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晓辉（湖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文化与音乐的边界：对西方民族音乐学的一种界定

■熊晓辉（湖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西方民族音乐学学科自创建以来，一直处于不断发展与探索之中，从19世纪80年代艾德勒（G.Adler）的比较音乐学到20世纪50年代梅里亚姆（Alan.P.Merriam）的音乐人类学，其经历了长达100年的理论与实践过程，同时也经历了欧洲殖民主义兴起和扩张的整个过程，“西方音乐中心论”的文化偏见深刻地植入了幼嫩的西方民族音乐学学科之中。20世纪初，所谓“美国学派”的民族音乐学学家们提倡从文化背景中去研究非欧洲地区及其各民族的音乐传统，重视实地考察音乐与社会、经济及文化方面的联系，从强调音乐文化意义的角度，为民族音乐学学科做出了贡献。后来，音乐学家们曾对于所谓后现代西方民族音乐学研究给予了相当重视，实际上，现代西方民族音乐学研究中心已移向美国，因为美国的民族音乐学学家博厄斯、赤尔佐格、内特尔等，在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和思路上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特点，他们的著作被公认为是民族音乐学的重要文献。跨入21世纪后，西方民族音乐学学科正在“纵深发展”与“横向开拓”，观点与方法论的更新已是必然；可见，西方民族音乐学不仅是学科的总体结构，还是具体的研究，都是新颖与鲜活的。

西方民族音乐学萌芽于18世纪中叶的欧洲，由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人们把“非西方”文化当着研究对象，并形成了“西方音乐中心论”的文化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