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秋芳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天津 300387）

哲学·历史

论周公治国思想及对后世的影响

张秋芳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天津 300387）

周公的治国思想主要来源于先王的治国经验尤其是文王的治国方略，周公将其进一步地付诸实践，在实践中逐渐得到升华，最后形成思想理论。周公的治国思想主要包括五点：一，敬德保民；二，明德慎罚；三，任人唯贤，宽容诚信；四，提倡孝友，以固政权；五，制礼作乐，加强文化建设，使人们逐渐由他律转为自律。周公的治国思想对后世直至今天仍有深远影响。

周公；治国思想；影响

周公，史称“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1](P1833)据《史记·管蔡世家》记载，文王共生有10个儿子，周公排行为四，在诸子中，不仅多才多艺，能谋善断，而且孝悌仁爱，敬德爱民，深受文王的信任和喜爱。

周公是我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一生深孚众望。他承夏商周三代圣王治国之遗风，助武王伐纣、卒相成王、平定叛乱、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营建东都洛邑、封诸侯屏周、确立宗法制。这一系列措施不仅奠定了西周的国家基础，维护了西周政权的统治，而且开创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新篇章。他为周王朝的统一、兴旺、革故鼎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中国文化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成为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学习效法的楷模，且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对于周公在历史上的功绩，清代学者孙诒让这样说道：“粤昔周公，缵文、武之志，光辅成王，宅中作雒，爰述官政，以垂成宪，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备”。[2](P1)近代学者杨向奎先生认为，没有周公就不会有武王灭商后的天下大一统；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更不会有儒家的历史渊源。[3](P136)陈来先生说得更透彻，他认为“周公的历史重要性和贡献，不仅在于所谓的‘制礼作乐’，周公最伟大的贡献是在于他的思想，周公思想极大影响了周人的天命信仰，使中国文化由自然宗教发展到具有伦理宗教水平的文化形态，价值理性在文化中开始确立根基”。[4](P195-196)

可见，周公之所以深受人们的爱戴和景仰，因为他不但在思想方面具有卓越深邃的真知灼见，而且能将之贯彻于政治实践当中，使理论在实践中得到升华，从而形成能够操作的具体的相关制度。除此之外，周公的个人魅力，坚韧不拔的品格等对后世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周公政治思想的来源

通常人们在讨论周人治国思想时，往往说的最多的就是周公有哪些思想，这些思想是怎么形成的等等。无怪乎人们如此，因为周公是将思想上升为制度的集大成者。可是周公的这些思想来源于哪里，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开创，还是有所继承？关于这个问题，却很少有人提及。通过研究，笔者发现，周公的很多思想并不是他的独创，而是来源于尧、舜、禹、汤、周文王这些圣明的先王，尤其是周文王。文王在位50余年，在与殷商长时间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这笔宝贵的财富对周公日后施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周公的核心思想“敬天保民，明德慎罚”，就来源于周文王及夏商先王。比如《尚书·康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5](P532)意思是要像文王一样，能显用俊德，慎去刑罚，以为教首。这说明“明德慎罚”的思想在文王时已经普遍存在。再比如《尚书·康诰》曰：“今民将在祇遹乃文考，邵闻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远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训。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5](P534)此言文王“明德慎罚”之训。意思是要效法虞夏和周文王。《逸周书》中亦有这方面的描写，虽没有直接体现“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思想来源于先哲王，但从侧面反映了先哲王对他的影响。比如当武王与周公谈到如何准备灭商时，周公说：“维文考恪勤战战，何敬，何好，何恶。时不敬，殆哉！”[6](P260)周公在这里提到，要时刻想着先父文王勤敬谨慎的样子，自己要像他一样，知道敬重、喜好、憎恶各是什么。当武王再次向周公询问灭商的方法时，他又一次提到了“文考”。如此说道：“在我文考，顺明三极，躬是四察，循用五行，戒视七顺，顺道九纪……顺德以谋，罔惟不行。”[6](P273)显然，周公从周文王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反过来，也说明周文王对周公的影响。

除此之外，周公的其他很多政治思想都来源于周文王及以上先哲王。比如周公倡导的戒酒令，文王在位时就已提出，如《尚书正义》曰：“文王以酒为重戒，汝不可不法也。”[5](P550)《尚书·酒诰》言：“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5](P554)再比如周公提出的“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墙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5](P628-629)的思想，在其之前，先哲王亦已有。如“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5](P630-632)以上均是前代之王以夭寿为戒的例子，说明君子不逸，小人反之。也就是说“君子所其无逸”之思想，前代早已有之。总之，周公的政治思想不是无根之水，它大多来源自于周文王及之前的先哲王们。然后在社会中进一步地付诸政治实践，在实践中逐渐得到升华，最后形成思想理论，作用于后世。

二、周公的治国思想

（一）敬德保民 “敬德保民”是周公的核心思想，也称“敬天保民”。早在殷商时期，“德”作为一个概念和范畴就已经出现，当时的“德”字大概包括以下几种含义：一，恪守天命，遵循先王为“德”；二，勤劳做事为“德”；三，惟王之言是听为“德”；四，爱护民众为“德”；五，父义母慈，兄友弟恭为“德”。可见，“德”的范围比较广泛，不仅包括人，还包括天。

周公在经历了“小邦周”代替“大邑商”之后，发现“德”对一个国家的兴亡是多么的重要，“明德”与否，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夏桀无德，最终被推翻。商纣暴虐、大淫图天之命，最终被周代替。周朝的统治者在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现，虽然天命犹在，商纣王口口声声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但实际上天命已经“惟命不于常”，亦即“天命无常”。此时周公已经意识到民心的向背才是国家存亡的关键，如果统治者失德，失民心，天命就会转移。他吸取夏桀特别是商纣王因残暴而被人民大众推翻的教训，积极修正“我生不有命在天”的神权思想。提出了“敬德”与“保民”一体的思想，而且将“保民”作为“敬德”最终目的。因为周公深知只有“民”保住了，才能够使得“天命”永驻。

周公的“敬德保民”思想大致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轻徭赋税，体察民情。周代需要缴纳的徭税虽然面比较宽，但周公制定的税收政策也是比较宽松的，基本原则是民力平均用，厚施恩惠，轻徭赋税。此外，对于老弱病残均有优待。为了不给民众增加额外的负担，周公强调要躬身是亲，体察民情上。《尚书·无逸》篇云：“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墙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5](P628-629)意思是说，统治者只有亲自到民众中体验了，才能懂得种田人的辛苦、小民的苦衷，才会爱护百姓，不搞横征暴敛，学会“迪民康”。

第二，学会宽容和引导民众。如果小民犯了罪，不要一味地用刑罚杀戮的手段处理，要学会引导。如果没有引导好，就是你统治者的错，你没有处理好，“不迪，则罔政在厥邦”。而且最重要的是统治者要做好以身作则的榜样，“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5](P543)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有你自己做到了，才能起到榜样带头的作用。

第三，关心、帮助弱者。《梓材》云：“无胥戕，无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属妇，合由以容。”[5](P565)大致意思是，不得残害人民，不得虐杀人民，对于鳏寡贫弱要敬养，对于属妇要存恤，用大道通通将他们包容起来。而且周公还不断的强调“不敢侮鳏寡”、“惠鲜鳏寡”，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重视，同时也体现了对于“保民”的重视。

（二）明德慎罚 西周建立以后，国家百废待兴，统治者急需解决如何实现统治的问题。是继续夏桀商纣的残暴，还是洗心革面，实行以民为主，以德服人的统治。毫无疑问，答案当然是后者。周公已经亲历由大邑商到小邦周的变迁：商因无德而灭国。所以他深深地明白，只有有德者，爱民者，才能得到天命的护佑。周公采取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即是对古先哲王的继承，同时也是时代、社会的要求，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明德慎罚”不仅是周公治国的核心思想，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后世历代统治者所采用的重要执政思想。由于这一政治思想与民众息息相关，所以对广大民众也有着深刻的影响。“明德”的目的即为“保民”，要实现明德，首先要求统治者能够加强自我道德修养，做到自我约束，自我克制，行为处事以“德”为标准和规范严格要求自己。许慎《说文解字》云“外得于人，内得于己”，称之为“德”。周公深知“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多士》亦载：“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5](P621)从成汤到帝乙，都是因为“明德”才得到天下的。所以周公认为只有有德者，才能推行德政，致使“民宁”，保有天命长存。“慎罚”主要讲的是周公的与德并用，以德为主，刑为辅的法制思想方针。是周公在借鉴商末残刑酷法教训深深反思之后形成的思想原则。

明德慎罚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不“乱罚无罪，杀无辜者”。《尚书·康诰》开头便提出：“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尚书·召诰》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5](P587-589)周公告诫说，不能因为小民的过错就行非常之事，即指实施刑罚，应当果敢断绝刑戮之道，以王为首，以德感召民众。如果王能够做到这点，小民也将惟法则于王，行用王德于天下。《尚书·多方》言道：“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慎厥丽乃劝，厥民刑用劝。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罚，亦克用劝。”[5](P669)商汤施政教于民，以善劝导民众，政刑清正。此非汤一人，后世至帝乙，也能做到德主刑辅，慎去刑罚，亦用劝善。可见，从商汤到帝乙，都是采用“明德慎罚”的思想，所以他们历年久长。

第二，对犯罪者所犯罪行进行细致分析，区别对待。《尚书·康诰》言：“敬明乃罚。人有小罪，非眚，乃为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5](P536)周公在此指出，要将“眚”与“非眚”，“终”与“非终”以及其他因某种情况造成的客观事实等不同程度、不同情节的犯罪加以区分。有的人罪虽小，但是有意而为之，乃惟终身自为不常之行，这种情况，即便是最小，也不可不杀。有的人罪虽大，但是过失而为之，可以不杀，以罚宥论之。

第三，坚持“罪人不孥”的原则。主张一人犯罪一人承担，不牵连他人。强调“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即便要用刑，也要察囚情，得其要辞，才能断其狱。如周公所言：“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丕蔽要囚。”[5](P538)

（三）任人唯贤，宽容诚信 周公认为如要国家长治久安、兴旺发达，首先要以严格的标准选拔人才，如果一旦让贪得无厌的小人当政，国家将历年不久。其次，对百姓要宽容，对所任用的官员要信任。宽容百姓，得以保民，信任所用人员，对其简政放权，提高行政效率。对于任人唯贤，周公不止一次的提到，《尚书·梓材》：“以厥庶民暨厥臣，达大家。”[5](P563)意思是用人当用其众人之中的贤者和小臣中良者，以为国家服务。《召诰》：“王不敢后用，顾畏于民碞。”[5](P583)意为王者为政，任贤使用，有能有用，应该先任之。《尚书·立政》说王立政，要远小人，亲贤人。如“则罔有立政用惟人，不训于德，是罔显在厥世。继自今立政，其勿以人，其惟吉士，用劢相我国家”。[5](P697)在对待百姓大众上，周公要求做到政治宽容，他在《尚书·洛诰》中如此说道：“汝往敬哉！兹予其明农哉！彼裕我民，无远用戾。”[5](P600)如果能够做到宽裕天下，则天下之民不论远近，都回来归属于我。在指代心胸上，要求统治者做到“宽绰厥心”。对所任用的职官，周公认为只要用人得当，对他们了解，对于政务应该减少干预，甚至不干预，以免影响他们决断。让他们各司其职，给予充分的信任。相信他们能够做到以德服人，依法办事。

（四）提倡孝友，巩固政权 “孝友”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们往往以为这一美德来源于孔子，其实不然，它来源于周公。周公曾作《康诰》教导康叔要遵守五常，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如果将其废弃不执行，则是大灭乱天道。如《尚书·康诰》：“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5](P540-541)从中可见，不孝顺父母，不善待兄弟，比奸宄大罪还要恶。

孝友，除上述一层意思外，笔者认为还有另一层意思，即君君、臣臣上下之间的等级关系，臣忠于君，为孝；君爱臣，亦为孝。简单说就是，已由一般的家庭关系上升为社会政治关系。就西周的国家结构而言，西周实行的是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分封制君主政体，从王往下，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依次进行层层分封。这样宗族内部的长幼关系就变成了国家内部的上下级关系。原来的父子，现在变成了君臣，因此，所谓的“抵服厥父事”，本质上就是指臣服从于君，继承文王、武王的功业，忠诚于新王朝。如有违背，将被绳之于法。所以，提倡孝友这一思想，实现了人们对王朝忠诚的自觉性，有助于西周王朝的稳定。

（五）制定礼乐，加强文化建设 周代之前，我国的礼乐文化已经很发达。但周代的礼乐文化是经周公改造加工之后，蕴含了新的含义的礼乐文化。周公所谓的“礼”，是赋予了它一整套完整宗法等级制度的礼。所谓“乐”，是指周公所作的与礼相结合的典章、音乐等文化内容。二者结合起来之后便是周公制作的礼乐文化的内涵，即西周的宗法等级制度与乐相结合，然后针对祭祀、战争、册封、巡守、纳贡、婚丧嫁娶等社会中的各种活动，制定相应等级的礼仪、乐、舞等法则。如此一来，礼乐文化真正实现了“乐”配合宗法制、等级制以及多种仪礼的制作，从而规范了整个社会活动的准则，无形中加强了政权的巩固和达到统一天下的目的。[7](P165)以宗法制为基础制作而成的礼乐文化，用它所特有的条条框框把人们框了起来，以实现由他律到自律的自我约束的习惯。

三、周公治国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周公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因时制宜，在总结前人治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国情，提出了一系列久经考验并卓有成效的治国思想。西周长达300多年的统一与稳定，与周公的治国思想是分不开的。西周以后，无论是在动荡的春秋战国时代，还是在上千年的封建统治社会当中，周公的治国思想都是那些政治家、思想家汲取宝贵经验的源泉。春秋前期的齐国政治家管仲，他的“宽惠柔民”的治国思想就是在周公的“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宽容诚信”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而来的。春秋战国时期，许多著名的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周公思想的影响，其中最明显最有名的就是孔子。孔子的很多思想都是受周公的影响而来的，比如孔子的“仁”及所包含的五德：惠、宽、敏、恭、信就来源于周公的“惠、宽、恭敬、孝友、勤奋，诚实”。他还曾为久不梦周公而发感慨“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8](P441)可见孔子与周公一脉相承。孟子的仁政思想也是对周公德政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到后来汉代的恤刑制度，唐代标榜的“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治国思想，明代朱元璋制作的《大诰》也以周公为标榜，甚至到我们今天周公的“明德慎罚”思想都可以看作是执政的重要原则。周公的孝友和任人唯贤的治国思想，就更不用说了，时至今日仍在用，尤其是一般的家庭孝友关系，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道德标准。至于周公制定的礼乐文化，一直到今天都对我们的生活发生着作用。

[1](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

[2](清)孙诒让.周礼正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0.

[3]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4]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M].上海:三联书店,1996.

[5](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6]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逸周书汇校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7]刘云柏.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

[8]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校.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6.

The Duke Thoughts and the Influence on Later Generations

ZHANG Qiu－fa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Tianjin,300387）

Duke of statecraft mainly comes from the rule of the king of sages，especially the governing strategy of King Wen of Zhou.Duke of Zhou put it into practice，further made it in practice gradually ，finally formed the thought and theory.Duke of Zhou governing thought mainly includes five points：first，respecting and protecting the people； second，see benevolent，cautious punishment； third，appointing virtuous and talented people，sincerity and tolerance； fourth，advocating filial and love，to consolidate the regime；fifth，system of rites and music，strengthen cultural construction，so that people,gradually change from the discipline into self－discipline.The Duke of Zhou thought of rule still has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until today.

the Duke of Zhou；governing thought；influence

K224

A

1674-0882(2016)03-0023-04

2016－03－05

张秋芳（1982－），女，河北邯郸人，在读博士，研究方向：先秦史。

〔责任编辑 马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