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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化胡经》与佛道之争

2016-03-25刘立夫

国学 2016年1期
关键词:胡说释迦牟尼道教

刘立夫

《老子化胡经》敷衍了老子化胡成佛的故事,道佛二教为此而生的争论绵延了一千年,佛教也制造了“三圣东来”等说法,针锋相对。这构成了历史上佛道二教竞争的一个缩影。

老子去哪儿了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曾载有老子西行的传说。不过,关于老子出关而“莫知其所终”的记载在司马迁那里只是一种传闻,司马迁本人也无从证实,而且与佛教没有任何关系。老子化胡的故事最初起于东汉。汉桓帝时,襄楷上书提到:“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三国时,化胡说内容进一步有所发展。

《三国志·魏书》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称:“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属弟子别号,合有二十九。”可见《浮屠经》以老子为佛陀之师,为《老子化胡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到西晋惠帝朝(290~306)末年,道佛之争日益加剧,道士祭酒王浮与沙门帛远辩论二教邪正后,遂撮合历史上的老子化胡说,加上自己的引申发挥,创作《老子化胡经》,以证明道在佛先,道教地位应在佛教之上。

该经以后陆续扩增为十卷。今《大正藏》第五十四册所收的《老子化胡经》 二卷(卷一及卷十),系法国学者伯希和( P. Pelliot) 于敦煌所发现。敦煌本《老子化胡经》中,老子不仅成了“三教混齐”之主,还成了摩尼教之主。虽然敦煌本的化胡经还不能断定为最后的定本,但它的结构和内容更趋完整,将道教和佛教双方、甚至儒家、摩尼教的历史和教理、教义都融入其中,最后确定老子为三教教主,“总摄一切法门”。

《老子化胡经》的这种变化,与佛道二教的争论显然有直接的关系。由于佛教方面的不断反驳,道教方面只有在细节上不断地修正,才能够自圆其说,许多与老子化胡说相关的道书相继被造作出来,如《玄妙内篇》、《出塞记》、《关令尹喜传》、《文始内传》、《老君开天经》等。可以说,《老子化胡经》是与老子化胡说相关的系列道经的总称。

摩诃迦叶,彼称老子

《老子化胡经》将佛教创立归功于老子或尹喜,激起了佛教徒的强烈不满,他们曾有针对性地提出三圣东行说和宝应声菩萨、宝吉祥菩萨化为伏羲、女娲说来抗衡道教的老子化胡说。三圣东行说在题为东晋帛尸梨密多罗所译的《大灌顶经》卷六《冢墓因缘四方神咒经》中就出现过。《大灌顶经》被认为是刘宋时期的疑伪经典。该经没有说明“三圣”到底何指。刘宋时的僧愍在《戎华论析顾道士〈夷夏论〉》 中首次出现了大士迦叶是老子的说法。

到了北周道安的《二教论》则曾明确指三圣为孔子、颜回和老子,他引用的经文是《清静法行经》:“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萨,彼称孔丘,光净菩萨,彼称颜回,摩诃迦叶,彼称老子。”(《广弘明集》6 卷八,《大正藏》6第52 卷,P140)三圣东行说的三个人物的称谓在佛教的传说里不完全一致,有时亦指老子、周公、孔子。如梁武帝在《舍事李老道法诏》中说:“老子、周公、孔子等,虽是如来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革凡成圣。”(《广弘明集》 卷四,《大正藏》 第52 卷,P112) 同道教的老子化胡说一样,佛教的这些矛盾的说法当出于不同时期的疑伪经,是三教、特别是佛道斗争的反映。除三圣东行说之外,佛教尚有菩萨化为伏羲、女娲说,也是对道教老子化胡说的一种回应。

斗嘴千年为哪般

《老子化胡经》 自南北朝以来便为佛道二教的一大公案,每当佛道关系紧张之时,《老子化胡经》 便成聚讼之所,双方围绕此书的真伪,辩论了近一千年。至唐高宗、武周时,佛教方面将此事诉诸朝廷,请求禁毁《老子化胡经》,中间虽有较大争议(如八学士奉敕议《老子化胡经》,回言此经不假),终于两次下令焚毁。但是当时焚毁令不严,《老子化胡经》照样流传。直至元宪宗、世祖二朝,全真道侵占了佛教庙宇田产,佛教以《老子化胡经》是伪经为由头,两教再次展开大辩论。全真道在宪宗八年和至元十八年的两次辩论中败北,元朝廷两次下令焚毁道经,《老子化胡经》首当其冲,彻底被焚毁。从此该经亡佚,明《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皆无存录。

《老子化胡经》在中国长期流传,佛教也制造不少伪经来“以毒攻毒”,究其根源,一是由于古人对老子和释迦牟尼生平的不确切了解。老子化胡说的一个核心是老子与释迦牟尼出生年代的先后问题。在中国,老子本来就是一个传说人物,司马迁在老子本传中就没有说清其具体的出生时间,一些历史学家甚至对历史上有无真实的老子其人还持怀疑态度,至今仍无定论。

在印度,向来就没有精确的历史记录,它的历史几乎要靠中国僧人的求法记录和考古资料才能略知大概,释迦牟尼的出生年代在今天也是靠“记点法”推算出来,因此,要说清老子与释迦牟尼谁先谁后的问题也绝非易事。二是由于中国传统的夷夏观念根深蒂固。中国古人一向相信华夏为世界的中心,文化的正统,只能“用夏变夷”,不能“用夷变夏”,这种民族主义情结正是老子化胡说产生的文化基础,也是“老子化胡经”能够长期流行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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