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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实用主义思想中的徽商因素

2016-04-03贾孟云

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6年1期
关键词:实用主义徽商徽州

□贾孟云

胡适实用主义思想中的徽商因素

□贾孟云

( 云南民族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4)摘要:胡适被誉为“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在他的思想里可以看到那个时代中西文化的交融。胡适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用主义虽师承美国实用主义大师杜威先生,但作为徽商家庭出身的胡适,徽商精神对胡适的实用主义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使他的实用主义思想充满着传统的徽商精神对西方实用主义思想的改造和创新,反映着传统和现代的碰撞。

胡适;实用主义;徽商精神;传统与现代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领导者之一,被誉为“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在他的思想里既有西方现代文化的一面,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从他的思想里可以看到那个时代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融。而对于胡适思想影响颇深的实用主义与徽商精神的关系,目前学界研究尚显不足①,本文拟从传统徽商精神对胡适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的角度,微观地分析胡适、徽商精神、实用主义三者之间的联系,以期从另一个角度来还原一个真实全面的胡适。

一、胡适与“徽商”的渊源

胡适晚年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作历史口述时,曾经忘情地说:“我是安徽徽州人……我家世居的绩溪县,便是徽州府里最北的一县。”[1]2而且胡适还对其外国友人介绍道:“一千多年来,我们徽州人都是以善经商而闻名全国的,当时就有‘无徽不成镇’之说”。[2]2胡适的老家,在绩溪城西约40公里,一个名叫“上庄”的胡姓聚居的村落。胡氏家族历代都是做茶叶生意的。其高祖白手起家,之后经过苦心经营,慢慢地发展到在上海开设了一家规模较大的茶叶店。到了胡适的祖父时,扩大了营业,并增设了一家支店。

徽商有“贾而好儒”的传统。在积累了一定资产后,胡适的父亲胡传通过读书,后来捐钱做了官,开始成为徽州地区比较典型的儒商。但胡传死后,家道就开始衰落,原来在上海所保有一家茶叶店,一家客栈,在武汉汉口保有的一家卖酒的酒店,但都是一天比一天衰落以至后来关门了。[3]4到胡适这一代,胡适家族主要经商的是他的二哥。而由于父亲早逝,家道中落。胡适的母亲无奈,只得选择了徽州人的老路,叫儿子跟着舅舅学生意。胡适的舅父冯诚厚在径县恒升泰药店当经理。“从径县到上庄村有一百七十里,步行,快则两天,慢则三天可到。”胡适曾写信给二哥要求读书。胡适的二哥胡绍之从上海回家后,认为他的弟弟天资非常聪敏,且父亲也有遗命,不应违抗,可如今却要做学徒,感到非常可惜。所以便让胡适在上海读书,学习新知识。这是证明胡适学徒经商的一个例子。[3]23胡适曾说:“吾十四岁入澄衷学堂识希古”。[4]196由此可看出,胡适不仅出身徽商家庭,而且其本人也从事过徽商的相关业务。

与胡适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徽商,在长期经商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性格品质,由此积累成的精神,我们称之为“徽商精神”②。综合学界研究,我们可将传统的徽商精神具体归纳为十点:一是贾而好儒的治学精神;二是通权达变的创新精神;三是居安思危的忧患精神;四是诚实守信的诚信精神;五是民族自主的爱国精神;六是热心公益的奉献精神;七是朴实无华的节俭精神;八是向外发展的开放精神;九是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十是以众帮众的互助精神。这些精神都对胡适以后的思想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而其中贾而好儒的治学精神、通权达变的创新精神、居安思危的忧患精神、民族自主的爱国精神对胡适接受和改造实用主义思想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胡适与实用主义思想

胡适师承杜威先生,胡适曾多次强调杜威“实用主义”思想对他的全面影响,但不少学者觉得此言不能尽信。有学者却曾这样的质疑说:“当胡适接触到杜威的思想时,他自己的思想已经很牢固地形成了,而且是不容易被推翻的。”[5]124持这种说法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不管如何否定,胡适的实用主义始终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其中传统的徽商精神对他接受并改造实用主义的影响颇大。

(一)何为实用主义

美国实用主义大师——杜威先生是胡适实用主义思想的最初根据,而最初的实用主义则来自西方。从西方学术界对实用主义的一些总结概括中我们可以得出它的一些基本特征:首先,实用主义是一种哲学学说,它有自己的哲学体系、世界观方法论。其次,实用主义不仅是一种哲学方法,更是一种真理论。这种真理论的倾向便是寻找一种方法,这种方法通过探究各种可供选择的解决办法来确认其实际后果,以此达到其所期望的解决形而上学的争论。再次实用主义非常强调现实是可塑的,作为了解现实的知识所具备的实用职能是适应和控制现实的工具。而且它特别强调主张实际的经验远远优于已经确定的原则和所谓的推理。最后,实用主义在哲学上依然是唯心的,它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不相容,自身有许多不能解决的缺点。

(二)胡适的实用主义

从上文中我们已经了解到胡适在接受实用主义思想之前已受到传统徽州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徽商精神的影响。自古以来博大精深、海纳百川的中国传统文化就具有对外来文化进行异常强大的整合、吸收、消化特征。当外来文化主动或被动的接受中国文化的改造时,就具有明显的中国文化的特征,这便是中国化。实用主义哲学也不例外,作为中国的舶来品,必然要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整合与同化,所以走向中国化的道路也是历史的必然。胡适在中国宣传改造实用主义理论是非常积极主动的,而且效果显得富有成效,对此他还曾邀请他的老师杜威来中国讲学。艾思奇先生在分析胡适与实用主义思想时说:“胡适所标榜的实用主义占了一个时代的上风,其他哲学思潮自然未尝没有介绍,但对于传统的推翻,迷信的打破,科学的提倡是当时的时务,以‘拿证据来’为中心口号的实用主义被当时认作典型的科学精神。”[6]57—59虽然这话有言过其实的味道,但也不难看出,胡适的实用主义和西方的实用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已有较明显的区别了。

那么胡适所理解的实用主义到底是什么,有何中国化呢?在这里我认为主要可分为三点:第一,胡适理解的实用主义思想主要是在治学和具体研究方法上的实用主义,这是胡适实用主义最突出的表现,他认为实用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特别的研究方法,是一种可以在实际生活中进行评判社会观念和信仰的研究方法。第二,胡适所理解的实用主义思想在对待“问题”与“主义”态度上的主要表现是他认为实用主义是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一个社会,一个时代,都有它的特征,对此,只能顺势而为。第三,胡适所理解的实用主义思想在对待中国旧有的学术思想上主要是他反对没有理由的盲从旧有学说,相信旧权威。他由于极力提倡“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所以他主张推行“整理国故”运动,以坚持批判的态度来对待旧有的学术思想。

三、传统徽商精神对胡适实用主义的影响

上文中已经简单的论述了胡适与传统徽商精神、胡适与实用主义的关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胡适出身徽商家庭,从小深受传统徽商精神的影响。胡适接受西方的实用主义思想也不是一味的照搬照抄,而是根据中国时代特点和具体国情,进行了创新,使其赋予了鲜明的中国化特色,使之成为胡适的实用主义。下面我将重点论述传统的徽商精神对胡适实用主义的影响,具体可以从贾而好儒的治学精神、通权达变的创新精神、居安思危的忧患精神、民族自主的爱国精神这四个方面来论述。

(一)贾而好儒的治学精神

徽商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地重视文化教育,即所谓的“贾而好儒”。它既有利于对商业经营产生积极影响,又促使徽州学术日益发达,以致使徽州成为文风昌盛之地。特别是在徽商贾而好儒的治学精神影响下更使这个地区人杰地灵,在这里不仅出了注重“学则须疑”的朱熹这样的理学大家,而且还出了“强调考究”的戴震这样的一代大儒。徽商所好所信之“儒”正是朱熹和戴震。在这种浓厚的家乡文化氛围中,胡适从小开始就接受了家乡传统的私塾教育,胡适的父亲胡传是一位坚定的理学信仰者,胡适从小所熟读的程朱理学文章和相关的儒家学术经典等经书都是其父亲改造所编写的。这为胡适的实用主义思想打下了深深的传统徽商文化和精神的烙印。胡适曾回忆说:“徽州人的子弟由于能在大城市内受教育,而城市里的学校总比山地的学校要好得多,所以在教育文化上说,他们的眼界就广阔得多了。因此在中古以后,有些徽州学者——如12世纪的朱熹和以后的,尤其18世纪的学者像江永、戴震等等——他们之所以能在中国学术界占据较高的位置,都不是偶然的。”[2]1下面我主要谈一下朱熹和戴震的治学思想对胡适实用主义的影响。

1.学则思疑。从胡适后来回忆来看,他自小就有一种存疑的精神。徽州地区有信神拜佛的传统,身为传统的徽州女人,胡适的母亲自然也不例外,把胡适从小就许在观音座下做弟子,让他从小就信神、礼佛、拜孔子。胡适也不敢随意否定,直到他十多岁时,读到了一段有关司马光的家训:“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剉烧舂磨,亦无所施。” 司马光的这段话大大地影响了胡适的宗教信仰,使他逐渐成为一个无神论者。胡适曾说:“我十几岁的时候,便已有好怀疑的倾向,尤其是关于宗教方面。我对许多问题存疑,我反对迷信鬼神。我对我的文化生活,乃至日常生活的一切理论、记载和事实,如一有怀疑,也都要予以批判来证明或反证明。这都是由我的怀疑的倾向所致。所以纵使我才十几岁的时候我已经在寻觅—个能解决我怀疑的方法。”[7]213我们可以从他对鬼神态度的变化中看出他幼年时的存疑的精神。那么胡适为何从小就敢于去怀疑被当时中国社会所深信不疑的鬼神论,这恰恰正是传统徽商贾而好儒的治学精神所起的影响,正是以朱熹为代表的传统儒家文化对其产生的影响。

2.注重归纳。在众多的清代名儒大师当中,胡适还是最推崇他的老乡——徽州人戴震。胡适认为戴震是清代少数几个最有打造新哲学的霸气野心的人之一。胡适更是对戴震的治学方法非常的欣赏,认为由于戴震先生是长于考究,精于算学,所以“他的治学方法最精密……他的哲学是科学的哲学。”[8]61而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派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发展到顶峰的专立于训诂、辩伪的学术派别。

在1916年12月所写的《论训诂之学》和《论校刊之学》这两则札记中,已经可以很清楚地显示胡适在中国古典学术领域所体现的治学方法正是清代的考据学,尤其注重归纳的方法。在他看来,考据之学,能卓然有成者,皆能用归纳之法,以“小学”为之依据,它要求论者须力摒臆测之见,每立一说,必求其论证。正如后来胡适谈及他所领悟的求证方法所受近三百年中国古典学术的影响所说:“吾治古籍,盲行十年,去国以后,始悟前此不得途径。辛亥年作《诗经言字解》,已倡‘以经说经’之说,以为当广求同列,观其会通,然后定其古义。吾自名之曰归纳的读书法。其时尚未见《经传释词》也。后稍读戴东原、章太炎诸人之书,始知以经说经 之法,虽已得途径,而不得小学之助,尤为无用也。”[9]307

梁启超曾这样评价胡适思想受清代考据学影响。“绩溪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适之云”[10]79。“绩溪诸胡有胡适者,亦用清儒之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11]12—13

诞生在朱子之乡和侧重考究这些文化背景中的胡适,自然要受地域学术文化的影响,而在其文化心理结构中积淀下的最基本的要素便是“徽州学派”的基本的治学精神——学则思疑、注重归纳、实事求是。这些恰恰是后来胡适接受并改造实用主义思想的源头之水、思想之泉。

(二)通权达变的创新精神

创新对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徽商而言,创新也很重要。徽商的创新表现颇多。比如在思想观念上,冲破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传统国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选择商业作为出路;在经营方式和范围上,一般是从小本起家,从开始经营的产品主要是徽州土特产到后来涉及盐业、典当、金融等行业,可谓“其货无所不居”。恰恰是这种通权达变的创新精神造就了徽商数百年的辉煌,这种创新精神也深深地影响了胡适。胡适在对实用主义的改造中,也进行了创新,以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和具体的中国国情。在这里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1.“拿证据来”。胡适借用赫胥黎所提倡的“怀疑主义”,打出了“一切都得拿证据来”的口号。赫胥黎的“存疑主义”曾被恩格斯称为“羞答答的唯物主义”。他确实有其唯物主义的一面,有他实事求是精神的一面。而“实事求是”,“无证不信”恰恰又是清代乾嘉学派所一贯强调的。梁启超指出乾嘉学派学风的首要特色便是在于“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臆度者,在所必摈。”[11]22所以,胡适推出的“一切都得拿证据来”的口号,正是赫胥黎的存疑主义和乾嘉学派的科学精神的结合。

胡适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中说:“求得真理的方法,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寻求证据。只有证据的充分与不充分是我们论证胜败的标准,也是我们信仰与怀疑的标准。”[12]258

2.“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对此,胡适主要是在技术层面上来阐发和运用的,他说:实验的方法至少注重三件事:一是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所以一切理论知识思想学术,都只是待证的假设;二是理想和现实是有距离的,而想得出真理,实验便是惟一试金石;三是一切都得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从实验出发。可见,从事实出发,视知识为假设,用实验检验,与杜威的思路基本是一致的。不同在于:胡适认为实验乃创造证据,所谓实验,就是用人工造出证据来证明一个学说、理论、思想、假设。胡适从创造证据的角度来界定实验,那么,实验如何创造新证据呢?胡适认为,主要根据假设的理论,造出种种条件,把证据逼出来。要证明一种学说、思想,必须有证据为依托,但仅此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找出它的前因和后果,把它放在一个历史过场中去考察。

3.“历史的态度”。胡适认为,实用主义可以运用到历史方法的研究上。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明变;二是求因。所谓明变,就是先做一个系统的梳理,找出古今各种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用实用主义的方法去探明中外大家的师承渊源,交互影响,变迁次序。也即把握事物、思想之间的历史联系。只有把握了各项政体、理论产生的前因后果,才能理解它的真正的意义。明变是知其然,即把握事物、思想变化发展的历史线索;所谓求因则是知道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有何深层次的原因,也就是知其所以然,即把握因果联系来去研究历史的问题。

综上所述,胡适将“大胆的怀疑,小心的求证”的方法具体化为怀疑方法、实验方法、历史方法,并将之视为“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他继承了杜威,又在杜威的基础上进行了很大程度的创新。这种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受传统徽商精神的影响。

(三)居安思危的忧患精神

自古徽州地区就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说。而面对如此的不利条件,形成“前世不修,生在徽州”的局面。胡适曾在解释徽州人为何要外出经商时,这样的描述道:“徽州全区是山地,……因为这里山多地少,而且土地贫瘠。所以全区的农产品只能供给当地居民大致三个月的食粮。不足的粮食,得向外地去购买补充。”[2]1所以,胡适就继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所以我们徽州的山地居民,在此情况下,为着生存,就只有脱离农村,到城里去经商。”[2]2“所以离乡弃井,四出经商,对我们徽州人来说,实是经济上的必需。”[2]2胡适甚至还强调地说道:“因而几千年来,我们徽州人就注定的成为经商的人了。”[2]2从这里看出,由于“地少人多”的不利地理环境铸就了徽州人民自古就有的忧患意识,这种传统的忧患精神也深深地影响了胡适本人及其后来的思想。

在胡适的实用主义思想中,我们能看到这些忧患意识的影响。近代以来中国遭受着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无数爱国的有志之士提出了各种救国救民的方案和思想,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在此胡适盼望通过提倡实用主义来挽救民族危机,从1919年7月起正值“五四”运动高潮的时候,他在《每周评论》上连续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等文章,掀起“问题与主义”之争。希望通过引导新文化运动走上西化及社会改良的道路,最终引导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他这种思想来源恰恰深受传统徽商精神中居安思危的忧患精神的影响。

(四)民族自主的爱国精神

徽商自古就有保家卫国,誓死守土的爱国精神。无论是明初,为抵抗蒙古残余势力的侵犯与剥夺,无数徽州人民不辞劳苦,远赴千里,运粮支边,还是在明中期的抗倭斗争中,以戚继光、胡宗宪为代表的徽州将领奋勇杀倭,保卫国家,都无时无刻不提醒着我们徽商不仅是为了金钱的小利,更是特别注重国家的大利。到了近代,面对民族危亡,为了抵抗外国侵略,徽商更是踊跃捐资捐力。这些都体现出徽商为了争取民族自主的爱国精神。

从小就生活在徽州故里的胡适自然也深受民族自主的爱国精神的影响。这可以从中国十四年抗战说起,“九一八事变”后,胡适是坚决反对开战的,认为现在主张抵抗这是不负责任的言论,“此刻言及对日作战,简直是发疯。我何以作战?主笔先生说,我有一百万敢决一死战之雄狮。且让大家来看一下事实”。[9]28胡适出具的事实是,中国叫得上是训练有素只有十几万士兵,而且武器装备还极为恶劣。而且没有像样的海军,更没有战斗力,一个三等的巡洋舰就是我们最大的战舰,排水吨位也就四千多吨。以如此军力国力对日作战,“其后果,不仅于国无所改观,而且所得只是任人蹂躏!任人蹂躏!再任人蹂躏!”[9]28在日本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后,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机,胡适却还是应召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自己曾经承诺的“不谈政治”的独立地位。他拿出 “做了过河卒子,只能一往向前”的精神,积极投身到争取美国政府及其人民支持中国持久抗战的斗争中。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胡适是一位非常冷静的实用主义者,考虑问题往往都是从实用和功利的角度去权衡分析问题,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以英国边沁、弥尔为代表的功利主义者,尤其注重保障绝大多数人的最大权益。虽然这些对胡适影响甚深,但胡适骨子里还是爱国的,传统的徽商要求民族自主的爱国精神还是深深地影响着胡适个人的思想。

综上所述,无论是贾而好儒的治学精神、通权达变的创新精神,还是居安思危的忧患精神、民族自主的爱国精神都对胡适的实用主义思想产生极大的影响,使胡适的实用主义比之他的老师、前辈都有很大的不同和提升,完成了实用主义的中国化。

注释:①关于二者关系的探讨主要论著有:章清.胡适评传[M].上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沈卫威.新儒学伦理与徽州文化精神[J].河南大学学报,1994(2);陆发春.论胡适思想中的徽州因素[J].安徽史学,2001(1).

②“徽商精神”是一个极其丰富和复杂的概念,关于该方面研究,参见梁德阔.儒家伦理与徽商精神——“韦伯式问题”的经验研究[D].上海:上海大学博士毕业论文;胡中生.徽商的人文精神与明清徽州社会[J].安徽大学学报,2009(4).

[1]胡适.四十自述[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2]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

[3]石原皋.闲话胡适[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

[4]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上)[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5](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

[6]艾思奇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7]胡适.胡适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8]胡适.胡适文存[C].北京:华文出版社,2013.

[9]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下)[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10]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一[C].上海:中华书局,1941.

[1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12]胡适.胡适自选集[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

The Merchants Factors in Hu Shi's Pragmatism Thought

Jia Mengyun

(School of Humanities, Yunnan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Kunming, Yunnan, 650504)

Hu Shi is known as "the model of new thought in old ethics, and good example of old moral in new culture". In his mind, you can see the blending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Hu shi's important part of thinking is pragmatism, although his thoughts comes from the American pragmatism master, Mr. Dewey, Hu Shi has merchants' family background, and the merchants spirit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Hu Shi's pragmatism, so his pragmatism thought fills with the spirit of traditional merchants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of Western pragmatism, reflecting the collision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Hu Shi; pragmatism; merchants spirit;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2015—10—16

贾孟云(1990—),女,山西侯马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硕士。

C912.67

A

1008—8350(2016)01—007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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