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定隆兴寺三通宋碑相关问题考证*

2016-04-03程宇静

文物春秋 2016年2期

关键词：大悲碑文

程宇静

正定隆兴寺三通宋碑相关问题考证*

程宇静

（河北传媒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51）

河北正定；隆兴寺；惠演碑；田锡碑；葛蘩碑；宋碑

正定隆兴寺内的三通宋碑——惠演碑、田锡碑和葛蘩碑，是研究隆兴寺大悲菩萨像及大悲阁的珍贵石刻文献。它们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十分丰富，但也存在着错误及相互矛盾的地方。据三通宋代碑文及其它史料综合考证，惠演文并非作于“乾德元年”，应在景年间，绍圣四年与葛蘩文同时刻于一通石碑上。大悲菩萨像及大悲阁在北宋的首次重修应在开宝年间，田锡文所说“乾德中”应是误记。

河北省正定隆兴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世纪以来，它的建筑艺术、历史文化甚至植物生态不断得到学界的关注，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1]。大悲阁及大悲菩萨像是隆兴寺内的重要文物遗存，隆兴寺之俗称“大佛寺”即由大悲菩萨像而得名。关于大悲阁的由来及其早期历史，主要见于寺内的三通宋碑，即《真定府龙兴寺铸金铜像菩萨并盖大悲宝阁序》[2]713-716《大宋重修铸镇州龙兴寺大悲像并阁碑铭并序》[2]759-761和《真定府龙兴寺大悲阁记》[3]490-492。根据它们的作者，本文分别简称为“惠演碑”“田锡碑”“葛蘩碑”。

惠演碑、葛蘩碑分别刻在一块碑的两面。碑为青石质，现存于隆兴寺内慈氏阁后东北角，碑高149厘米，宽90厘米。惠演碑文阴刻，楷书28行，满行52字；葛蘩碑文阴刻，楷书22行，满行50字，《金石萃编》《常山贞石志》有录。田锡碑存于大悲阁月台东侧，高328厘米，宽136厘米，碑阴阴刻行书27行，满行85字，《金石萃编》《常山贞石志》《八琼室金石补正》中均有著录[1]22。因时代久远，三碑皆不同程度损毁，字迹多漫漶，下文引用各碑文内容时综合《金石萃编》《隆兴寺志》《常山贞石志》等文献进行了勘校。

这三通宋碑是研究隆兴寺大悲菩萨像及大悲阁由来的重要石刻文献，它们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十分丰富，但也存在着一些错误及相互矛盾的地方，然迄今尚未见有学者就这些疑点发表见解，因此有必要将其拈出，进行综合考证，以期厘清事实，更科学准确地梳理隆兴寺大悲菩萨像及大悲阁的历史。

一、惠演碑及其问题

惠演碑碑文由北宋龙兴寺（清代改称“隆兴寺”）僧惠演所作。惠演何人？碑文自称“讲经论僧惠演”，即讲解佛经的僧人。笔者就中国基本古籍库等电子古籍数据库检索，没有关于龙兴寺僧惠演生平的记载。清代学者王昶称其文字“鄙俗不足论”[2]716，推测他只是一个地位不高的普通僧人，因此名不见经传。

该碑文详细记述了北宋初龙兴寺大悲菩萨像及大悲阁的修建始末，为我们提供了十分丰富的历史信息。碑文称大悲菩萨像原为铜质，在“城西郭外大悲寺内”，后经契丹犯界烧大悲阁、周世宗毁铜像铸钱，至北宋初已全为泥菩萨。开宝二年（969），宋太祖驻跸镇州（治今河北省正定县），下令将其移到“郭内”，择地龙兴寺内，“别铸金铜像，盖大悲阁”。此后龙兴寺僧掘菜园土地得铜物，又值五台山漂来巨木，于是宋太祖派官吏以这些铜木为原料铸大悲菩萨像，并盖大悲阁。

笔者按：据《宋高僧传·唐镇州大悲寺自觉传》（以下简称《自觉传》，下引不再标注出处）载，大悲菩萨像铸于唐大历二年（767），“赤金鼓铸”“，举高四十九尺”，大悲寺建于次年（768），在镇州城西[4]658，与惠演文所说相合。《辽史·太宗本纪》载，辽太宗会同九年（939）“十一月戊子朔，进围镇州”[5]57，但未言焚烧大悲阁之事，“烧阁像之事或即在是时”[2]716。又《资治通鉴·后周纪》载“：（显德二年，955）九月丙寅朔，敕始立监采铜铸钱，自非县官法物、军器及寺观钟磬、钹铎之类听留外，自余民间铜器、佛像，五十日内悉令输官，给其直，过期隐匿不输，五斤以上，其罪死，不及者论刑有差。”[6]这是大悲菩萨像被毁的背景。至于其毁过程，《自觉传》中记载“：至周显德初，铸九府圆法，天下铜像一例除毁。时州人相率出钱赎此像，不允。登即炉橐冶，真定之人莫不悲悼。时炭炽飞烟，无之（引者按：原文不通，疑应为“无日无之”），从顶至胸，旋收铜汁，斯须计料，匠氏暴卒，自此罢工。”[4]惠演文所记与其稍异，称契丹犯界时已却胸臆以上，周世宗时又“取下面铜”，至北宋已全为泥菩萨。另据《宋史·太祖本纪》，开宝二年（969）宋太祖亲征太原，讨伐北汉，回京途中曾经过镇州，闰月（五月）戊辰“驻跸于镇州。六月丙子朔发镇州”[7]29，在镇州停留约9天，但并未记载宋太祖下诏修铸大悲菩萨像及大悲阁一事。

碑文对于监修人员和铸造过程提供了许多鲜见的细节信息，如下所录：

皇帝览表，龙颜大悦“：五台山文殊菩萨送下木植来，与镇府大悲菩萨盖阁也。”寻时宣下一道，使臣□□真定府般取河内木植于龙兴寺下纳。宣头一道，差军器库使刘审琼监修菩萨，差卫州刺史兵马钤辖慕容得业监修菩萨，通判军府事范德明监修阁像，奉宣铸钱监内差李延福、王延光修铸大悲菩萨，差八作司十将徐谦盖大悲阁，差当府教练使郭延福、雄胜指挥员寮王大将南能曹司郑、天场烧琉璃瓦匠人郑延勋等监修铸盖阁。

至开宝四年七月二十日，下手修铸大悲菩萨。诸节度军州差取到下军三千人工役于阁下基北，拆却九间讲堂，掘地创基至于黄泉，用一重礓砾，一重土石，一重石炭，一重土，至于地平。留六尺深海子，自方四十尺，海子内栽七条熟铁柱，每一条铁柱七条铁简合就，上面用铁蛇，七条铁柱皆如此。

海子内生铁铸满六尺，用大木于铁柱、于胎上塑立大悲菩萨形像。先塑莲花台，上面安脚足至头顶，举高七十三尺，四十二臂，宝相穹隆，瞻之弥高，仰之益躬。三度画相仪进呈，方得圆满。第一度，先铸莲台座；第二度，铸至脚膝已下；第三度，至脐轮；第四度，铸至胸臆已下；第五度，至腋已下；第六度，至肩膊；第七度，铸至头顶。上下七接铸就，所有四十二臂，并是铸铜筒子，用雕木为手，上面用布裹，一重漆一重布，方始用金箔贴成。相仪千手千眼，具足四十二臂，周圆相好端严，威容自在。

由惠演文可知，大悲菩萨像的铸造过程共分7步，所铸7段上下相接而成，42臂皆铜质，手为木质。监修人员的信息也十分贴切，如“八作司十将徐谦盖大悲阁”，据《宋史·职官志》，“东西八作司掌京城内外缮修之事”[7]3919。碑文详尽的记述使我们俨然穿越到了修铸的现场，也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然而这方碑刻文词粗陋，也存在不少问题，如下所示：

1.时间前后矛盾。细读碑文内容，笔者发现，碑文落款时间与正文中事件发生的时间前后矛盾，完全不合情理。文末称“：讲经论僧惠演知虽不，聊序修铸之因，显示后人，用贯通于耳目，大宋乾德元年岁次五月八日记”，而正文中却叙述了开宝年间发生的事件，“太祖皇帝至开宝二年（969）岁次己巳三月，大驾亲征晋地，领二十万之军至于太原城下安营下寨。水浸攻城，前后六十余日，并未获圣捷。至闰五月内，大驾巡境按边至真定府歇驾……于后五月内□驾却归帝阙，并无消息”，“后至开宝四年（971）六月内，天降云雨于五台山北冲”“，至开宝四年（971）七月二十日，下手修铸大悲菩萨”。也就是说，按“乾德元年（963）”的落款，碑文记述了6年之后发生的事件，这一点显然极其不合常识、不合情理。

另外，惠演碑文中还有一处内容也与“乾德元年”的落款时间矛盾。碑文提及“差军器库使刘审琼监修菩萨”，据《宋史·刘审琼传》，刘审琼，涿州范阳人“，开宝中累迁至军器库使”[7]9365。

2.与其它历史文献矛盾。碑文称，宋太祖“五月内□驾却归帝阙”，而据《宋史·太祖本纪》“，六月丙子朔发镇州”[7]29。

3.文词粗疏，王昶在《金石萃编》中亦有跋语指出。

（1）落款有岁次而无干支

落款“大宋乾德元年岁次五月八日记”，古人记年习惯“岁次”后加干支，如“乾德元年岁次癸亥”，因此王昶《金石萃编》跋曰“：有岁次而无干支，其疏可见。”[2]716

（2）别字

惠演文“梯杭进奉”，王昶跋：“至书‘梯航’之‘航’作‘杭’”“，皆别字”[2]716。

二、田锡碑及其问题

田锡碑由北宋初著名古文家田锡“奉敕”撰写。据《宋史·田锡传》“，田锡，字表圣，嘉州洪雅（属今四川省眉山市）人，太平兴国三年（978）进士高等”[7]9792，他在政坛上以直言敢谏著称，范仲淹为其撰墓志铭赞曰“：呜呼田公！天下正人也。”[8]田锡文旨在“叙修铸废兴之事”，它记述了五代至北宋前期镇州龙兴寺大悲菩萨像的废兴历史，称北宋的修铸主要有两次，一次在“乾德中”，一次在“太平兴国七年（982）”至“端拱二年（989）”，寺僧琼法认为大悲菩萨像已设，大悲阁已成“，宜周之以廊宇，严之以闳，于是经之营之，七年”乃成。文章在后周与宋朝大悲菩萨像废兴的强烈对比之中，赞颂了北宋皇帝德超三古，以致国运昌隆，赞美其兴修佛事，以“彰皇宋其昌”。

田锡文思想倾向明确，层次清晰，文字整饬，词藻典雅，虽是为佛寺写记文，但字里字外却处处张扬儒学之道与帝王功业。如以下两段节录文字：

今皇帝嗣鸿业，凝睿图，运应千龄，道超三古。……谒先师于太学，列儒臣以侍讲，祀先农以躬耕。礼容彬彬，帝仪穆穆……岂不由德动天？天道顺，星辰轨道，风雨咸若。来浙师，俘晋主，祥麟出，黄河清，天且弗违，况于人乎？佛犹其依，况于鬼神乎？

噫！民有余财，方能施佛财；众有羡利，方能修福利。引而伸之，夫所宝者，慈与俭，所修者，礼与乐，叙彝伦，建皇极，生民所以获福者，中国圣人之教也。所去者，贪、嗔、痴，所修者，戒、定、慧，诸天由修福生，诸趣由造罪入，超无生、证无漏者，西方释氏之教也。然非明圣在上，则像法畴依；非富庶在下，则塔庙不立。今公帑有羡财，国廪有余积，可以营佛事，创梵宫。不害民，不妨农，农亦有余粮，民亦有经产。可以舍净利，结善缘，闻钟磬之音，则随喜之心生，睹慈悲之相，则求福之念起。香花由是献，金币由是臻。赞睿泽，如东溟之深；祝圣寿，若南山之固。其应如响，获福无量也。

由以上引文不难看出，碑文大力宣扬了北宋皇帝弘扬儒教，使佛法瞻依，廪有余积，使佛事得以经营的主题，十分符合田锡崇儒兴教的儒者身份。但若将田锡碑与惠演碑对比阅读，以下三个问题特别值得注意。

1.未提及惠演及惠演碑

田锡碑立石于“端拱二年（989）”，比惠演文提到的开宝四年（971）晚了约18年。惠演文所述事件是大悲菩萨像及大悲阁修筑史上的大事，田锡碑文旨在叙“修铸废兴之事”，按理应当在碑文中提及开宝年间修建之事，却丝毫没有涉及，更未提及惠演及惠演碑。

2.若干文字与惠演碑相同

田锡碑中有一段文字与惠演碑基本相同，这是关于后周柴氏毁佛的一段记述，如下所录：

周显德中，世宗纳近臣之议，以为奄有封略，不过千里；所调租庸，不丰边备，校贯屡空于军实，算□莫济于时须。于是诏天下毁铜像鼓铸以为钱货，利用以资帑财。金人其萎，梁木斯坏。化身从革，通有无于市征；圆府流形，岂执着于我相。而惟镇之邦，惟镇之民，万人聚，千人计，惜成功以见毁，冀上意以中辍，虽卜式出财以有助，而□皇执议以不回。洎像坏之际，于莲叶之中有字曰“遇显即毁”，无乃前定之数乎？物不可以终隳，必授之以兴复；时不可以终否，必授之以隆昌。我国家应乎天，顺乎人，革有周之正朔，造皇宋之基业。

另有一小节关于大悲菩萨像形象的描述与惠演碑亦相近。田锡碑云“：四十二臂，金色。七十三尺，宝相穹隆。仰之弥高，瞻之益恭。”惠演碑作“：七十三尺，四十二臂，宝相穹隆，瞻之弥高，仰之益躬。”

3.修铸时间与惠演碑矛盾

《自觉传》末云“：迨宋太祖神德皇帝追铸”，但未言及“追铸”的具体时间。对于“追铸”的时间，田锡碑与惠演碑的说法是矛盾的。田锡文说“：乾德中（963—967）乃重铸大悲之像”，像成“，四十二臂，……七十三尺，宝相穹隆”，又“构以摩云之阁”。惠演文则说此前龙兴寺并无大悲菩萨像，开宝二年宋太祖下令于“龙兴寺内最处宽大，别铸金铜像，盖大悲阁于后”，于“开宝四年七月二十日下手修铸大悲菩萨”。也就是说，田锡说是乾德中重铸，惠演说是开宝四年修铸，两种说法有矛盾。

4.修建廊宇重门用七年之久有违常理

碑文所叙太平兴国七年至端拱二年（982—989）的修建之事如下：

也就是说琼法用7年之久，在大悲阁周边修建了壮丽的廊宇和重门，然而就这个时间跨度和工程的规模来看，似超出了通常所需的时间。

三、葛蘩碑及其问题

葛蘩碑碑文系北宋葛蘩撰写。葛蘩，自号鹤林居士，丹徒（今属江苏省镇江市）人，良嗣的长子。崇宁间官临颍主簿，累迁镇江守[9]。绍圣四年（1097）任“朝奉郎、管句真定府路都总管、安抚司机宜文字、骁骑尉、赐绯鱼袋”。其人向佛，《玉壶清话》称，崇宁中“葛蘩知润州（今属江苏省镇江市）。后告老居于润。蘩奉观音极谨”[10]。据葛蘩文“，大帅宝文吴公”见惠演文“言不雅训”，于是请葛蘩在惠演碑文的基础上润色修饰，撰成新文。文曰“：今大帅宝文吴公以道存心，以德惠民，观宝相雄壮，圆悟不思议之旨，灼见太祖皇帝道莅天下之意，欲以发挥圣人难名之勋业，传之无穷，于是使蘩因旧文而为之记。“”吴公”即吴安持，绍圣三年（1096）帅真定[11]。该记文将惠演文精炼提纯，言简意赅地记述了隆兴寺大悲菩萨像与大悲阁的历史，补充并更正了一些信息。

葛蘩碑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

1.今所见葛蘩碑和惠演碑在同一方碑石上，《常山贞石志》记载葛蘩碑在碑阳，惠演碑在碑阴，清人朱诗《隆兴寺大佛歌并记》则云“：其（惠演碑）背有绍圣年间葛蘩记一篇。”[12]惠演碑落款“乾德元年”，葛蘩碑落款“绍圣四年”，两篇作于不同时期的文章刻于同一方碑石上，似不合常理。

四、综合考证

根据以上叙录，笔者将正定隆兴寺三通宋碑的相关问题归纳为以下四个要点：

（一）惠演碑文记录时间是否为“乾德元年”

前揭惠演文引录于清嘉庆十年（1805）王昶编撰的《金石萃编》，“乾德元年”会不会是王昶在拓印、抄写或刻录过程中出现的错误？那就让我们再看一看其它历史文献对惠演文的记载与《金石萃编》是否一致。

据笔者考察，惠演碑的信息，在宋、金、元、明代的史志及文人别集等文献中基本不见，只有元赵孟《胆巴碑》中涉及惠演碑的内容，“僧惠演为之记”[13]，而诸多信息皆涌现于清代。乾隆二十四年（1759），翰林侍读学士朱过正定，憩隆兴寺，他细览了此碑，并写诗《隆兴寺大佛歌并记》作序以志其所见，其序云：

十七日过正定，憩大佛寺。铜像高七丈三尺。寺有宋碑，僧惠演记，略云“：镇州城西旧有大铜佛，唐时所铸，五代时铄于契丹，周显德间，毁天下佛像以铸钱。至太祖开宝二年三月亲征晋，闰五月巡边驻跸是州，问像之兴废。僧可俦对曰：像间有字“遇显而毁，遇宋而兴”。乃命修之。掘菜地得铜，五台山漂大木至以为梁柱，于龙兴寺建铸，凡七铸而成，四十二臂具焉，曰大悲观音像。时开宝四年也。乾通元年记[12]。

考宋代年号，并无“乾通”“，乾德”与“乾通”形近，故应是朱误书，或刊刻者误刻。无独有偶，乾嘉学者钱大昕乾隆年间过隆兴寺，题咏诗《登隆兴寺大悲阁，周览隋、宋、元碑刻，晚宿雨花堂对月得诗七首》，其一末注云：“《隆兴寺铸金菩萨像并盖大悲阁序》，乾德元年僧惠演撰。”[14]此后这篇碑文被完整记载于清嘉庆十年（1805）王昶编纂的《金石萃编》上。另外，惠演碑的碑题及作者、时间等几项主要信息又见载于清孙星衍的《京畿金石考》和《寰宇访碑录》，二书皆记作“乾德元年”。前者曰：“宋龙兴寺铸像修阁记碑，僧惠演撰，正书，乾德元年立。”[15]后者曰：“龙兴寺铸像修阁记，僧惠演撰，正书，乾德元年五月，直隶正定。”[16]

以上记载说明“乾德元年”的文字记录无误。那么“乾德元年”与碑文内容中“开宝年间”的矛盾又该如何解释？

应该不难理解的是，此碑一定不是乾德元年（969）所记，惠演不可能先知先觉，预先知道6年之后的开宝年间发生的事件。其次，此碑也不应是开宝四年（971）所作，惠演若为开宝四年当时人，应不致于粗疏到以8年前的年号作为落款时间。因此，笔者认为，惠演碑文记录时间一定不是“乾德元年”，此文应是后代补记，补记时因作者文化水平不高、缺乏历史常识或受某个文献资料影响而误书时间。

（二）惠演文是否作于田锡文之前

由上文可知，田锡文的落款时间在惠演文之后，且有大段文字与惠演文几乎完全相同，那么由这两点是否可以说明田锡文晚于惠演文，文字上参考甚至抄录了惠演碑呢？我们认为这一说法是经不起讨论的。田锡是北宋太宗朝卓然有行的文人士大夫，撰此碑文时任尚书兵部员外郎，像这样一位文坛、政坛闻人，品行以“正直”见称，应不会抄录惠演文，即便参考也会提及作者，况且惠演文“鄙俗不足论”，大段抄录其文，岂不有失文人操守和体面？再者，内容相似的这段文字在田锡文中前后圆通，文脉流畅，而在惠演文中却与上下文有许多不协调之处。如前引惠演文中的这段话是以宋太祖的自述出现，却多用骈体，丝毫不口语化，且自述之末云：“我国家应乎天，顺乎人，革有周之正朔，造皇帝之基业”，这样的自我标榜不大符合宋太祖的身份。而且之后紧接着的“今为菩萨□于圣外，与大德移菩萨在郭内得也”句，在语意上跳跃性过大，更像是拼合攒凑之文。清人王发枝编撰《敕建隆兴寺志》时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抄录惠演碑时遂将该一段删去[17]533。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惠演文的撰写时间在田锡碑之后，而且惠演应是参考并抄录了部分田锡碑的内容，且抄录水平拙劣，存在多处误抄误录现象。如田锡碑“虽卜式出财以有助，而□皇执议以不回”一句，惠演碑作“虽卜议以出财，皇帝执议以不回”。笔者按：卜式乃西汉人，以牧羊致富，武帝时匈奴屡犯边，他上书朝廷，愿以家财之半捐公助边，又以20万钱救济家乡贫民，惠演文为“卜议”，用语错误，也失去了原文的整饬。除田锡文外，惠演文的编撰所依据的内容应该还有《宋高僧传》、宋太祖驻跸镇州并“幸龙兴观”的历史事件。北宋中期有多部文献载“太祖征太原还，至真定，幸龙兴观，道士苏澄隐迎銮驾”[10]，但仅记其询问苏澄隐“养生之要”，并未提及龙兴寺及大悲菩萨像之事。惠演正是根据这些内容编撰了开宝二年至开宝四年宋太祖敕令建大悲菩萨像、菜园得铜、水漂大木继而修建像、阁之事。

葛蘩在北宋实有其人，吴公即吴安持历史上也有记载，因此我们认为“景中寺僧惠演录其兴建之迹甚详”的说法是可信的。也就是说惠演文应作于景年间（1034—1038），但当时并没有刻碑上石。绍圣年间（1094—1098），吴安持帅真定，看到了惠演所作的记文，授意下属葛蘩以此为基础，撰写了《真定府龙兴寺大悲阁记》，撰成之后，刻石立碑，刻在碑阳，同时将惠演文刻在了碑阴，于是就有了后世所见一块石碑、两篇记文分刻碑阳碑阴的情况。当然，惠演文“乾德元年”的错误，也不排除是刻碑上石时的误刻。总之，惠演文不是“乾德元年”所记是十分明了的，应是在景年间所记，绍圣四年（1097）被刻碑上石。

（三）宋太祖“追铸”大悲菩萨像是否在开宝年间

惠演文中虽有一些传说故事荒诞无稽，但也不宜否定其全部内容。其对开宝年间修建大悲菩萨像及大悲阁之事记述详尽，细节丰富，如所列监修人员中，刘审琼《宋史》有传，（开宝五年）“出知镇州”[7]9365，也与大悲菩萨像的修铸时间大致相合，而且文中还有详尽的大悲菩萨像修铸步骤，因此，在没有其它材料提出反证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宋太祖“追铸”大悲菩萨像应就在开宝年间。田锡之文对于时间和修铸过程的记录都较为粗略“，乾德中”的说法有可能是误记。

五、结语

综上，这三方宋碑的先后次序及后世影响简要梳理如下：《宋高僧传》于端拱元年（988）十月上交朝廷[4]。端拱元年七月，田锡奉敕撰碑，结合《宋高僧传》中的《自觉传》及其它史料撰成《大宋重修铸镇州龙兴寺大悲像并阁碑铭并序》，至端拱二年（989）正月完成。景年间，龙兴寺僧惠演根据田锡文及其它史料、传说编撰成《真定府龙兴寺铸金铜像菩萨并盖大悲宝阁序》一文。绍圣年间，吴安持帅真定，见到惠演文，恶其“文不雅训”，遂请下属葛蘩在惠演文基础上新作一记《真定府龙兴寺大悲阁记》，以发挥圣人之旨，并将两篇记文同时刻石立碑，葛蘩文在碑阳，惠演文在碑阴。元代延三年（1316），赵孟《胆巴碑》回顾大悲阁历史时提及惠演文“：僧可传（笔者按：应为“俦”）言，寺有复兴之谶……”“僧惠演为之记”[13]。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在《金石文字记》中谈及“龙兴寺乃乾德元年（963）建”[18]，应该也是借鉴了惠演文落款的说法。清初顺治十年（1653）《重修东耳阁记》同时提到惠演文和葛蘩文“：详在景寺僧惠演之记与绍圣大帅宝文复请葛蘩为序矣。”[17]616惠演碑和葛蘩碑一石两面，乾隆年间朱与钱大昕都有见到。清嘉庆年间，三碑信息被一齐载入《京畿金石考》等金石著作中。

根据以上材料，复将大悲菩萨像及大悲阁的早期历史梳理如下：大悲菩萨像及大悲寺，唐自觉禅师所建，大悲菩萨像修铸于唐大历二年（767），大悲寺次年建成。后周显德二年（955），敕令毁佛像，以备铸钱，州人相率出钱，愿赎此像，不为当政者所允。登即炉冶，从顶至胸，旋收铜汁。不久，匠氏暴卒，自此罢工，未全完。迨宋太祖时又追铸之。即宋太祖开宝年间重修，修成大悲菩萨像“七十三尺“”四十二臂”，分七步铸成。太平兴国七年至端拱二年（982—989），又修廊宇和重门。

关于这三通宋碑，由于材料所限，仍有未能解决之问题，如太平兴国七年至端拱二年是否只修了廊宇与重门，留待学者继续研讨。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正定县文物保管所刘友恒老师的悉心指导、审阅，特此致谢！

［1］张秀生，刘友恒.正定隆兴寺［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2］王昶.金石萃编［M］//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文化研究分会.历代碑志丛书：第6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3］沈涛.常山贞石志［M］//《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90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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