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蕊芬

学术集刊是在学术成果发表需求与期刊容量矛盾情况下产生的特殊出版形态。本文探讨了学术集刊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指出了未来发展路径。

热词：学术集刊 以书代刊 学术出版 学术评价

近十几年来，随着国家在科研上的投入不断增加，科学研究日益繁荣，研究人员发表学术成果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其中又以篇幅较短的论文最为明显。通常情况下，期刊是学术论文发表的首选载体。但是期刊投稿数量的不断增加，与我国对期刊刊号的管控产生了矛盾，一方面是期刊的容量有限，很多成果无法发表，另一方面是政府对期刊的创办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在这种情况下，不少高校、科研单位与出版社合作，将有明确研究主题的论文集结起来，用正式的书号连续出版，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以书代刊”，或者叫“学术集刊”。

一般来说，学术集刊特指除期刊、报纸之外，近年来被国内学界和社会公众广泛接纳的一类介乎期刊与图书之间的汇集学术论文的新出版方式。形式上具有相对稳定统一的题目，以分册形式按周期定期出版，并有年、卷、期标识序号和正式书号。内容上以某一专门研究领域为背景形成，具有连续性、专业性、主题性，有特定的研究领域、研究共同体、明确的学科或主题取向。

学术集刊百花齐放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学术集刊随着学术研究的繁荣蓬勃发展。2005年8月25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将其查询所得的部分学术集刊的名录资料——《中国学术集刊名录（初编）》，首发于学术批评网，据其不完全统计，截至2005年，学术集刊有四五百种。同年，在教育部的领导下，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展了一次有关学术集刊的问卷调查。在此次调查的基础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指导委员会通过决议，决定建立CSSCI“集刊”引文数据库。这成为学术集刊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之后，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发布了2005年度CSSCI来源集刊33种，此后，CSSCI 来源集刊每年成递增态势，2014—2015年达到145种（见表1）。

虽然我们无法准确得到学术集刊的整体情况，但是通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14-2015年）来源集刊目录，还是可以得到有关学术集刊的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在这145种集刊目录中，法学占比最大，其次是历史学和语言学。心理学，人文经济地理，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占比较小，基本上与目前我们感知的学科的受关注程度、发展程度是一致的。打开这个集刊目录，可以看到这145种集刊的名称、创刊时间、主办单位与出版社。从创刊时间来看，最早的是由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创办的《语言学论丛》，195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迄今已有近60年的历史，说明集刊作为一种传播学术成果的载体，有着强劲的生命力和学术号召力。从主办单位来看，以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与科研院所为主，但也不能忽视学术团体的作用，如《中国社会工作研究》就是由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主办的，《唐史论丛》就是由中国唐史学会主办的。从出版方来看，任何一家出版社都不能在集刊的出版上具有绝对的优势，这145种集刊分布在全国50多家出版社中，以北京大学出版社16种居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1种次之，法律出版社9种位居第三，接下来是商务印书馆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各7种，可见集刊的出版已经从少数出版社的奋力拓荒阶段进入各大学术出版社百花齐放的阶段。

认可度远不及期刊

学术集刊蓬勃发展，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了较大的提升。但是与期刊相比，其认可度远没有期刊那么高。在实际工作中，笔者发现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制约着学术集刊的进一步发展。

1.集刊出版非常态化，受主编影响太大

学术集刊在创立之初，通常是由知名学者主编，利用自身在学界的影响力和社会活动力组织稿件，筹得经费，推动集刊的连续出版。主编对集刊有巨大的影响，甚至决定着集刊的生命力。当主编由于各种原因（如工作调动、访学等）卸任、更换，集刊就面临着中断、停刊的风险。这是因为：第一，集刊的主编大都是兼职，仅凭学术热情很难让主编或者继任主编长期坚持下去。第二，集刊的发行量并未随期集刊的发展同步增长。相反，许多图书馆减少了集刊的副本数以缓解经费不足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出版社为了收回成本，集刊的出版经常需要主编自筹经费，主编没有稳定的经费支持，集刊就无法持续出版。

2.现行学术评价体系的桎梏带来组稿问题

自从“核心期刊”的概念出现之后，我国陆续出现了7大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遴选体系，高校、科研院所在评价学术成果的优劣时往往以此为参照，相当一批研究人员在申请高级职称、申报科研项目等时，都需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虽然这种评价体系一直被学者所诟病，但是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任何人都不可能穷尽所有知识，也无法设计出一个让所有人都认可的判断标准的情况下，它仍然是被人们认可和遵照的一套准则。这对同样是学术论文传播载体的集刊是一种重大的冲击：第一，发表在学术集刊上的论文不被纳入评价体系，让很多学者不愿意将稿件投给集刊。第二，由于核心期刊的影响力更大，很多学者的原创首发论文都愿意选择在专业期刊上发表，学术集刊上的论文原创性不足。除了主编针对主题的约稿外，一些集刊的论文大都是转载。第三，集刊没有专门的机构或者编辑组稿，单页的征稿启事在现行体系下也很难吸引到大量的优质稿源，主编通过各种渠道组稿完毕的时间通常不固定，这给集刊的连续出版带来极大的困难。而不能按时连续出版就不能进入遴选体系，从而使集刊的发展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的怪圈。

3.传播途径单一，缺少现代传播平台

学术成果要想真正推动学科的发展，服务人类社会，还需要有良好的传播途径。现阶段，学术集刊的传播通常依靠出版社的发行人员，在渠道选择上只能被动地等待图书馆采编人员的选购，传播途径单一，影响力小，在期刊已经利用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突破了传播途径少、检索途径少带来的影响时，集刊还因为现代出版传播平台的缺位而无法突破传播的瓶颈。当集刊更换主编或者更换出版社，不能以固定的周期出版的时候，由于没有有效的现代化识别手段，读者很难判断一种集刊是否还在存续，从而使集刊的传播雪上加霜。

学术集刊出版需常态化

要突破学术集刊发展的瓶颈，解决其处境尴尬的问题，还需各方合力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以机构为单位将集刊的出版常态化

学术集刊虽然多采用主编制，但是通常依托高校、科研院所、学术团体等，要将主编负责制转换为单位负责制，应使高校、科研院所、学术团体等认识到学术集刊出版的重要性，将其纳入推动学科发展的工作中，将集刊的出版常态化，预留经费给予支持，对主编的劳动予以承认和鼓励，使集刊不因主编的更换而停刊。同时在集刊出版的时候应在封面显要位置标注主办单位，使集刊不因名称相同、更换主编或者出版社而给读者造成混乱，在集刊没有唯一识别标识（刊号）的情况下，将主办单位作为重要的识别依据。

2.依托学术会议约稿、组稿

要让学术集刊成为学术研究和交流的重要载体。目前，学者之间进行学术交流的途径增多，各种规模的学术会议层出不穷，就主题发言准备的论文为学术集刊提供了丰富的稿源，也使学术集刊从某一单位的内部刊物变成同行刊物成为可能。这种主动选择稿件的行为也比被动等待投稿更能确保集刊的质量。特别是由专业学会举办的时间固定的会议，可以成为学术集刊组稿的依托。

3.利用现代技术融合出版扩大传播途径

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为出版行业提供了发展的蓝本。这也可以视为学术集刊破解传播困境的途径。现在数字化技术日趋成熟，将学术集刊通过技术手段变成可以检索的数字出版物，同时整合学术集刊，建立学术集刊数字化发布平台实现出版内容和行业数据跨平台互通共享，可以使学术集刊的传播效果最优。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整合了社内的集刊资源，创立了集刊数据库，数据库下设宗教哲学、社会政法、文化传媒等6个子库，社内出版的集刊都可以通过关键词检索到。以此数据库为核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又开创了中国集刊网，打造人文社会科学集刊统一推广和发布平台。

而一旦突破了学术集刊内容质量和传播途径的瓶颈，学术集刊成为期刊和图书之外的另一重要传播载体，建立一套独特的评价体系进入学者、研究机构的视野中从而走上良性运行的轨道就是一件可期的事情。

（作者单位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