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丽珍

(1.苏州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2.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辞源》(修订本)子集疏误举例
——兼谈古汉语辞书释义与书证的关系*

唐丽珍1，2

(1.苏州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2.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辞源》在编纂时非常注重辞书的知识性、学术性、客观性，但由于书出众手及其它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难以备善。《辞源》(修订本)子集疏误主要在释义、书证及两者的对应关系方面，具体表现为释义不确、义项缺漏、源流失考、书证疏误、义例不合等。由《辞源》(修订本)的这些瑕疵可见，辞书的释义与书证的关系密不可分，造成释义疏误的主要原因在于未能广泛地占有和分析文献语料，书证不当则会造成义例不合，甚至使释义成为误释。

《辞源》；释义；书证；疏误

《辞源》是中国现代语文辞书发展史上的开山之作。由于编撰者注重知识性、学术性和客观性，使其成为极具权威的重要工具书。《辞源》的编纂始于1908年，1915年正式出版。为迎接《辞源》出版100周年，商务印书馆组织了一批学者开展修订工作。笔者有幸参与子集的修订，发现《辞源》*本文是对《辞源》(修订本)子集疏误予以指正，所据《辞源》为2010年6月修订本重排版，1915年10月初版，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5次印刷，广东、广西、湖北、河南辞源修订组、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的某些条目的确存在疏误，现主要就释义、书证及两者的对应关系进行讨论，希望对其它辞书，尤其是古汉语辞书的编纂起到参考作用。

一、释义

释义是辞书的核心，确切最难。一个词的含义是客观存在的。《辞源》释义的任务，就是要正确地反映和概括这个词在古代典籍丰富的语料中使用的意义。另外，《辞源》义项虽不要求完备，但应顾及义项间的系统性，如有可靠的古代文献语料或训诂材料为依据，那么缺漏的意义宜补入。同时，“《辞源》无源”，也是读者对其批评的主要问题。因此，应尽可能挖掘词的最原始的意义，在辞书中出具词目最早的比较成熟的用例，做好“溯源”工作。另一方面，“及流”也是必要的，应适当关注词义的流变。但《辞源》的有些条目处理得不妥，现分述如下：

1.释义不确

一个词的多个义项之间(除假借义外)一般都有内在联系，“初”的第一、第二个义项为“开始”“从前”，而原义项四看不出与“初”的本义和引申义之间的明显联系，并且释语“一点也不”似解释的是书证中“初不”的意义，非单音词“初”之义，释者偷换了解释对象。

对每一个词语的解释，我们都要有尽可能广泛的古书材料作为立论的依据，而不能只拘泥于个别的例证。通过检索语料发现，这样的“初”的确常常与否定词“无”“不”等连用，同时也找到比原书证更早的用例：《诗·豳风·东山》“勿士行枚”笺：“亦初无行陈衔枚之事。”疏：“初无犹本无。”[1]此处孔颖达的疏解对我们理解“初”的意义极具启发性。类似的用例还如：《后汉书》八一《彭修传》：“受教三日，初不奉行，废命不忠，岂非过邪？”[2](宋)苏轼《东坡全集》七六《答吴秀才书》：“夫南方虽号为瘴疠地，然死生有命，初不由南北也。”[3](清)王士禛《池北偶谈》二五《化鹤》：“每日粥饭外，即面壁不语，或竟夕不卧，亦不诵经参禅，如是六七年，初不解衣。”[4]分析上述语料并参考旧注，这样的“初”当为副词，其确切含义为“本来、从来、始终”，它常与“无”“不”连用，表示“本来不……”“从来不……”“始终不……”等意思。

首先，本词条原义项二之第一个书证的引文似有误。《商君书·慎法》中的“谐所谓不若之国”，核查2009版四部丛刊本、文渊阁四库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均作“谐谓所不若之国”。又，据蒋礼鸿先生《商君书锥指》，其《例言》称：正文依严万里校本。此句正文作“谐所谓不若之国”，然注曰：“孙诒让曰：‘明刻本孙钱及严可均校本谓字并在所字上，是也。惟严万里本如是，疑臆改。以文义考之，谐谓当为谐调之误。’简书曰：‘范本谓亦在所字上。’”[5]对于古书中有争议的问题，辞书在编纂时无法详尽展开讨论，且辞书一般都有一定的保守性和滞后性，但也应适当关注今人有说服力的成果。在此结合笔者的核查，建议采纳蒋礼鸿先生的校订、考证成果，纠正书证中“所谓”的倒文，并对误文“谐谓”作必要说明。

其次，仔细分析这两个书证，我们发现两个例子中“不臣”的意义是有差别的。《商君书》的例子，是说如果一个国家外不能战，内不能守，即使是尧做君主，也不能用不臣服的姿态去谐调不善的国家，这是“臣”的一般用法，表示“臣服”。而《汉书》的例子，是说不认为对方是臣下，这是“臣”的意动用法。原释语“不以臣下之礼相待”的表述过于笼统，未能清晰表示出两书证中“不臣”的区别。虽然在《汉书》例之后用“谓尊之为贵宾”作了说明，但笔者认为，像这种一为动词的一般用法，一为意动用法，致使语义不同的情况，宜分项处理。《汉语大词典》也用这两个书证，但它即分项释义。*该书证与释义见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纂：《汉语大词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8年版，第1卷第406页。以下凡提及《汉语大词典》的有关词语释义和书证均见该版本，只标页数，不再出注。

【午衙】同“蜂衙”。宋陆佃《埤雅·释虫》：“蜂有两衙应潮，其主之所在，众蜂为之旋绕如卫。”《元诗选》金涓《青村遗稿·春日过绣湖》：“茅菴兀坐无余事，静看游蜂报午衙。”参见“蜂衙”。(0451页)

本词条，《辞源》未具体释义，仅提供了互见条目。辞书为了节省篇幅，又能使读者通过翻检，触类旁通，对内容相同或相近、相关的词目采用互见的方式。《辞源》收有“蜂衙”条，亦出示《埤雅》书证来说明其语源，并解释此词用来形容众蜂簇拥蜂王，如朝拜屏卫之状。既然“同‘蜂衙’”，那么“午衙”义亦当如此，原有书证正用此义。但是，关于“午衙”，我们还检索到如下用例：(元)王恽《秋涧集》卷二九《公堂》：“凫吏前头拥簿书，午衙急散日停晡。”[6]萨都拉《雁门集》卷九《别江州总管真定王克绍》：“吟诗写字午衙静，打鼓劝农春社忙。”[7](明)吴宽《家藏集》卷十《送沈晋州林美》：“吏散午衙公事简，定将书史对炉熏。”[8]这些例句中，“午衙”指“午时官吏集于衙门，排班参见上司”之义，用于人，而不用于蜂。《汉语大词典》(第2卷第920页)正如此释义，惜未出书证。

不过，正如《辞源》所出书证，“午衙”除了指人，亦可用来形容蜂，且我们找到比《辞源》原有书证更早的用例。如(元)龚璛《存悔斋稿·附朱性夫补抄龚子敬遗诗·吴中寒食》：“江南蚕子非一种，日暖蜂房报午衙。”[9]《汉语大词典》(第2卷第920页)所出书证与《辞源》同，亦晚。由此可见，由于人们认知心理上的类比联想，使“午衙”与“蜂衙”的意义有了相重的部分，《埤雅》的引文正是解释了在相似情状的基础上人们通过隐喻的方式创造了“蜂衙”一词。

综上，《辞源》对“午衙”不出释语，仅笼统指出“同‘蜂衙’”的处理不妥。因为“同”这个术语，一般用来说明异形词，而“午衙”与“蜂衙”的意义只是部分相关。我们在考察更多文献语料的基础上，应当对“午衙”既可用于人，又可用于蜂的两项意义皆作正确反映，结合对应书证分别释义。另外，《埤雅》书证是解释“蜂衙”一词的命名缘由，在本词条中宜删。

2.义项缺漏

【分职】分掌各自的职务。《书·周官》：“六卿分职。”传：“治其所分之职。”(0373页)

粗读本词条释义与书证，似乎并无问题。然如果我们检阅更多的“分职”的用例，就会发现《辞源》原有的释义片面了。《管子·七臣七主》：“劳主不明分职，上下相干。”[10]《旧唐书·食货志》上：“设官分职，选贤任能，得其人则有益于国家，非其才则贻患于黎庶。”[11]考察古籍中的这些用例，“分职”表示“分授职务”。这是由于“分”这个动作发出者的不同而造成意义的不同：一为分别掌管，一为分别授予。两个义项关系平列，所缺漏的“分授职务”义宜补入，并出具相应书证。《汉语大词典》(第2卷第589页)正注意到了这一点，虽未分项处理，但在释义时照顾周全，释为“各司其职；各授其职”，并有相应书证补充。因此，词典的释义要全面反映词语的意义，一定要考察尽可能多的语料。

【利息】把钱出贷所收取的子金。《汉书》八五《谷永传》“至为人起责，分利受谢”唐颜师古注：“言富贾有钱，假讬其名，代之为主，放与他人，以取利息而共分之。”(0381页)

经检索四库语料，我们发现此词用作“子金”义的用例都在唐以后。但“利息”一词在唐以前就经常使用，如《魏书·刘腾传》：“公私属请，唯在财货。舟车之利，水陆无遗；山泽之饶，所在固护；剥削六镇，交通互市。岁入利息以巨万计。”[12]分析上下文义，“利息”一词在句中当释为“收益，收入”。即便唐以后，这一比“子金”义要宽泛得多的“收益，收入”义仍频繁使用。如(唐)沈亚之《临泾城碑》：“临泾地扼洛口，其川绝饶，利息蕃。”[13]《太平广记》三五五僧珉楚引(宋)徐铉《稽神录》：“凡吏人贾贩，利息皆有数常，过数得之，即为余剩，吾得掠而有之。”[14]《醒世恒言·卖油郎独占花魁》：“他的油比别人分外容易出脱。每日尽有些利息，又且俭吃俭用，积下东西来，置办些日用家业。”[15]《汉语大词典》(第2卷第638页)虽收录此义，但把它作为第二个义项，似也不妥。因为用“收益、收入”义的语料更早，从词义发展的角度而言，宜排在“子金”义之前。像《辞源》这样一部主要为帮助读者研读一般古籍用的古汉语专门词典，我们不因“利息”一词的现代汉语义，而对其在汉语史中的语义视若无睹。“利息”的“收益、收入”义比“子金”义要早，很明显，是其“源”，这一重要义项不当遗漏，应补入。

3.源流失考

【刀山】佛家、道家所谓地狱酷刑之一。唐陈集原《龙龛道场铭》：“六趣轮回，剑叶与刀山竞起。”见《金石续编》六。《景德传灯录》二五《清凉法灯禅师》：“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向镬汤，镬汤自消灭。”今用来比喻斗争中严峻的考验。参见“刀山剑树”。(0368页)

《辞源》的释义注重“考本溯源”，“源”不仅表现在要挖掘词的原始意义，如上文讨论的“利息”一词的“收益、收入”义比“子金”义更早，不应缺失，“源”还表现在书证的引用上。引用古籍中出现较早的书证是《辞源》的特色，这与某些辞书引书证多为印证释义而不很重视词语最早出现于书面的时代不同。

根据本词条释语提供的信息，我们可以检索《大正藏》，发现了比原有两书证更早的用例：(东晋)佛陀跋陀罗译《观佛三昧海经》五《观佛心品》：“狱卒罗刹驱蹙罪人令登刀山，未至山顶，刀伤足下乃至于心。”[16]佛陀跋陀罗是后秦时来华的印度僧人，其生卒年为359年至429年。而陈集原是唐朝武则天时的大将军，在唐圣历二年(699)撰写了《龙龛道场铭并序》。本词条的书证时代至少可提前270年。

《辞源》虽然厚古薄今，但也当关注其“流”，尤其要注意有些词词义和用法的推衍变化。本词条比喻义表述为“斗争中严峻的考验”，似带有文革时代的烙印，作为权威的工具书，措辞当谨慎。另外，我们在检索中发现“刀山”早在宋代的语料中就不再专指佛家、道家所谓地狱酷刑了。如(宋)周紫芝《竹坡诗话》：“议者谓子厚南迁，不得为无罪，盖未死而身已在刀山矣。”[17]所以，把其后来的比喻义表述为“后用来比喻极险恶的境地”，较为妥当，并出具此书证。关于这一词条，《汉语大词典》(第2卷第547页)的处理就优于《辞源》，不仅提前了书证首例，而且对于词条喻义的措辞亦允妥。

【半豹】《晋书·殷仲文传》：“仲文善属文，为世所重，谢灵运尝云：‘若殷仲文读书半袁豹，则文才不减班固。’言其文多而见书少也。”《世说新语·文学》说是庾亮的话。豹字士蔚，博学善文辞。半豹本意是说仲文读书不多，后来转用为博学的典故。(0453页)

首先，这里的《世说新语》是个隐性书证。核四部丛刊《世说新语·文学》：“殷仲文天才宏赡，而读书不甚广博，亮叹曰：‘若使殷仲文读书半袁豹，才不减班固。’”刘孝标注云：“亮，别见。”[18]检索文渊阁四库本亦如是。可见，《世说新语》的正文和刘孝标的注均未明确提到“亮”即“庾亮”。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亮，不知何人……一说‘博’乃‘傅’字之误……傅亮见《识鉴》二五注，故下云‘亮别见’。”[19]在没有找到别的证据以前，认定《世说新语》正文中提到的“亮”为“庾亮”是武断的。但此处“殷仲文读书半袁豹”这句话是谢灵运还是其他人说的，对于我们理解“半豹”这个词条无关宏旨，故本着求实的态度，把原有的“《世说新语·文学》说是庾亮的话”这十二个字删去为宜。

其次，本词条《辞源》只出了典源，未有成词或成为结构的例子，而且成词后，其意义是否真的“由本意读书不多而转为博学”了呢？这种向相反意义的流变在无书证的前提下更让人生疑。我们来考察“半豹”成词的书例：《文苑英华》卷六百六十四(唐)顾云《投户部郑员外启》：“若某者，学殊半豹，艺愧全牛。惭无经济之文，空有悲哀之赋。”*关于“学殊半豹，艺愧全牛”句，(明)杨慎认为出自李商隐《四六启》，而(明)邓伯羔在《艺彀》卷下《误标人诗文》中指出杨说无据，当出自顾云。(宋)晁以道《景迂生集》卷四《还资道斯立诗卷》：“馥馨兰茝语，令人有愧颜。未见半豹书，安敢道一斑。分在婢子科，何以能追攀。”[20](宋)程大昌《演繁露·序》：“况学谢三余，书惭半豹者乎？”[21](宋)扈仲荣等编《成都文类》卷四十八刘锡《至道圣德颂》：“岂以雕虫末技，半豹讠叟闻，能歌造化之功，可纪照临之德？”[22](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巻六十四《尺牍清裁序》：“余既惭半豹，宁免鲁鱼。”[23]这些例句中，“半豹”多作自谦之辞，皆谦称自己读书不多。原典中是别人批评殷仲文读书不多，后人常用此自谦，但其语义“读书不多”并没有改变，《汉语大词典》(第1卷第712页)正作如是解。《辞源》说其义转为“博学”，无据。

二、书证

辞书立一词条，或者立一义项，都必须有坚实的语料做依据。进入辞书的语料，就是书证。法国作家伏尔泰曾说：“没有配例的词典，只不过是一副骨架。”*转引自黄建华：《词典论》，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该页引文处标注释，见本书第82页正文后：“此语据说是18世纪法国思想家伏尔泰的名言，出处不详。”一部辞书，首先释义一定要准确，而书证就好比是辞书的血肉，其重要性不次于释义。没有恰当的书证，词目难以确立，它和释义的关系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释义是从语料中提炼出来的，而进入辞书的书证，一方面，要使词语进入具体的语境以凸显词义，对释义起到辅助作用；另一方面，要能体现词语的时代、词义的形成发展情况。因此，首先要确保书证信息的正确无误，其引文与出处等关键要素自不必说，标点符号、对引文的解释说明等细节也不容忽视。否则，辞书影响广泛，其贻误读者比一般书籍更甚。同样重要的是，书证一定要合适，与释义相合。否则，书证就失去了印证释义的意义。但《辞源》个别条目在这方面确实疏忽了。

1.书证疏误

书证的句读当仔细推敲，这关系到文意的理解。本词条书证中的逗号宜删，因为此句的意思是：兰陵人萧琛评价裴子野《宋略》中的史论可与《过秦论》《王命论》分庭抗礼。句中“言”的宾语当是“其评论可与《过秦》《王命》分路扬镳”整个结构。如果在“评论”后断开，则易误解为：萧琛对裴子野《宋略》的评论，可与《过秦论》《王命论》相媲美。这样，与《过秦论》《王命论》比较的对象就被改换了。有此逗号，反而句意不明。其实，中华书局点校本《南史》中即无此逗号。[24]

【刊行】书稿刻版发行。宋朱熹《朱文公文集》五三《答胡季随书》：“南轩文集方编得略就，便可刊行。”南轩，吕祖谦字。(0374页)

这里，释义、书证的引文都没有问题，《辞源》也常有解释引文之例，然此处对于“南轩”的说明却犯了常识性的错误。《南轩集》四十四卷，乃张栻所撰。“南轩”是南宋思想家张栻的号，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朱、吕、张三人传学于东南，时人誉为“东南三贤”。

【兑2】尖锐。通“锐”。《荀子·议兵》：“兑则若莫邪之利锋，当之者溃。”《史记·天官书》：“三星随北端兑。”《汉书·天文志》作“锐”。(0306页)

限于辞典的体例和篇幅，书证的引文一般都比较简短，不会大段的抄录。《辞源》书证的特点，一般也不要求完整。但有时引文过于简略，就会影响读者对引文的解读。虽不至于义例不合，然此种书证根本起不到凸显词义的作用，徒使读者迷惑。特别是书证内容牵涉到古代文化知识时，现在的读者阅读时距离感更强，这就有必要对书证作简单的解释，甚至白话说明。这也是《辞源》在处理难懂书证时值得赞赏的特色。

本词条中，《史记·天官书》这条书证涉及古代天文知识，这对于现在一般读者而言本就难懂，即便是古典文史研究工作者如不专门学习，也不好理解。何况这句话太简略，更不好懂。如引全，是：“前列直(对着)斗口三星，随(读椭)北端兑，若见若不(同否)，曰阴德，或曰天一。”[25]这里略补了些文字，把原引文的上一句补全，并对难懂的地方随文作简单的解释。上边引文括弧中文字并非《史记》原文，而是影响读者理解的关键点，现对其意义、用字情况作简单的说明，这就为读者扫清了障碍。

2.义例不合

原义项一书证中的“千门”乃佛教用语，谓种种修行的法门，是千法名门的意思，并非如原释语所言“千家”。此处书证与义项明显不合，宜更换相合之书证。《艺文类聚》卷二(南朝·梁)裴子野《上朝值雪》诗：“沐雪欵千门，栉风朝万户。”[26]此句中“千门”与“万户”对文，正是用“千家”义。同时，“千门”作为佛教语，应增补为本词条义项之一，不该缺失。《汉语大词典》(第1卷第840页)对“千门入善”的解读就是正确的，并单立义项。不过，其“千家”义的书证用(宋)韩维的《和景仁元夕》诗，则过晚。

词条的确切意义是受到该词引文的上下文语境的限制的，如果引文过简，甚至不联系上下文而断章取义，就有可能造成义例不合的严重问题。这里，如果我们对《孟子》这个书证的前后文句稍加留意，就很容易发现该义项与书证不合。《孟子·梁惠王》下：“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27]2675很明显，句中“豫”特指帝王秋天出巡。“豫”用此义的例句，还如《文选》(汉)张衡《东京赋》：“既春游以发生，启诸蛰于潜户；度秋豫以收成，观丰年之多稌。”[28]《汉语大词典》(第1卷第469页)的第三个义项，也用了《孟子》的这条书证，因袭了《辞源》的错误，宜改正。

另，“不豫”确有“不高兴”之义，我们也可找到与之相合的较早的用例：《孟子·公孙丑》下：“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27]2699

总之，辞书的释义与书证的关系密不可分。从释义着眼，造成释义不当、义项缺漏和源流失考的主要原因即在于未能广泛地占有和分析文献语料，从而无法准确、全面地概括词义；从书证角度而言，如书证不当，不仅不能印证释义，反而义例不合，使释义成为误释。因此，释义与书证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为使行文眉目清晰，笔者尽可能“条分缕析”，但在分析某一具体词条时，我们很难把这两者截然分开，往往需要，而且也应该结合着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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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袁茹)

Examples of Oversights and Mistakes in the Subcollection of the Dictionary Ciyuan (Revised Edition)：Also a Discussion on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Paraphrasing and Documentary Evidencing in Ancient Chinese Dictionary

TANG Lizhen1，2

(1.School of Humanities,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Jiangsu, 215009;2.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Great emphasis was laid on such qualities as being intellectual, academic and objective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compiling ofCiyuan. However, the dictionary cannot be so perfect because it had been compiled by many scholars and there were some other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conditions as limitations. The major oversights and mistakes in the subcollection ofCiyuan(revised edition) lie in paraphrasing, documentarily evidencing and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finding their expression in indefinite paraphrasing, gaps and omissions in senses of some entries, lacks of evidence in origins and sources, oversights and mistakes in documentary evidence, mismatch between examples and meaning, and so forth. From these flaws inCiyuan(revised edition), an interwoven relation could be seen clearly between the paraphrasing and documentary evidence in a dictionary. The major causes for oversights and mistakes in paraphrasing lie in the incomplete possession and analysis of documentary linguistic data. Inappropriate documentary evidence can lead to mismatches between example and meaning, even to mistakes of interpretation and explanation.

Ciyuan; paraphrase; documentary evidence; oversights and mistakes

2015-09-06

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管理司“十二五时期(2011—2015年)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重大出版项目“《辞源》(第三版)”(出版管字[2012]48号)

唐丽珍，女，苏州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上海大学文学院语言文字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古代汉语训诂学研究。

H164

A

1672-0695(2016)04-005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