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吴如加++林子敬

“15年前我一时冲动，给自己的人生下了一次赌注。”来自黑龙江省方正县的李爱萍回首15年的婚姻生活后说，“幸好赌赢了。”

1999年，24岁的李爱萍和前男友分手，心灰意冷。

男友是日本战后遗孤的后代，当时即将移居日本，陷入失恋打击的李爱萍却心生一念：“既然日本这么好，那我也要去日本。”

于是，李爱萍找到做国际婚介的朋友，支付了4万元人民币中介费，然后，从几个日本男人的照片和简历中选择了现在的日本丈夫。

如今，李爱萍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也给父母在方正县买了房，还能让父母在冬天时去海南三亚过冬。

“牺牲我一个”

自1996年以来，中日之间的国际婚姻一直稳居日本国际婚姻的首位。到了2000年更是突破了万人大关，几乎占日本全国国际婚姻总数的三分之一。虽然如此，这样的跨国婚姻也难以稳定，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2003年以来，中日跨国婚姻的离婚率高达40%。由于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中国新娘很难真正融入日本社会，再加上缺乏感情基础，导致家庭矛盾丛生，从而酿成了许多家庭悲剧。

2004年，一名中国籍女性给患有糖尿病的丈夫注射大量胰岛素试图将其谋杀，最终被千叶县地方法院以杀人未遂罪判处共有期徒刑15年；2009年6月，日本高知县中学教师将其中国妻子杀害；2010年5月，日本静冈县又发生中国籍女性用菜刀杀死日本婆婆的惨案……

然而，跨国婚姻对日本来说却必不可少。随着日本城市化的发展和出生率不断下降，农村人口减少，加之很多农村女孩纷纷涌入城市，不再愿意嫁给农民，从而导致日本农村男性面临的结婚难问题愈发严重。而日本农村家庭的长子又面临传宗接代的压力，因此，迎娶外国妻子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

由于历史原因，黑龙江省方正县的女性外嫁日本有着先天的便利——在日本的方正人为数众多，通过人脉介绍，更容易找到合适的日本男性。

根据中国黑龙江省方正县外事办提供的数据，在2011年前后，每年都有200名以上的该县女性嫁到日本，超过方正县每年登记结婚的新人总数的十分之一。据统计，方正县每年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侨汇收入可达8000万日元。正是得益于这些远嫁日本的方正姑娘寄回的大把日元，其在当地的亲属迅速脱贫致富。

“在一些日本人眼里，这些一句日语都不会讲的中国女人之所以要下嫁给一个日本乡下男人，就是因为钱。”一位旅日华人说。在方正县，下嫁日本的行为也被说成“牺牲我一个，幸福一家人”。

“这一评价未免片面，但这种现象确实存在。”2001年嫁到日本的大连新娘王宏伟说。现年44岁的王宏伟是福岛县国际交流协会登记的翻译志愿者，她也因此接触到很多中国新娘的人与事。

鸿沟

2011年，王宏伟和同在日本福岛县生活的姐姐王梓创办了“羽翼一日中混血儿支援会”，为有中国血统的下一代进行汉语普及教育。通过举办活动，促进当地的中国新娘能更好地融人家庭和日本社会。

但很多时候，姐妹两人感到力不从心。“开始想得比较单纯，就想教孩子学中文，通过学习中文增强孩子的身份认同。”王梓说，“但是事实上当你开始教孩子学中文的时候，已经不可避免地要帮助这些中国人的家庭。”

显然，跨国婚姻家庭的融合并非一帆风顺。茉莉便是这其中的一例。茉莉嫁到日本后育有一子，起名正男，但因为茉莉在东京“做那种工作”，所以正男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回国内。

虽然缺少母爱，但正男的童年生活起码算得上正常，就在小学快要毕业的时候，茉莉突然回国将他带到了日本。

“我妈把我带来日本的时候，也没跟我说一声，我都没跟我的朋友说声再见。”正男沮丧地对王宏伟说。王宏伟第一次见到正男时，他已经因为拒不上学而几次遭到妈妈的殴打。虽是日本籍，但因为从小到大只在日本生活过半年，所以并不懂日语，对在日本上学产生了严重的抵触情绪。

有一次，王宏伟去学校看望正男，临走时正男问她：“我能回中国吗？”王宏伟一愣，告诉正男一个残酷的现实：“孩子，你已经不是中国人了，你拿的是日本国籍。”

正男木然地望着王宏伟，似乎还没有搞懂国籍的概念，但当他意识到自己没办法回到中国的时候，难过得低下了头。

在“职业安定所”做翻译时，王宏伟经常会接触到前来求职或领取失业金的中国人，因为不懂日语，他们往往会让自己的孩子陪同。

但王宏伟发现，“孩子因为中文能力有限，翻译出来的东西，跟妈妈说的往往是两回事”，而且写着一脸的不耐烦与嫌恶。

一个母亲，无法与自己的孩子交流，反而成为孩子的耻辱，“这恐怕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事情了吧”。

王宏伟接触到的很多中国新娘日语可以做到简单的日常交流，但是需要表达稍微复杂的内容时便力不从心。因为语言障碍，很多中国新娘回家后便直奔电脑，通过网聊排遣内心的孤寂，但与家人的疏离又徒增猜忌。

一个日本男生就因为怀疑自己的母亲有外遇而偷偷把她和网友的语音聊天录下来，然后交给他的中国留学生同学，但中国同学帮他“鉴定”后发现，母亲的聊天对象不是外遇，而是远在中国老家的闺蜜。

也有一些中国新娘的日语很好，但基本不和中国人往来，这让王梓感到更加难以接受。

阴影

除了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政治和历史的因素也成了中日国际家庭挥之不去的阴影。直到今天，当王宏伟和丈夫吵架时仍会不自觉地想：“就他这副嘴脸，要是在侵华战争期间，得杀多少中国人啊。”

然后，当年看过的电影或小说里日本人杀中国人的场景就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来……

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是和家人还是和朋友，双方都很少主动提及中日之间的那段敏感往事，但每当与丈夫的同事聚餐喝过酒后，日本人就会“没完没了地道歉”。王宏伟说，一开始还挺感动的，但后来发现他们“一喝多就道歉，而且问题是天天喝。”

这样的场景也经常发生在家里。一家人坐在榻榻米上小酌之后，公公就开始向儿媳认真地鞠躬道歉，已经坐得双腿麻木的王宏伟也只能毕恭毕敬地鞠躬回礼。

亲家母来日本时，公公也会道歉，“然后我妈就很大度地原谅了他，”王宏伟说，每次，自己的母亲都会像外交官一样告诉对方：“这是过去日本政府的事，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还是要友好。”

“其实我公公、婆婆也是战争的受害者。”王宏伟说。婆婆自幼丧父，继父被征兵征走后死在战场，为了能有个顶梁柱撑起家庭，她大姐很快结了婚，但没过多久姐夫同样被征兵后死在外面。因为家境贫寒，学校发的雨鞋她也舍不得穿，光着脚走到学校门口才舍得穿上。

回国探亲时，王宏伟会嘱咐两个儿子尽量说中文，让孩子尽量表现得不像日本人，以免被人说成是“小日本鬼子”。她自己除了会会老友，也很少出门，就把自己关在家里待着。

故乡对于这些取得日本国籍的中国新娘而言，有着更为复杂的体验。王梓还记得十九年前第一次回国时，满怀激动地扑下飞机，“以为全国人民都张开怀抱拥抱我这个海外游子的归来”，可海关的小伙子脸色却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翻看着她的护照说：“日本人，那边排队去。”

在支援会教孩子们学习中文时，孩子们背的第一首汉诗就是李白的《静夜思》。前年中秋节夜晚，全家人在院子里的草坪上赏月时，王梓的女儿突然用中文缓缓地说出一句“低头思故乡”，没有说其他三句，只说了这句。

那一刻，王梓觉得，11岁的女儿似乎理解了自己作为一个异乡人的感受。