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锋

(华南农业大学 艺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唐代岭南贬谪诗歌的文化诠释

王新锋

(华南农业大学 艺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有唐一代，近两百余名谪宦文人被贬岭南道，岭南既是他们的人生受难地，又是文学的重生地。荒蛮的自然社会条件与身心困厄交相摧折，无疑使谪宦备尝艰辛，深味世态炎凉与生命沉沦，甚至对精神信仰作出新的调适。与此同时，他们置身奇美陌生的岭南世界，“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这些诗歌洋溢着贬谪精神、山水性灵与佛禅意趣，显示了唐代诗歌新的审美追求，重构了贬谪文学的地域景观，标志着岭南诗歌新的发展。

谪宦；贬谪诗歌；文化诠释；悲剧精神；空灵

张说、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绅等唐代名士，都曾被贬岭南。贬黜前，他们已经名满都下，掌握了高超娴熟的写作技巧；左迁后，置身奇美陌生的异域世界，北人写南地，将自然景观、禅理趣味和贬谪情怀合而为一，创作了数量可观、水平上乘的诗歌作品，奠定了山水诗空灵之美的审美追求。谪宦其人其诗尽显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展现了悖论式复杂体验，散发着浓郁的悲剧色彩，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存在价值。

一、时空倒悬下的沉沦与超越

神龙元年，杜审言因“二张案”流放峰州，途经湘江时，作了那首脍炙人口的《渡湘江》：“迟日园林悲昔游，今春花鸟作边愁。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诗中昔日园林优游，今朝江边愁穷；人为南窜之身，湘江不改北流，今昔南北相形之下反差刺目，仕途的挫败感、浓烈的悲剧气息洋溢其间，正是其感人之处，类似描写在岭南贬谪诗歌中俯拾皆是：“忆昨京华子，伤今边地囚”(沈佺期)。“昔陪天上三清客，今作端州万里人”(李绅)。“朝为青云士，暮作白头囚”(韩愈)。“万里人南去，三春雁北回”(韦承庆)。“北极辞明代，南溟宅放臣”(张说)。“南浮涨海人何在，北望衡阳雁几群”(沈佺期)。

古代士人深怀“修齐治平”信念，认为自身修为提高，与齐家乃至治国平天下息息相关，人生发展有着清晰路线可循。突遭流贬后，谪宦的仕途人生顷刻倒悬，贬谪以强有力方式，骤然间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今非昔比，南北不同，这种巨变反差构成对比书写的现实基础。

昨日已逝，只有回忆：“花杂芳园鸟……车马洛桥边”(杜审言)。“两朝赐颜色，二纪陪游宴”(宋之问)。“扈巡行太液，陪宴坐明光”(沈佺期)。“同游翰墨场，和乐埙篪然”(刘禹锡)。“抚中良自慨，弱龄忝恩遇”(宋之问)。“遥思禁苑青春夜，坐待宫人画诏回”(李德裕)。沈佺期在《三日独坐驩州思忆旧游》中写道：“丽日风徐卷，香尘雨暂收。红桃初下地，绿柳半垂沟。童子成春服，宫人罢射鞴……舞籥千门度，帷屏百道流。金丸向鸟落，芳饵接鱼投。濯秽怜清浅，迎祥乐献酬。”在这些美好回忆中，谪宦用的字眼多是“京”“洛”“花”“车”“光”“宴”“游”“乐”“恩”“众”等，字面写尽昔日无限风光，行间背后流露出的复杂感受，甚难言道。

一朝失宠，今日被贬荒蛮，或为囚或为客，身心凄楚无限悲凉：“昆弟两三人，相次俱囚桎”(沈佺期)。“炎方难久客，为尔一沾襟”(常衮)。“远谪南荒一病身，停舟暂吊汨罗人”(李德裕)。“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柳宗元)。“休垂绝缴千行泪，共泛清湘一叶舟”(韩愈)。“瘴江昏雾连天合，欲作家书更断肠”(李绅)。“独游千里外，高卧七盘西”(沈佺期)。“黄绢外孙翻得罪，华颠故老莫相嗤”(卢肇)。“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柳宗元)。“疟瘴因兹苦，穷愁益复迷”(沈佺期)。“往来皆此路，生死不同归”(张说)。描写当下境况时，谪宦用的字眼多是“病”“愁”“泪”“昏”“独”“罪”“思”“穷”“归”等，境况堪虞何足道哉！

时空是诗歌创作的基本要素，是叙事和抒情的基座。因为贬谪，贬谪诗歌的时空被裁为“昔日中原”与“今日岭南”两截，二者构成截然相反的对照关系。同时，二者又包含丰富含义。“今”与“昔”原本只是时间概念，但谪宦昔为青云之士，今成白头之囚，“今昔”在这里就蕴含着成败、得失、悲喜的生命体验。“南”与“北”原本只是地理概念，但谪宦用“北”指代千里之外的京都，用“南”指代身处的蛮荒岭南。这样，“南北”就具有别华蛮、尊卑、上下的意味。因此，“今昔南北”被诗意表现后，便从客观的自然时空、现实时空，转换为意识形态的审美时空、文化时空，具有了生命意识和文化含义。在这倒悬的时空中，“今日岭南”与“昔日帝京”表现为冷与暖、枯与荣、悲与喜、暗与明、实与虚、败与成等一系列截然相反的意象和情绪，呈现刺目对立，这既是谪宦现实遭遇的冰冷反映，又是悖论式复杂体验的文化表征。

然而，历史总是充满吊诡。“(张说)晚谪岳阳，诗益凄婉，人谓得江山之助”(辛文房《唐才子传》)。“梦得佳诗，多在朗、连、夔、和时作，主客以后，始事疏纵，其与白傅唱和者，尤多老人衰飒之音”(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至于韩愈，“凡在近贵所作诗，似逊于迁谪及散处时之郁勃豪壮”(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二)。至于柳宗元，“精思于窜谪之文，然后世虑销歇，得发其过人之才、高世之趣于宽闲寂寞之地，盖有惩创困绝而后至于斯也”。今人亦如此评价：“到了贬谪之后，由于生活情感的变化，在艺术上也有了进步。如沈佺期的《夜宿七盘峡》、宋之问的《题大庾岭北驿》《度大庾岭》《晚泊湘江》《江亭晚望》诸篇，不仅在律诗的形式非常完整，情意也很真实……和他们早期的诗，风格迥然不同”。与“昔日帝京”的优游之作相比，历经磨难后在“今日岭南”锤炼出的诗歌造诣已臻化境，不可同日而语。

有学者认为，“贬谪与文学之间，正存在着一种正比例关系，亦贬谪所受磨难愈甚，文学所含悲情愈深，愈易惊动俗听。”通过诗歌创作，苦难的生存转化为审美存在，成为后人审美玩味的客体。谪宦终于在诗歌中安放了孤寂漂泊的灵魂，超越了穷蹇有限的人生，在诗的王国涅槃重生走向永恒。

二、贬谪文化的诗意抒怀

谪宦是政治上的失意者，也是忠贞的爱国者，其人其诗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悲剧精神，两者构成贬谪文化的核心内涵，并在文化深处构建了贬谪诗歌的审美趣味与哲学基础。

爱国主义从古至今都是中国文学礼赞弘扬的主旋律，唐代亦如此。封建君主是国家的化身，忠君爱国本是一体。同时，家国观念紧密相关，思乡成为爱国的含蓄表达。因此，忠君与思乡是爱国主义的惯常表现，爱国主义又成为了贬谪文化的基本精神。

悲剧精神即“面对痛苦与毁灭的必然性时，主体在独立意志支配下所表现出的人格力量和抗争与超越精神。”笔者以为，生存与毁灭的对立，悲哀与力量感的混同，沉沦与超越的抵牾，一系列二元悖反又相生相成的矛盾体验，构成悲剧精神核心特征。

爱国主义和悲剧精神，在岭南贬谪诗歌中通过三个话语体系全面展现：其一，以政治为观照对象，通过“恋阙”、“扬忠”等内容表现的“社稷之念”；其二，以故土为观照对象，通过乡土乡音乡情等内容表现的“故园之思”；其三，以岭南为观照对象，通过险恶的自然环境、身体痛苦与精神苦闷等内容表现的“异域之殇”。三个部分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构成贬谪文化双重精神的诗意表达。

(一)“社稷之念”的诗意表达

作为政治人物，国家社稷不仅是谪宦致力服务的对象，还是其价值实现精神寄托的客体。君王与其衍生符号，是国家社稷的化身，成为“恋阙”之情的生动体现。“思君无限泪，堪作日南泉”(沈佺期)。“君恩空自感，乡思梦先知”(戎昱)。“未报恩波知死所，莫令瘴炎送生涯”(韩愈)。“京都”、“洛阳”等是君王的衍生符号，也成为谪宦思念对象。再如“逢君入县乡，传我念京周”。“传闻合浦叶，曾向洛阳飞”(张说)。“去国魂已游，怀人泪空垂”(柳宗元)。“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尤是半年程”(李德裕)。

忠臣是爱国者的楷模，屈原、贾谊又是忠臣楷模，自然得到谪宦礼赞。荆湘楚地是北官南贬必经之地，同遭流放与贬谪的屈原、贾谊引起他们隔代的共鸣，岭南谪宦对屈原和贾谊进行凭吊。“别路追孙楚，维舟吊屈平”(宋之问)。“为报春峰汨罗道，莫将波涛枉明时。”(柳宗元)“游吴经万里，吊屈向三湘”(刘长卿)。“远谪南荒一病身，停舟暂吊汨罗人”(李德裕)。“猿愁鱼跃水翻波，自古流传是汨罗”(韩愈)。“屈原死处潇湘阴，沧浪淼淼云沉沉”(李绅)。“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刘长卿)。

马融、虞翻、尉佗、江总也是谪宦凭吊对象：“尉佗曾驭国，翁仲久游泉”(沈佺期)。“迹类虞翻枉，人非贾谊才”(宋之问)。“久钦江总文才妙，自叹虞翻骨相屯”(韩愈)。“怀人敬遗像，阅世指东流”(刘禹锡)。马、虞、尉、江等人曾在岭南叱咤风云，也被谪宦引为同调，成为凭吊追慕对象。

(二)“故园之思”的诗意表达

封建的中国是典型的农耕文明，形成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的乡土文化。谪宦的“故园之思”，通过乡土乡音乡情等内容表现，是乡土文化的生动体现。

谪宦笔下，如斯书写：“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宋之问)。“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夏”(宋之问)。“坐到三更尽，归仍万里赊”(戎昱)。“若为化的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柳宗元)。“不堪愁断思乡处，红槿花中越鸟啼”(李德裕)。“如何连晓语，一半是思乡”(韩愈)。“乡关绝归望，亲戚不相求”(张说)。“开拆远书何事喜，数行家信抵千金”(李绅)。“故乡逾万里，客思倍从来”(杜审言)。

谪宦继承了乡思诗歌的传统创作手法，又融入新的元素，将“陇头梅”“红槿花”“岭”“南荒路”等岭南意象，与“望乡”“思乡”“乡关”“家信”“音书”“归”等传统乡思元素结合起来，体现了乡思主题古典诗歌的新发展。

(三)“异域之殇”的诗意表达

唐诗中的岭南印象极为消极，瘴气、蛟涎、射工、飓母、临海、僻远等字眼触目可及，岭南更被冠以“炎方”“魑魅乡”“四罪地”等名号。“瘴江南去入云烟，望尽黄茆是海边。山腹雨晴添象迹，潭心日暖长蛟涎。射工巧伺游人影，飓母偏惊旅客船”(柳宗元)。“炎蒸结作虫虺毒”(李绅)。“火云蒸毒雾，阳雨濯阴霓”(沈佺期)。“地偏多育蛊，风恶好相鲸”(宋之问)。岭南完全是个危险丑恶的化外之地。日本学者户崎哲彦认为，骇人景象是心理忧愤的表达，也包含着抗议。人与环境的对立，加重了谪宦的现实磨难，也是悲剧精神的隐晦表达。

在与自然对立、被主流社会抛弃后，谪宦的身体健康受到摧残，形容憔悴甚至年寿不永。“五岭恓惶客，三湘憔悴颜”(宋之问)。“自从别京洛，颓鬓与衰颜”(沈佺期)。“唯有贫兼病，能令亲爱疏”(包佶)。“狱中生白发，岭外罢红颜”(张说)。韩愈在《潮州刺史谢表上》中惶恐上书：“年才五十，发白齿落，理不久长。加以罪犯至重，所处又极远恶，忧惶惭悸，死亡无日。”柳宗元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已抱九死一生之心“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乡，卑湿昏霿，恐一日填委沟壑，旷坠先绪，以是怛然痛恨，心肠沸热”。千百年后读来，让人鼻酸。

忠而被谤信而见疑，谪宦的心境可想而知。“零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柳宗元)。“田园迷径路，归去欲何从”(刘幽求)。“惆怅情未已，群峰暗将昔”(宋之问)。“斯罪懵所得……廷议日纷惑”(宋之问)。“落花相与恨，到地一声无”(韦承庆)。“名惭竹使宦情少，路隔桃源归思迷”(房孺复)。“重临事异黄丞相，三黜名惭柳士师”(刘禹锡)。“待罪居重译，穷愁暮雨秋”(张说)。“愁”“痛”“惭”“悔”“懵”“惑”“怅”等字眼高频出现，伤心、惆怅、迷惑、困厄的感受喷薄而出，无限愁肠又无处倾诉，只能借助诗歌表现泣血心境的摧心感受。

岭南贬谪诗歌具有鲜明的家国情怀、苦难的生命遭遇、深沉的存在体验和审美价值。通过谪宦的如椽之笔，贬谪文化得到充分表达：一方面高蹈了爱国主义，显示了谪宦穷且益坚的入世信念；另一方面又以屈贾为偶像，自我标榜、自我澄清、自我鼓励，处处弥漫着感伤色彩，孔孟儒家思想与屈贾贬谪情结在谪宦身上发生叠加，爱国主义与悲剧精神实现合流，在岭南贬谪诗歌中奏出感人交响。

三、空灵禅境的山水慰藉

被贬岭南后，沈佺期、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亲近禅宗的倾向，他们与慧能、大颠、浩初、贾鹏、道琳等禅师颇多交集，以诗明禅，以禅入诗蔚然成风。这既体现了禅宗的影响和吸引，又离不开儒宦的主动吸纳汲取，是禅儒对话的象征与产物，对谪宦精神信仰和岭南诗歌创作都有明显影响。

(一)信仰之困与儒禅对话

到了唐代，在强大的集权政治体制和发达繁荣的经济文化环境下，佛、道二教的教化的、伦理的、审美的内容大为加强，而信仰方面则相应地淡化了。换言之，唐代在信仰问题上，儒家是一家独大的。“沈宋”、“二张”、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诸人虽然佛道兼及，但真正支配其信仰的，乃是儒家观念，是“修齐治平”“致君尧舜”“三不朽”等观念。即使被贬，仍怀家国之忧，“闻有胡兵急，深怀汉国羞。和亲先是诈，款塞果为雠”(张说《南中送北使二首》)。殷勤为君王出谋划策，入世观念成为儒宦安身立命的信条。

遭遇负向贬谪后，以儒家为主体的精神信仰遭受强烈冲击，谪宦原有的价值体系被打破，内心世界变得敏感、脆弱而又复杂多变，如何看待忠君、爱国、入世等观念？如何看待悲喜、成败、生死等问题，都具有了现实意义。南贬，不仅意味着人生苦难和诗艺发展，更是谪宦反思、调整、重构精神信仰的过程。如何构建新的价值体系和精神信仰？历史地看，儒与禅的岭南对话，提供了新的可能。

禅宗作为本土化佛教，在坚持“四大皆空”、“度一切苦厄”等基本教义同时，不断世俗化、日常化。南宗一系的慧能以“自心即佛性”的本原、“无念无相无住”的“顿悟”途径和“空”的无差别超越境界作为自己学说的主脉，开启了后来禅门的思路。南宗“见性成佛”、“人人皆有佛性”的佛性说，强调了自解、自立、自悟的精神，否定外在权威偶像。“平常心是道”的观念，将修禅引入日常生活，是对禁欲主义的解放，佛教从此走进简易平实的现实主义。强调顿悟见性的修行方式，顿悟的结果不是否定现实，而是成为尘世中的解脱人，所以南宗禅才受到既有出世修养，又有入世精神的士大夫的推崇。

贬黜是对谪宦信仰的极大打击，儒家观念显然已经不能解决这种进退维谷的精神困局。禅宗在此时显示了独特的思想智慧：它将永恒引入当下、瞬间，要人们从当下、瞬间体验永恒，要以现世的“一朝风月”，体会本体的“万古长空”，从而得到尘世中的超脱感。在此岸架设贯通彼岸的桥梁，有效化解出世与入世、有限人生与无限宇宙、瞬间与永恒的对立，以及因之产生的种种焦虑忧伤，谪宦的信仰危机在禅宗那里得到规避与化解。因此，南宗禅获得儒生谪宦的普遍共鸣，也是一种必然，“沈宋”就是很好的说明。

沈佺期和宋之问同遭神龙元年流贬，沈被流贬驩州后，在贬所作《绍隆寺》诗。宋在流钦州途中，亲自向慧能请教，作长诗《自衡阳至韶州谒能禅师》以志其事。对两首诗比较分析，很有启发性。二诗都提到“有漏躯”和“无生”，“沈宋”显然在用禅宗“无生无灭，本无所染”的“无生观”化解生命有限的缺憾，力图从根本上消解因之带来的种种焦虑忧伤。二诗都强调“放弃”和“舍”，体现了禅宗“色空观”影响，力图做到“世虑不曾干”和“摈落文史艺”，则象征对积极入世态度的省思和消极出世态度的重视。佺期在诗末体会到“弥觉静者安”，说明他超脱了俗世的艰险诱惑，体会到寺庙的禅境与安然，于此安放了惊恐的灵魂。之问受到“空寂”观和“无生”观熏染后，也能“坐禅罗浮中，寻异穷海裔”，即在自然山水参禅悟道中寄托生命，以出世情怀超脱入世之苦，最终“不作离别苦，归期多年岁。”实现了对苦难现实的精神超越。禅宗观念就这样对儒宦的精神信仰进行调适与重构，类似情形在柳宗元、刘禹锡、张说、杜审言等人身上都有发生。

(二)空灵禅境的山水表现

用禅宗观念化解信仰危机同时，谪宦把禅意禅境用诗歌表现出来，这种境界就是空灵。何为“空灵”？就是“万古长空，一朝风月”。“万古长空”象征天地的悠悠和万化的静寂，这是本体的静和本体的空。“一朝风月”则显示宇宙的生机，大化的流行，这是现实世界的动。禅宗就是要人们从宇宙的生机去悟本体的静，用现实世界的“有”去悟那本体的“空”。李泽厚说：“刹那间已成终古。在时间是瞬刻永恒，在空间是万物一体，这也就是禅的最高境界了。需要注意的是，瞬刻即永恒，但又必须有此瞬刻(时间)，否则也就无永恒了……一切皆空，又无所谓空；自自然然仍然过着原来的生活，实际上却已经‘入圣超凡’。因为你已经渗透禅关——通过自己的独特途径，亲身获得‘瞬刻即永恒’=‘我即佛’的这种神秘感受。”空灵要求用寂然之心观照万物的寂然本质，沟通有限生命与无限造化，获得形而上的喜悦；实现心源与造化合一，体会到虚实相生的道理，呈现清、静、澄、空的万化本相。

经过谪宦努力，空灵之美成为岭南山水诗的普遍追求。沈佺期的《绍隆寺》《九真山净居寺谒无碍上人》，宋之问的《游韶州广界寺》《自衡阳至韶州谒能禅师》，张说的《清远江峡山寺》《江中诵经》，柳宗元的《送僧浩初序》《浩初上人见贻绝句欲登仙人山因以酬》，刘禹锡的《海阳湖别浩初师》等作品，堪为代表。

空灵之美，在诗中如此演绎：“仙山不属分符客，一任凌空锡杖飞”(柳宗元)。“影殿临丹壑，香台隐翠霞”(宋之问)。“房中无俗物，林下有青苔”(宋之问)。“远峰斜日影，本寺旧钟声”(刘禹锡)。“宝塔灵仙涌，悬龛造化功”。“猿鸣知谷静，鱼戏辨江空”(张说)。“照空不待析……窅然喧中寂”(柳宗元)。“候禅青鸽乳，窥讲白猿参”(沈佺期)。“空山唯习静，中夜寂无喧”(宋之问)。“齐民逃赋役，高士著幽禅”(韩愈)。“经行不废禅，还知习居士”(刘禹锡)。谪宦多使用“殿”“苔”“寺”“钟”“花”“莲”等具象事物，以及“禅”“清”“静”“寂”“澄”“明”“动”“静”“色”“空”“有”“无”“照”等抽象符号，塑造空灵之境的清、静、寂的澄澈之美。

《江中诵经》语言精妙、禅意深远，是张说著名的五绝山水诗。禅宗倡“实相无相，微妙法门”的“实相论”以及“色即是空”的“色空观”。诗中所云“实相归悬解”、“应是色成空”两句，是对这些禅宗观念的直接表达。禅宗提倡“不立文字”，又说“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六祖坛经·机缘品》)，认为文字是片面的有限的外在的东西，无法传达真实的佛性本体，但诗歌又是文字的艺术，所以，禅意山水诗的语言一般机智精炼，以片言只语顿悟万化本体，这正是该诗的语言特色所在。该诗非常注意光影景色的捕捉，体会到月光朗照下江景的幽谧澄明深沉清朗。缤纷物象表现出的“有”与“动”，与本体化身的江水表现出的“无”与“静”对比后，使人体会到“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禅就这样与诗融为一体，演绎为无常无我、虚幻不实、但又禅心清净、湛然长寂的空灵诗美。后来，“字字入禅”的王维将空灵山水诗发扬光大，推向了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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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21

王新锋(1979-)，男，讲师，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岭南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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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7602(2016)11-011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