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茂亮

危机传播视野下《中央日报》国耻纪念研究

严茂亮

通过对《中央日报》国耻纪念报道的分析，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意在表达这样一种政治诉求：借助国耻纪念的形式，争取民众的认同，进行意识形态整合，灌输一种主流价值观念，以此增强民族凝聚力，进而维持和巩固其政权。

《中央日报》；国耻纪念；危机传播

[作 者]严茂亮，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即面临着统一全国思想、“训民以政”的严峻现实问题。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日本“拧紧螺丝”的局部侵华战争使中国“国难”现实日益严峻。两大现实问题彼此交织，构成国民党称为“建国”与“救国”的双重历史使命。学界对此问题虽有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然多是历史学等学科视角，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视角却相当薄弱，亟须加强。近代中国是一部屈辱史，通过设置国耻（国难）纪念日，以法定国耻（国难）纪念日平台作为国民党解决上述两大问题的一种策略。基于此，本文以国耻纪念的宣传文件、《中央日报》等党营媒体为史料，探究民国时期国耻纪念的意义。

一、国耻纪念：国民党稳定政权的初步运用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基本统一中国，只能说是在形式上统一中国，但是仍然有很多不稳定社会因素。如果能够重现历史的现实意义，有效调动或说服民众，则是在政权危机之下维持其政权合法性的不错选择。而进行有效的意识形态整合的一个重要步骤则是利用媒介进行带有明确政治指向性的引导。更确切地说，来争取民众的认同感和归属意识，以防危及政权的稳固。国耻纪念就是这样一种较好的形式，通过带有选择性的筛选，将其潜移默化地纳入政治统治的框架中。恰如柯文所言，“历史神话制造者的所作所为的目的，不是为了加深或扩大对历史事件的理解，而是使之为政治、意识形态、自我修饰和情感等方面的现实需要服务”[1]。在这样一种局势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国耻纪念能够发挥其自身内在价值。

国民党定都南京前后，建立了庞大的宣传体系，如《中央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通讯社。伊尼斯在《传播的偏向》一书中曾提出，媒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偏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报纸由于价格低廉、轻便、方便印刷等特征，可以在空间大范围传播和推广，因此成为当局进行意识形态整合国家认同理念宣传的重要方式。每次召开国耻纪念会，散会之前按照惯例要喊口号以振奋精神、鼓舞士气。这些口号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一种带有明确政治指向性的符号，这些符号只有经过人民的反复亲身实践，才能体现出意义和价值。正如勒庞所言，“极为重要的修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复”[1]。

对于反动军阀的宣传，除了口号和重要文件外，另外采用的一种重要宣传方式是名人演讲。一些社会名流，滔滔不绝，慷慨激昂，以此来稳定大局。如1929年5月10日，一篇标题为《军校特党部昨举行五九国耻纪念大会，张治中主席报告，王右瑜等均演说》的文章写道：“我们应该有一个仿效德国日耳曼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而求得中国之自由平等”“纪念国耻要彻底肃清反革命势力。”[2]1930年5月9日《莫忘了民族间的奇耻大辱》一文中，指出我国的国民性是麻木的、健忘的，才使得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步步紧逼。“同时，并一致地团结起来，肃清我们本国的败类，消灭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军阀——阎锡山。”[3]

二、国耻纪念：抗日危机背景下国民党挽救政权的再运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以后，形势日趋紧张，对于国耻纪念的报道重心也由军阀割据转向日本帝国主义。这一时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形式主要有放映影片和新生活运动。国民政府在1933年5月3日设立“国耻宣传周”，“国耻宣传的目的在于扩大国耻宣传，增强民众抗敌决心”，并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如评剧表演、说书、名人演讲、电影放映和演说比赛等。国民党高层恰恰利用文艺形式的这样一种特点，进行某种带有明确政治倾向的改写，来激发民众的爱国情怀，以此来增强凝聚力。这一时期，电影成为一种新的媒介，对于宣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增强民众抗日情绪起到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1933年5月4日，《中央日报》的一篇题为《露天展览惊心动魄，今日午后放映电影》的文章写道、“下午二时半，该馆民众会堂内，举行国耻演讲，到民众数百人，今为宣传周第二日，下午拟放映《国难》与《还我河山》两部影片”，原先纪念国耻的形式较为单一，主要是开会、演说，此时的国耻纪念借助更加丰富多样的文艺样式。“中央社汉口八日电，为五九国耻纪念，省市党部均定是晨九时召集各机关团体、学校代表举行纪念会，并通告停止娱乐宴会一日。”

此时重要的一种形式是大力宣传新生活运动，其精神教条是礼义廉耻，这是追求国家的精神力量。“其重要作用一是可以使我们体魄意志坚强起来，二是可以使生产增加，消费缩小，而民力得以充实”，由此达到思想上的统一，从而达到意识形态的整合与政治理念的宣传。“纪念国耻，应该革除散漫、放荡之恶习，而以礼义廉耻为日常生活之规矩准绳，恪守总理遗教，厉行新生活运动，以提高国民道德，发扬民族精神为民族复兴之根本，为复仇雪耻之依据，则国难可纾，国耻可雪。”[4]积极宣传总理遗教，以此来整合其意识形态。

由上所述，国耻纪念不仅是国民党推行其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也是其争取政治资本的重要途径。国民政府高层人员将纪念日的讲话通过《中央日报》这样一种官方媒体喉舌辐射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使之变成一种带有明确政治指向性的符号体系。纪念口号、演讲、停止娱乐、降半旗、放映影片、说书、相声等文艺活动，已经变成一种具有政治传播功能的符号。

三、根本意图：增强民族凝聚力与整合意识形态

“集体记忆”的概念由莫里斯·哈布瓦赫于1925年提出，着重强调其为现实需要服务，主张集体记忆是现在对过去的一种建构，因而，社会记忆具有断裂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需要、观念和利益。“记忆是为当下服务的”，“根据当前的需要，不断从过去当中重新提取一些不同的东西”。[5]国耻纪念的宣传，巧妙地利用民众的爱国情绪，宣传本党的意识形态，强化国家认同。国民党这种民族主义的宣传是为当下服务的，国民党政权建立之初，面临多方面的外在压力，为了稳定政局，需要增强民众的凝聚力，来强化国家认同，宣传本党的意识形态。“我们目前对那残忍的行凶者决不能不给以即时的相当报复”。“要报仇先要加紧北伐”。“自信我们在三年内，可以报国仇、血国耻”。“当认定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者不共戴天，誓不两立，竭全力与之争死活”。1928年5月7日，《中央日报》在《国耻纪念》一文中就提到，蔡元培通电各大学和各省教育厅教育局令各校与五七至五九国耻纪念日各校应讲授的课程：（1）民族主义；（2）日本的研究如地理历史；（3）中日交涉史等题使青年明白纪念国耻之真谛。叶楚沧在1934年5月9日播音演讲中提到：“现在国难的严重，正是本党负责任的时候，在那里为国家为民族争生存，国家和民族完全寄托在那里。所以希望大家一心一志，来牢固国家的中心，充实国家力量。”[6]

保罗·康纳顿提出社会记忆的概念，并指出其重要观点，“控制社会的记忆，决定了权力的等级”[7]。权力等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记忆”的建构，康纳顿更加强调权力对记忆的操纵。国民党上台后，成为实际上的掌权者，其实，保罗·康纳顿所强调的权力，更多的是政治权力，国民党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有权决定记忆的内容。“吾人二十年来奋斗可分为三个时期：（1）为辛亥革命，总理领导同志，推翻君主专制，创立民国；（2）为十五年北伐，铲除国内一切官僚军阀，创立民国；（3）为最近消灭阎冯军阀，确立统一和平之基，奠定民国。”认为清政府腐败无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北洋军阀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丧权辱国，只有紧紧团结围绕在国民党周围，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摆脱被奴役的悲惨命运。“有了共存共亡之感觉，有了以民族生存为最高意义的中心信仰，全民族就可以成为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大我。”

国民党当局通过宣传三民主义，来整合意识形态。“要在三民主义的最高原则之下，集中我们的意志力量，本争取我们的军事胜利，以达成保障我们国家民族独立生存的任务”。[8]国民党政府努力维护自身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宣传全国民众只有拥护中国国民党的领导、拥护国民政府的政策方针，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国家的独立自主，恢复中国平等的国际地位。“要取得国际自由平等的地位，需要一个统一的政府做后援，因此，现在不能离开总理建国方略与主义政策，如离开了即无国是，我们同志，是必定要由训政到宪政，以做到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毫无意义。”

此外，国民党也重视人文关怀，“我们要在民生上去设法救济，中国只有财主老，没有资本家与企业家。”但是这里所谓的人文关怀，有时候更多的是危机政权下的无奈和所采用的政治手段。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只有被人们认为是具有某种正当性理由的命令，才会获得被统治者的追随，从而具有合法性”[9]。更多的是希望民众拥护支持国民政府，来进行一种意识形态的整合。

四、结语

“新政权的渴望越是坚定，它越是专制地寻求引入一个强迫性忘记的时代。”[1]国民党政权通过《中央日报》国耻纪念这种形式，更多的是带有一种强化国家认同的倾向。国民党政权通过国耻纪念形式，来赋予它一种独特的意义。正如保罗·康纳顿所指出的那样：“所有开头都包含着回忆的因素”[8]。尤其是在一个政权刚刚建立之初的时候，这种倾向更为强烈。

[1]周海燕.记忆的政治[M].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

[2]军校特党部昨举行五九国耻纪念大会[N].中央日报，1929-05-10.

[3]勿忘五九的奇耻大辱[N].中央日报，1930-05-09.

[4]五九国耻纪念，中央举行国耻纪念会[N].中央日报，1933-05-09.

[5]五九国耻纪念，京市党部发告同志同胞书[N].中央日报，1936-05-09.

[6]孙峰.从集体记忆到社会记忆——哈布瓦赫和康纳顿社会记忆理论的比较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8.

[7]如何雪耻[N].中央日报，1934-05-12.

[8]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9]雪耻的五月节[N].中央日报，1939-0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