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颖慧

(长春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东北乡土的文化观照
——迟子建底层叙事的社会学价值

刘颖慧

(长春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黑龙江籍作家迟子建多年来执着于东北乡土世界的文化观照，其小说创作在呈现文学价值的同时，也体现出强烈的社会学价值。迟子建的创作在以下三个方面表达出社会学写作的意味：丰富的社会民俗、温情的社会交往、苦难的社会生存。本文从社会学视角入手，重新解读迟子建的底层叙事，阐释作家对东北乡土文化的深层思考，重新审视其创作的价值和意义。

迟子建；底层；社会学；东北乡土；文化观照

来自北疆之域的迟子建多年来一直寄情于她所深爱的东北乡土世界，书写出一个又一个具有浓郁东北地域文化特色的底层故事。来自东北又身为女性，常被贴上“女性作家”、“东北作家”等标签，迟子建也因此被归入此类文学阵营。迟子建创作一直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因而将其划分到任何文学阵营难免有失偏颇，并且忽视其创作呈现出的本质特征。

“摆脱”标签的限制直接审视迟子建的创作，挖掘其在创作中一贯相承的文学理念，不难发现作家常常将关注的视点放置在底层。严格来说，迟子建不是底层作家，不能用此标签来“禁锢”对其创作的思考。但作家自身的悲天悯人情怀，使其将底层的丰富民俗、温情交往、苦难际遇展示出来。尽管近年来作家的创作视角在延伸，创作风格时有变化，却始终流露出对东北黑土地上底层人民的文化观照，进而呈现出一定的社会学价值。

一、丰富的社会民俗

迟子建的写作始于“北极村”，灵感亦来源于此，“故乡与土地是难以抹去的永恒的、中心的意象、主题和‘情结’”[1]。多年来，作家以故乡为创作“土壤”，描摹故乡的风土人情，构建了一幅丰富多彩又充满浓郁民俗风情的社会文化生活画卷。迟子建犹如一位画工，极为传神地勾勒出故乡底层人物的生活场景，绘制出东北乡土世界的“清明上河图”。远看画卷，人物驳杂繁复，各种类型兼而有之；近看画卷，人物栩栩如生，个体精妙传神。迟子建如此精心的“绘制”，使其小说充满着浓郁的民俗文化气息，这在迟子建的长篇创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以东北沦陷期为背景创作的《伪满洲国》长达60多万字，书写了1932-1945年间东北人民备受欺凌的历史及对异族侵略的反抗。这部小说是迟子建篇幅最长的文本，但其重点不在于宏大的历史叙事，而在于通过底层人物的书写再现东北社会特殊时期的民俗风情，将社会文化重新展现于读者眼前。小说中关于紫环的一段心理描写将东北地区的寒冷、东北人民对春祭的渴望、对萨满神的崇拜表达出来。“紫环记得五月春祭时，远远近近的萨满神都来了，他们戴着镶有铁角的神帽，穿着怪异的服装，然后在一个空场地上跳神。参加的鄂伦春人骑着马赶来，马背上驮着完整的狍子和犴等祭品，将它们摆放在达子香枝条上。萨满在场地中央跳，而鄂伦春的百姓则在场地四周祈祷。”[2]迟子建对东北乡土文化十分熟稔，对社会民俗的描写偏重细节。天气乍暖还寒时节人的“蜷缩”、草芽的“闪现”、换装后的喜悦、春祭中萨满的“跳神”、人们对神的敬畏与虔诚都在作家一点一滴的描述中传递出来。迟子建的文字从不刻意，却在不经意之间完成了不露痕迹的“描绘”。

迟子建对社会民俗的展示，还体现在她对民族文化、宗教的强烈关注。《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中国第一部描述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族生存现状和历史的小说，以民族史诗的形式表达了作家对文化消融的慨叹。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中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鄂温克民族，因强大的现代文明挤压，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灭亡。小说对鄂温克民族信奉的萨满教有多次详细的描述，包括对萨满“跳神”治病的多次细节描述。“尼都萨满的脸颊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塌陷了。他黯然无神地穿戴上神衣、神帽、神裙和神裤，为挽救驯鹿而开始了跳神。这次跳神我记忆深刻，尼都萨满在天刚擦黑儿的时候就开始跳，一直跳到月亮升起、繁星满天，他的双脚都没有停止运动。”[3]为了准确地展现鄂温克民族的文化，迟子建采用民族志学家的研究方法，近距离接触、了解其社会生活模式和民族习俗。“民族志学家的任务就是力图详尽而准确的展现出某一特定民族的社会文化全貌。”[4]迟子建的写作使鄂温克民族文化在文本中得以保留，起到了一定的文化传承作用。

迟子建近作《群山之巅》的故事背景发生在当下，却充满了浓重的历史感，倒叙的小说技巧更增强了故事的回忆感。龙盏镇上的各类人物逐个闯入读者的视线，精灵一般的侏儒安小仙、有原则的屠夫辛七杂、抗日老英雄安玉顺、倍受尊敬的鄂伦春美人绣娘、弑母的罪犯辛欣来、爱护环境的镇长唐汉成……底层人物的每一个小故事“合成”了龙盏镇的历史、文化，该镇的社会民俗在故事的徐徐展开中呈现。龙盏镇人在秋收后有一个独特的旧货节，节日深入人心，虽无官方组织，却早已约定俗成。“旧货节有时一两天，有时三五天，这要看人们交换的旧货的品种是否丰富，当然，还得看天气。有时头天阳光灿烂着，次日雨雪交加，旧货节一天也就结束了。有时连日晴朗，人们交换旧货的热情不减，它就相应延长两天。”[5]物物交换并不符合现代商业原则，也早已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而成为历史的“尘埃”，却在龙盏镇这个灵秀之地受到广大底层民众的喜爱。与外部世界相比，龙盏镇有着“世外桃源”的意味，这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没有过度开发和环境污染，甚至没有现代人必备的网络，保持着“遗世独立”的品格。

迟子建的叙事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创作技巧，她并未将某一个或几个人物经历作为小说叙述的重点，这使她的长篇创作风格保持着独立性。作家的目的不在于塑造典型人物，而侧重于对东北乡土文化的展示。其小说常常人物众多、历史悠长，而又以故乡的某个局部地区或民族为切入点，因此其创作具备极强的地方民俗色彩。迟子建小说中的社会民俗内容丰富，并始终围绕着作家所深深热爱的东北乡土世界展开，其文学性、历史性、民族性共同促成了社会学价值的生成。

二、温情的社会交往

迟子建小说的又一社会学价值在于对社会交往的温情回望。作家对东北乡土世界的底层人民充满体贴与宽慰，在她记忆中呈现出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尽管有丑陋、罪恶，但最终总要回归到温暖、深情，其中的矛盾、冲突常常因人性的宽恕而得以化解。从《北极村童话》开始，迟子建就用温情的故乡回忆书写着童年时期的社会交往。姥姥、姥爷、小舅、小姨、爱讲故事的猴姥、慈祥的老奶奶，甚至是门前的大黄狗都成为“我”童年中温暖的交往对象。当离开北极村时，“我”带着伤感与他们逐一告别。“再见了，姥爷，让我永远为你保存心中的秘密吧，虽然你从不曾这样吩咐我。再见了，猴姥，不能从她的肚子里往外掏故事了。再见了，小舅，别忘了把傻子从锁链上解救出来。再见了，小姨，祝你顺利生个可爱的娃娃，给她纯真与活泼。再见了，北极村，我苦涩而清香的童年摇篮！”[6]许是北极村温情的社会交往在迟子建孩童时代的心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记”，其后的创作中作家多次书写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情怀。

《逝川》里能干的吉喜为给胡刀的妻子接生而错过了捕泪鱼的时机。根据习俗，没有捕到泪鱼的家庭是会遭到劫难的。望着一张张落空的鱼网，“吉喜慢慢地站起来，将两张鱼网拢在一起，站在空荡荡的河岸上，回身去取她的那个木盆。她艰难地靠近木盆，这时她惊讶地发现木盆的清水里竟游着十几条美丽的蓝色泪鱼！它们那么悠闲地舞蹈着，吉喜的眼泪不由弥漫下来了。”[7]阿甲渔村村民对吉喜的关爱在不动声色中展现，他们默默地表达着对吉喜的感谢，阿甲渔村的交往氛围是和谐、温暖的。《逆行精灵》的故事发生在12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之间，突如其来的大雨将他们的故事展开。去城里抓药的老女人将门前草垛里捡来的豁嘴男孩当作亲生儿子抚养却不求回报；孕妇将自己随身准备的药物积极分给需要的人；被孙子偷了金子的老哑巴受到大家同情而得到了免费吃住行的机会；音乐教师全程紧紧抱着班上孩子们期盼已久的手风琴。大雨耽搁的行程被陌生人之间的彼此关怀萦绕，大巴车里凝聚着社会交往的温暖情愫。

对于亲友及善良民众的社会交往，迟子建的温暖阐释有充分的合理性；而对于曾经犯错的底层人物，迟子建仍然选择了宽恕。《鸭如花》里的徐五婆遭遇在逃犯人的威胁，却能对其苦苦规劝，终使其投案自首。行刑后徐五婆将逃犯的尸体安葬，“她先把那罐冥酒淋到坟坑里，然后用空罐去溪畔取水，擦拭逃犯脸上的血痕。那罐子太小，逃犯的血又溅得四处皆是，徐五婆一共取了八罐水才清理干净。将逃犯置于墓穴安顿好后，徐五婆用铁锹撮了土把他埋上。”[8]从取水到擦拭再到掩埋，徐五婆对曾经一度威胁自身生命的罪犯依然充满关爱。《白银那》里马占军哄抬物价的行为致使村长妻子卡佳意外身亡，村长王德贵却率先选择了宽恕，并劝阻村民企图实行的暴力行为。《群山之巅》里的安雪儿被辛欣来强奸怀孕，从精灵堕入红尘，在法庭上却并不认同辛欣来的认罪行为，还想带着儿子毛边与他合影。当她听闻辛欣来的肾保留在他人体内，这意味着毛边爸爸的肾还活着，安雪儿的心和声音都在颤抖。

迟子建笔下的社会人际交往总与他人不同，面对伤害甚至是罪行，他们不需要激烈的思想斗争就能够走向宽恕。而选择宽恕的人物往往来自底层，他们人性中善的光辉也因此闪现出来。迟子建不喜过于理性的思考，她相信人性是善良的，而善良的人际关系是社会交往中的普遍形态。尽管在经历了丈夫意外离世的苦痛后，迟子建开始关注人生的凄苦及命运的不可捉摸，但创作的基本叙事格调仍然围绕着温情展开。作家在《群山之巅》的后记中说道：“我望见了——那望不见的！也许那背后是银色的大海，也许是长满神树的山峦，也许是倒流的时间之河，也许是无垠的七彩泥土，心里身外，天上人间，一样的花影闪烁，一样的五谷丰登！”[5]在迟子建心中，一切经历过后，人生总会归于平静，人与人之间总会走向温情，也许这正是作家所理解的社会与人生。

三、苦难的社会生存

从丈夫离世后，迟子建的创作就有了一定程度的转变，她开始更多关注底层人民的生存苦难。东北本就地处边缘，近年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更是在经济上、文化上落后于其他地区。底层人民的社会生存越发艰难，与精英阶层距离也在不断加大，逐渐被主流文化边缘化，成为社会中的“边缘人”。迟子建对家乡故土底层人民的生存苦难深感忧虑，并站在社会文化关注的视角将其生存境遇展示出来。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是迟子建底层苦难叙事的转型之作。小说中蒋百嫂的经历令人触目惊心，近乎发疯的蒋百嫂成为整个乌塘百思不得其解的谜。当“我”深夜打开蒋百嫂家的冰箱，一切苦难昭然若揭。“一团白色的寒气迷雾般飞旋而出，待寒气散尽，我看到了真正的地狱情景：一个面容被严重损毁的男人蜷腿坐在里面，他双臂交织，微垂着头，膝盖上放着一顶黄色矿帽，似在沉思。他的那身蓝布衣裳，已挂了一层浓霜，而他的头发上，也落满霜雪，好像一个端坐在冰山脚下的人。”[9]遍地煤矿的乌塘并未成为底层致富的资源，反而成为小煤窑矿主的发财之路。底层人民的生存途径就是在小煤窑挖煤，蒋百就是其中一员。然而蒋百生前的苦难一直持续到他死后，甚至对其妻子和儿子也造成致命的影响。蒋百嫂母子作出如上选择有着道不出的苦衷，如若不是长久以来的生存危机，谁又能让蒋百一直留在冰冷之中，谁又想要面对漫漫长夜的煎熬！

《起舞》里生活在棚户区老八杂的底层人民清贫却又知足，工作之后归家的夜晚，他们会放开喉咙大声歌唱，以此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处在高档小区包围之中的老八杂人深深地被这种市井的喧闹吸引，然而政府的改造动迁政策打破了老八杂的宁静。申诉无效的老八杂人只能默默接受，回迁后的管理措施令他们深感不适。“老八杂人一入住龙飘花园，就成了受人唾弃的一群。而他们自己，满腹委屈，他们曾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啊。他们开始后悔在动迁协议书上签字，他们怀念老日子，他们在彼此诉说心酸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聚集在丁香园中，只有那儿还有点老八杂的影子。”[10]老八杂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居所，更是精神所系。失去了老八杂，就失去了身体与心灵的双重家园，这一切令老八杂人陷入苦难之中。作为老八杂灵魂人物的丢丢在推土机驶向半月楼的那一刻，像一只蓝蜻蜓一样飞舞而出，表达着自己对生存苦难的抗争。尽管抗争的代价是美丽的丢丢失去了自己的右腿，但她并不遗憾，因为她用自己的身体捍卫了老八杂人的家。

《树下》里的李七斗认为人死后会变成树的影子，成为树精怪，因此树下便是人灵魂的栖息地，树下隐喻着坟墓。七斗经历了一系列的生存苦难：姥爷去世、被姨夫强暴、父亲死亡、姨妈一家惨遭杀害。七斗接下来的命运同样凄惨：不得已嫁给村长，却在第二天离婚；成为航船乘务员，却被怀疑与船长不轨，船长被迫自杀；嫁给农夫，儿子患病；偶遇鄂伦春小伙儿，却遇见他被熊咬死；再看儿子，他却已紧闭双眼，离开人世。无论李七斗如何抗争，生存的苦难一直伴随着她，成为底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迟子建笔下的底层生存苦难是惨痛的，他们承受着本不该承受的生命之痛。当生存危机到来时，底层的态度是积极的，他们勇于面对、敢于承担，并力所能及地寻求着摆脱生存苦难的方法，却总是陷入更深的苦难之中。审视迟子建的底层写作，我们看到东北底层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承受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尽管底层人民有其自身的弱点，但这些在迟子建的创作中基本被忽视。迟子建笔下的底层总是善良、温暖的，但这样一群人总是成为社会变革的“牺牲品”，逐渐走向社会的边缘，他们的苦楚似乎已经被遗忘。迟子建的写作使底层的生存与心理苦痛得以揭示，这是作家对东北乡土进行文化观照的又一社会学价值。

迟子建通过对东北这片黑土上社会民俗、社会交往、社会生存的文化观照，完成了文学创作的社会学阐述。对迟子建来说，文学的社会性也许并不是其创作的主旨，然却在其作品的讲述之中呈现出来。在肯定迟子建文学创作成就的同时，我们不应忽视其小说中流露出的社会文化意味，这是对作家解读的又一全新认知。

[1]逄增玉.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74.

[2]迟子建.伪满洲国[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215.

[3]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45-46.

[4]马广海.文化人类学[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16.

[5]迟子建.群山之巅[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163，331-332.

[6]迟子建.北极村童话·北极村童话[M].合肥：黄山书社，2010:56.

[7]迟子建.逝川·逝川[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249-250.

[8]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鸭如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47.

[9]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世界上所有的夜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06-307.

[10]迟子建.起舞·起舞[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34.

2016-05-25

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新世纪‘底层文学’的社会学研究”(2016BS51)；吉林省教育厅“十三五”社科规划研究项目“清末民初女作家社会文化身份的现代性转型”(吉教社科合字[2016]400号)；长春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末民初女作家社会文化身份构建”(长师大社科合字[2015]008号)。

刘颖慧(1983- )，女，讲师，博士，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I206.7

A

2095-7602(2016)11-014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