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彦荣

追昔探今坚守迁变——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与习近平“2·19”讲话对比分析

尤彦荣

习近平“2·19”讲话与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讲话一脉相承，都是对我国新闻思想理论的丰富。二者都肯定了媒介的作用，对媒介的党性与群众性、新闻媒介工作者的素养与文风等问题做了深刻而切合时代发展的论述；都在坚守马克思列宁新闻理论的基础上依据时代特征、中国国情做出发展。相比“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习近平“2·19”讲话在融合发展、正面宣传、国际话语等方面进行了拓展。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2·19”讲话；对比

1948年4月2日，毛泽东主席在兴县蔡家崖晋绥军区司令部接见了《晋绥日报》及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的编辑、记者20余名，并做了著名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此次谈话“论述了报纸的任务和作用、办报的路线与方针、报纸工作人员的学习与锻炼、总结反右反‘左’经验和报纸的战斗风格”[1]等问题，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集中体现，标志着毛泽东新闻思想理论的最终形成。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亲自调研考察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的基础上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座谈会，并做了重要讲话，“进一步明确了新的时代条件下新闻舆论工作的指导思想、职责使命、基本方针、工作重点”[2]。两次讲话相隔六十余年，却都是对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极大丰富，对新闻工作尤其当时新闻实践具有有力的指导作用，在我国新闻理论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对比分析两次讲话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我国新闻理论的实质与发展，在追昔探今中把握我国新闻理论的坚守与迁变。

一、两次讲话的对比分析

（一）讲话背景对比

两次讲话都是针对当时媒体尤其是党媒存在的问题展开，体现了我国对媒体这一工具与利器的重视。1947年夏，《晋绥日报》针对报纸在关于土地改革的报道中存在的一些虚假、浮夸、不真实的现象进行自我反思与批评，得到中央的肯定，并且中央指示各解放区、各领域的新闻工作单位向其学习，对新闻工作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就是著名的反“客里空”①运动，然而在批评反思的实践中又出现了“左”的倾向，将运动扩展到政治领域。新闻工作者常常因为一个很小的错误被扣上“丧失阶级立场”等帽子，被清查个人历史，解放区人心惶惶。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针对当时存在的“右”与“左”的问题，做了著名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谈话中主要涉及对报纸的论述，一方面因为受当时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报纸是独当一面的媒介工具；另一方面谈话对象以《晋绥日报》工作人员为主，故主要对报纸新闻采写、编辑工作做出指导。

进入信息时代，“新闻媒体以其不可抗拒的魔力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传媒的触角迅速延伸至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超乎想象”[3]。科技的进步，网络的联通给我们带来了机遇与发展，带给社会进步与发展不可估量的影响，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与问题。“从国内看，我国改革发展正进入深水区，各种利益关系日益复杂化，各种深层次问题所引发的矛盾冲突时有发生，社会风险频频出现。这些问题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使得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各种话语表达空前活跃，各种思想意识的争论与交锋绵延不断。特别是近年来在社会上和媒体上出现了一些同主流思想、主流舆论和核心价值观相抵触、相背离的错误思潮、消极舆论、非主流价值观，其所造成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从国际上看，“在新闻传播领域，一些西方新闻观也在潜移默化地侵蚀和影响着我们某些新闻从业人员，致使他们对社会主义新闻工作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认识不清、是非模糊，理想信念出现动摇”[4]。在言论环境愈是开放自由、国际局势愈是复杂多变的新时期，对新闻工作者的引导教育愈是刻不容缓，不容懈怠。故习近平总书记在“2·19”讲话中强调新闻舆论工作在推动发展中的重大意义。

（二）讲话内容对比

两次讲话都对新闻媒体在反映党、引导舆论工作、服务人民、凝聚人心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媒体的党性与群众性、新闻工作者的媒介素养等方面做了强调，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不断发展，是一脉相承的。

在新闻媒体的地位与作用方面，“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毛泽东开篇便提出“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报纸所代表媒介的最大作用在于上通下达，及时将党的方针政策传达给群众，并通过报道的内容、方式、倾向指导和引导人民群众，使人民群众配合解决土地等各种问题，认识党、接受党、拥护党，共同谱写社会进步，中国发展的新篇章。习近平“2·19”讲话中则提出“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五个“事关”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新时期信息与网络的联通与发展极大地消除了信息传达中的障碍，相反信息传送速度快、传播范围广等特点使得众口难以“一词”，从党的工作全局出发把握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正确有效地引导人民群众便成为新时期媒体的责任。五个“事关”层层推进，又相互关联、互相促进，落实好党的方针政策才能推进各项事业平稳发展，才能更好地凝聚人心；相反的，其中一项落实不好，都有可能“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最后甚至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短短几十个字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媒介的地位与作用尤其新时期在引导舆论工作方面的力量。

在新闻媒体的党性与群众性方面，毛泽东做了深刻而有力的论述。“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共9段2652个字，前五段都谈及群众，指出新闻工作中群众的重要性。“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我们历来主张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大家动手，反对只依靠少数人发号施令。”“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可以看出，党性和群众性是毛泽东思想的两个关键方面，二者又是相辅相成、相互依靠的。群众是执政党展现其执政能力，完成其历史使命，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党性是有序组织管理群众的根本，是统领全国人民、开展各项工作的基石，是将乱麻拧成绳的那只“大手”。所以才会有习近平在“2·19”讲话中提到的“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报刊、通讯社、电台、电视台、新闻网站的所有工作，都要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做到爱党、护党、为党”，才会有“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的有力口号。

在新闻工作者的媒介素养方面，两次讲话都对新闻工作者提出了一定要求。事实上，“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全篇都是对新闻工作者的寄语，在肯定其在反右倾工作中的成绩的同时告诫其“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要避免反右极端化，更要就报纸文风告诉新闻工作者：“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坚持真理”寓意实事求是，“旗帜鲜明”包含了党性，“鲜明”“尖锐”“战斗风格”几个字则塑造了报纸干脆鲜明的风格，也是对新闻工作者采写工作的要求。习近平则要求新闻工作者“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要推动融合发展，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二者都是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对新闻工作的具体环节，对新闻工作者提出了相应希冀。

（三）讲话效果对比

两次谈话都堪为新闻实践活动中的典范，对当时的新闻实践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之后，“新闻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在战火中诞生的《人民日报》，就曾在《谈话》两个月后的1948年六七月间，组织“北上记者团”，采用“集中研究，分散活动”的方式，选择蹲点调研和采访土地改革、整党和生产情况，一边采写大量新闻报道，一边撰写调研报告，作为领导机关的参考。[5]习近平“2·19”讲话后，各级媒体单位、新闻记者对其讲话精神进行了系统学习，深入解读，积极践行。《坚持导向 尊重规律创新理念——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①郭晓、王钰、李明珠：《艺术教育》，2016年第5期。《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动力 努力开创我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新局面》②参见《西藏日报》2016年2月22日第001版。等文章刊登在各刊、报显著位置。“习近平的讲话牢牢把握时代脉搏，积极回应时代关切，因应时代传播技术变革大潮，就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见解、新观点，丰富和充实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新闻舆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4]

二、两次讲话的坚守迁变

（一）坚守：不变的是马克思新闻理论之精髓

毛泽东新闻思想是在马列新闻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与其实践经验提出的符合中国的新闻思想，主要解决的是“党如何运用新闻媒介与舆论手段，来创建共产党、开展政治斗争、武装夺取政权、建立革命根据地、创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以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问题”[6]。其新闻思想包括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体现出的对新闻工作的作用，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新闻工作者的素养、文风等，也包括在其他新闻活动中形成的报纸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政治家办报，党报与党委、群众、实际工作的关系等。“毛泽东新闻思想中的一个核心内容是他关于党报的性质、功能和作用的阐释。……这一系列观点成为他新闻思想中的精华和代表性观点，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中的精髓和基础性理论。”[6]其新闻思想为后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新闻思想奠定了基础，因此，习近平新闻思想与毛泽东新闻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二者都重视媒体的作用，都坚持党报“党性”“中心论”“喉舌论”“工具论”原则，“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毛泽东提出“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2·19”讲话，习近平则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报刊、通讯社、电台、电视台、新闻网站的所有工作，都要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做到爱党、护党、为党”。都擅长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都坚持“人本论”“贴近论”“服务论”的群众观。“2·19”讲话中，习近平提出新闻舆论工作者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其根本目的还在于“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及时把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和面临的实际情况反映出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而新闻舆论工作是党有力的执政工具，所以新闻工作必然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其扬善揭恶的平衡功能、指引舆论的导向功能为维护社会和谐、促进人的发展提供力量。

（二）迁变：变的是时代发展提出的新问题

从“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到习近平“2·19”讲话期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发展带来了多方面的进步，也滋生了诸多矛盾，言论自由不断扩大，媒介载体空前多元，新闻工作者也面临诸多挑战。我国新闻思想必须在基本思想的指导下，在实践需要的基础上与时俱进，这正是“2·19”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着力解决的问题。“2·19”讲话是对无产阶级新闻思想的极大丰富，是对现今实践进行指导的有力方向。

1.推动融合发展，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主要是针对报纸展开，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手机等终端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习近平“2·19”讲话中提出“随着形势发展，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要推动融合发展，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短短几句话概括了新闻工作改革发展的依据、内容、目标。信息时代分众化、差异化的传播趋势要求新闻工作者在理念、业态、内容等方面做出相应改革，更好地引导舆论。“通过新闻媒体来引导舆论、凝聚人心是各级党委和政府最有效、最经济、最便捷的途径。”[3]领导干部应了解报纸、广播、电视、两微一端等传媒载体各自的传播特点、传播效果，以便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融合发展，更合理有效地加以运用。

2.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是在土地改革大环境中提出，着力点在于将土改政策转化为群众力量，媒介受众范围相对小。新时期舆论环境纷繁复杂，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习近平提出四个坚持——“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党性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无产阶级新闻思想的根本，正确舆论导向与正面宣传则是新形势下所必需的。人民日报社社长杨振武在解读“坚持正面宣传”时指出：“正面宣传为主是基本方针，必须牢牢坚持。坚持正面宣传为主，不但没有背离新闻的客观性，而且是新闻舆论工作与社会主流相契合的体现，是在保证新闻事件微观真实的基础上追求社会全貌的宏观真实。”[7]当然，正面宣传并不是不正视社会上一些负面问题，“在一个13亿多人口的国家，每天都在发生着大量事件，存在着不少问题。面对复杂情况，关键是分清个别和整体，看清本质与全貌，做到事实准确、分析客观”。数字媒体时代，信息传播者全民化，生活中大大小小的有违道德或“奇葩”事件很容易被通过各种渠道公之于众，甚至在网民中形成暴风骤雨。事实上，过度的负面报道容易引起群众恐慌，不利于人心凝聚与和谐社会的构建。[8]

3.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1948年，我国处于国内革命时期，赢得军事胜利，解决社会问题，建立新中国是当时的主要问题。虽然当时报纸也注重对国际新闻的报道，其重要性却不及本地新闻。外交活动并未系统开展，可想而知国际形象也是无暇顾及。因而，“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并未强调对外报道。随着国际地位提高，我国站上了广阔的国际舞台。一方面，我们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中国理念需要向外传播，媒介肩负着解读中国、展示中国的重任；另一方面，面临新的挑战。西方不端势力试图阻碍中国的发展。在这种形势下，讲好中国故事便成了新闻舆论的重要工作。“2·19”讲话中习近平强调：“要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加快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让全世界都能听到并听清中国声音。这是站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内宣外宣两大要素的角度，对坚持政治家办报提出的更高要求。”其中，“听到”折射了中国对世界的友好态度，“听清”暗含了中国坚决不受不端势力所摆布。

三、结语

习近平“2·19”讲话与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讲话一脉相承，都是对我国新闻思想理论的丰富。二者都肯定了媒介的作用，对媒介的党性与群众性、新闻媒介工作者的素养与文风等问题做了深刻而切合时代发展的论述。二者都在坚守马克思列宁新闻理论的基础上依据时代特征、中国国情做出发展。也是因为现实实践的不同，相比“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习近平“2·19”讲话在融合发展、正面宣传、国际话语等方面进行了拓展。

[1]齐峰，李雪枫.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106-107.

[2]李成业.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动力努力开创我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新局面[N].西藏日报，2016-02-22（1）.

[3]马新明.新闻的力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

[4]郑保卫.论习近平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讲话的背景及意义[J].新闻爱好者，2016（4）：8-11.

[5]燕频.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的群众观分析[J].报刊研究，2013（10）：55.

[6]郑保卫.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38.

[7]杨振武.把握好政治家办报的时代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J].中国报业，2016（6）：5-9.

[8]周荣.提高新闻舆论引导力的几点思路——学习习近平关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讲话[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6（4）：22-24.

尤彦荣，山西大学硕士研究生。

①客里空：一个虚构的文学典型人物，出自1942年9月苏联作家考涅楚克发表的话剧《前线》。《前线》中塑造的客里空是一个脱离实际、靠捕风捉影甚至编造事实来写报道的记者。来自《北京日报》2015年7月13日刊登的《党史上的反“客里空”运动》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