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　亮

(苏州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从《岁月》看伍尔夫的“凡人琐事”历史观*

綦亮

(苏州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摘要：伍尔夫是一位极具历史意识的现代主义作家，其女权主义立场促使她质疑聚焦名人要事的正统历史叙事，而去关注“凡人琐事”，从而揭示被官方话语遮蔽的边缘和底层历史。《岁月》典型地体现了伍尔夫重写历史的意图。小说通过对公众人物的漫画式处理，颠覆充斥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正统历史编纂，说明真正的历史不是“记录的”历史，而是“生活的”历史，蕴含在过往与当下的交织以及个体对往事的凝思之中，是一种诗性的存在。

关键词：弗吉尼亚·伍尔夫；《岁月》；历史观

由于生活在动荡的历史时期，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1882-1941)对历史有超乎寻常的敏感和洞察，在创作中对历史投入极大的关注。沃纳·戴曼(Werner J. Deiman)对此有过准确的概括：“从她写作生涯的开始到生命的最后时光，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思想和成长中渗透着一种强烈的历史意识和深刻的历史视角。……对历史一种非常自觉和持续的意识不仅是她现实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还帮助塑造和架构了她的思想和进化的本质。”[1]的确，伍尔夫虽然高举现代主义实验大旗，通过艺术形式创新深入挖掘个体精神世界，但她的创作从未脱离社会现实，而是借助现代派风格探讨“历史力量如何冲击个体生活并改变其走向”[2]。这在《奥兰多》(Orlando,1928)、《岁月》(TheYears，1937)和《幕间》(BetweentheActs,1941)等历史题材小说中有明确表现。但学界对伍尔夫历史书写的研究往往集中在《奥兰多》和《幕间》等实验性作品，对更具现实主义倾向的《岁月》关注不多。鉴于此，笔者通过聚焦《岁月》，解读小说如何从女性视角颠覆聚焦名人要事的正统历史叙事、践行作家本人的“凡人琐事”历史观。

一、 伍尔夫的“凡人琐事”历史观

作为一名女权主义者，伍尔夫强烈质疑男权价值观主导下的正统历史叙事。早在1910年，尚处练笔阶段的伍尔夫就在《泰晤士报》的文学副刊上撰文抨击出自男性的、专职记录国家大事的教科书式历史：“如果一个人已经有一段时日不读历史了，他会发现那些色泽悲哀、卷帙浩繁的历史书着实令人吃惊。竟有如许之多的能量被浪费在竭力去相信某种虚无缥缈的事情之上，这叫人心中充满怜悯。战争、政府部门、立法……史无前例的繁荣和肆虐猖獗的衰败席卷着一个国家径直走向衰败……这全都是一场何其诡异的幻觉！——大概是那些头戴高高的帽子、一心想给人类增光添彩的40来岁的绅士们编造出来的。”[3]在《一间自己的房子》中，伍尔夫更加系统和深入地分析了正统历史编纂的偏见和弊端，认为特里维廉*特里维廉(G.M.Trevelyan,1876-1962)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代表作为《英格兰史》(History of England,1926)。的《英格兰史》就是一部男性史和帝国史，只关注“十字军东征”“百年战争”“玫瑰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将女性边缘化，即便提到女性，也只是“一位伊丽莎白，或者一位玛丽；一位女王或者一位伟大的女士”[4]。在与姐夫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的通信中，伍尔夫更是直言：“你不觉得历史是人类大脑最古怪的捏造吗？我无法想象它和事实之间会有丝毫的相似之处。……难道不应该马上重写历史吗？”[5]

伍尔夫重写历史的意图与其女权主义立场密切相关，同时也表明其历史观与后现代历史叙事的一致性。后现代主义者挑战大写历史的权威，将其小写化和复数化。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指出：“历史的过去就如同我们个人的无数过去一样，至多是个神话，证明我们为某一特定的未来所下的赌注是正确的；它最糟也不过是个谎言，是对我们事实上通过选择已经成为的东西的一次理性化回顾。”[6]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历史通常是不可靠的，与历史相比，虚构更加接近事实和真相，而这也正是伍尔夫的立场。谈及历史与小说的关系，伍尔夫指出：“如果你反对说小说不是历史，那么我要说，尽管写历史要容易得多——‘1842年，约翰·拉塞尔爵士带来了第二次改革议案’等等——这种讲述真实情况的方法在我看来太低级，太笨拙了，在事关真相的地方，我倒情愿写小说。”[7]的确，对伍尔夫而言，文学虚构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还原真相，揭示被大写的历史所遮蔽的以女性为代表的大众、边缘和无名群体的生存状态。如果说传统历史编纂是为名人、伟人和重大事件立传，那么伍尔夫历史书写中的主角则是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对伍尔夫来说，“和那些掌权的一小部分人的权术钻营一样，大多数普通人在普通的一天中不被注意的行为，他们的想法和感受，同样是历史”[8]。伍尔夫曾经告诉传记家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说她最感兴趣的“不是那些卓尔不群的人，而是那些朴实无华的人，那些不怎么被提起的、有点古怪的人”[9]。

伍尔夫曾创作过一篇题为《凡人琐事》(Lives of the Obscure)的散文，按照伍尔夫在日记中的描述，其初衷就是“在一个又一个的平凡人生中讲述英格兰的全部历史”[10]。而这篇文章也确如伍尔夫所构想的那样，围绕普通大众串联英格兰的历史，彰显无名之辈的品质和价值：“他们数量众多，范围广阔；与名人不同，他们不想与众不同，反而似乎相互交融，他们的边缘、书名页以及扉页正在消融，无数的书页也正在融进绵延不断的岁月长河中，使我们能够躺着阅读谜一般的生活，毫无阻碍地从一个世纪跨入另一个世纪，从一种生活进入到另一种生活。”[11]105“凡人琐事”是伍尔夫历史观中的核心概念，引导她在创作中“不断将注意力转向一个具备包容力的历史必须倾听的沉默或者被沉默的声音”[12]61。

伍尔夫认为历史“与一经发现就一成不变的科学发现不同，它们随着人们观点的变化而变化；而人们的观点，又因时而异”[13]。事实上，她所理解的历史是一种“想象性重现，但并不是对事物本身的重现，而是在个体的思想性情和决定这种性情的当前时刻的历史坐标中折射出的当下的观点，与在细微之处展现出的过去的主观熔合”[14]。伍尔夫反对机械和空洞的历史说教，主张将历史生活化，在过往与当下的绵延以及个体对往昔的追忆中，从生活的平凡之处发现历史的意义和影响，“将历史从一种形而上学的解释性叙事转移到对多重人类状态的探讨”[12]60。

二、颠覆以名人要事为核心的正统历史编纂

《岁月》是伍尔夫向现实主义的回归，但就历史书写而言，它表现出明显的实验性，没有全景展现英格兰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而是对“历史”进行“删减”和“过滤”，昭示被正统历史编纂遮蔽的边缘和底层历史。从形式上看，小说一方面以具体的历史年份划分章节，具有编年史的体例特征;另一方面又打破不同年份之间的连续性，强调年代之间的过渡没有必然的联系和必要的逻辑，凸显历史进程的偶然性。“在现代主义中，历史连续性叙事，一种具有明显维多利亚和帝国主义暗示的叙事，受到那些充满断裂和空白的叙事的对抗，这些断裂和空白强烈冲击了历史时间平整的连续性。”[15]7小说在选择历史分期上的随意性，正是对充斥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维多利亚时代文化价值观的反拨，这在小说对帕吉特上校和维多利女王等公众人物的漫画式处理上有更加具体的表现。

帕吉特上校是维多利亚父权社会形态的象征。作为一名帝国军人，他的一生浓缩了维多利亚时期大英帝国尚武拓殖的时代精神，“他在印度兵变中失去了右手的两个手指，因为肌肉萎缩，他的右手就像一只上了年纪的鸟的爪子”[16]10。退伍后，他念念不忘自己的军旅生涯，经常到军人俱乐部打发时间，和有同样经历的人一起回忆当年的殖民地生活。小说对这样一位忠诚的帝国卫士的讽刺和丑化是显而易见的。帕吉特上校表面上道貌岸然，实则道德败坏，背着病入膏肓的妻子与情人幽会，回家后立刻转换角色，若无其事地当起好丈夫、好父亲，是一个十足的伪君子。尽管他非常善于掩饰，但他的虚伪最终没能逃过女儿迪莉娅犀利的目光。就在他因为妻子病重表现出焦虑神态的时候，“迪莉娅偷偷地瞄了他一眼，心想我们都在演戏，只不过他演得比我好而已”[16]28。帕吉特上校的丑陋形象暗示了大英帝国的腐朽，而他的死去则更象征了大英帝国走向衰亡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但需要注意的是，帕吉特上校的死，其意义和内涵并不仅仅在于死亡这个事件本身，更体现在小说对这一事件的处理上。帕吉特上校最后一次“露面”是在小说的《1908》一章，彼时的他已是老态龙钟，风烛残年，“中风后他变得迟钝而又沉闷；鼻子和脸颊上出现了红色的纹理”[16]109。按照常理和逻辑，小说接下来应该交代帕吉特上校的死。但出乎读者意料的是，小说对此只字未提，直到《1911》一章，才借埃莉诺来莫里斯家做客这个情节，顺带提起他的离世：“她的父亲过世了；她的房子被抵押了；她现在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16]143只简单地提及结果而忽略过程，小说以这种方式抹除了帕吉特上校的死，或者说，把他的死对其他人的影响降到了最低，“通过抹除他的死，小说终止了他对整个家庭挥之不去的影响”[15]51。渲染名人或公众人物的死亡，或者说完整地再现主人公的一生，向来是传统历史编撰的套路。帕吉特上校虽算不上名人，但无疑曾经是一位公众人物，因此，小说对其死亡的随意处理而制造的断裂感，是对注重连续性和一致性的传统历史书写的蓄意反拨，“挑战了读者对他们如何通过日期和事件，也就是说，准确和透明地‘认识’和理解一段人生的期待”[17]。

小说对维多利亚女王的再现更加透彻地说明了这一点。维多利亚女王在位六十四载，一手缔造了“日不落帝国”神话，是英格兰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之一。这样一位世界级名人是任何关于英格兰，特别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传记和历史书写无法绕开的话题。斯特雷奇曾经在《维多利亚女王传》(QueenVictoria)中这样描述维多利亚女王两次登基庆典的盛况：1887年“是她登极五十周年，六月里举行庄严、盛大的庆祝。维多利亚，左右是济济跄跄的当朝显贵，前后是赫赫奕奕的各国王公，在人山人海、欢腾狂热的京华道上，驾车往威思明斯德教堂行感恩礼”[18]292；1897年，“当辉煌的杖仪，护送维多利亚经过拥挤的、哄动的伦敦街市，前往圣保罗教堂行感恩礼的时候，她的王国的伟大、她臣民的崇仰，一齐放出光芒来了”[18]314。

而《岁月》对这位重要人物的塑造显然是与传统意义上的传记和历史编纂背道而驰的。维多利亚女王在小说中总共出现了两次。第一次出现在埃莉诺来莫里斯家的路上与驾车人的对话中。谈到近来英格兰的气候时，驾车人无意中说起，自女王登基庆典以来，英格兰再也没有出现过严重的旱情，但具体是哪一次庆典，小说语焉不详。不仅如此，由于驾车人的地方口音，埃莉诺事实上并不确定他说的就是登基庆典，而仅仅是猜测和感觉。维多利亚女王在小说中的第二次“现身”和帕吉特家的女仆克罗斯比有关。克罗斯比在帕吉特家当了四十多年的仆人，和主人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搬出帕吉特家老宅时特意带上平日积攒下来的帕吉特家的旧物，以寄托对主人家的思念，让她无论身在何处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来到新的住处，打开行李后，“印度大象、银质的花瓶，还有一只海象，那是她一天早上在废纸篓里捡到的，当时外面正在为老女王的葬礼鸣放枪炮——它们都在。她把它们歪歪扭扭地放在壁炉台上，当她把那一家人的画像挂起来以后——有的身着结婚礼服，有的戴着法官帽、穿着长袍；马丁先生的画像放在中间，因为她最喜欢他——就非常有家的样子了”[16]160。虽然这次有了明确的所指，但依然是轻描淡写，重点显然不在女王。总之，在两次仅有的提及中，维多利亚女王都被极端背景化，读者若不仔细阅读小说甚至都注意不到。与此密切相关的是，无论是女王的登基庆典，还是她的葬礼(1901)，这两起重要的全国性的乃至世界性事件的实际发生时间，都不在小说所选年份之内，被象征性地排除在“历史”之外。小说以此直观地表达了对偏好名人要事的宏大历史叙事的反拨和重写意图，以及对英格兰的帝国身份和民族主义话语的深刻反思。

三、 彰显以“凡人琐事”为底基的诗性历史意识

以编年史为体的《岁月》实际上是借“历史”之名解构历史。“因此，尽管《岁月》是伍尔夫所有小说中最关注历史记录的，但它同时也最清楚地说明，历史是有欠缺的。”[19]为了弥补这种欠缺，书写一段完全不同的历史，小说列出了一张属于自己的历史年表。在这个年表中，名人让位于凡人，国家大事从属于家庭琐事。“虽然《岁月》明显以历史为主题，但它使公共事件从属于一连串的居家场景或晚宴聚会，把我们带入像牢房一样的家里，或者是租来的房子里，那里可以听到从窗户飘来的声音，要么就是人物一直注视着窗外，注意到了周围环境中的象征性细节”。[20]246的确，在聚焦帕吉特家族变迁的《岁月》中，家事是第一位的，国事和天下事是第二位的，重大历史事件往往被处理为家庭活动的背景和陪衬。例如，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终结的标志，爱德华七世的死讯就是在题为《1910年》一章的最后一个场景，即玛吉和萨拉两姐妹在租住公寓里的日常对话结束后，以“国王已死”这种最简单的方式呈现给读者的。而像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足以影响世界进程的重大事件，也只是埃莉诺和玛吉夫妇家庭聚会的一个衬景，隐没在人物的交流和潜意识中。

总之，《岁月》所关注的是“生活的”历史，而非“记录的”历史，日常生活是其历史书写的底色和底基。“日常生活是‘垃圾堆’，是历史的废料、经典历史编纂在建构历史的过程中扔到一边的东西。然而，历史变化更好地体现在日常性当中，而且它以日常性为目标。”[21]123谈到日常生活的重要性时，伍尔夫认为“没有一个在世的作家，不管他多么努力，能够重现过去，因为没有在世的作家能够重现日常生活”[22]。在伍尔夫看来，历史与现实之间没有明确的时空界限，二者互相渗透，互为影响；在她的历史哲学中，历史不是一个先验的存在，而是与当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可以说，只有与当下发生关联，历史才有意义。在《岁月》中，历史与其说是一种既定事实，不如说是人们在看似寻常的走亲访友和家庭聚会中，通过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和感悟，而对过去与当下的关系进行的深度追问。当罗丝来到玛吉和萨拉家做客，看到许久未见的堂姐妹时，百感交集；眼前所见让她的思绪回到从前，在过往与当下交错的回忆中思索往事的意义：“她的过去似乎正在盖过她的当下。不知为何，她想告诉她们她的过去；告诉她们她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的关于自己的事情——一些隐秘的事情。……她们聊得不亦乐乎，好像说的都是一些真实的人，但这种真实和她感觉到的自己的真实不是一回事。这让她大为不解，让她感觉自己是活在同一段时间里的两个人，活在同一时刻里的两个不同的时间段。……她在想，告诉别人自己的过去有什么用？什么才是一个人的过去？”[16]123参加完家庭聚会，在开往英格兰北部乡村的火车上，在喧闹过后的平静独处中，姬蒂回味起聚会上遇到的故人、谈到的旧事，进入一种类似的状态：“岁月改变了一些事情；毁掉了一些事情；堆积了一些事情——那些烦恼和忧愁；现在它们又出现了。……现在，她闭上眼睛轻轻地说，我们正穿过山上白色的房子；现在我们正穿越隧道；现在我们正开过河上的桥……然后是一阵空白；她的思绪变得散乱了起来。过去和现在混作一团。”[16]198-199

伍尔夫在《岁月》中关注的不是决定论意义上的历史对个体的影响，而是存在主义意义上的个体对历史的回应。小说虽然有明确的历史分期，但所呈现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物质和客观的历史，而是经过主观过滤的、具有相当心理深度的私人和生活化历史，是人们立足当下对自身历史存在状态的一种检视。也就是说，“帕吉特家族的故事所追溯的是客观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要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之间做类比，而不仅仅是理解发展和变化”[23]。

伍尔夫挖掘历史精神内涵的做法与她的现代主义小说观是一脉相承的。在散文《现代小说》中，伍尔夫质疑传统现实主义重物质、“不关心精神而关心肉体”的创作原则，认为小说家不应仅停留在表象，而应深入人物内心，追求一种深层次的心理现实。可以看出，尽管《岁月》是伍尔夫所有长篇小说中相对偏向现实主义的一部作品，但与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还是有明显的差别，因为它并没有常规的线性情节设置和完整的人物刻画，而主要通过人物意识的跳跃和循环来过渡和衔接不同的故事场景，所呈现的是“不同场景的拼凑剪切，描写代际家庭关系、个人思想，以及在无意识层面上关联在一起的记忆碎片”[21]118。

但应该指出的是，伍尔夫突出内心世界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她否定外部现实生活，完全遁入精神的象牙塔，相反，伍尔夫虽强调小说艺术形式的实验，但从来没有脱离生活，她理想中的小说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始终与生活相联的一种艺术形式。[24]这决定了《岁月》对历史之精神维度的观照没有使小说的历史书写落入历史虚无主义的窠臼，而是具有坚实的生活基础和强烈的现实感。小说始终聚焦历史的创造者——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表现他们内心深处的矛盾、困惑和纠结，以及对生活本质和生命意义的不断追问和求索。小说的最后一章中，迪莉娅举办的家庭宴会将帕吉特家族的所有成员聚拢在一起，当意识到别人在谈论自己的人生经历时，已是古稀老人的埃莉诺感慨万千：“我的人生，她自言自语道……她在想，我没有自己的人生。难道人生不应该是你可以掌控和制造的东西吗？——一段整七十岁的人生。但我只拥有当下，她心想。……一幕幕的往事大量涌现。原子跳跃着散开，又重新聚集在一起。但它们如何构成人们所谓的人生？……我找不到词语，我不能告诉任何人……我的生活已经融入了别人的生活……”[16]268-269与罗丝和姬蒂一样，埃莉诺也在沉浸于当下，在对往事的回望和哲思中获得了一种诗性的历史意识。小说正是以这种凝聚深邃人生感悟的“存在的瞬间”，串联起一幅幅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场景，建构了一段段极富人性关怀和人文气息的凡人精神史和心灵史。

因此，作为《岁月》的读者，“我们读到的与其说是一段叙述的历史，不如说是一种蒙太奇的印象，是一些意味深长但并不引人注目的瞬间之间没有规律的接连出现，正是这些瞬间揭示了日常生活的品质”[20]247。在《现代小说》(ModernFiction,1919)中，伍尔夫呼吁“不要想当然地认为通常所谓的大事要比通常所谓的小事包含着更充实的生活”[11]138。《岁月》即是从小事入手，从平凡女性的视角出发，借助这一弱势群体对生活、生命，以致历史本身的细腻情感和敏锐直觉，展现通常被以集体身份认同为导向的官方历史编纂遮蔽或边缘化的个体和生活化的历史，践行了伍尔夫以“凡人琐事”为核心的历史书写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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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袁茹)

On Woolf’s View of History in The Years

QI Li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Jiangsu, 215009)

Abstract：Virginia Woolf is a modernist with a strong sense of history, whose feminist stance compels her to question the authentic history that favors prominent figures and events, focusing on “the lives of the obscure” and revealing the marginal and subaltern histories silenced by the official discourse. The Years typically exemplifies Woolf’s intention of rewriting history. The novel subverts the authentic history associated with imperialist ideologies by caricaturing the public figures, suggesting that the real history is not “recorded”, but “lived”, embedded in the interweaving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as well as the individual's contemplation of the past, and therefore a poetic existence.

Key words：Virginia Woolf; The Years; view of history

中图分类号：I561.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695(2016)01-0069-06

作者简介：綦亮，男，苏州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英语文学、西方文论研究。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伍尔夫小说民族叙事研究”(14WWC002)

*收稿日期：2015- 0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