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力

媒体是党的喉舌，也是人民的喉舌。颂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是媒体及其记者、编辑的责任。为那些在体育事业上作出贡献反而受到委屈的人奔走呼号，同样也是媒体及其记者、编辑的责任。在我的记者、编辑生涯中，遇到了几件此类的事情。

1985年夏天，我请一位作家为《新体育》采写一篇报告文学，并陪同她到国家羽毛球队采访。走进训练馆，只见世界冠军韩爱平坐在场边，陪着一位身材瘦小、容貌清癯的老人看训练。“我的启蒙教练。武汉市硚口区大通巷小学的体育教师，现在他患了癌症……”打过招呼，韩爱平站起来悄声对我说。

一年多过去了。一天，我突然萌生了为这位启蒙教练写篇报道的想法，立即拨通了韩爱平的电话。韩爱平颇为伤感地说：“你问的是陈福成老师，他已经去世了。除我之外，经陈老师选材并启蒙，后来进入国家队的还有田秉毅等4人，可陈老师连个优秀体育教师都没评上。他为培养我们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啊……”韩爱平哽咽了，我的心被震动了。湖北省几年间向国家羽毛球队输送了6名选手，其中5名是陈福成的学生，韩爱平、田秉毅后来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了光。这么突出的成绩，本应得到表彰和荣誉，而陈福成连个优秀体育教师都没评上。他究竟受了哪些委屈，又是为什么？

为了探明原委，我匆匆飞赴武汉，了解到陈福成是位新加坡归侨，60年代归国后到大通巷小学任体育教师，并且组建起一支小羽毛球队。六七十年代条件十分艰苦，没钱买球拍，他就自己动手做，没钱买球，他就到省队把人家用坏的球要来，利用晚上时间，与妻子欧蔼仙（印尼归侨）用拣来的鸡翎修补。每天上下午上体育课，下午课后及早晨、晚上带学生训练。有时停电，点起油灯照练不误，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没有任何报酬。那时，他们夫妻俩工资一共才70元，一家5口人，经济极其拮据。然而，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他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发誓要为国家培养世界冠军苗子。他患了肝炎、胃病，仍然矢志不渝。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陈福成向省队输送了25名运动员，其中韩爱平等5人入选国家队。然而，1981年全国评选优秀体育教师，硚口区有13个名额，在体育教学和业余训练两方面成绩都很突出的陈福成却落选了。原因何在？“福成这人太耿直，只顾埋头苦干，不会拉关系。他曾给一位领导提过意见，不招领导喜欢”，一位深谙内情的老师说。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特别是为委屈者呼号的稿子，最重要的就是真实、准确。真实来源于深入细致的采访。那几天，我不仅采访了陈福成的妻子、儿子、邻居及一些多年的学生和同事，而且采访了当年与陈福成有过矛盾的同事，包括当时对陈福成抱有偏见的学校领导和区教育局领导。

积劳成疾、郁闷伤身，陈福成陷入癌症的痛苦中，他的委屈也在加剧。那年，省教委和省体委奖励大通巷小学7000元，其中省体委明文规定，3000元的10%奖给陈福成。学校领导瞒天过海，故意压低数额，而且用这笔奖金为每位职工买了一套尼龙运动服，惟独不给陈福成。陈福成委屈与愤懑交加，癌细胞扩散，很快病故。作为教师，他死在不该死的日子──1986年9月10日，中国第一个教师节那天。为体育事业奋斗了一生的陈福成走了，仅带走了一套新的运动服，一把新的羽毛球拍和一只新的羽毛球，却留下几百元没法报销的医疗费……

采访后，我写了一篇8000字的稿子，发在《新体育》上，在读者中产生了较大反响。此后，在李梦华、袁伟民等国家体委领导关心下，陈福成的遗留问题得以解决，被追认为全国优秀业余教练员。

体育记者为受了委屈的体育工作者奔走呼号，并非仅为解决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从另一角度弘扬正义，鞭挞邪恶，维护体育工作者的正当权益。我觉得，这类带有批评内容的题材虽不是体育新闻报道的主要方面，却是体育新闻报道中不可忽视、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

（作者系原《新体育》杂志社综合部主任，资深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