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 明



伦理叙述：“革命文艺”的潜话语

邵 明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合肥 230022）

1940—1970年代，具有意识形态同质性的“革命文艺”对于革命的再现，往往建立在伦理叙事的潜话语之上：伦理亲情是实现革命意识形态动员的核心情感，向阶级敌人讨还亲情血债的正当性，是对于革命之历史合法性的关键性论证；以“家”为单元展开关于革命的叙述，使阶级分野从属于家族分野，并将阶级斗争作为家族斗争展开的新场域和采取的新形式；作为伦理价值之核心的“孝”，是革命者主体性建构的价值基石。“革命文艺”无意识层面的伦理表达具有引导传统文化认同的正面意义，却难以清除其消极性价值，所以必须有意识地贯彻“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

革命文艺；伦理叙事；潜话语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为目标[1]847，明确了“革命文艺”应当遵循的思想和艺术规范，并主导了解放区的文艺实践。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此类规范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指导地位，由此形成了从延安时期（解放区内）直到1970年代（全国范围内）具有意识形态同质性的“革命文艺”。

“新时期”以来，“革命文艺”通常被认为由于过度受制于阶级斗争意识形态，从而在自觉承担为“左”倾政治、政策传声任务的过程中，压抑、扭曲乃至于遮蔽了人生与社会本应见诸于文学的众多维度，例如人性、人情、自我、主体性、个体欲望、日常生活等。至于作为人性及人情必然构成内容的亲情伦理观念，自然也在“革命文艺”的排斥之列[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