批判或思想之事，尤其是没有认识到资本逻辑与劳动正义实现之间存在的历史性关联，从而缺少坚实的现实性基础而陷于浪漫。实际上，我们在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中可以找到类似的影子，其中尽管充满了对资本及其逻辑的尖锐批判和激愤的道德控诉，但因缺少深刻的历史性眼光和现实性品格而最终陷于“空想”。因此，“排斥论”依然是一种“不接地气”的抽象话语，徒有批判的外表而无实证的现实批判力量，因而根本无力触动现实。

上述可见，在资本逻辑与劳动正义的关系问题上，尽管“一致论”和“排斥论”在形式上貌似对立，但二者却共同分享了形而上学的哲学基础。由于对资本逻辑与劳动正义的关系作了形而上学的认识，从而无力抵达历史的深处以洞悉资本逻辑与劳动正义之间的历史辩证法和内在张力。事实上，资本逻辑与劳动正义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辩证张力。一方面，资本逻辑与劳动正义之间存在对立。资本逻辑是一种增殖逻辑，具有霸权性、颠倒性、抽象性等属性和特征，这使得资本逻辑内在地包含着对劳动的强制和剥夺，导致劳动异化、主客颠倒。这一切与劳动正义所追求的劳动平等、劳动公平、劳动和谐、劳动自由等价值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对立。另一方面，资本逻辑与劳动正义之间存在着统一性的内容，即在资本逻辑的历史运动中，生成着成就劳动正义的力量条件和前提。譬如，劳动正义的实现有赖于劳动效率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资本逻辑尽管对劳动存在殖民和剥夺现象，但是资本逻辑的运行却不自觉地造成了劳动效率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为劳动正义的实现创造了重要的物质前提。这诚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为了获得无度的利润和增殖，具有不断提高劳动效率和无限发展生产力的趋势，从而“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创造着一种更高级的生产形式的物质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288页。，为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的到来奠定物质基础。如此可见，劳动效率是劳动正义的价值诉求，而资本逻辑对于促进劳动效率具有积极作用，正是以劳动效率为中介，我们可以发现资本逻辑与劳动正义之间的相容性内容。又如，劳动自由是劳动正义的价值旨趣，而在资本逻辑的历史运动中包含着成就劳动自由的积极因素，为劳动自由的现实性提供重要的物质条件。资本逻辑打破了人们旧有的狭窄性和地方性的存在状态，为人们的自由流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空间，使得从乡村到城市、从区域到世界性的存在成为可能，而且在这种存在关系中，以往的宗法束缚和等级关系逐渐解体，获得了市民社会的自由。更重要的是，在资本逻辑不断造就高度劳动生产力和丰富的物质财富运动中，为社会创造了更多的自由时间，而自由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所以其中潜藏着人的自由个性得以生成的前提，蕴含着劳动自主性得以实现的重要基础。因此，资本逻辑潜在地包含一种扬弃和超越自身的积极力量，并为人的自由发展创造出丰富的物质基础和普遍的社会交往关系。可见，劳动自由是劳动正义的核心价值追求，资本逻辑则不自觉地为人类的劳动自由创造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和普遍的交往关系，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资本逻辑与劳动正义之间的统一性方面。

总之，资本逻辑与劳动正义之间既非像国民经济学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没有任何矛盾和对立的完全一致性关系，也非像激进平等主义或空想社会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极端排斥和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具有内在张力的辩证的存在关系。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逻辑与劳动正义及其辩证关联，对于我们正确把握当今时代的脉动并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思想启示和现实意义。资本逻辑与劳动正义之间存在的对立性方面，警示我们不能无批判地投入资本怀抱，盲目地随着资本逻辑的旋律而舞蹈，而是要批判地检审资本的核心本质，从而有效地规约资本逻辑的运行边界和范围，从而在节制资本中收获资本的文明成果。而资本逻辑与劳动正义之间具有的统一性内容，启示我们不能简单粗暴地敌视和拒斥资本，而是要自觉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和原则高度，充分估价资本及其逻辑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及其在现代社会的存在意义，从而自觉利用资本的“文明”因素，现实地促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并在批判和规约资本逻辑的历史实践中，成就一种高效、公平、和谐、自由的劳动关系，历史地推动劳动正义的现实化。

(责任编辑：刘要停)

2016-10-23

毛勒堂，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师范大学经济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卓俊峰，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经济哲学视野下的资本逻辑与经济正义研究”(项目编号：11BZX013)的部分成果，并受上海高校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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