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民族再生仪浅析

2016-03-28姜维东

长春师范大学学报 2016年11期

关键词：契丹皇帝

石森，姜维东

(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长春 130032)

契丹民族再生仪浅析

石森，姜维东

(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长春 130032)

再生仪为契丹阻午可汗所创制的属于契丹贵族及辽代帝后特有的一种仪礼，属于辽代礼仪中的嘉仪。每隔十二年举行一次，偶有提前或滞后皆有特殊原因。这种仪礼脱胎于东胡旧俗，即在原始社会时期，部族酋长肩负世俗与宗教两方面的义务，如果酋长本人疾病、老耄，或本部族遭受灾难，酋长难免被撤换甚至被杀害的命运。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契丹民族统治者聪明地使用这种方法获得新生，不但避免了因老耄等原因而被废杀，并使之升格，与柴册仪并称。

再生仪；契丹；风俗；世选制；柴册仪

再生仪是契丹贵族及辽代帝后所特有的一种礼仪，《辽史·国语解》中记载其为“国俗”，而《辽史·礼志》也对其进行了重点介绍。由此可见，再生仪在辽代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有着深刻意义。本文对再生仪的适用范围、举行时间、主要场所及道具、起源、意义五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再生仪的适用范围

《辽史·礼志》中记载，再生仪是一种由辽代皇帝举行的仪式，但《辽史·国语解》中说：“国俗，每十二年一次，行始生之礼，名曰再生。惟帝与太后、太子及夷离堇得行之，又名复诞。”[1]卷116，1537这说明除帝王外，太后、太子及部族首长也可以举行再生仪。在对辽代政治史进行考察时，我们发现早期只有夷离堇才有举行再生礼的权限；辽朝建立后，成为皇帝的专利，并延展到皇太后和皇位继承人；到了后期，个别重臣、宠妃也获得举行这种特殊仪礼的机会，说明再生礼在辽代后期已经泛化。

(一)夷离堇

在早期，契丹部落酋长夷离堇能够举行再生仪。《辽史·辖底传》中记载：“遥辇痕德堇可汗时，异母兄罨古只为迭剌部夷离堇。故事，为夷离堇得行再生礼，罨古只方就帐易服，辖底遂取红袍、貂蝉冠，乘白马而出。乃令党人大呼曰：‘夷离堇出矣！’众皆罗拜，因行柴册礼，自立为夷离堇。”[1]卷112，1498而夷离堇行再生仪的事例仅见于辽太祖称帝前，可见其后此礼为辽代帝王所垄断。

(二)皇帝

辽代帝王是再生仪的主体。据《辽史》记载，自太宗开始，景宗、圣宗、兴宗、道宗、至天祚帝皆举行过再生仪。例如，太宗于天显四年(929)九月[1]卷3，30，景宗于保宁三年(971)四月[1]卷8，91，圣宗于统和元年(983)七月[1]卷10，111、统和十二年(994)十一月[1]卷13，145，兴宗于重熙十三年(1044)七月[1]卷19，231、重熙十八年(1049)六月[1]卷20，240，道宗于清宁四年(1058)十一月[1]卷21，257、清宁七年(1061)六月[1]卷21，259、咸雍二年(1066)十二月[1]卷22，267、大康五年(1079)十二月[1]卷24，284，天祚帝于乾统十年(1110)四月[1]卷27，325举行再生礼。由以上事例可以看出辽帝举行再生礼的规律：太宗、景宗均是即位三年左右举行再行礼，遵循的是夷离堇再生礼的制度。到了圣宗时则即位举行再行礼，其后十二年才举行第二次再生礼。道宗在位时期较长，举办过四次之多，也大体上遵循这种十二年制，其举行再生礼的频度是太后、继承人、功臣等人无法企及的。可见，再生仪的举办主体为皇帝。

(三)皇太后

在创立再生礼的阻午可汗生活的部落联盟时代，人们保留着对母系氏族的远古记忆及习惯，女性的地位比较高，但在部落长世选制的体制下并没有女人举行再生仪的事例。辽圣宗幼年嗣位，其母萧燕燕(汉名萧绰)柄政，始得行再生仪。曾于统和二年(984)[1]卷10，111、统和四年(986)九月及同年冬十月行再生仪[1]卷11，124。但十月的再生仪的意义是为皇帝“祭神祈福”。事实上，萧绰此举可能是对圣宗决定十二年举行再生仪的一种折衷，此时距统和元年圣宗举行再生仪正好有三年的时间。再如，兴宗在位期间，其生母钦哀皇太后也曾在重熙八年(1039)十一月[1]卷18，222、二十年(1051)十二月[1]卷20，243两次举行再生仪。道宗之母仁懿皇太后也曾按照钦哀的方式举行再生仪，时间分别在辽道宗清宁八年(1062)十二月[1]卷22，262、咸雍十年(1074)[2]卷9，216。

(四)继承人

太子及其他人被确认为皇位继承人也可以举行再生仪。例如，辽道宗多次为其孙耶律延禧举行过再生仪，具体日期分别在咸雍五年(1069)十二月[1]卷22，269、大安二年(1086)十一月[1]卷24，292、寿隆四年(1098)十二月[1]卷26，311。这种仪式在皇后被废、皇太子被杀的情况下发挥了明显的作用，稳定了皇太孙耶律延禧作为皇位继承人的地位。

(五)妃嫔

妃嫔得生再行仪之事，《辽史》未载，但《萧义墓志》有载。萧义次女为天祚帝之妃，于乾统四年(1104)曾举行过再生仪之礼。《萧义墓志》记载：“四年，复幸燕，召公诣阙。会妃复诞，诏于母家，敕宗室及外戚大家，礼可往者，悉如之。燕冾备礼，当时所荣。”向南按语云：“妃行再生之礼，仅此一见。”[3]

(六)重臣

再生礼偶尔由皇帝主持，成为对宠爱重臣的一种赏赐。《辽史·圣宗纪》载，统和七年(989)三月“戊子，赐于越宋国王红珠筋线，命入内神帐行再生礼，皇太后赐物甚厚。”[1]卷12，134

从以上史料记载中可看出，再生仪的确不局限于帝王独行。虽然《辽史·礼志》与《辽史·国语解》两处的记载存在出入，但从再生礼的演变过程来看并不矛盾。

二、举行时间

在夷离堇举行再生礼的时代，其举行时间受“三年一代”的世选制限制，一般在夷离堇确定连任后的第四年举行。这种时间制度延续下来，辽代初期帝王的再生礼时间也是间隔三年举行的。但皇位世袭、皇帝至死才能离位的制度确定后，这个时间就不合适了，故举行时间演变成十二年举行一次。

《辽史·礼志》记载：“再生仪:凡十有二岁,皇帝本命前一年季冬之月,择吉日。”[1]卷53，833这是关于辽朝中期以后再生仪举行时间的记载。其中以十二年为再生仪的轮回时间，这是与古人本命信仰有着密切联系的。从古至今，在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中，“本命年犯太岁，太岁当头坐，无喜必有祸”的思想根深蒂固。因此，辽朝帝王发现三年举行再生礼不合适后，转而在本命年到来的前一年以模拟再生来祛除本命年的不吉利。

如果我们详细考察一下再生礼举行的时间，会发现还别有奥秘。

在年份间隔的选择方面，并不局限于三年、十二年这两种方式。再生礼是当位者应对本身厄运而举行的一种祈攘术，其举办时间除了通常的三年、十二年外，如果发生重大变故，可以提前或延后举行。例如，兴宗在位期间曾两次举行再生仪，第一次在重熙十三年(1044)秋七月，第二次则是在重熙十八年(1094)六月。仅间隔五年再次举办再生仪的原因，是重熙十八年六月“宋以辽师伐夏”[1]卷20，240，此时举行再生仪的目的很显然是为战争祈福。

在月份的选择方面，尽管《辽史·礼志》明确记载再生仪于“皇帝本命前一年季冬之月”举行，但我们考察再生礼举行的月份时会发现许多例外。可以确定的是除了正月、二月外，其他月份均发现有举行再生礼的事例，所以月分的选择并不严格。

在日期的选择方面，再生仪只要求“择吉日”。契丹民族拥有原始的萨满信仰，“巫”是契丹原始萨满信仰中天神与人之间重要的沟通者，在契丹社会生活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辽的很多礼仪由萨满巫师参与主持，如再生仪、瑟瑟仪、祭山仪、丧葬仪。再生仪的具体日期很可能是由萨满巫师占卜凶吉来决定，并不固定。综上所述，契丹民族对再生仪的年月日都有要求，但是在其发展实施过程中这种要求逐渐泛化、弱化，更加灵活，并非定制。

三、主要场所及道具

《辽史·礼志》记录了辽朝皇帝举行再生仪的细节：“凡十有二岁，皇帝本命前一年季冬之月，择吉日。前期，禁门北除地置再生室、母后室、先帝神主舆。在再生室东南倒植三岐木。其日，以童子及产医妪置室中，一妇人执酒，一叟持矢箙，立于室外。有司请神主降舆，致奠。奠讫，皇帝出寝殿，诣再生室。群臣奉迎，再拜。皇帝入室，释服，跣。以童子从，三过岐木之下。每过，产医妪致词，拂拭帝躬。童子过岐木七，皇帝卧木侧，叟击箙曰：‘生男矣。’太巫幪皇帝首，兴，群臣称贺，再拜。产医妪受酒于执酒妇以进，太巫奉襁褓、彩结等物赞祝之。预选七叟，各立御名系于彩，皆跪进。皇帝选嘉名受之，赐物。再拜，退。群臣皆进襁褓、彩结等物。皇帝拜先帝诸御容，遂宴群臣。”[1]卷53，880根据这段记载可知，皇帝举行再生礼时，通常在禁门之北清洁出一块空地，设有三个祭室，再生室、母后室、先帝神主舆。三个祭室不是已经固定或已存在的建筑场地，应是临时搭建的游牧民族帐篷一类的空间。这也符合《辽史·仪卫志》“契丹故俗，便于鞍马。随水草迁徙”[1]卷55，900的记载，符合契丹民族的生活习俗。《辽史》记录再生仪细节过程非常详尽，兹不多叙。从中可看出，参加者除了皇帝外，还有七叟、童子、产医妪、执酒妇、太巫、君臣等，道具则有三岐木、神主、矢箙、酒醴、襁褓、彩结等。在道具里，三岐木的象征作用非常大。《辽史·礼志》载：“在再生室东南，倒植三岐木。”“以童子从，三过岐木之下。”“童子过岐木七，皇帝卧木侧。”这都说明三岐木是再生仪式中重要的道具。在契丹的传统重大祭祀中，树木是必不可少的道具。如在其瑟瑟仪中，“又翼日，植柳天棚之东南，巫以酒醴、黍稗蔫植柳，祝之”[1]卷49，835，更是以射柳的形式祈雨。礼仪中对树木的运用与契丹民族的自然崇拜有着密切的关系，树木是其自然崇拜的对象之一。在契丹人眼中，自然诸神都具有人格化的特征，树木也不例外。他们认为树木象征着繁衍与生命力，而再生仪中皇帝由三岐木下通过，后卧木侧就如刚刚出生的婴儿依偎在母亲怀中一样，寓意生命的重生，与过去截然不同，而新生命是神明赋予的，更具有神秘的色彩。

四、再生仪的起源

《辽史·礼志》中记载：“阻午可汗制柴册、再生仪。”[1]卷49，833据前文所引《辽史·辖底传》，遥辇痕德堇可汗时已经有夷离堇行再生仪之实。契丹民族在阻午时期吸收旧有因素，综合整理，把再生仪形式化，并在阻午可汗时期成为定制。

阻午可汗生活在唐玄宗在位时期，而更早的北部鲜卑部落中有类似的延续统治者生命的风俗，如《资治通鉴》记载孝武帝时捉认天子之事：“孝武帝即位于东郭之外，用代都旧制，以黑毡蒙七人，欢居其一，帝于毡上西拜天毕，入御太极殿，群臣朝贺。”[4]卷155，323孝武帝已当北魏之末季，但这种仪礼既然是“用代都旧制”，则可追溯到平城时代，说明这是北部鲜卑部落时期延续领导人的一种变通方法。

这种将天子混入数人之中再捉认出来的仪式，契丹民族也用过。宋人王易在《重编燕北录》中记载：“清宁四年戊戌岁，十月二十三日，戎主一行，起离靴甸往西北约二百七十余里，地名永兴甸，行柴册之礼。于十一月一日先到小禁围内，宿泊。二日，先于契丹官内拣选九人，与戎主身材一般大小者，各赐戎主所著衣服一套，令结束，九人假作戎主，不许别人觉知。于当夜子时，与戎主共十人相离出小禁围，入大禁围内，分头各入一帐，每帐只有腊烛一条，椅子一只，并无一人，于三日辰时，每帐前有契丹大人一员，各自入帐列何骨臈(汉语，捉认天时也)，若捉认得戎主者，宣赐牛、羊、驼、马各一千。当日宋国大王(原注：戎主亲弟)于第八帐内捉认得戎主，番仪须得言道：‘我的不是皇帝’，其宋国大王却言道，“你的是皇帝”，如此往来番语三遍，戎主方始言道：‘是便是’。出帐来，著箱内番仪衣服，毕。次第行礼，先望日四拜，次拜七祖殿，次拜木叶山神，次拜金神，次拜太后，次拜赤娘子，次拜七祖眷属，次上柴笼受册，次如黑龙殿受贺。”[5]卷38，455契丹这个“捉天子”仪式与北魏举行的仪式有些差异，但我们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共同性。从《辽史》的相关记载来看，“捉天子”仪式是“柴册礼”的主要内容，道宗在当年当月六日还举行了再生礼。再生礼里的“七叟”与北魏旧仪发生了重叠，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二者的关联性，即都是当位者面临淘汰局面时自我拯救的方法。厕身东部鲜卑的契丹在政治生活中显然学习了北部鲜卑的智慧。

五、再生仪的意义

《辽史》称皇帝举行再生礼是孝道的一部分。“孺子无不慕其亲者，嗜欲深而爱浅，妻子具而孝衰。人人皆然，而况天子乎！再生之仪，岁一周星，使天子一行是礼，以起其孝心。夫体之也真，则其思之也切，孺子之慕，将有油然发于中心者，感发之妙，非言语文字之所能及。善哉，阻午可汗之垂训后嗣也。始之以三过岐木，母氏劬劳能无念乎？终之以拜先帝御容，敬承宗庙宜何如哉？”[1]卷53，880这显然是接受汉文化后的一种粉饰说法。所以，我们考察再生礼的意义要追溯其本义。

再生仪自阻午可汗创制至天祚帝统治时期从未有过废止或间断，其实是一种杀耄君古老习俗的演变，同时融入了本命信仰观念。在生存条件恶劣和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始社会，“原始民族有时相信他们的安全甚至世界的安全是与这些神人或化为人身的神的生命联系在一起的。”[6]394人们出于对自己生命的关心，特别关心统治者的生命健康。这种关心并不能防止统治者变老、衰弱并最后死去。为了不受牵连，人们想到防止此危险的办法，那就是“人神的能力一露衰退的迹象，就必须马上将他杀死，必须在将要来的衰退产生严重损害之前，把它的灵魂转给一个精力充沛的继承者。”[6]395再生仪就是这种古老杀耄君思想的演变，统治者不再自己受死，也不需要他人替代，而是以再生的形式来缓和这种残酷的惩罚，同时通过这种形式延续自己的统治，子孙相继。在契丹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契丹夷离堇的选任遵循着“八部大人，法常三岁代”的原则。“部之长号‘大人’，而常推一人为王，建旗鼓，以统八部。每三年则以次相代，或其部有灾疾而畜牧衰，则八部聚议，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为元约如此，不敢争”[7]卷23，222。从中不难看出契丹民族最初不同于中原王朝世袭的继承方式。契丹采取的是世选制，“世选之法，施用的时间很久，范围也很宽，凡握军政权柄的职位如夷离堇、南北宰相、节度使皆用世选的办法，被选者限制在一定家族之内，这是由家族部落管理而来的。”[8]最初契丹的王每三年更换，如果遇到灾疾或者畜牧业衰退的现象，各部大人便聚到一起推举新王，这与《金枝》中所提到的情况类似。世选制很容易导致统治者的不安全感，所以如果想长久地统治下去，其必须赋予自己一个新的身份，于是，象征着新生的再生仪便成了自己取代自己的合理又公开的最好方法。无论是捉认天子还是后来的形象的再生，都是统治者为持续统治、躲避灾祸而采取的一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